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歌｜永远的记忆——怀念我的导师杨儒怀教授

摘要：在第41个教师节之际，为弘扬“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的核心精神，我们汇集媒体对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采访报道，特别策划推出“师者如歌”系列专栏，聚焦中央音乐学院老中青三代师者，聆听他们用生命谱写的教育乐章。

总有一种旋律，能跨越时空，叩击心灵；总有一种力量，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是师者的歌。

在第41个教师节之际，为弘扬“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的核心精神，我们汇集媒体对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采访报道，特别策划推出“师者如歌”系列专栏，聚焦中央音乐学院老中青三代师者，聆听他们用生命谱写的教育乐章。

他们的歌，是老一辈教授甘为人梯、奠基学科的“传承之歌”；是中年骨干教师守正创新、承上启下的“中坚之歌”；是青年教师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未来之歌”。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动人的篇章，见证他们如何用艺术的薪火，点亮莘莘学子的梦想，为教育强国的事业奏响时代强音。

编者按

2025年8月13日，是著名音乐教育家、理论家，我校作曲系杨儒怀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此谨以其学生、中国音乐学院原科研处处长、作曲系主任高佳佳教授的这篇纪念文章（原载《人民音乐》2013年第六期，在此稍作编辑），表达我们对杨先生的无限敬仰与缅怀之情。

杨儒怀教授简介

杨儒怀（1925-2012），音乐教育家、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遵化县人，1925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1950年先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和燕京大学音乐系。1952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主要承担作曲技术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几乎教过传统作曲“四大件”的所有课程），在曲式与作品分析理论方面有独到见解和重要成果，培养了高佳佳、唐永葆、蔡乔中、龚晓婷等一批该专业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出版了《音乐的分析与创作》《音乐分析论文集》《曲式结构的理论基础论文集》《合唱作曲技巧》等多部专（译）著，发表了《论边缘曲式》《马思聪小提琴作品的创作研究》《音乐语言陈述结构的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音乐中的曲式》等数十篇论（译）文。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和奖励。历任北京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编者）

杨儒怀教授（1925-2012）

2012年4月访美期间，突然接到家中电话说杨儒怀先生在我出国后第二天住院了。虽然先生久病、多次住院，但冥冥之中却感到这次有一丝不祥。于是，我迅速联系师母，得知先生确实病情严重。在焦急和惦念中我终于挨过了漫长的20天，没想到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得到先生病危的消息。我来到先生病榻前，含着眼泪轻轻呼唤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应。2012年5月10日，杨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各个年龄阶段的杨儒怀教授

先生真的就这样走了。那天我在先生家里，看着他面带微笑的遗像浮想联翩。先生一生清廉，家里空间狭小，没有地方设灵堂，大家送来的鲜花就只能放在光线暗淡的门厅餐桌上。看到这一切，我不禁泪如泉涌。这么多年，先生与师母一直居住在约60平米的房子里。其中，先生的工作间仅10平米左右，正中间摆放了一张写字台，靠墙立着书柜、钢琴、一个小茶几，两个单人沙发还得分两面墙摆放。毫不夸张地说，剩余的空间只能站立两个人。再看那张陈旧的写字台，由于四周摆满书籍，原本较大的空间只留有一小块不足0. 4平米的地方。凡去过他家里的人都说这房子实在是太小了，有人说进先生家要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也有人说去先生家一次不要超过三个人；还有人根本不相信先生只有这一处房子……。难怪，在住房标准普遍提高的今天谁会不这样议论呢。而了解先生的人们无不佩服先生的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无怨无悔地在这窄小的环境里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正是在这间书房里，我领略了先生学富五车、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大师风采；也正是在这间书房里，先生帮助我打开了学术思路，奠定了专业根基，找到了前进方向，从而信心百倍地迎风起航！

杨儒怀在书房留影

与先生相识相知、进而成为他的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当年我在沈阳音乐学院读书时，就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杨儒怀教授，毕业留校后，听到关于杨先生神话般的传说就更多了。如杨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很高，想考他的研究生很难等等。的确有很多同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研都败下阵来，于是我也打消了念头。后来，我有幸从曹家韵老师（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学生）手里借到了一份中央音乐学院作品分析课的油印教材，读到了杨先生的教科书，第一次知道作品分析还有这样的教材，还有这样的教法。它好似一盏明灯，打开了我在教学上的新思路。那时我还没有深入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但已经获益良多。我萌发了要去拼一下杨先生研究生的念头。198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全国音乐、艺术院校“曲式与作品分析课”教学研讨会上，我荣幸地见到了杨先生，交谈中深感先生不仅学识渊博，也是一位真挚热情、富有责任心的好老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提出想拜先生为师，报考他的研究生，没想到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增加了信心。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做杨先生的学生很不容易，要有“拼博”精神。不久后，我就开始了与先生的专业学习。

杨儒怀教授在上课（摄于20世纪80年代）

人人都知道先生从不收学费。当年我在考研前的准备阶段，经常来先生家里上课，每次都是3个小时，先生讲作品、弹作品，时不时在书架里查找作品，一次课下来乐谱和书籍会堆成一座小山，可每次我预备的学费先生却从来不要，而且很不高兴地说“我从不收学费”。当时我心里很不安，也百思不得其解正常的劳动所得为何拒收啊。后来慢慢读懂了先生，对于他来说，与学生研究作品、探讨学术、驰骋于音乐的海洋是无比圣洁高尚的事，如何能用金钱来衡量！多年来我只能以鲜花赠予先生，而先生给予我的却是用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知识和信心！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有幸成为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本世纪初，杨儒怀被学校聘为特聘教授，图为“十大”特聘教授的合影（图中缺林耀基教授，摄于2002年）。左起：汪毓和、林石城、杨儒怀、郭淑珍、杜鸣心、吴祖强、周广仁、于润洋、杨鸿年

记得入学后先生正式上的第一堂课很出乎我的意料，是带我了解学校图书馆。当时图书馆还没有实行信息化的管理，他对其中的每一层楼、每个书库、每个阅览室、每种外文刊物的特色以及如何通过卡片迅速查找书刊等进行详细介绍，这对我后来能够有效利用图书馆的学术资源进行学习和研究帮助极大。后来我毕业调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先生也曾带我来到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暗访”，为我进入新的学术环境做准备。这一点使我想起先生经常说过的一句话：“胡大夫（师母，著名眼科医生）离开医院就不能工作，如果我离开图书馆也是无所事事。”

在学校图书馆前，杨儒怀教授与来访的外国专家合影

回想当年，我是带着问题来上学的，并且对导师的学术观点并不是都能理解。因此，同导师进行课堂讨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音乐语言陈述结构的论述和分析，常常是争论的焦点。记得有一次我们就肖邦前奏曲作品28之8这首小品，在曲式结构和陈述结构两个层面的关系上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完全明白和接受了导师的理论指向。可以说我对导师的很多重要学术观点，如曲式功能的理论、曲式结构与陈述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音乐分析中质量互变原理等等，都是在讨论中逐渐深入并理解的。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曲式与作品分析课”教学研讨会上，杨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即是探索建立一个更加有机和完整的作品分析教学体系①。他开门见山地就一些教科书以讲授曲式结构为中心，忽视创作的实际程序与步骤，把各种不同的曲式结构看作毫无关系的独立现象等等问题提出批评，并提出音乐创作首先面临的三个问题，即：表现音乐内容的基本手段、发展音乐主题的基本手法以及前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音乐陈述结构形式。他的这些重要理论后来成为《音乐的分析与创作》这部著作（曾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金奖）的核心内容。

《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下册），杨儒怀著

在与先生学习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先生真是把学问做通了。杨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是对中外音乐分析理论的梳理和完善，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千部中外音乐作品的分析以及对大量中外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多年创作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西方的拱形再现原则、中国的起承转合原则……在杨先生看来都可融汇为艺术发展的普遍和共同规律。杨先生曾参与由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编纂的《音乐百科全书》②的攻关项目，撰写了“曲式”等多个重要条目。他曾在课上就“曲式”条目的定义与笔者反复推敲、逐字斟酌，最后定稿为：“音乐作品中具有不同陈述功能的完整独立的段落，按照某种特定的原则，前后有机地组合起来所形成的结构框架，即为该音乐作品的曲式。在结构框架中被组合起来的段落称之为‘部’，因此‘部’是曲式组成的基本单位。”这个定义一直珍藏在我的学习笔记中，并指导着我的教学与研究。今天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孤立地研究曲式，而先生的教科书始终倡导的就是“音乐的分析与创作”须紧紧相连；也有人会说曲式不适于现代音乐分析，而先生对艺术发展原则的论述恰恰可以指导一切创作……。先生真正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完善、并能与创作实践紧密相联的、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分析理论体系！

左图：20世纪60年代初，杨儒怀参与编写的《复调音乐》教材

右图：杨儒怀的曲式与作品分析手稿

先生的成就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记得读硕士研究生第一年的圣诞之夜，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先生。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踏进先生家门时，眼前看到的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节，而是先生伏案看乐谱的情景，音响中播放着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伴着飘然冥想的音乐，衬着灰暗的灯光，瞬间我觉得先生的形象特别高大。他一生不图享乐、生活节俭，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事业中，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先生的勤奋表现在很多方面。先生常说他是图书馆的顾问，每期外文资料、音乐书谱一到馆，都是经他指导分类上架。他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学术前沿。中央音乐学院经常组织国内外专家讲学，包括他的弟子回国讲学，先生都坐在下面认真地听讲，有时还积极提问交流。尽管他不曾踏出国门，但在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方面永远是最前沿的。

本世纪初，与来访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学生、旅美作曲家谭盾合影。左起：刘康华、王次炤、李吉提、张丽达、谭盾、赵行道、杨儒怀、唐建平、郭文景、许舒亚、张小夫

这种勤奋务实的学习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他书桌的抽屉里存有千余张各类音乐作品研究和分析卡片，而对于研究过的大部分作品先生都能随口说出其曲式结构以及创作特点，这一点确实让学生们无比佩服，自叹年轻的脑子记忆力远不如年长的先生。

杨儒怀存有各类音乐作品研究和分析的卡片资料盒，现收藏于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大家都知道先生有一流的外文水平，他读英文的速度几乎如同我们读中文一样。在我读博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对斯特拉文斯基晚期序列音乐的研究，阅读外文资料成为主要作业之一。记得当时每周我都会背着厚厚的乐谱和外文书籍回家，尽管花了大量时间，也用了“啃骨头”的精神，但有些内容仍然不能解释清楚，被我留出来的部分便成了导师的“作业”。让我感动的是，先生不仅认真研读，及时给予帮助，有时还会安慰我说：“这是高级英文，比较难懂。”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斯特拉文斯基序列音乐研究》能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并顺利通过，首先要感谢先生悉心、深入的指导。

杨儒怀教授曾经用过的两本英汉词（辞）典，现收藏于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导师对我的影响不仅是专业上的，在为师和做人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热爱教学、热爱学生，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我毕业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少去看先生，而每次打电话或者偶尔去先生家，也都是带着教学问题去请教。其实我的内心十分愧疚，然而先生却从不责怪，一如既往地准备好香浓的咖啡等待着我。那些年在先生的书房里与他谈学问真是一种幸福和享受，是先生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

2007年，杨儒怀教授（左3）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其实，先生不仅对自己的学生有问必答，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是百问不厌。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对先生曾有过幽默的评价：“去先生家讨教问题最好选择上午11点，不然就很难结束啦。”在他家经常听他在电话里安排与学生见面，有本院的、有外地的，有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有西方音乐史专业的、有视唱练耳专业的、有钢琴、大提琴……为了教学与应对上门求教的学生，先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且又乐此不疲。

20世纪90年代，杨儒怀教授曾为全校研究生开设多门选修课。图为其在《二十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课后，与学生们合影

学生们都知道先生每次上大课必是西服革履，提前进入教室。先生上课永远精神饱满，三节连上，从不喝水。他在讲台上时而板书、时而弹琴。先生的钢琴视奏能力之强，连“十二音”的作品也不放过，经常惹得同学们发出赞叹的笑声。在我的印象中，杨先生身体很好，一般很少生病，很少外出，所以也很少停课或者调课，唯一停课的时候就是作为第七、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参加政协会议，而每次参会前会给我们留出更多的作业，回来后先兴致勃勃地介绍会议的趣闻，然后再加长课时补回所缺的课。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们也从不耽误课，有时遇到事情想请个假时，就会想起先生，便会打消这个念头……

杨儒怀在弹奏钢琴，摄于20世纪50年代

由于服用抑制癌细胞的药物对脑子伤害很大，先生晚年的记忆力明显减退，语言表达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他对专业的思考和与学生的业务交流却始终没有停止过。2009年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先生不仅亲临现场，而且还坚持上台发言。看到台上这位瘦弱老人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谈着他终生为之研究奋斗的音乐分析理论，莘莘学子们无不感动涕零。台下热烈的掌声告诉我们，那15分钟的发言也许没有往日的精彩，但留下的却是永远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