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全球文明倡议以深邃的理论内涵和突出的实践指向，展现出重要的时代价值与深远的世界意义。全球文明倡议在文明秩序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在现代化道路上，反对西方单一模式论，主张各国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全球治理上，主张通过制度改革与

内容提要

近年来，全球文明倡议以深邃的理论内涵和突出的实践指向，展现出重要的时代价值与深远的世界意义。全球文明倡议在文明秩序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在现代化道路上，反对西方单一模式论，主张各国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全球治理上，主张通过制度改革与话语重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全球文明倡议展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与制度创新能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多样性面临挑战的背景下，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确立了文明平等的对话基础，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倡议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展现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责任担当与制度创新能力，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世界文明秩序变革

全球文明倡议并非简单的文化外交宣示，而是对当前世界文明结构、价值体系与制度逻辑的新擘画。习近平主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全球文明倡议阐释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基本特征”这一论断，对西方主导的文明等级体系进行深刻反思，为构建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全球文明秩序提供新愿景和新范式。

长期以来，世界文明秩序在西方话语主导下形成了线性叙事结构，将“思想启蒙—民主宪政—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唯一正确的文明进步路径。这种叙事逻辑不仅遮蔽了非西方文明所蕴含的历史创造力与制度自主性，也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内化为全球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基础，从殖民主义到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再到后冷战时期的“历史终结论”，都延续了这一结构性偏见。而全球文明倡议从文明本体出发，超越“现代性等于西方化”的逻辑，明确指出所有文明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发展路径的正当性，他们之间不应存在“谁优谁劣”的等级秩序，而应“共在共生”。全球文明倡议不再以某一文明为中心设定“发展标准”，而是将世界理解为多元文明共生共存的开放网络和命运共同体。

西方在近现代所构建的学术权威、价值标准与审美体系，深刻影响世界文明秩序的评价机制。从“文明标准”的制定到“文化遗产”的认定，从西方媒体对全球南方的刻板报道到学术出版中的话语霸权，非西方文明长期处于“被建构”“被解释”“被审查”的从属地位。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各文明之间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建立基于自身文明传统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生产机制。例如，通过推动亚洲价值观的当代阐释、鼓励非洲本土学术体系建设，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培育多语境、多价值、多路径的知识生态。这种去中心化的叙事，不是否定西方文明，而是通过尊重各种文明，使世界文明交往真正从“单向输出”走向“多向交流互鉴”。

世界文明秩序变革不仅需要革新观念，也需要改革制度机制。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制度逻辑，并不诉诸颠覆性的替代模式，而是主张在现有国际秩序中嵌入更多元的文明价值。全球文明倡议通过设立文明交流对话平台、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并增加其发言权、鼓励本土知识体系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等，努力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文明秩序。例如，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引入东方“中道”“正念”思想，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纳入原住民生态智慧，在城市治理理念中融入非西方“社区共治”传统，都是将尊重文明多样性理念嵌入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这种改革路径超越“文明外交”的浅层合作逻辑，是一种以文明平等为基础来构建互信机制的努力。

此外，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世界文明秩序变革，为应对当代全球性挑战提供独特视角。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文化安全等议题上，单一文明的知识无法应对全球所有问题，强势制度逻辑往往掩盖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全球文明倡议通过推动多文明参与、知识生产协同，使具有独特智慧的不同文明得以交流互鉴，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合理机制和路径。这种治理模式不再追求标准化解决，而是强调文明之间在“理念—机制—路径”三重维度上的互学互鉴，体现出一种“差异中的协调”“多元中的共识”“竞争中的共生”的世界秩序新形态。

由此可见，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世界文明秩序变革，不是文明冲突背景下的策略调整，而是一项具有深远哲学基础与现实支撑的世界性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仅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所支配的文明等级秩序，而且提出一个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核心原则的“文明共生”方案，为各国实现文化安全、价值协调与制度共建提供思想基础。随着全球文明倡议的持续推进，21世纪的世界文明格局将逐步从“排他性文明”向“多元共生文明”转化，努力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均衡、包容的世界文明秩序。

2025年7月9日，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图为中外嘉宾阅览儒家典籍、赏鉴文创产品。中新社图片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现代化道路多元化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现代化描述为一条单一、线性的路径，以内生于西方的工业化经验、自由市场体制与个人主义伦理作为普遍模板，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视为对这一范式的模仿与追赶。这种思维不仅遮蔽多种文明内部蕴含的现代性资源，也导致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话语与制度建构中被边缘化。全球文明倡议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核心原则，打破“西方中心—他者从属”的知识结构与制度结构，重申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身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发展路径，从而推动现代化道路多元化，因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交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要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坚持人类文明的平等、互鉴和包容”。

在理论方面，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反思现代化进程的哲学预设，否定西方关于现代性与理性的一元叙事，主张不同文明具有独立生成现代价值的历史逻辑与思想传统。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还是伊斯兰世界“伊智提哈德”中对理性与信仰互动的强调，抑或非洲哲学中对“群体共同体”的伦理诉求，这些非西方文明体系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均为现代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与西方不同却同等重要的现代化思想资源。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对这些传统智慧进行系统性发掘与传承创新，不仅突破“历史终结论”所宣称的文明终极形态，也为世界各国从本国文明内部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思想支撑。

在实践路径方面，全球文明倡议强调现代化不应仅仅是技术工具的引进或制度模板的复制，而应是文化主体性与发展自主性的协同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互鉴逻辑的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诸领域形成了一套融合本土治理经验与现代制度形态的发展机制。在经济方面，中国有效整合市场活力与政府调控力量，构建起“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行的宏观调控框架；在社会治理方面，通过将“枫桥经验”等治理智慧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构建高效能、可持续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文化方面，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文化振兴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体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文脉的坚守与传承。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在中国国内取得显著成效，也通过党际交往、共建“一带一路”等渠道和平台，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

与此同时，全球文明倡议通过制度设计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创新，为推动多元现代化提供了现实路径。当前国际合作中已出现越来越多以“互利共赢、文化互鉴”为导向的新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下设立的“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人文交流平台，不仅促进民心相通，也推动教育、医疗、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知识传播与技术合作。这些机制不再以单一标准衡量发展进程，而是将各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纳入制度设计逻辑，推动现代化从简单的“技术移植”转向“文化嵌入”，有效提升发展模式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全球文明倡议不仅丰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推动全球知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在以往的知识生产体系中，现代化理论多由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并主导，其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与认知范畴。而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推动下，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开始积极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与知识范式。例如，拉美学界提出的“美好生活”发展观，非洲地区对“包容性增长”与“去殖民发展”的系统思考，以及东南亚国家对“协商式治理”的理论总结，均为全球现代化知识图谱注入新动力。这种从“被解释”到“自解释”的转变，实质上是全球知识结构权力关系的一次深度重塑，体现了全球文明倡议所激发的认知觉醒与学术解放。

全球文明倡议以其尊重文明多样性、制度包容性与价值开放性的基本立场，正在从根本上推动现代化道路多元化，不仅赋予发展中国家以文化自信和制度创新的空间，也为世界现代化从“单一范式”走向“多路径共生”提供了全新选择。随着全球文明倡议的持续落实与推进，现代化将不再是少数文明的特权，而正在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发展权利与历史进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2025年7月13日，“兰之约话文明·遇鉴音乐之城”国际文化沙龙在哈尔滨举行。图为嘉宾们在文化沙龙上对话交流。中新社图片

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当代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根本性危机，并非源自单一制度设计的失效或技术工具的缺位，而是源自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主导下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治理理念单一化、制度安排等级化以及参与机制排他化，导致发展中国家与非西方文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受到系统性压制。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在全球治理价值理念、制度机制、实践路径与话语体系等多个维度展开积极探索，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由“规范输出”走向“共识建构”，由“少数主导”走向“多元共治”。

第一，在价值维度上，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全球治理理念多元化，打破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话语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传统全球治理模式深受西方现代性观念影响，西方不但垄断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的解释权，而且将其普遍化、抽象化，进而将其现代性观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这种将特定文明经验普遍化的方式，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与此不同，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从多种文明传统中发掘治理智慧，强调不应将单一范式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应在文明平等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形成价值共识。例如，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治理哲学，主张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存与共荣；非洲哲学体现出集体主义伦理与社区自治机制的协同理念；伊斯兰文明中“公正分配”“慈善义务”的经济原则，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超越西方自由市场范式的价值参照。全球文明倡议不再以“是与非”“优与劣”的二元对立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尺度，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推动达成“重叠共识”，为全球治理的多元协同奠定全新理念基础。

第二，在制度层面，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实现制度权力公平化。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治理平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垄断议程设置权、规则解释权与投票权配置等维持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边缘地位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善。为应对这一制度性不公，实现包容性制度创新，中国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倡导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为保护文明多样性提供重要平台；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改革投票权结构，增强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南方国家在资源分配与政策话语中的代表性与决策力；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合作机制，这些新型多边平台以平等参与、协商治理为组织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由“单中心结构”逐步转向“多极协同网络”。

第三，从治理模式看，全球文明倡议突破以往全球治理中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与制度移植的逻辑，倡导在实践层面构建“文化嵌入型”的治理方式。长期以来，西方在对外援助与发展合作中以其成熟的治理机制作为“标准模板”，通过“技术转让—制度嫁接”的方式推动治理改革，但忽视了受援国本土文化中的治理逻辑与社会承载结构，导致在制度移植过程中的治理失效。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制度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基础上。以“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例，其治理理念既源自中国协商民主传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创新，又在具体实施中因地制宜结合政治文化与社会实践，从而构建起跨文化的合作模式。这种治理实践不仅提高制度接受度和政策执行力，也激发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创新潜力，为全球治理提供丰富多彩的国别知识与实践样本。

更为关键的是，全球文明倡议通过话语体系重构打破全球治理中长期存在的“话语单一性”问题。全球文明倡议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智库建设、推动文明对话机制化，鼓励全球青年交流与教育合作，推动形成多语种、多文明、多视角的知识传播体系，为非西方文明参与全球治理搭建平台。

全球文明倡议引领的全球治理变革并非对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颠覆性取代。它通过价值层面的“共识多样化”、制度层面的“结构再平衡”、实践层面的“文化融合化”、话语层面的“认知多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逐步摆脱以西方文明为唯一尺度的霸权逻辑。这种范式变革不仅回应当下全球治理困境的制度性诉求，更在深层次上重构全球政治秩序的多元性及合法性基础。随着全球文明倡议的持续践行，一个更具韧性、公正性与文化适配性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这为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六观’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YZD044）、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XYZD08）和教育部思政课示范团队重点项目“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机制创新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9JDSZK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