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并非单一历史阶段的偶然行为，从8世纪伊斯兰势力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到15世纪收复失地运动终结安达卢斯时代，西班牙对伊斯兰文化与群体的态度始终与“何为西班牙”的身份追问紧密绑定。这种“去伊斯兰化”表现为历史上的政治与宗教强制。
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并非单一历史阶段的偶然行为，从8世纪伊斯兰势力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到15世纪收复失地运动终结安达卢斯时代，西班牙对伊斯兰文化与群体的态度始终与“何为西班牙”的身份追问紧密绑定。这种“去伊斯兰化”表现为历史上的政治与宗教强制。
一、历史
西班牙与伊斯兰的交集始于711年。彼时，倭马亚王朝的穆斯林军队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建立起“安达卢斯”政权。在随后近800年的统治中，安达卢斯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文化（如哲学、科学、建筑）与基督教、犹太文化交融，阿尔罕布拉宫、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等建筑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结晶。但从11世纪起，基督教王国（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开始从北部向南推进“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这场持续数百年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不仅是领土的争夺，更开启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去伊斯兰化”。
1492年是关键转折点。这一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攻陷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标志着“收复失地运动”的终结。为巩固基督教政权的统一性，王室随即推出一系列旨在清除伊斯兰影响的政策：
宗教强制皈依：1492年颁布的《阿尔罕布拉法令》（Alhambra Decree）规定，境内穆斯林（称为“摩尔人”）要么在三个月内皈依天主教，要么选择流亡。据估算，约50万穆斯林因拒绝皈依被迫离开西班牙，剩余约20万穆斯林虽表面皈依（被称为“摩里斯科人”），却需接受天主教教会的严密监控。宗教裁判所的压制：1478年设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将“异端”审查的重点指向摩里斯科人，以“秘密践行伊斯兰仪式”为由进行审判、监禁甚至火刑。1567年，腓力二世进一步颁布法令，禁止摩里斯科人使用阿拉伯语、穿着传统服饰、遵循伊斯兰习俗（如禁食猪肉），违者以“异端罪”论处，这一政策直接引发1568年的摩里斯科人起义，起义被镇压后，约8万摩里斯科人遭到屠杀或驱逐。文化与语言的清除：王室下令销毁阿拉伯语书籍、拆除伊斯兰宗教建筑（部分清真寺被改建为教堂，如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内增建天主教祭坛），强制推行西班牙语与天主教礼仪。到17世纪初，随着最后一批摩里斯科人被驱逐，伊斯兰文化在西班牙的公开存在几乎被彻底清除，天主教成为西班牙唯一的官方宗教与民族身份的核心符号。这一阶段的“去伊斯兰化”，本质上是基督教王国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伊斯兰文化被视为“外来统治”的遗产，而清除这一遗产，成为西班牙确立天主教民族身份的必要步骤，这种非此即彼的身份建构逻辑，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西班牙对伊斯兰的态度。
二、近代
19世纪至20世纪，西班牙经历了君主制崩溃、共和制建立、内战与独裁统治的动荡，而“去伊斯兰化”的逻辑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强化，核心表现为将天主教和西班牙民族绑定，压制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非天主教文化。
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西班牙知识分子与政客将收复失地运动塑造为民族英雄史诗，将伊斯兰统治描述为“对西班牙民族的背叛”，而天主教则被视为“民族精神的灵魂”。
这种叙事在1833年开始的世俗化改革中出现矛盾，改革虽削弱教会权力，但并未动摇天主教的核心地位，反而通过教育体系强化“西班牙=天主教”的认知，而伊斯兰被排除在民族叙事之外，甚至被视为历史的对立面。
20世纪佛朗哥独裁时期（1939-1975），“去伊斯兰化”达到顶峰。佛朗哥政权以“民族主义”与“天主教传统”为统治合法性基础，推行极端保守的文化政策：
宗教垄断：1940年颁布的《宗教政策法》规定天主教为西班牙“唯一的国家宗教”，禁止任何其他宗教（包括伊斯兰）进行公开传教活动，穆斯林群体若要进行宗教实践，只能在私人场所秘密进行，且不得吸纳新信徒。文化同化强制：政权通过教育、媒体、公共宣传，强制推行“西班牙文化=天主教文化”的标准，教材中刻意淡化安达卢斯时代的多元文化贡献，强调伊斯兰统治的“压迫性”；同时禁止任何与伊斯兰相关的文化符号（如阿拉伯语词汇的使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新建），甚至连西班牙语言中源自阿拉伯语的词汇（如“azúcar”[糖]、“algodón”[棉花]）也被部分保守派要求替换。移民政策封闭：佛朗哥政权实行严格的移民管控，禁止来自北非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西班牙，仅允许少量来自拉丁美洲（同样信仰天主教）的移民，从源头切断伊斯兰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可能。这一时期的“去伊斯兰化”，已从历史上的“清除外来统治遗产”，转变为“维护独裁政权合法性”的工具:通过将伊斯兰塑造成“外部威胁”，强化国内对独裁政权的认同，同时通过封闭政策，确保西班牙社会的“文化纯粹性”。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开启民主化进程，这种极端的去伊斯兰化政策才开始松动。
三、当代
20世纪末以来，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进入新阶段。随着1986年加入欧盟、1990年代开启移民政策开放，西班牙开始接收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北非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据2024年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境内穆斯林人口约220万，占总人口的4.5%，成为西班牙第二大宗教群体。面对这一变化，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不再是历史上的驱逐或宗教压制，而是表现为政策限制、文化同化与社会排斥的复合形态。
（一）政策层面：
西班牙虽在1978年宪法中确立“宗教自由”原则，将伊斯兰列为“受法律保护的宗教”，但在具体政策中对伊斯兰采取“限制性包容”态度，核心是“控制伊斯兰文化的公共表达”：
清真寺建设审批严格：与天主教教堂的建设便利不同，清真寺的新建需经过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宗教事务部门的多重审批，且常因“文化冲突”“安全隐患”等理由被驳回。截至2024年，西班牙全境仅约130座清真寺（平均每40万穆斯林拥有1座），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部分地区（如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甚至出台“清真寺建设距离限制”，要求清真寺与居民区、学校保持至少500米距离，变相限制其建设。宗教服饰与符号的公共限制：2010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率先颁布《公共场合服饰法》，禁止在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佩戴“遮盖面部的宗教服饰”（主要针对穆斯林女性的 burqa 与 niqab）；2018年，西班牙中央政府推动《公共安全法》修订，将这一限制扩展至全国公共交通工具、大型商场等场所，理由是“保障公共安全与身份识别”，但被批评为“针对性限制伊斯兰文化”。移民融合政策的“同化偏向”：西班牙政府推出的“移民融合计划”虽要求移民学习西班牙语、了解西班牙法律，但核心内容是“融入天主教主导的社会文化”，例如，计划中强制包含“西班牙历史与文化课程”，重点讲述“收复失地运动”与天主教传统，却很少提及安达卢斯时代的多元文化；同时，政府对“支持伊斯兰文化的移民组织”的资助远低于天主教相关组织，2023年数据显示，西班牙政府对宗教组织的年度资助中，天主教占92%，伊斯兰仅占1.5%。（二）社会层面：
政策的限制背后，是西班牙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普遍排斥，这种排斥源于历史叙事的影响与现实利益的冲突：
历史记忆的延续：如前所述，西班牙的民族叙事长期将伊斯兰视为“历史威胁”，这种记忆在当代转化为对穆斯林移民的不信任。2023年华沙大学与马德里自治大学联合开展的民调显示，62%的西班牙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文化与西班牙文化存在根本冲突”，58%的受访者反对“在社区内建设清真寺”，理由是“担心破坏社区的天主教文化氛围”。经济与安全焦虑的转嫁：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班牙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2024年青年失业率仍达23%），部分民众将就业压力归咎于穆斯林移民；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由基地组织分支策划）后，“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反恐政策也常针对性地监控穆斯林社区，加剧了群体隔阂。例如，2022年西班牙警方开展的“反恐突袭”中，85%的目标为穆斯林家庭或组织，虽多数未发现恐怖主义证据，却引发穆斯林群体的强烈不满。文化习俗的冲突：在家庭观念、性别角色等方面，部分穆斯林移民的传统习俗与西班牙社会的世俗化价值观存在差异（如女性地位、婚姻制度），这种差异被部分媒体放大，成为“伊斯兰文化威胁西班牙世俗化”的论据。例如，2021年西班牙某电视台报道“穆斯林家庭强迫女儿早婚”事件后，引发全国性的“反伊斯兰文化”抗议，右翼政党借机推动“禁止童婚”法案，实则将矛头指向整个穆斯林群体。（三）政治层面：
近年来，西班牙右翼政党（如VOX党）将“反伊斯兰化”作为核心政治主张，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伊斯兰的排斥：
政治叙事建构：VOX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反对西班牙伊斯兰化”，将穆斯林移民描述为“对西班牙民族身份的侵蚀者”，主张“恢复天主教的国家宗教地位”“禁止公共场合的伊斯兰宗教符号”“限制北非穆斯林移民入境”。2023年西班牙地方选举中，VOX党在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等地区胜选，其推出的“清真寺建设冻结令”“移民配额限制”等政策已开始落地。社会动员与抗议：VOX党多次组织“捍卫西班牙文化”的游行，号召民众“抵制伊斯兰文化渗透”，2024年3月，该党在马德里组织的游行吸引超过10万人参与，游行标语包括“西班牙不是安达卢斯”“天主教才是我们的根”，甚至有极端分子在游行中破坏穆斯林商铺，引发社会动荡。四、挑战
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实践，始终面临着“宗教自由”与“民族身份”、“欧盟规则”与“国家主权”的双重争议：
（一）宗教自由的矛盾
西班牙1978年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世俗化”，但当代的去伊斯兰化政策却明显偏向天主教，违反宪法精神。欧盟多次批评西班牙的清真寺建设限制、宗教服饰禁令“构成对宗教自由的歧视”，2022年欧盟人权法院曾裁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burqa禁令”违反《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要求西班牙政府修订相关法律，但西班牙政府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仅对禁令进行小幅调整，未从根本上改变。
同时，“去伊斯兰化”也与西班牙的“世俗化”目标矛盾，世俗化本应意味着“国家不偏袒任何宗教”，但西班牙政府对天主教的倾斜、对伊斯兰的限制，实则是“以世俗化之名，行宗教偏袒之实”，这种矛盾导致部分穆斯林群体对西班牙民主制度的信任度下降，2023年民调显示，仅31%的西班牙穆斯林认为“自己能在西班牙享受平等的宗教自由”。
（二）社会分裂的风险
当代去伊斯兰化的核心是“通过限制伊斯兰文化，推动移民同化”，但这种政策反而加剧了移民与本土社会的分裂。一方面，穆斯林移民（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因文化排斥，难以形成对西班牙的身份认同，部分人转向极端伊斯兰思想寻求归属感；另一方面，本土社会对穆斯林的排斥，导致“族群对立”情绪蔓延，2024年西班牙境内因宗教、族群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较2010年增长了3倍，社会治理成本大幅上升。
这种分裂还影响西班牙的经济发展——穆斯林移民多从事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是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支撑（2023年穆斯林移民贡献了西班牙GDP的3.2%），而文化排斥导致移民劳动权益受损、技能无法充分发挥，反而制约了经济活力。
（三）历史的片面性争议
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本质上基于对安达卢斯时代的片面历史叙事——刻意忽视伊斯兰文化对西班牙的贡献（如农业技术、语言、建筑、哲学的影响），仅强调其“外来统治”属性。近年来，部分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批评这种“选择性历史记忆”，认为其“扭曲了西班牙的多元历史本质”，呼吁在教育中客观呈现安达卢斯时代的文化交融，以促进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但这种呼吁遭到右翼政党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历史叙事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社会的撕裂。
五、困境
西班牙的“去伊斯兰化”，从历史上的“清除外来统治遗产”，到当代的“应对移民文化挑战”，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西班牙的民族身份，是否能容纳伊斯兰文化？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西班牙选择的是“以天主教为核心，限制伊斯兰文化”的路径，但这一路径既面临法律与道德的争议，也带来社会分裂的风险。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