摘要:摘 要:休闲美学视域之下的茶文化,茶叶体现了审美主体的休闲心境,而茶肆是时人延展出来的新型的休闲审美空间,茶也因为自身被赋予的茶道精神而具有了“闲”的人格品质。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通过以茶计时、以茶悟道、以茶会友的茶诗创作,体现出了以茶文化代表的休闲审美意蕴。梅
摘 要:休闲美学视域之下的茶文化,茶叶体现了审美主体的休闲心境,而茶肆是时人延展出来的新型的休闲审美空间,茶也因为自身被赋予的茶道精神而具有了“闲”的人格品质。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通过以茶计时、以茶悟道、以茶会友的茶诗创作,体现出了以茶文化代表的休闲审美意蕴。梅尧臣的茶诗遂成为宋人市民阶层崛起和士人思想觉醒在文学创作中落实的表现,而茶在休闲文化被赋予的人格高度,或许也将成为近些年来国民休闲文化异化的破解之钥。
关键词:休闲;梅尧臣;茶诗;禅宗;田园诗
Abstract: In the tea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isure aesthetics, tea reflects the leisure mood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 and the tea shop is a new leisure aesthetic space extended by the people of the time. Tea also has the personality quality of "leisure" because of its own tea ceremony spirit. Mei Yaochen, the founder of Song poetry, embodied the leisure aesthetic meaning represented by tea culture through his tea poetry creation of timing with tea, understanding with tea and meeting friends with tea. Mei Yaochen's Tea Poetry has become the expression of the rise of the civil class and the awakening of scholars' thought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personality height given to tea in leisure culture may also become the key to the alienation of national leisure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leisure time; Mei Yaochen; Tea Poetry; Zen; Pastoral Poetry
中国古代传统背景下的休闲文化中往往会出现茶的身影。在文学领域,茶诗成为一大题材,通过煎茶、饮茶、咏茶的主题来达成酬唱、赠答、言志的目的,茶诗不仅仅是构成中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古代传统休闲文化的缩影。钱时霖等人编的《历代茶诗集成》[1]共收录合计唐宋金三代的茶诗作者1158人,茶诗6079首,其中宋代茶诗高达5297首。而茶诗数量超过57首的只有11个人,梅尧臣以68首位居前列,可见北宋文人梅尧臣对于茶的关注。潘立勇先生认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士人仕隐心态的成熟,使宋代美学呈现了走向生活、通向休闲的旨趣。于是,‘闲’与‘适’成了宋人生活美学的重要范畴。”[2]比如陆游的“春江风物正闲美”[3]就直接将“美”与“闲”联系起来,意在指出“美”是“闲”的一种根本的内在品质和属性。
西方学者很早就将休闲与审美关系理论化,认为游戏可能会上升到美和崇高的境界。19世纪荷兰文化学家赫伊津哈指出“审美能力是休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4]。而“休闲美学”这一专有名词诞生时间并不久,首现于2001年吕尚彬等编的《休闲美学》之中。当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注意到生命质量上,休闲就成了个体的理想化存在方式。中国古代传统的休闲观注重休而寓情、休而含美,恰与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对美的追求相契和。[5]故而将休闲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连接,是具有理论基础的。从休闲美学的视域去研究梅尧臣的茶诗创作,可以更好地理解梅尧臣茶诗在宋代闲适平淡的诗风形成过程中起到的过渡性作用,可以挖掘梅尧臣茶诗所反映出的宋代休闲审美思潮对于建构现代休闲美学体系的更深层的意义。
一、茶文化的发展与休闲意义
茶诗在宋代的蓬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国家政局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外在基础,而发达的经济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才能有精力关注生存之外的休闲娱乐生活,才能有能力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以茶为代表的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体现就是茶诗的盛行。
茶,无论是作为物品还是意象,都深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茶叶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互赠茶叶象征着两人的交情并非建立在物质之上。故茶成为了君臣、同僚、亲友之间的馈赠佳品和文人墨客相期会宴的必需品,是情感抒发的重要承载。作为意象,茶的正、清、和、雅具有人格高度,契合文人审美,越来越多的诗词唱和里会将自己的人生感慨抒发在茶意象之中,使得茶成为文人们清吟闲赋的座上客。茶文化的发展并非本质主义,而是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从一个单纯的植物性饮料发展成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是文人不断地在作品中进行建构的。茶文化与休闲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可见一斑。
(1)茶饮:休闲载体
审美发现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客观条件是特定对象的相遇和刺激,内在机制是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休闲美学的基础首先表现为休闲中的审美发现,休闲既可以作为主观因素,用于触发审美发现;也可以作为目的,影响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在张镃的《夜看月边行云》中,就指出了休闲与审美发现的关系,他认为“只缘中心无一事,始与世人看有异”,审美主体的休闲心境造就了审美发现。而黄公度《满庭芳》的“心闲境自胜,底处觅林泉”更是说明只有心境闲适才能够发现自然中的美胜。
茶本身就具有物象之美,茶叶的鲜翠嫩芽和茶树的葱茏清冷都具有美感,甚至连泡茶的器具也给人感官和心理的双重享受。柳宗元的《巽上人以竹闲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里写茶树的美是“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曹邺的《故人寄茶》中写杯中茶是“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苏轼笔下更是表示“从来佳茗似佳人”。其实一般的花草树木都具有一定的审美美感,茶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它具有的休闲属性是别的自然景观没有的。只有当人们静下心来、抛弃忙碌、心无杂念变成了“闲人”,把茶园当成避世之所,把茶叶当成涤心之剂,才能有如此审美发现。此时茶就被蒙上了休闲的滤镜,变成了触发诗人审美发现的对象。
(2)茶肆:休闲空间
杜书瀛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在进行劳动的繁忙时间没有审美活动,而在休息的悠闲时间才可以进行审美活动。”[6]而“休息的悠闲时间”这个条件恰好在茶肆这个空间里实现。宋代市井生活之中,茶叶种类数量的增多以及茶肆的鳞次栉比,使得茶和柴米油盐一样普遍,与茶相关的商业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7]记载“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至三更有提瓶卖茶者。”而这寻常巷陌的茶肆里,涵盖了听戏、听书等休闲活动,正是宋代市民的娱乐休闲场所。
宋代政治斗争频繁剧烈,党争高压之下,很多文人士大夫深感宦海沉浮,所以很多人发出“官中风月常虚度,梦里关山或暂归”[8]的感慨,不由地将审美空间往朝堂之外延伸。他们厌弃官场,愿以茶静心、闲居此生,而平静休闲的心态又使饮茶这个审美活动形成了更加闲适的氛围。故而文人士大夫把世俗茶发展到文人茶,扩大了茶的审美空间,又保留了茶的休闲属性。宋初受到唐代元白等唱和的影响,酬唱赠答诗歌甚为广泛,借用茶的主题酬唱赠答更为常见,所以在茶肆这样休闲的社交场合里,茶既是休闲饮品,也变成了文人们心同感念的载体。
(3)茶德:休闲品格
“闲”很早就被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勤劳和闲暇都是必须的,闲暇比勤劳更为高尚。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也有对“闲”的品质的推崇,比如《楚辞·大招》中就有“比德好闲”的说法,《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大智闲闲”的说法。“闲”并没有游手好闲的意思,而是展现了一种从容淡定、舒缓有致的风度之美。可见,“闲”很早就被视为一种审美人格来看待。
普洛丁认为,艺术美不在物质,而是艺术家心灵所赋予的理式。他的审美学说有宗教修行的性质,他认为对物质美的感受与超越让审美主体得到净化和回归,于是审美行为变成了道德活动。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茶德,伴随着休闲的属性在宗教领域就被赋予了宗教文化意义,如佛教的“喫茶去”等著名公案。茶的审美人格所体现出的休闲,符合传统文人的审美追求,故而被更加推崇。韦应物《喜园中茶生》[9]的“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将茶的本性上升到高洁而不可玷污的高度,已然有把“闲”的境界脱离尘世之外的意义。这种静寂、闲适、自在的心境,正是对茶的感受和超越,是主体得到净化后升华的结果。于是在休闲轻松的心态下品茶的审美活动变成了道德活动,茶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格高度。
二、梅尧臣的茶诗与休闲美学的联系
(一)“休闲”的梅尧臣
梅尧臣擅长饮茶,能够比较品评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茶叶,他的茶诗创作涉及到仁宗时期茶产业的发展状况、北宋政府的茶榷专营、茶场管理等诸多方面,反映了茶叶的功用价值和茶文化成熟的过程,是茶叶种植史和经济史的一手史料。选择梅尧臣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由于他擅茶又相比其他诗人有大量的茶诗创作,还因为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十分契合茶诗的休闲美学。
梅尧臣相比于北宋大部分身居高位的诗人来说,他更加的自由,他的政治经历让他具备了休闲的客观条件。曹勋在《清隐庵记》写道:“仆守官临安,抗尘走俗,殊为倦游。虽有湖山,公冗见驱,不能极旷览之适,常慊然于怀。”[10]他认为在官场中抗尘走俗难免疲倦,很难真正达到旷览之适,无法休闲地进行审美活动。而梅尧臣恰好是一个倚靠荫第政策居佐贰官的底层文人,首先他具备文人的基本素质,有一些社会政治见解和审美发现、审美创作的能力;其次他是有官职的,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在宋代高昂茶税之下能够有社会地位接受上级的赏赐茶叶,能够有物质基础与亲友同僚互赠茶叶;最重要是因为他的官职远在中央之外而远离了朝堂斗争,在北宋的党争漩涡中反而能够独善其身,接近基层让他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和空间去进行审美发现。
梅尧臣将审美空间从日常生活中移到茶园风光里。他出任建德县令时著有《南有嘉茗赋》,这是他亲自深入官港茶区后的创作,他考察茶树的生长气候和采摘情况,了解茶叶的制作工艺和出售,他甚至自称为“采茶官”。他虽然沉沦下僚,但是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与茶农们感同身受。梅尧臣在《与正仲屯田游广教寺》里写道“酒杯参茗具,山蕨间盘蔬。落日还城郭,人方带月锄。”游山访寺时候都带着茶具,处处透露着闲适与欢愉。他能亲身体会到农耕茶园的生活情节,和陶渊明一样过着“带月荷锄归”的闲适田园生活。田园自然带给人心境的改变,也让梅尧臣的生活节奏发生变化,体现在诗歌里就是类似陶渊明的闲适平淡的诗风。
茶与寺院有不解之缘,魏晋盛行佛禅,茶有破睡之效,名茶多产寺院。流风所及,宋代亦然。[11]茶文化与佛教教义相融合形成了茶禅文化,其富含的寓意哲理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所青睐。梅尧臣一生游历佛山佛寺,嵩山庐山等佛教名山、少林寺香山寺等佛教古刹均有他的身影。他有很多与僧侣禅师交游酬唱的诗歌,在有意无意中接受了禅僧思想的影响,他在诗歌创作中流露出来的静谧空灵的意境与禅宗思想相洽。如“琉璃开净界,薜荔启禅关。煮茗石泉上,清吟云壑间”“古寺入深树,野泉鸣暗渠。酒杯参茗具,山蕨间盘蔬”的一些描写,茶成为闲静氛围的构筑基础之一,体现出诗人深谙禅理、隐逸慕禅的一面。
(二)梅尧臣的茶诗
(1)以茶计时的闲趣
诗人以花计时的创作较为常见,如王安石《初夏即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苏轼《赠刘景文》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多以该时间段的花卉草木等风景作为象征景物,以描绘景色来表达季节,以空间来表现时间,将诗歌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共铸于花时之中,是非常具有审美体验的表达方式。而梅尧臣却以茶计时,这在诗人之中不多见,因为文人多以创作审美为措词标准而非常识性的农事节气,这种以茶计时更多的像是农桑人家的做法。
浓淡云无定,凄微气宇寒。客子行裘薄,春塘野水宽,鸡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轻雷欣已发,谬作采茶官。(《春阴》)
“民间常以春阴为采茶,得时”[12],梅尧臣这首诗在咏春诗中可谓别具一格,以采茶事件作为时间节点,初春的轻雷响过后,便迎来了采茶季节。将茫茫春色隐入茶园之中,清淡处几笔点出春阴之景,妙不可言。在《宋著作寄凤茶》中他也写道“春雷未出地,南土物尚冻”,在梅尧臣建构的诗歌世界中春雷之际便意味着采茶时节,这既有诗人自己亲身经历所接触到的农耕常识,也有文人创作的熟练笔法。如果说以采茶时节计时还比较常识性,那么梅尧臣在与友人赠别时候的计时法就更加明显地看出他以茶计时的闲趣。
去年茶熟君得补,今来茶熟君已去。心曾不计茶有无,华在高风自腾窈。(《送徐绛秘校罢径尉而归》)
涉淮淮水浅,沂溪溪水迟。君到桐庐日,正值采茶时。(《送江学士睦州通判》)
两首诗都是送别友人,以茶时指过去,以茶时盼未来。去年茶熟之际,友人还在这里任职,而等到今年茶熟时却已离去。诗人的心里不再计较茶的有无,而深载着对友人高风亮节的思念。或是亲友踏过淮水溪水远到桐庐之时,细细计算也正是采茶之时。利用对茶时的估算表现未来的情景,以对茶的期盼来写送别友人的不舍,这是送别诗里少见的。
文人赠别诗多是高雅的,而梅尧臣却以俗世的采茶季节来表达对亲友风雅的思念,他能将文人难以亲身经历甚至会被传统儒家所鄙夷的的农桑日常作为创作对象,体现了他以俗为雅的审美标准,也侧面反映出了他在采茶中所生发的闲趣之感,因为感到趣味才会热爱,才会反复地使用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甚至他将这个概念雅化升华,在表达游子故园思乡之情时也用采茶时节来表达。
骅驹西行四千里,直度经桥百寻水。石上菖蒲未见花,蒙顶茶牙初似觜。采时应忆故园春,故园开焙亦思人。(《送崔黄臣殿垂之任庐山》)
昔在少年时,辛勤事诸父。诸父为桃州,物宜皆可数。事君勤职贡,采茗先谷雨。劭农井田桑,科薅重锄斧。(《送刘郎中知广德军》)
在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里,采茶时节仿佛成为一个常用时间点用来思念故人或是回忆故园表达情感。从骅驹的跋山涉水路途之远之艰辛,到回忆起故园春色中茶园里菖蒲未开和蒙顶石花的鲜嫩脆芽的景象,在景色之中回忆过往、倍思亲友,用采茶时节来表达思乡之情。甚至,采茶可以变成少年时光的记忆点,梅尧臣回忆起自己22岁时随侍叔父梅询于知军任上,叔父对于采茶时节、田桑农事都熟记于心,勤政爱民,这些都深深刻在少年梅尧臣的脑海之中,作此诗怀念过往并追述梅询知军时的修贡劝农,以勉刘郎中。范仲淹的《夏初湖村杂题》“自是闲人足闲趣,本无心学野僧家”里提到“闲趣”强调的是个体发现的乐趣。这意味着“闲趣”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只有具备审美心胸和素养的人才能发现和创造审美乐趣,而这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13]正是因为有梅尧臣的发现,采茶这件农桑俗事变得具有闲趣,在他的创作下才会变得高雅而深刻。
(2)以茶悟道的闲淡
梅尧臣自称“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欧阳修评价其“以深远闲淡为意”。梅尧臣的诗歌标举“意新语工”,所以在诗歌探索道路上往往充满着挫折。他的有些诗歌酸涩无味、以丑为美,然而随着水平的成熟,作品越发“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14]。这就像品茶一样,初觉味苦,但回味又甘,正如梅尧臣诗歌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若言外”。他的一些以茶悟道的诗歌,充满着自然的浑融和闲淡的禅意。如《会善寺》诗中“琉璃开净界,薜荔启禅关。煮茗石泉上,清吟云壑间”、《寄建德徐元舆》诗中“山茗烹仍绿,池莲摘更繁。静寒琴意古,闲厌鸟声喧”。烹茶煮茗成为清淡闲雅的行为,与禅房花木、青岩石泉、池莲古琴共同构建了一番静寒古意的场景,安静中稍有鸟鸣,闲景中茶烟袅袅,静态中突出动态,平淡中饶有古韵。整个场景浑然一体,禅意流露。
梅尧臣以茶悟道悟的不是仅仅是茶中流露的禅意,还有自己对人生浮沉的感慨。
泉味入香茗,松色开清樽……悠悠失贫贱,苒苒历凉温。而今处穷僻,落莫思旧恩。(《新安钱学士以近诗一轴见贶辄成短言用叙单悃》)
世事静思同转毂,物华催老剧飞梭。茶官到有清闲味,海月团团入酒蠃。(《送李载之殿垂赴海州榷务》)
景佑二年(1035),尧臣在知建德县任上,忆及往昔在钱惟演庵下任幕僚时的盛况,云游四方,诗酒自娱,名泉香茗,飘飘若仙,与如今的“惟闻鸡犬喧”的落寞形成鲜明对比。“悠悠失贫贱,苒苒历凉温”,人生茶水,冷暖自知。在后来尧臣知建德县事任满回宣城,他感慨“世事静思同转毂,物华催老剧飞梭”,世事无常难料,物华斗转星移,在建德做茶官的日子里,充满着清闲滋味,海月团团尽入酒杯之中,有东坡“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既视感。既有对现实的妥协,又有旷达的解脱,还有离任之际对建德山水的留恋之意。一切不尽之言、难解之意,都在这海月团团的香茗酒樽之中,清闲而平淡,却意味无穷。
(3)以茶会友的清欢
在梅尧臣的日常里,茶已经是不可缺少之物。他收到了很多别人的赠茶,在品尝作诗之间也深藏对友人的答谢和思念。在《与二弟过溪至广教兰若》中他写道“饭讫过山后,井傍携名煎。探幽偶转谷,忽视昭亭巅”,记录了自己饭余与弟携茗出游敬亭山的事情。敬亭山古称昭亭山,有着名茶“敬亭绿雪”,时为贡茶。而梅尧臣出游还得携茗,可谓爱茶之甚,迫不及待地要在交游的休闲时光里将自己的爱茶与家人分享。
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采时林执静,蒸处石泉嘉。峰顶应多雨,天寒始发芽。持作衣囊秘,分来五柳家。(《颖公遗碧霄峰茗》)
茶山峰顶多雨天寒导致茶的发芽推迟,居然因此喜获新茶。新茶得之不易,故而要小心翼翼藏于衣内,再分赠于那些如陶渊明一般识茶的隐士高人共享。这首诗不仅饶有情趣地表现出颖公得茶的经过,还透露出梅尧臣期望的交友标准,应是五柳先生一样的隐逸古淡之士。
“清欢”二字出现在梅尧臣的《依韵和吴正仲闻梅已开见招》“我为病衰方止酒,愿携茶具作清欢”。林清玄评价:“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都叫做清欢”。这种清欢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清欢的,而是审美主体的心境使然。他在《志来上人寄示酴醾花并压砖茶有感》里“又置新茶采雨前,鸟觜压砖云色弄。对花却酒煮香泉,强咏才惭非白凤。”可见在梅尧臣的观点里认为煮茶比酒更为高雅。赏花不一定需要烈酒,清茶淡水也是一种情怀,这是饮茶所带来的闲适的气氛、淡淡的欢愉,恰与宋人的内敛心境相契合。诗歌里出现酒的地方都是情感的宣泄、肆意的表达,而茶不然。茶是苦涩又甘甜,他在寡淡的味道之中使人心灵安沉,给予人生的体会,正如茶圣陆羽说的“茶荡昏昧”[15],唐代诗僧皎然也说:“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日常意义层面的“休闲”,其语义要素在最低程度上应有以下一些必不可少的内涵:一、活动的自由选择性;二、心灵的安稳放松;三、伴随的喜乐情绪;四、相对的慢节奏与简单性。[16]很显然,煎茶、品茶的活动明显符合休闲的定位。慢节奏的生活下,茶能给予心灵的安稳和放松,还有带来的淡淡清欢,这也是文人对茶的偏爱的原因。
三、梅尧臣茶诗的意义
(1)个体价值:梅公文学价值的评判
宋初诗坛西昆体横行,馆阁唱和、点缀升平,嘲风月、弄花草。至尧臣,“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17]。梅尧臣被称为平淡诗人的代表,与他在基层接近茶农生活、受到茶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位采茶官亲自深入茶园,了解农桑民情,不仅仅是体恤民生、勤政爱民的表现,也使得自己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从而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歌以俗为雅,接触到很多在朝文人接触不到的题材领域,扩大了宋诗的审美空间。他的诗歌风格平淡、意境含蓄,善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绘出清静新颖的景物。而采茶、煎茶、品茶的描写便是他笔下平淡风格创作的代表。通过茶文化这一视角的切入,我们可以真实地还原梅尧臣在北宋扭转西昆风气所应有的地位,他作为一个过渡性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替代、难以复制的。
(2)时代价值:宋人休闲思想的觉醒
苏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古代文人丰富的审美艺术文化都是在‘闲居’生活中发生和完成的。”[18]而在闲居生活中茶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宋代被普遍认为是休闲文化大力发展的时代,不难推测,茶叶贸易的发展也对休闲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当时的宋代社会结构里贵族阶层逐渐瓦解,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正式形成,长期被少数贵族独占的享乐流向社会,这是休闲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整个社会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去考量现实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故而理学思想应运而生[19]。而这种思考感性肉体与理性精神的关系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个体价值的重新认识。休闲作为个体生命的觉醒,经历了从肉体生存的要求到精神文化诉求的过程。即从物质的需要进入精神的需要。[20]宋人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士人思想的觉醒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休闲文化上,落实到文学创作中,文人创作总是会把这种休闲审美表现在物象之上,比如茶。张玉勤认为:“在中国古代休闲思想中,‘比德’常常体现为主体在休闲中赋予对象以社会化的道德内涵。”[21]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总是强调伦理教化,所以接受这种思想的文人们会习惯在自然对象和理性内容之间寻找契合点,赋予抽象的道德伦理体系以感性的依托和支撑。随着休闲文化的深入发展,茶也像梅兰竹菊等物象一样成为文人笔下经常用来“比德”的审美意象,继而成为中国文人创作下使用频率较高的审美范畴。其根本原因是茶和梅兰竹菊等一样被赋予了一种人格化意蕴,能够传达审美主体的个人情感和精神境界。西方休闲理论中往往以纯粹快乐为追求目标,而在中式休闲美学下,仍然会有道德伦理来规范,这种中国传统化的休闲是不够肆意的、充满教养的,是古人休闲思想觉醒一步步发展建构而来的。
(3)当代价值:休闲文化异化的扭正
叶朗认为:“休闲文化往往包含有审美意象的创造和欣赏,而且休闲文化所展现的意象世界,往往是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交叉和融合”[22]。长期以来,休闲学被认为是一个交叉学科,既能够成为形而上的理论,也能够接地气地指导生活从而提升生活品质。休闲文化在现实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异化,向“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等毫无营养的方向发展,不利于国民的健康生活。通过休闲美学来改善国民休闲方式,或许能够消解休闲中的异化现象,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休闲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章辉在杭州休闲发展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认为:物质性追求与功利性情感、炫耀性消费与符号化风潮、技术性依赖与政治性行为、感官性沉溺与媒体性剌激,导致了休闲自由的异化、休闲情绪的异化和休闲节奏的异化。[23]289-293
品茶、沏茶等都是高雅休闲的活动,伴随着茶文化的熏陶,能够让人放慢生活节奏,安顿当代人浮躁的心境。茶具有人格审美的高度,是传统儒家和当代中国社会都认可的审美物象,既能够扮演休闲文化中的角色,又能以道德审美来规范休闲文化里的异化行为。以茶为代表的中式休闲美学下存在的道德伦理规范或许能够成为破解异化的一种途径,笔者希望从解读休闲美学的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传统道德规范来解构当代已经异化的休闲文化。尤其茶文化意蕴深厚,在休闲美学的解读下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健康休闲方式来提倡,重塑国民休闲方式,构建当代休闲学体系,这也是休闲美学在当代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04
结 语
在休闲美学视域之下,茶叶这个物象体现了审美主体在审美发现时的休闲心境,茶肆是时人延展出来的新型的休闲审美空间,茶也因为被赋予的道德精神而具有了“闲”的人格品质。茶反映出的休闲,既是慢节奏生活的代表,也是身心的安稳和放松,还是以茶比德带来的道德感和对人格境界的升华。大量创作茶诗的北宋文人梅尧臣作为基层官员的政治身份使得他走近人民、接近田园农桑,也让他能在复杂的北宋党争之中更显休闲之态。他通过以茶计时、以茶悟道、以茶会友的茶诗创作,体现出了以茶文化为代表的休闲文化的审美意蕴。他的茶诗清新质朴、平淡悠然,又别生趣味,不仅可以作为记录仁宗时期茶产业发展状况的史料,还反映出了北宋士人休闲思想的觉醒。梅尧臣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在扭转宋初西昆风气和开启宋诗平淡新风的地位上不容忽视,而他所代表的的文人士大夫的休闲思想刚好也是宋代休闲思想的缩影。通过对梅尧臣茶诗的解读,对于当代休闲学体系的构建和国民不健康休闲方式的扭转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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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本文原载《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来源: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