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宗棠的精神，从不是陈列在史书中蒙尘的“标本”，而是穿越百年风雨仍能点燃人心的“火炬”——那“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情怀、“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经世致用、“不阿权贵敢直言”的刚直不阿，像三粒饱满的种子，在中华儿女的心田里生根、发芽，长成支撑民族前行的栋梁。这火炬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左宗棠传奇》（第91~95章，共100章）

第91章 精神永传承

左宗棠的精神，从不是陈列在史书中蒙尘的“标本”，而是穿越百年风雨仍能点燃人心的“火炬”——那“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情怀、“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经世致用、“不阿权贵敢直言”的刚直不阿，像三粒饱满的种子，在中华儿女的心田里生根、发芽，长成支撑民族前行的栋梁。这火炬的光，不只是照亮历史的尘埃，更能穿透当下的迷雾，让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为国为民”的坐标，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星河。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湖南湘阴有个叫左振邦的青年，是左宗棠的第四代孙。彼时他刚满二十岁，在湘阴县城的一所中学教国文，课堂上总爱跟学生讲太爷爷的故事。那天上午，他正带着学生们读《左传》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窗外突然传来刺耳的飞机轰鸣声——日军的战机掠过县城上空，投下的炸弹落在不远处的稻田里，震得教室的木梁嗡嗡作响。学生们吓得缩在课桌下哭，左振邦立刻把前排的两个孩子护在身下，后背紧贴着冰冷的土墙，耳边是房屋倒塌的巨响和百姓的哭喊。等轰炸平息，他带着学生们躲到城外的山洞里，最小的学生小明拉着他的衣角问：“左老师，日本人会把我们的家抢走吗？”左振邦摸了摸孩子的头，想起祖父常讲的“左公抬棺复疆”，突然握紧了拳头：“不会，我们会像太爷爷守住新疆一样，守住我们的家。”

那天晚上，左振邦回到祖宅，堂屋里挂着左宗棠的画像，画像下摆着祖父留下的家训手稿。他坐在油灯下，指尖轻轻抚过“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的字迹，眼前浮现出太爷爷在哈密雪地里写奏折的模样——当年太爷爷面对沙俄的侵略，六十多岁还抬棺出征，如今自己年轻力壮，怎能躲在后方？第二天一早，他把家训手稿交给邻居保管，去县征兵处报名。出发前，他在院子里的老樟树下磕了三个头，泪水砸在泥土里：“太爷爷，您当年能收复新疆，我就能把日军赶出中国，不给左家丢脸，不给中国人丢脸！”

在台儿庄战役中，左振邦所在的连队负责坚守南河沿阵地，这是阻止日军南下的关键防线。战斗打响那天，日军的炮火密集得像夏天的暴雨，阵地上的沙袋工事被炸得粉碎，泥土混着鲜血溅得到处都是。战友小张的腿被弹片炸断，躺在地上还喊着“别退，守住阵地，不能让日本人过去”；班长老王为了炸掉日军的碉堡，抱着炸药包冲上去，再也没回来。左振邦抱着重机枪，枪管打红了就用水壶里的冷水浇，手臂被弹片划伤，鲜血渗进军装黏在皮肤上，他却浑然不觉——脑子里全是湘阴老家的稻田，全是学生们期待的眼神，全是太爷爷“祖宗疆土，当以死守”的誓言。

当日军发起冲锋时，左振邦带着剩下的五个战士冲上去肉搏。一个日军的刺刀刺穿了他的右臂，他疼得眼前发黑，却死死抱住对方的腿，直到战友赶来将日军击毙。后来他被抬下阵地，医生说右臂必须截肢，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空荡荡的袖管，没有哭，只是问护士：“我们的阵地守住了吗？”当护士告诉他“台儿庄大捷了，日军退了”，他笑着笑着就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太爷爷，我们守住了，没给您丢脸。”伤愈后，他不能再扛枪，就投身敌后游击战，用左手写抗日传单，教老百姓认字，还组织儿童团放哨。直到抗战胜利那天，他回到湘阴，第一件事就是去老樟树下祭拜，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传单，轻声说：“太爷爷，我们赢了，家保住了。”

在新疆建设兵团，有位叫李建国的工程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屯垦戍边”的号召，从江南水乡来到了新疆。他刚到吐鲁番时，坐着驴车穿过茫茫戈壁，路边的“左公柳”是唯一的绿色——树干上的纹路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却还顶着嫩绿的叶子，在风沙里倔强地摇晃。当地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卜杜拉牵着驴车，指着柳树对他说：“这是左公当年栽的树，那时候戈壁上全是沙子，风一吹就能埋了人。左公带着士兵，一口水一口水浇树，还帮我们挖坎儿井，现在我们喝的水、种麦子的水，都是坎儿井里的。”

李建国蹲在坎儿井的井口边，看着清澈的水流从地下冒出来，伸手摸了摸水温，突然想起自己在清华大学学水利时读的《湘阴水利考》——那是左宗棠年轻时写的，里面画着汨罗江的水渠图，还标注着“治水先治源，利民先利农”的字样。原来百年前的智慧，还在滋养着这片遥远的土地。当时吐鲁番的灌溉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有些老坎儿井因为年久失修，井壁坍塌，水流越来越小，郊外的麦田都快干得发黄了。阿卜杜拉跟他说：“李工，要是再没水，今年的麦子就全完了，我们又要饿肚子了。”

李建国立刻带着团队去勘察，他们翻遍了新疆档案馆里保存的左宗棠水利手稿——那些泛黄的麻纸上，用朱砂标着坎儿井的走向、井深、水流速度，甚至还有“夏季防沙、冬季防冻”的备注，旁边还有左宗棠亲笔写的“百姓之事无小事，水利乃民生之本”。为了摸清旧渠的走向，李建国带着队员在戈壁滩上走了半个月，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回到驻地。鞋子磨破了两双，脚底全是水泡，他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中午太阳晒得地面发烫，他就把草帽摘下来给测量仪遮阴——那是队里唯一的精密仪器，不能坏。

有次遇到强沙尘暴，漫天黄沙像乌云一样压下来，几米外都看不清人影。李建国立刻让队员们躲到岩石后面，自己却抱着测量仪趴在沙地里，用身体挡住风沙。等沙尘暴过去，他浑身都是沙子，嘴唇干裂得流血，测量仪却完好无损。同事老王心疼地说：“李工，你不要命了？风沙这么大，仪器坏了可以再买，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李建国拍了拍身上的沙子，笑着说：“左公当年在戈壁里栽树、挖井，比我们苦多了，这点风沙算什么？老百姓还等着水浇地呢，我们不能耽误。”

后来，李建国用现代技术改进坎儿井，在井壁加了混凝土防渗层，还设计了沉淀池过滤泥沙，让灌溉面积扩大了三倍。他又跑到甘肃引进耐旱的小麦品种，在吐鲁番推广种植，手把手教农民施肥、除草。那年秋天，吐鲁番的麦田一片金黄，老百姓的粮囤都堆得满满的。阿卜杜拉拉着李建国的手，把刚烤好的馕塞给他，眼里闪着泪光：“李工，你就像左公一样，是我们的恩人！有了你，我们再也不用怕饿肚子了。”退休后，李建国没回江南，而是在坎儿井旁建了个小型纪念馆，里面摆着左宗棠的水利手稿复制品，还有他自己画的坎儿井改进图。每天都有游客来，他就一遍遍地讲：“左公当年修坎儿井，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是为了百姓；我们现在保护坎儿井，也是为了百姓，这就是传承，是把太爷爷的精神一直传下去。”

在湖南长沙的纪检系统，有位叫周明的干部，办公室的书架上总放着一本泛黄的《左文襄公年谱》，扉页上用钢笔写着“见贤思齐”四个大字。他刚参加工作时，老领导就跟他说：“做纪检工作，要学左公的刚直，不能怕得罪人，不能徇私情。”有次他查办一起贪腐案，涉案的竟然是带他入门的老领导张主任——当年周明刚到单位，张主任教他写查案报告，带他去基层调研，还在他生病时送他去医院。

案子查到一半，有人悄悄劝他：“周哥，手下留情吧。张主任对你有恩，你要是把他查了，以后在系统里不好立足，还会被人说忘恩负义。”还有人给他送匿名信，威胁他“别多管闲事，小心自己的家人”。那天晚上，周明坐在办公室里，翻着《左文襄公年谱》，看到“樊燮案”那段：左宗棠当年弹劾贪腐的永州镇总兵樊燮，得罪了湖广总督官文，官文上奏朝廷要治他的罪，左宗棠明明知道可能丢官甚至掉脑袋，却还是没松口，因为樊燮克扣军饷、欺压百姓，他不能看着百姓受苦。

周明想起自己刚入职时的誓言：“要为百姓办实事，不徇私枉法，不辜负身上的制服。”他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把查案材料报给了上级。张主任被查处后，有人在背后说他“白眼狼”，他却在日记里写：“左公当年敢跟权贵叫板，不是不怕得罪人，是怕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国家。我要是徇私，就丢了这份初心，也丢了一个纪检干部的本分。百姓把希望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后来，他在全市纪检干部培训会上讲起这件事，指着《左文襄公年谱》对台下的同事说：“左公教会我们，刚直不是任性，是守住底线；不阿不是无情，是对百姓负责。我们手里的权力，是老百姓给的，是用来保护百姓的，不是用来做人情、谋私利的。要是我们都怕得罪人，那贪腐分子就会越来越猖狂，老百姓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苦。”台下的人都听得热泪盈眶，有个年轻干部站起来说：“周科长，我以后也要像您和左公一样，做个刚直的纪检人。”

这种传承，还藏在普通人的日常里，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在湘阴的中小学，每年都会举办“左公精神”主题班会。六年级的学生王乐乐，为了参加班会汇演，把“左公守长沙”的故事编成了快板。她每天放学都留在教室里练，手腕酸了就揉一揉，台词忘了就对着镜子背。汇演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小褂子，手里拿着快板，清脆地唱：“咸丰二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气势凶，左公入幕来守城，加固城墙筹粮丰，白天巡城查防务，夜里灯下写策论，八十日困终难解，贼退长沙复安宁！”台下的老师和同学都跟着打拍子，校长还特意给她颁了“最佳传承奖”。乐乐捧着奖状说：“我长大了也要像左公一样，为国家做事，保护我们的家乡。”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人民公园，每天清晨都有位叫张奶奶的老人，带着小孙子在“左公柳”下散步。张奶奶的丈夫是老新疆兵，当年跟着部队在天山脚下修路，常给她讲左公的故事。现在丈夫不在了，她就每天带着孙子来柳树下，指着树干上的纹路说：“你看这树，一百多年了，经历过多少风沙雨雪，还是这么结实，像左公一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弯腰、不放弃。你以后也要做个坚韧的人，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新疆。”小孙子才五岁，似懂非懂地点头，伸手摸着柳树的皮，奶声奶气地说：“奶奶，我要像左公柳一样，长得高高的，保护你，保护新疆，还要保护爷爷说的‘大中国’。”

2020年疫情期间，新疆乌鲁木齐有支志愿者队伍，名字就叫“左公柳志愿者队”。队长是位叫热娜的维吾尔族姑娘，她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疫情爆发后，第一个报名加入志愿者。每天早上六点，她就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挨家挨户给居民测核酸，防护服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上勒出了深深的红印。队员里有出租车司机阿力，他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每天跑十几个小时，油钱都是自己掏；有大学生李娜，她帮社区里的独居老人买药品、送蔬菜，还帮老人用手机交水电费；还有退休教师王爷爷，他在小区门口登记信息，给居民测体温，还拿着小喇叭宣传防疫知识。

有天晚上，热娜给最后一户居民测完核酸，在小区门口的“左公柳”下歇了歇。风有点冷，她裹紧了防护服，看着树上挂的志愿者队旗，上面印着“左公柳”的图案。她想起爷爷跟她说的，左公当年在戈壁里栽树，是为了给百姓遮荫、固沙；现在自己做志愿者，是为了给百姓挡疫情、送温暖，都是一样的初心。她在朋友圈里写：“左公当年为了百姓，能在戈壁里栽树、挖井；我们现在为了抗疫，这点辛苦算什么？我们就是新时代的‘左公柳’，要给百姓遮风挡雨，要守住我们的家。”她的朋友圈下面，有很多居民留言：“谢谢你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如今，当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湖南湘阴的驻村书记小李，带着村民种起了湘阴特色的“樟树港辣椒”。为了让村民学会科学种植，他请农业专家来村里讲课，还自己先在田里试种，总结经验后再教给村民。有村民担心卖不出去，小李就联系电商平台，开直播带货，还设计了印有“左公故里”字样的包装。年底算账时，村民的收入比去年翻了一倍，大家都笑着说：“李书记，你跟左公一样，都是为我们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小李说：“左公当年在陕甘推广农桑，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做的，也是一样的事，要把左公的实干精神传下去。”

当科技工作者小陈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时，曾提及近代先贤“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探索，他拿着研发成果说：“先辈当年为了国家自强创办实业，我们现在自主创新突破技术瓶颈，都是为了国家发展，不让历史的遗憾重演。先辈的远见，我们现在更要践行。”

当军人小王在帕米尔高原的边防线上站岗，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他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手里握着钢枪，看着远处的雪山。他摸着胸前的军徽，想起入伍时班长说的“守好边疆，就是守住先辈收复的国土”，心里充满了力量。他在日记里写：“左公说‘祖宗疆土，当以死守’，我现在就在守着这片土地，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

这精神，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百年前的先贤和当下的中华儿女连在一起；像一盏不灭的灯，照亮着民族复兴的道路。它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践行的初心——爱国，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教好一堂课、种好一亩田、守好一段疆；实干，就是把每一步走扎实，不空想、不空谈，遇到困难不退缩；刚直，就是守住心中的底线，不徇私、不妥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七律·精神传承

左公精神永传承，爱国经世秉刚贞。

疆场浴血承忠志，戈壁兴农践实诚。

执纪不阿守初心，抗疫冲锋显赤情。

薪火绵延传万代，长激励我振国声。

第92章 对比同时代

晚清的朝堂，像一幅浓淡不均的卷轴画，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四位中兴名臣，各以独特的笔墨在历史的宣纸上留下印记。若说曾国藩是“稳墨”，以程朱理学为骨，用谨慎与隐忍筑牢清廷摇摇欲坠的残基；李鸿章是“淡彩”，以变通与妥协为笔，却在外交的宣纸上晕开一层灰调，难掩弱国的无奈；胡林翼是“残笔”，以英才与远见为锋，却因天不假年，只勾勒出半幅图景便戛然而止；那么左宗棠便是“重彩”，以刚劲与实干为墨，在平乱、复疆、洋务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其功绩之全面、风骨之凛冽，在同时代名臣中独树一帜，宛如暗夜里最亮的星。

曾国藩的一生，始终绕不开“平乱”与“修身”的双重命题。他出身湖南湘乡的耕读世家，科举之路顺遂得让人羡慕——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七岁就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成为清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二品官员之一。可咸丰二年（1852），他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湖南，清廷的绿营兵腐败不堪，连吃败仗，咸丰帝无奈之下，下令让在籍官员兴办团练，曾国藩就这样走上了带兵打仗的路。

他创办湘军时，深知绿营兵“军纪涣散、畏战避战”的弊端，特意立下严格的规矩：士兵必须是朴实的农民，不能招地痞流氓；军官必须是有学问、有品行的读书人；每天要训练四个时辰，还要学习《论语》《孟子》，做到“文武兼修”。他提出“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每到一处，先挖两丈宽、一丈深的战壕，再筑五尺高的堡垒，不急于进攻，而是像磨盘一样，一点点困死敌军。太平军骁勇善战，湘军初期打了不少败仗，曾国藩甚至两次跳江自杀，都被手下救了回来。可他从不放弃，总结教训后重新整顿军队，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攻克安庆，打开了进攻天京的门户。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奉命督办四省军务，成为清廷倚重的“救火队长”。他率湘军与太平军苦战十年，最终在同治三年（1864）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那些年里，他的家书从未断过，哪怕在打仗最忙的时候，也会抽出时间给家人写信。给弟弟曾国荃写信时，他叮嘱“打仗要稳，不可冒进，保住性命才能为国家出力”；给儿子曾纪泽写信时，他教导“读书要实，不可死记硬背，要学有用的学问；做事要勤，不可懒惰，要为百姓着想”。这些家书后来被编成《曾文正公家书》，成为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修身教科书”，影响深远。

但这份“稳”，也藏着他难以突破的局限。平定太平天国后，他奉命处理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百姓因怀疑法国天主教堂拐卖儿童、虐杀婴儿，与教民发生冲突，愤怒的百姓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和十多名修女、教民。法国军舰立刻开到天津海口施压，扬言要炮轰天津城。清廷慌了手脚，派曾国藩去查办此案。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百姓是被谣言误导，却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下令处死了二十名百姓，流放二十五人，赔偿法国四十万两白银，还派使者去法国道歉。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有人骂他“卖国贼”，连他的湖南同乡都觉得丢脸，把他写的匾额从祠堂里摘了下来。曾国藩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在日记里写“外惭清议，内咎神明”，觉得自己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国家。不久后，他就以“病重”为由辞官回乡，一年后就病逝了。他的“稳”，本质上是维护旧制度的“稳”——他虽然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也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却始终认为“中国的根本在伦理道德，西方的技术只是皮毛”，从没想过要培养本土人才、改革腐朽的制度。他像一位勤勉的“管家”，悉心擦拭着旧制度的铜器，试图让它看起来光亮一些，却不敢打破那层生锈的壳，终究没能让这艘“破船”驶出困境。

李鸿章比曾国藩更懂“变通”，却也更添了“妥协”的底色。他是曾国藩的门生，早年跟着曾国藩办团练，后来在安徽创办淮军——与湘军不同，淮军从一开始就大量装备洋枪洋炮，还请了外国教官训练，战斗力比湘军更强。太平天国覆灭后，他又率军平定捻军，短短两年就肃清了捻军起义，成为清廷最倚重的重臣。

李鸿章比曾国藩更清楚西方的强大，也更积极地投身洋务运动。他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军工企业，能造枪炮、弹药、轮船；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还创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1888年，在他的推动下，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拥有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九。李鸿章曾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他以为，只要有了先进的武器和工业，中国就能强大起来，就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可这份“变通”，终究没能抵过时代的洪流。他的外交生涯，满是屈辱的印记。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强迫清廷签订《烟台条约》，李鸿章作为谈判代表，被迫同意英国派员进驻云南，还开放了四个通商口岸；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奉命赴日本马关谈判。在谈判桌上，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态度强硬，提出要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三亿两。李鸿章据理力争，却因国力衰弱，根本没有议价的资本。谈判期间，一个日本浪人开枪击中了李鸿章的左眼下方，血流满面，他却忍着剧痛继续谈判，最终让日本把赔偿数额减少到两亿两。当他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时，手都在发抖，后来他对人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国家的，就是签了这《马关条约》。”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清廷战败，李鸿章再次被推到谈判桌前，与十一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此时他已七十有九，咳着血，连站都站不稳，却还是坚持坐在谈判桌前，与列强周旋。最终，清廷被迫赔偿列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还要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允许列强在北京驻军。签字后不久，李鸿章就大口吐血，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他的一生，都在试图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列强之间寻找平衡，却始终没明白——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再高明的外交技巧也只是空谈。他像一位疲惫的“裱糊匠”，用西方的技术纸片，试图修补旧制度的破墙，却终究挡不住风雨的侵蚀，最后连自己也被这面墙压得喘不过气。

胡林翼则是“天妒英才”的最好注脚。他比左宗棠年长四岁，两人早年间在长沙城南书院相识，都推崇“经世致用”的学问，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胡林翼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是探花，却从不骄纵——年轻时他曾在贵州任知府，深入苗疆剿匪，亲自带兵翻山越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在贵州创办义学，教百姓读书识字，推广耐旱的农作物，深受百姓爱戴。

后来，胡林翼调任湖北巡抚，恰逢太平军围攻武昌。武昌是长江中游的重镇，一旦失守，湘军的粮道就会被切断。胡林翼率军死守武昌，与太平军展开拉锯战，整整一年都没回过家。他带头削减自己的俸禄，用来筹军饷；还整顿湖北吏治，严查贪腐官员，把湖北的税银从每年几十万两增至几百万两，让湖北成为湘军最稳固的“粮饷基地”。曾国藩曾多次说：“胡公之才，胜我十倍。若没有胡公在湖北支持，我湘军根本不可能平定太平天国。”

胡林翼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对左宗棠的赏识与扶持。咸丰九年（1859），永州镇总兵樊燮贪赃枉法，克扣军饷，欺压百姓，左宗棠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查实后严斥樊燮。樊燮怀恨在心，勾结湖广总督官文，上奏朝廷弹劾左宗棠“越权干政，目无上官”。清廷震怒，命官文查办，欲将左宗棠革职查办，甚至治罪。

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为总督级官员，却冒着得罪官文的风险，多次上疏为左宗棠求情。他在奏折里说：“左宗棠才可大用，其为人刚直，一心为国，若因小事弃之，是弃国家栋梁，恐失民心。”他还亲自去武昌见官文，晓以利害：“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左膀右臂，湖南的粮饷全靠他筹集，若治他的罪，湖南必乱，湘军的粮道也会受影响，于国家不利。”在胡林翼的力保下，左宗棠才得以脱险，后来还被曾国藩推荐，创办楚军，走上了独当一面的道路。

可天不假年，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因积劳成疾，患上了咯血病，经常咳得喘不过气。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处理公务，直到弥留之际，还在叮嘱身边的人：“湖北的吏治要继续整顿，粮饷要按时送到湘军大营，左宗棠是人才，要好好重用他。”这年九月，胡林翼病逝于武昌，年仅四十九岁。彼时，太平天国即将平定，洋务运动即将展开，正是他大展拳脚的好时机——他曾计划在湖北创办船厂，培养海军人才；曾想联合左宗棠、曾国藩，推动科举制度改革，选拔实用人才；曾打算在湖北推广机器织布，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可这些计划，终究成了未完成的草稿，只留下满纸遗憾，让后人感叹“若胡公多活十年，晚清或可改观”。

与三人相比，左宗棠的笔墨更显“刚劲”与“全面”，他像一把锋利的剑，既能披荆斩棘，又能守护疆土。平乱方面，他不仅参与平定太平天国，更率楚军收复浙江——1862年，他任浙江巡抚时，浙江大部分地区已被太平军占领，杭州被围了整整两年，百姓饿死的不计其数。左宗棠率军从衢州出发，每收复一座城池，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百姓：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掩埋尸体，防止瘟疫；还创办书局，刊印《四书》《五经》，恢复当地的文化教育。他在浙江三年，不仅肃清了太平军，还让浙江的农业、商业慢慢恢复，百姓都称他为“左青天”。

后来他平定陕甘地区乱局，耗时十二年，却从不是“一味镇压”。他深知乱局根源是“官逼民反”，所以在作战的同时，还设立善后局，安抚流民：给百姓分土地、种子，让他们能种地谋生；主张“汉回一家”，严禁官兵歧视、欺压各族群众；还创办义学，教各族子弟一起读书，促进民族和解。在他的治理下，陕甘地区慢慢恢复了秩序，百姓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

复疆方面，他更是创下了近代史上的奇迹。1875年，清廷内部爆发“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收复无用，不如放弃，把军饷用来建设海防”；左宗棠却力排众议，说“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则京畿危矣。若放弃新疆，列强必得寸进尺，中国将无宁日”。他主动请缨，愿率大军西征，收复新疆。

当时清廷财政困难，只给了他五百万两白银的军饷，连军费的一半都不够。左宗棠没有退缩，他自己向外国银行借款，又在各省筹集粮饷，整整准备了两年，才率楚军出征。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先收复北疆，扫清障碍；再进攻南疆，速战速决。在新疆的四年里，他六十多岁了，还跟着士兵一起翻雪山、过戈壁，吃干粮、喝雪水。士兵们都劝他留在后方，他却说：“我是主帅，要与将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守住新疆。”最终，他率军收复了新疆全境（除伊犁外），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1881年，他又支持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了伊犁九城。这是晚清以来，中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地，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连外国人都对左宗棠刮目相看。

洋务方面，左宗棠的“实干”与“远见”更胜一筹。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不是简单的“造枪造炮”，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专业造船厂，能造蒸汽轮船、军舰。更难得的是，他还在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开设造船、驾驶、外语、数学、物理等课程，培养了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大批近代人才。他说：“造轮船只是第一步，培养人才才是根本。有了人才，中国才能真正自强。”

他还在江南整顿盐政——晚清的盐政积弊已久，盐商偷税漏税，盐价高昂，百姓吃不起盐。左宗棠到任后，严查偷税漏税的盐商，降低盐价，还改革盐运制度，让盐能顺利运到百姓手中。他还扩建金陵制造局，提高军火质量，为清军提供了更多先进的武器。他的洋务运动，从不只看“眼前利”，更看“长远功”——不像李鸿章偏重军工与外交，也不像曾国藩保守，而是“既重实业，又重民生；既学西方，又守根本”，真正做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更难得的是，左宗棠始终保持着“刚直不阿”的底色。面对樊燮的贪腐，他敢弹劾；面对官文的打压，他不妥协；面对清廷的妥协，他敢力主复疆、抗法；面对列强的施压，他敢抬棺备战。1884年，法军进攻福建，马尾海战清军失利，福州危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到任后，立刻整顿海防：加固福州、厦门的炮台，增派守军；组织渔民、乡勇成立水勇营，配合清军作战；还派刘铭传率军援台，最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挫败了法军的侵略野心。

他的刚直，不是“蛮干”，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国家领土，他敢与权贵叫板；为了百姓福祉，他敢违背上意。他像一柄“利剑”，既能披荆斩棘平定战乱，又能划破妥协的迷雾，为国家守住疆土与尊严。

后世学者评价：“曾国藩立其基，李鸿章铺其路，胡林翼启其端，而左宗棠则扩其疆、固其本，四人皆为中兴名臣，然论功绩之广、影响之深、风骨之硬，左宗棠实乃翘楚。”这评价，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四位名臣的差异——曾国藩是“守成者”，李鸿章是“妥协者”，胡林翼是“遗憾者”，而左宗棠是“开创者”，他用一生的刚劲与实干，为晚清的暗淡画卷，添上了最鲜亮、最动人的一笔。

七律·对比同时代

晚清名臣各擅场，曾李胡左俱栋梁。

国藩守旧持理学，津案屈民愧清光。

鸿章洋务多妥协，马关辛丑泪沾裳。

胡公早逝功难竟，左帅全功护疆场。

第93章 近代伟人列

左宗棠的精神与近代以来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奋斗方向相契合，其“守土之责”“实干之魂”“为民之心”，与孙中山等近代伟人推动的事业存在深刻精神共鸣，成为连接古代士大夫家国情怀与近代民族奋斗的重要纽带，为中国近代史上“爱国、实干、为民”的精神谱系注入了重要力量。

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振兴中华”，而左宗棠收复新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壮举，正是这一追求的重要历史支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成立兴中会，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彼时他已熟知左宗棠的事迹。在兴中会的成立大会上，他拿着左宗棠的画像对华侨们说：“左文襄公当年面对沙俄的侵略，六十多岁还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百万国土，这是中华民族的荣光！如今我们的国家被列强欺负，领土被侵占，百姓受苦，我们就要像左公一样，有勇气、有决心，推翻腐朽的清廷，振兴我们的中华！”华侨们被他的话打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革命事业。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将“振兴中华”作为核心目标。在同盟会的演讲中，他特意提到左宗棠：“昔左文襄公收复新疆，为中国保住六分之一国土，此乃中华民族之荣光。今日吾辈革命，不仅要推翻专制，更要守护祖宗疆土，完成左公未竟之业！若中国的领土不能完整，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何谈‘振兴中华’？”他说这话时，眼神坚定，台下的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都激动地鼓掌——他们知道，“守护疆土”与“推翻专制”，都是“振兴中华”的必经之路，缺一不可。

孙中山还常对身边的人说：“左公抬棺出征，非勇也，乃忠也——忠于国家，忠于百姓。吾辈革命，当以左公之忠为鉴，为中华之独立、统一而奋斗，绝不能让国家再失去一寸土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件事就是下令保护左宗棠的故居与祠堂。他在给湖南都督谭延闿的电报中说：“左文襄公为吾国民族英雄，其一生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造福百姓，功绩卓著。其故居、祠堂当妥为保护，严禁破坏，以慰先贤、励后人，让国民皆知爱国之责。”

那时，新疆虽仍有动荡，部分地区被地方势力控制，但孙中山始终坚定地认为“新疆乃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他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新疆物产丰富，乃中国西北之屏障，若能好好开发，必能为中国之富强助力。左公当年能收复新疆，今日吾辈亦能守好新疆、建设新疆，此乃中华之幸。”为了稳定新疆局势，他还派亲信去新疆联络爱国人士，宣传“五族共和”的思想，推动新疆回归中央政府的管辖。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与左宗棠的“反侵略、保疆土”，虽时代不同、方式各异，却有着共同的“家国底色”——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摆脱屈辱，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展现的“实事求是”作风，如“缓进急战”的战略、注重后勤保障的规划，以及在新疆兴水利、办教育的治理实践，与近代以来务实兴邦的理念相契合，为后世开展边疆建设、推动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在边疆治理中，他“汉回一家”“因地制宜”的理念，也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谐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历史教材定位到学术界研究，左宗棠的形象始终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实干兴邦”等关键词紧密相连。初中历史课本将其列为“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高中历史教材肯定其“洋务运动重要推动者”的地位，大学中国近代史课程则将其视为“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杰出实践者”，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术界普遍认为，左宗棠的精神是近代中国“爱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功，可与古代卫青、霍去病媲美，他的实干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奋斗的人，为中国的独立、统一、富强奠定了精神基础。”

在湖南湘阴的左宗棠故居，有一间专门的“精神传承”展厅，这里陈列着孙中山等近代伟人提及左宗棠的文献资料、实践照片，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展厅的正中央，挂着孙中山先生签署的《保护左公祠令》原件，纸张虽已泛黄，却仍能清晰看到“左文襄公为民族英雄，其祠宇当妥为保护”的字样。

游客们在这里驻足，能清晰地看到：左宗棠的精神，如何在近代伟人的实践中得到传承与升华；而这些伟人的行动，又如何让左宗棠的精神更具时代价值，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有位来自新疆的游客，在展厅里看着相关史料，激动地说：“左公收复了新疆，一代代后人建设着新疆，他们都是为了我们新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种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

如今，当我们谈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谈论“国家统一”“实干兴邦”，总能在左宗棠的故事里找到深刻的共鸣——他收复新疆的决心，提醒我们要坚定地守护国家领土完整，绝不让一寸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创办洋务的远见，激励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让历史的屈辱重演；他为民兴利的举措，告诫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百姓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左宗棠能与近代伟人在精神层面形成共鸣，不仅是因为他的功绩，更是因为他的精神——爱国、实干、为民，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不竭动力，指引着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向未来。

七律·近代伟人

左公名与伟人肩，一脉相承家国牵。

复疆守土开先路，实干为民树楷巅。

中山继志驱专制，奋斗定鼎福延绵。

薪火尽瘁传薪火，千古英名万古传。

第94章 国际评价高

左宗棠的功绩，早已超越国界的藩篱，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像一颗璀璨的星，在全球历史的夜空中闪耀。从19世纪末至今，西方历史学家、军事专家、汉学家们，对这位中国晚清名臣多有关注，其收复新疆的战役被视为“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之一”，相关评价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参考。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研究近代世界史时，曾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动为“19世纪弱国捍卫领土的典范”。他指出，在19世纪的世界版图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失去领土，而左宗棠能在清廷财政匮乏、内部争议不断的情况下，率领军队穿越千里沙漠戈壁收复新疆，“展现了非西方世界在困境中的顽强生命力”。他还提到，左宗棠的伟大不仅在于军事胜利，更在于“收复土地后注重民生、凝聚民心，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长久稳定的关键”。

美国军事专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研究近代亚洲战争史时，对左宗棠的“缓进急战”战略给予高度认可。他认为，左宗棠西征前用两年时间筹集军饷、训练军队、修建道路、囤积粮草，确保军队在千里戈壁中无后勤之忧，这种“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思路，“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智慧”；而作战中“先北后南、速战速决”的战术，既减少了战争损耗，又迅速稳定了局势，“对现代军事仍有重要借鉴意义”。麦克阿瑟还赞赏左宗棠在戈壁滩上解决后勤补给的方法，认为“用驼队运输物资、沿途挖井种树的举措，展现了出色的后勤管理能力，在当时的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性”。

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在研究中国近代化进程时，肯定了左宗棠的洋务实践。他在相关著作中提到，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不仅是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端，更是亚洲近代工业的重要里程碑”，尤其称赞船政学堂的设立——“左宗棠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注重培养本土人才，开设造船、驾驶、数理等课程，培养出严复、詹天佑等优秀人才，这种‘技术与人才并重’的理念，比同时期许多洋务实践者更具远见”。

西方媒体也对左宗棠的事迹多有报道。1880年，左宗棠抬棺进驻哈密准备收复伊犁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中国的勇气——记左宗棠将军》的报道，称“这位中国将军年过六旬仍亲赴边疆，甚至准备以死明志，这种勇气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软弱可欺’的印象，证明中国仍有敢于对抗列强的力量”。1885年左宗棠逝世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讣告，评价他“一生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推动实业发展，平定战乱、收复新疆、创办船厂，为中国的稳定与进步倾注毕生心血，其功绩值得世界铭记”。

如今，国际上关于左宗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2023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近代亚洲伟人”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多国的学者围绕“左宗棠与近代中国的崛起”展开讨论。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后人内藤典子，分享了内藤湖南1910年的手稿，其中写道：“左文襄公乃中国近代了不起的伟人，其收复新疆之功，可与古代卫青、霍去病媲美，而其洋务之远见，更胜前人。”美国学者马克·埃尔文也表示：“左宗棠的精神对当代世界仍有启示，他捍卫国家主权、注重自主发展、以民为本的理念，值得当代国家学习。”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来到中国，追寻左宗棠的足迹。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托马斯·怀特，为撰写相关毕业论文，曾实地考察湖南湘阴左宗棠故居、新疆吐鲁番坎儿井遗址等地。在新疆吐鲁番的“左公柳”下，他听当地维吾尔族老人讲述左宗棠栽柳、挖坎儿井的故事，感慨道：“左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也是世界的英雄——他的爱国精神、实干精神，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这种跨越国界的高度评价，不仅是对左宗棠个人功绩的认可，更是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尊重。左宗棠用他的行动，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尊严，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侵略的力量，而是守护的力量；不是妥协的力量，而是实干的力量；不是分裂的力量，而是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永远值得世界敬仰，永远值得后人传承。

七律·国际评价

左公功绩震西疆，域外方家尽赞扬。

汤因比誉守土志，麦克阿瑟叹谋长。

伯希和赞洋务举，泰晤士报颂刚肠。

十九世纪军名宿，永载环球史册光。

第95章 影视文学现

左宗棠的故事，早已不是尘封在档案馆里的旧纸堆，而是被影视、文学创作者反复挖掘、精心打磨的“精神富矿”——从电视剧里金戈铁马的西征画面，到小说中细腻深刻的内心刻画；从话剧里铿锵有力的台词，到传记中严谨详实的史实考证；从动画里活泼生动的少年形象，到漫画里热血沸腾的战斗场景；从纪录片里客观冷静的历史解读，到儿童文学里温暖动人的成长故事。每一部作品都像一扇窗，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走进左宗棠的世界，感受他“抬棺复疆”的勇气、“经世致用”的实干、“为民兴利”的情怀，也让他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跨越代际的精神纽带。

1998年播出的电视剧《左宗棠》，是国内首部全面展现左宗棠一生的影视作品，也是很多人“认识”左宗棠的开始。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剧组筹备期长达三年，编剧团队通读了《左文襄公全集》《左宗棠年谱》《湘军志》等几十部史料，还走访了湖南湘阴、新疆哈密、福建福州等地的档案馆、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民间传说和一手资料。导演张黎为了找到“符合晚清气质”的场景，带着团队在湖南的乡村里跑了十几个县，最终选定湘阴县界头铺镇的一个古村落，按照左宗棠祖宅的原貌，搭建了实景拍摄基地。

饰演左宗棠的演员杜雨露，为了贴近角色，通读了左宗棠的相关史料，专门学习了湘方言和清代官场礼仪，还为贴合左宗棠晚年清瘦形象减重十五斤。拍摄“抬棺西征”这场戏时，剧组在新疆哈密的戈壁滩实景拍摄，冬季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杜雨露穿着清代官服，扶着真实木棺在雪地里喊话：“将士们！伊犁乃中华领土，祖宗疆土，当以死守！沙俄不退，我等便与这片土地共存亡！”拍摄结束后，他手冻发紫、嘴唇开裂，却仍要求重拍以呈现更饱满的情绪。

这场戏播出后，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新疆观众阿卜杜拉说：“我爷爷当年给我讲左公抬棺的故事，我还半信半疑，看了电视剧才知道，左公太伟大了！”湖南观众李阿姨则说：“我是湘阴人，看左公在电视剧里说湘方言，特别亲切，也特别自豪。”该剧还被很多学校列为历史教学辅助材料，帮助青少年更直观地了解左宗棠的故事。

小说领域，作家徐志频的《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堪称经典。与其他偏重史实的传记作品不同，这本书最打动人的，是对左宗棠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作者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左宗棠的日记、书信、奏折，走访了左宗棠的后人，收集了很多未公开的资料，从字里行间捕捉左宗棠的情绪变化，还原他“有血有肉”的形象。

比如，在描写“樊燮案”时，作者通过左宗棠的日记，还原了他当时的焦虑与坚持：“咸丰九年冬，夜雪，读《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忽闻官文欲参我，心虽惧，却不悔。樊燮贪赃枉法，克扣军饷，欺压百姓，湖南百姓苦不堪言，我若不言，何以为官？何以为民？纵使得罪权贵，丢官罢职，亦无憾矣。”在描写“收复新疆后治理民生”时，作者写道：“左宗棠蹲在吐鲁番的田埂上，看着农民用坎儿井的水灌溉麦田，水珠落在嫩绿的麦苗上，溅起小小的水花。他伸手轻轻摸了摸麦苗，又摸了摸脚下松软的泥土，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对身边的士兵说：‘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让百姓能这样安稳种地吗？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将来百姓就能吃饱饭了，这比打胜仗更让我高兴。’”

这本书出版后，连续三年登上全国畅销书榜，销量突破百万册。有读者在书评里写道：“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左宗棠’，他有脾气，会因为下属办事不力而发火；有委屈，会因为被人误解而难过；有坚持，会因为守护国家领土而冒险；也有遗憾，会因为没能做更多的事而自责。但他始终把国家和百姓放在第一位，这种‘不完美的伟大’，比完美的英雄形象更能打动人心。”

话剧《左公柳》则以“树”为核心隐喻，讲述了左宗棠西征栽柳、后人守护柳树的故事，充满了诗意与深情。这部话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话剧团创作，编剧王伶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从小听着祖父讲“左公柳”的故事长大。为了写好剧本，她花了两年时间走访新疆各地，收集“左公柳”的传说，那些在哈密为牧民遮风挡雨的老柳、在吐鲁番与坎儿井共生的柳树，都被写进了剧本。

话剧分为两幕，第一幕聚焦1876年左宗棠西征：戈壁滩上，士兵们顶着风沙行军，有人抱怨“栽树有什么用，能挡枪子吗”，左宗棠却蹲下身，把柳苗插进土里，用自己的水壶浇水：“这柳树今天挡不住枪子，明天能为百姓遮荫；今天是棵小苗，明天能成一片林。我们收复新疆，不只是要土地，还要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世世代代能安居乐业。”第二幕转到2020年：护林员老张发现一棵百年“左公柳”的树干出现病虫害，连夜组织村民救治，有人说“一棵树而已，没必要这么费劲儿”，老张却指着柳树对大家说：“这不是普通的树，是左公栽的树，是我们新疆人的根。左公当年为了百姓栽树，我们现在为了后代护树，这就是传承啊！”

话剧中的一句台词，让无数观众泪目：“柳树会老，树皮会皱，但左公的精神不会老；我们会走，头发会白，但守护家国的心不会走。”这部话剧在新疆、湖南、福建、甘肃等地巡演时，场场爆满。

除了这些经典作品，近年来还有不少新创作不断涌现。2021年央视播出的纪录片《左公西征记》，以“实地考察+专家解读+动画还原”的方式，全景式展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全过程。该片播出后，豆瓣评分高达9.2分，有观众评论：“以前只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看了纪录片才明白，他不仅会打仗，更会治疆，这份远见太难得！”

202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小少年与左公柳》，用孩子的视角讲述左公精神。书中的主角阿不都是个十岁的维吾尔族少年，他最喜欢听爷爷讲左宗棠栽柳的故事，还在学校组织的“保护左公柳”活动中，带着小伙伴们给柳树刷防虫涂料、做警示牌。这本书出版后，被列入“新疆青少年推荐书目”。

动画《少年左公》面向6-12岁儿童，用活泼的画风展现左宗棠的少年时光。动画里的少年左宗棠，在湘阴乡下读书时，看到稻田被洪水淹没，便带着小伙伴们挖水渠；在书院学习时，不满足于死记硬背，而是带着问题去问先生“如何才能让百姓不受灾”。这部动画在视频平台播出后，播放量超过一亿次，有家长留言：“孩子看完后，主动跟我说‘要像左公一样，做有用的事’，还开始帮家里做家务，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太好！”

这些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有着共同的初心——让左宗棠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的精神融入当下。如今，这些作品还在不断传递着力量：电视剧弹幕里常有年轻人留言“向左公致敬”“吾辈当自强”；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话剧进校园时，孩子们会围着演员问“左公还做了哪些事”。

这便是影视文学的魔力——它让百年前的历史“活”了过来，让左宗棠从史书中的名字，变成了能与我们对话的“前辈”；它让“爱国、实干、为民”的精神，从抽象的口号，变成了每个人都能理解、都能践行的行动。

七律·影视文学

左公事迹影视扬，剧里西征气轩昂。

霜打戈壁棺为誓，雪映天山柳作章。

小说细描心中志，话剧深传柳下肠。

纪录还原平乱史，童书续写护林章。

动画少年明远志，漫绘疆场振心房。

万千作品承精神，左公美名万古芳。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