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夏长海是村里的农民，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干活，手上的老茧厚得跟树皮似的。

山东菏泽南边，有个叫槐树湾的小村子。

那儿土地贫瘠，村民们靠着庄稼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叫夏志豪，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父亲夏长海是村里的农民，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干活，手上的老茧厚得跟树皮似的。

母亲李秀兰身体不好，除了打理家务，还得操心几亩薄田。

我们家虽然穷，但父母省吃俭用，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尤其是我——老大。

他们一直盼着我能走出槐树湾，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志豪，你一定得好好读书，咱家没啥本事，就靠你了。”

七九年夏天，我顺利考上了山东财经学院。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时，父亲难得喝了两杯酒，眼里都泛着泪光。

那一刻，我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责任感。

大学四年，我拼命学习，生怕自己松懈半分。

八二年夏天，我毕业了。

后来分配到了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成了一名普通的会计。

拿到分配证的那天，我兴奋得整晚没睡，在宿舍阳台上数星星，脑子里全是对北京生活的憧憬。

临走前一天，父母帮我打包行李。

那个破旧的木箱里装满了妈妈亲手缝的衣服，还有些家乡的土特产。

“儿子，北京是大地方，你一个人在外一定得照顾好自己。”

妈妈眼角挂着泪，顿时让我心头一紧。

昏暗的灯光下，皱纹显得特别深。

“妈，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我轻声保证。

第二天天一亮，全家人都送我去村口的汽车站。

弟弟妹妹们眼里都是羡慕，父亲的眼圈微红，只有妈妈干不停地叮嘱。

“多穿点，别冻着，北京的冬天可冷了。”

“别省吃俭用，够花钱吃好点。”

“记得给家里写信，有啥事别憋着。”

我点头应着，心里想着一定要快点在北京站稳脚跟，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汽车慢慢开出车站，我透过后窗，看着家人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彻底消失在尘土飞扬的乡村路上。

火车上挤了三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合眼。

广播里传来标准普通话：“北京站到了，请旅客们带好随身行李……”

我紧紧抱着那个木箱，跟着人流迈出了车站。

这北京站比我想象中还宏伟，人挤人。

我提着沉甸甸的行李，照着厂里给的地址，坐上开往西直门的公交车。

北京纺织厂就在西直门外，是个中等规模的国营企业。

我拖着行李走到厂门口，看着头顶高大的厂牌，心里涌上一股自豪感。

“同志，您是新来的吗？”

门卫是一位年纪不小的老人，看我拎着行李，友好地问。

“是的，我是新分配来的会计，夏志豪。”

我赶紧回答，递上分配证。

老人仔细瞅了瞅，笑着说：“哦，财务科的新同志啊，我带你去宿舍。”

宿舍是两人一间的小屋，虽简陋但挺干净。

我的室友叫高明，是厂里的机修工，已经干了三年。

他是北京人，性格爽快，说话直率。

见我是新来的，忙帮我整理行李，还带我熟悉厂区环境。

我正式报到上班了。

财务科在厂部大楼二楼，办公室宽敞又明亮。

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我的主要任务是算厂里的成本，做些简单的会计记账。

起初，一切感觉都挺陌生。

办公室的老同事们虽然不算特别热情，但也没明着为难我。

每天我都会早早到办公室，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

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我开始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

每个月底，我都会写封详细的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报喜不报忧。

北京的冬天比山东更冷，特别是刮起北风的日子，寒气能透过厚厚的棉衣直钻人心。

为了省钱，我常常步行上下班，虽然路途不短，但能省下一点公交费总是好的。

晚上回到宿舍，有时候手脚凍得发麻，高明经常摇头说：“你这样省，迟早把身体弄垮。”

但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需要我支持，这点苦根本不算啥。

1982年11月，北京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那天傍晚，我加班到很晚，刚处理完季度结算的数据才离开厂里。

雪下得越来越大，空气湿冷刺骨。

走出厂门，我发现自己忘带伞了，只能加快脚步，想着赶紧回宿舍。

路过一家药店时，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门口，神色焦急，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她大约二十五六岁，穿着深蓝色呢子大衣，头发被雪水打湿，紧贴在脸上。

尽管如此，她精致的五官和知性的气质依旧很吸引人。

“怎么会这样……”她低声叹息，眼里满是焦虑。

我本想继续赶路，但看到她那么着急，忍不住停下问：“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她抬头望着我，眼神里透出一丝惊讶，明显没想到会有人这时候搭话。

“我妈妈生病了，医生开了急用的药，可我钱包好像被偷了……”

她的声音微微颤抖，不知道是冷还是焦急。

我犹豫了下，“药多少钱？”

“二十块……”

她咬着嘴唇说，“我本来带够钱，刚才上公交时被偷了。”

二十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差不多是一周的饭钱。

但看她那着急的样子，我还是从钱包里掏出仅有的二十块，“给，你先把药买了，病人最重要。”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这……我不能就这样拿你的钱。”

我微笑说，“没关系，病人要紧，你先买药吧。”

她感激地接过钱，快步走进药店。

我本想走，但又放心不下，决定等她一会儿，确认她能买到药。

几分钟后，她拿着药出来，眼睛里满是感激，“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叫林婉婷，在东单附近的外贸公司上班。”

怕我不信，她从包里掏出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

“我叫夏志豪，在西直门的纺织厂当会计。”

“别急着还，那家里人的病才是头等大事。”

我接过名片，随手一扔口袋里，笑着说：“放心吧。”

她却很坚持：“不，我一定会还的，志豪同志，真心谢谢你。”

就这样，我们分开了。

回到宿舍，我才发现裤子鞋子全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

高明替我倒了杯热水，抱怨道：“你这人真是不靠谱，外面下那么大雪，连伞都不打。”

我没说刚才的事，只是笑着喝水，心里想着那个叫林婉婷的姑娘。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把那张名片随手塞进抽屉，很快就忘了这茬。

毕竟，北京这么大，我以为我们再也没什么交集了。

从八三年到八七年，北京城和我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改革开放像波涛汹涌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国营企业开始面临改革和重组的压力。

我所在的纺织厂也未能幸免。

起先只是听说厂里效益差，年终奖缩水。

后来工资拖欠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

厂区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都怕厂子要完蛋了。

八七年初，最糟糕的消息终于传来——纺织厂要精简人员，下岗名单很快公布。

我没什么意外，果然名字在列。

“志豪，这不怪你，你一直干得很认真。

厂里真撑不下去了，年轻人能找到路。”张科长在办公室苦着脸对我说。

我捧着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心都凉了。

四年多的光阴就这样结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家人，尤其是指望我厚望的父母。

失业后，生活陡然往下滑。

宿舍住不了了，我和几个下岗的哥们儿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平房。

屋子狭窄，冬冷夏热，但租金便宜。

找工作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我拿着简历，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可因为年纪和经验问题，鲜有单位愿意接收。

高明倒是幸运多了，他的技术过硬，很快就被一家私营厂子要去了。

走的时候，他拍着我肩膀说：“别灰心，志豪，北京这么大，总有你的地方。

要不先做点零工，别闲着。”

他的话点醒了我。

接连碰壁后，我开始接点临时活凑合日子。

送报纸、发传单、搬货，只要能赚钱的活儿，我都试了个遍。

最后，我在西直门地铁站附近摆摊卖盒饭。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准备食材，地铁口摆摊做到下午两点，收摊休息会儿，傍晚再出来一直卖到晚上九点。

虽然辛苦，但至少每天有点收入。

卖盒饭的日子难熬。

夏天食材容易坏，冬天一大早得起床冻得手发麻。

遇上雨雪天，顾客稀少，一天也就卖出去几份饭。

但我咬着牙坚持，每个月还是尽量给家里寄钱，虽然数目少了不少。

这生活断断续续坚持了快五年。

我的青春、梦想，似乎都耗费在北京这座城市的角落里。

那个所谓的北京梦，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88年春天的某个日子，北京刚刚摆脱了寒冷，空气里带着淡淡的花香。

那天，我照例在地铁站附近摆摊卖盒饭。

到了中午高峰，顾客多得让我手忙脚乱，这时候，一个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走到了我的摊前。

她穿着淡蓝色的风衣，举止优雅，与周围匆忙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

“一份鸡腿饭，谢谢。”

她声音轻柔又清脆。

我抬头看了一眼，顿时楞住了。

虽然岁月流逝，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个雪夜里我帮她买药的女子，林婉婷。

她似乎也认出我，眼里闪过惊讶，随后是一抹惊喜：“是你？夏志豪？”

我点点头，笑着有点尴尬：“是我，没想到你还记得。”

“我一直找你！”她兴奋地说，“那时候你帮我买药后，我去纺织厂找过你好几次，但他们都说你不在那里了，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把鸡腿饭递给她，苦笑着说：“厂子关了，我下岗了。

现在只能靠卖盒饭过日子。”

她接过盒饭，却没马上走，“我能等你收摊吗？咱们好好聊聊。”

我有些惊异，但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提前收了摊，和林婉婷一块去了附近的小茶馆。

她告诉我，她现在是家外资企业——施耐德电气的副总经理，主管市场部门。

“那天要不是你，我妈妈的病可能会更严重。

我一直想找到你，感谢你，也想把那二十块钱还给你。”

我笑了笑，“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提这个干嘛。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好多了，谢谢关心。

志豪，我想帮你。

以你的学历和能力，卖盒饭太委屈了。

我们公司正好缺人，你愿意来试试吗？”

我震惊地看着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让我去你们公司工作？”

“没错。”她肯定地说，“我看人很准，你很有潜力。

当然，可能得从基层做起，但只要你肯学，肯努力，一定能发展起来。”

我心里一阵暖流，眼眶微湿。

这五年来，第一次有人愿意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谢谢你，我愿意试试。”我郑重地说。

就这样，命运的轮子又开始转动。

林婉婷递给我名片，约定三天后去公司面试。

回到租的小屋，我拿出那张名片，反复看着上面烫金的字：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林婉婷。

那晚，我辗转反侧，既忐忑又期待。

面试当天，我穿上仅有的体面西装，提前一小时到公司。

那栋高楼直插云霄，我站在门口，深呼吸，努力压住紧张。

前台礼貌地问我来意，我报上林婉婷的名字。

没多久，一位年轻女秘书带我乘电梯，直达二十层市场部。

林婉婷办公室宽敞明亮，落地窗外是北京的壮丽景色。

见我来了，她微笑站起，伸出手：“志豪，欢迎你来施耐德。”

之后的面试竟然出奇地顺利。

面试那天，除了林婉婷，人事部的经理也参加了。

两个人主要问了我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还有对市场工作的看法。

“你的会计专业挺不错的，就是没外企经验，英语怎么样？”

经理直截了当地问。

我老实说，英语就停留在大学那会儿的水平，没什么实际用过。

林婉婷接过话说：“这没关系，他可以先做文职边工作边学，我相信他的学习能力。”

面试结束后，林婉婷把我单独留下：“志豪，说实话，按公司标准，你确实有点儿差距。

但我愿意给你机会，前提是你得做好从零开始的准备。”

我态度很诚恳：“我明白，不管从哪个位置开始，我都会努力证明自己。”

一周后，我收到录用通知，进市场部做普通文员，负责整理资料、录入数据这些基础活儿。

工资不高，但比卖盒饭强多了。

于是我辞掉了卖盒饭的生意，搬到公司附近的小区，租了个单身公寓。

房租花掉工资大半，但离公司近，通勤时间省下来能用来学习和提升自己。

第一天上班，我比规定时间早到了整整一小时。

市场部的同事陆续到来，大多数年轻人，穿着时髦，说话有条有理。

看着他们，我心里有点紧张，担心自己能不能融进去。

林婉婷安排了一位叫李明的同事做我的导师，让他帮我熟悉公司系统和流程。

李明比我小两岁，毕业于清华，英语流利，是市场分析师。

“夏哥，别紧张，慢慢来，公司气氛挺好的，大家都很友善。”

李明笑着安慰我。

接下来，我白天认真干活，晚上回家继续啃英语和市场知识。

工作时，我特别注意观察和学习。

慢慢发现，外企的工作方式和国企完全不一样，更讲效率和创新，决策也更透明开放。

林婉婷很少直接指导我，但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我。

有时候她“恰好”路过我工位，问我工作顺不顺，有没有难题。

有一次，她停下来看我整理的市场数据，满意地点了点头：“志豪，进步很大，继续保持。”

这种鼓励对我意义重大，林婉婷的信任，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三个月后，我已经能熟练处理日常工作，英语水平也有进步。

这时候，一个机会来了——公司组织了个小型市场调研，需要人帮忙。

“夏哥做事认真细致，思路清晰，特别适合这个项目。”李明在部门会议上说。

林婉婷看了我一眼，微微点头：“好，就让志豪试试。

这是个好机会，希望你能把握。”

虽然项目规模不大，但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意味着我能参与公司的实质性业务。

接下来一个月，我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把全部精力投进了项目。

白天跟着团队跑调研，晚上忙着整理数据，到了周末就全力分析结果。

李明看到我这么拼，几次被我的工作劲头打动，主动留下来帮忙。

有一次，李明好奇地问我：“夏哥，你这么卖命，到底是为了证明啥呢？”

我放下手中的活，望向窗外夜色，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不想辜负那些给我机会的人。”

项目最后顺利完成，我们的报告也得到了林婉婷的高度认可。

部门总结会上，她当众夸了我：“志豪的加入给团队带来了新的眼光，特别是他对数据的敏感和分析能力，为我们的报告增色不少。”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终于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找到着落了。

时间慢慢过去，我在公司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起初做些简单文职，后来参与市场调研，接着独立负责小项目，一点点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到了八九年初，公司决定扩大华北的业务，需要更多销售和市场人手。

林婉婷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试试销售工作。

“销售会比文职难点，做得好发展空间也更大。

工资结构也会有变化，有提成，收入更高。”她说。

我没当天答应，想着一晚上，第二天告诉她我愿意挑战。

她笑着说：“好，我给你安排，让你跟王主管学一段时间，熟悉产品和客户。”

来源：萌宠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