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敌人扫荡的重点是搜山。以后听人说，27日，孙云秀带着一些 同志进了山，便掐敌人的电话线，国民党军队派出两个兵查找， 一 个被他们逮住，一个跑掉了。岛上敌军知道山上有八路了，便调集 大部队搜山，一小股一小股的敌军在平地拉网，搜捕失散和负伤的 我军官兵。

身 陷 罗 网

10月28日，金门岛沉寂下来，零星的枪声也消失了。一度恐慌 混乱的守岛敌军又镇定下来，开始进行扫荡了。

敌人扫荡的重点是搜山。以后听人说，27日，孙云秀带着一些 同志进了山，便掐敌人的电话线，国民党军队派出两个兵查找， 一 个被他们逮住，一个跑掉了。岛上敌军知道山上有八路了，便调集 大部队搜山，一小股一小股的敌军在平地拉网，搜捕失散和负伤的 我军官兵。

太阳平西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他们有二三十人。我端起 卡宾枪，沉着地一枪撂倒一个，边打边退。敌人上来多了，就给他 一梭子。天快黑了，子弹打完了，我把卡宾枪朝一块大石头上使劲 一摔，枪立时成了碎块。

这时身上只有手枪了，我在夜色掩护下，打一枪，向后跑一段。 没多久，我摆脱了敌人，手枪子弹也光了，就把手枪拆散，扔掉了。

孤身一人，两手空空。我第一次尝到了打败仗的滋味。

我从 参军以后，跟着首长和部队，从山东打到福建，大小战斗参加过几 十次，虽说也有受挫的时候，也有不少战友牺牲，可哪有这次这么 惨，三个整团还多的兵力被打散，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

在大陆， 仗打败了，还可以再找部队，而现在身陷孤岛，不是被俘就是牺牲， 没有别的路了。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我一想起老首长、老部队和 以往的战友，就禁不住热泪往下涌。我想着哭着，哭着想着，也不 知到什么时候，才睡过去。

忽然，我感到身上生疼，是有人在狠狠踢我。我睁眼一看，十 几个国民党兵在我身边围了一圈。他们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我 说是“十二兵团”的。

他们接着问“十二兵团”当官的姓名，我回答不上来了。这帮傢伙便蜂拥而上，连打带踢。

我躲到一边，大声 说：“我是八路军，要杀要砍由你们。”他们停住手脚，由两个人押着 我，向金门城走去。

到金门后，我被带到青年军201师警务连，由大个子连长对我 进行了初步讯问。

他先问我叫什么,我不能说出真姓名，便改名换姓，说叫“李春祥”。

他又问，你什么时候当的八路?

我随口编了一 套谎话回答他，说我过去也是国民党兵，在吴化文部下，是个号 兵。解放军打济南时，吴化文投降了八路军，八路军缺吹号的，就 留下我，让我给他们当了号兵。

大个子连长半信半疑，随即叫身边一个兵拿了支号来，叫我给 他吹一支国民党军队的冲锋号， 一支起床号。我是司号员出身，在 团里时，当过司号队队长，能吹我军和蒋军的许多个号谱，吹这么 两个普通号谱，还不是小事一桩!

我吹完了这两支号谱，又吹了另 外几支，他看我吹得对，吹得多，有些相信了我的话。

他叫文书拿 来一套国民党士兵服装，把我穿的军官服扒下来，换上了当兵的衣 服，只是没帽徽和肩章。

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便叫文书 领我到食堂，炒了一大碗干饭。我看着眼前的饭，又看看自己的服装，禁不住地想，我穿了国民党的衣，吃了国民党的饭，这不成了国 民党了吗?

心里一阵难过，眼泪流下来，放下了筷子。

我又被带到了连部，由一个上士班长和文书看着， 一连两天没叫我出屋 。

一个人壁在屋子里，心里老翻腾着一个念头：想法跑，就是死 也不当国民党兵，决不能给解放军抹黑。

我看文书年龄小，挺老实 的，便有意和他搭讪，说，我过去也是国民党兵，都是一家人，你领 我出去玩玩吧。文书胆子小，说让班长带你去吧。班长倒挺痛快， 同意了。

我和这个班长来到一个小菜园，走了一段路，便坐在畦埂上，拉呱起来。

我问他的家在哪儿，他回答在大陆。

我们拉起了家常， 我看他流露出了思乡之情，谈到家中的父母和亲友，还掉了泪，便 对他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全中国，穷人都翻了身，分了房子分 了地，日子越来越好。我就是现在死了，八路军会为我报仇。国 民党腐败、卖国，军队里官兵不平等，当兵的不被当人看，没什 么出头之日。

他当时没说什么,回去后却把我的话报告了大个子连长。这下我遭殃了，来了三四个人把我吊起来， 一直吊了多半 宿。

第二天，他们把我送到了另一个地方，关在一个屋子里。这个 屋子里已经有六个被俘的战友，互相都不认识。我只记得，有两个 是营干，一个连干，一个排干，一个是班长。大家都默默不语，不知 道以后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我到台湾后听说，金门守军伤亡很 大，本来想留下我们补充缺额，但他们的上级不准，叫送我们到台 湾受审查，洗脑筋。

被押送台湾途中

大约是10月31日上午吧，我们七个人被押上一艘大轮船，关进 一个小舱房里。船上站着一些外国人，一个个膀大腰粗的，大概是 船上的技术人员。

大家心里都在嘀咕：轮船将要把我们载到哪里 去?以后是不是永远不能回大陆了。

但我回想起党组织和部队首 长长期对自己的教育，暗暗下了决心：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也不能 给共产党和解放军丢脸。

开船了轮船在大海中颠簸着。小舱房又热又闷，憋得人十分 难受。过午的时候，国民党的看守放松了，各舱房的人可以出去， 到外面透透风。

忽然，我听到甲板上一阵惊呼，原来是一位被俘的 战友跳海了。这边呼叫声未停，那边又有一个人跳海了。

一时，跳海的同志不断。有人把头一歪，就跳下大海，有的是三两个人拉着 手一起跳的。外国人哇哇怪叫起来，国民党兵急促促把出去的人 往舱里赶，每个舱房门口都派了持枪的士兵看守着，再不许人们 出去了。

到了下午，大家都饿了，倒是送来了饭，但一人还不到一小碗， 我只吃了点饭渣就没了。船上不给送水，许多人渴极了，就把尿尿 到国民党兵扔掉的罐头盒里，然后再喝下去。有的人喝尿中了毒， 以后浑身蜕了一层皮。

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停到了岸边，我们被国民党兵一个监视 一个押下船。

下船后，我在一大片人群中看到了马绍堂、陈之文 (3营教导员)、阎平阶、刘德升(3营营长)等熟悉的人。分散几日， 今天在异乡相逢，心中有多少话语，却不能开口。我不由得就流下 了眼泪。

这时，国民党军官开始点名，当喊到“李春祥”时，我对自己 编的这个假名字还不熟，就没答应。身边的人戳了我一下，我忙说， “有。”

一个国民党军官走过来，朝我身上踢了一脚。我惯怒地骂 道：“你们国民党，反动派!”

他又扇了我一耳光，我便高喊：“打倒国 民党反动派!”结果遭到了一阵拳打脚踢。

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到达的地方是台湾基隆。

集中营里不屈的火焰

下船整队后，我们七个人被送进了基隆市的一所监狱。这所 监狱的监房很大， 一条长长的甬道两边，是被隔成小间的一个个监 舍，粗粗的铁栏杆密的只能伸出拳头。房里没窗户，整天不见天 日。监狱里除我们七人外，关的都是台北当地的犯人。

我们被关进去后，就开始受审。先审问他们六个，我年龄最小，放在最后。审问中，大家都用的假名字，没有一个说出真姓名 。

审问我的时候，他们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原来是干什么的，什 么时候当的八路等。我把刚被俘时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我当 初并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军队的司号兵。

他们问：“你说到底是 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

我问：“你们是叫我说实话，还是说瞎 话?”

他们说：“听听你的实话。”

我说：“说实话，是共产党好。共产 党一心为人民，军队里实行三大民主，官兵平等，干部爱护战士，大 家都象亲兄弟一样。国民党官兵不平等，贪污腐败，欺压人民，出 卖祖国……”

他们问：“你有何证据?”

我答：“你看看你们，用的美国 枪、美国炮，穿得这身衣服是美式的……”

刚说到这，他们气急败坏 地把我一顿揍，赶紧把我押回牢房。

这下子，监狱两天不给我送饭，饿得我眼前直冒金星。我想， 不能软弱， 一定要同他们斗争。我挣扎着起来，使足劲唱起解放区 流行的反蒋歌曲：“国民党，一团糟，一团糟呀一团糟，汉奸特务狗 强盗；国民党，黑了心，黑了心呀黑了心…… ”

我这一唱，把同监的台湾犯人都吸引住了。我便向监外大声 喊：“台湾同胞们，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过不了多久就要来解放你 们，国民党长不了了，你们就要自由了!”

我这么一喊，全监狱都沸腾起来。犯人都是台湾的老百姓，知 道我们是被俘的解放军，都非常同情我们。他们一看没人监视我 们时，就给我们扔烟卷。

这么一闹，饭倒是送来了，但都是半生不熟的。过了两天，他们把我拉出去，用棍子打我。我被打得口鼻流 血，昏死过去。

我被拖回去后，躺了一个多月不能动弹，来了饭， 同室的战友就一口口喂我。我身体很弱，觉得自己怕是不行了。只要有点精神，我就仍然唱呀，喊呀，闹得敌人不得安宁。

我的病情稍稍好些后，他们就把我押走了。在基隆监狱，我共被关了84天。

离开基隆，我又被关到台中的“新生大队”。“新生大队”关押 着被俘解放军三百多人，里面大多是战士和非党群众，有些是没有 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党员。

住进“新生大队”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新生大队”的副队长把 我们集合在一起。他成心侮辱我们：“你们跳个秧歌给我看看。”

我 们没人理睬他，说：“不会跳。”他再三逼迫，个别人出来跳了一阵。

国民党兵看着直乐，副队长又得意忘形地说：“你们唱个共产党的 歌听听。”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唱什么好。我走出队列，起了个 头，打着拍子指挥大家唱起来：“国民党， 一团糟， 一呀么一团 糟……”

刚唱了这么一句，大队指导员气急败坏地厉声喝道：“停 下!快停下!不许唱!”

他跑过来打了副队长两巴掌。这一下我们 都暗暗乐了。

为了瓦解敌人的军心，我在暗地里传播说：“金门已经解放 了”,“白崇禧投降共产党了”等等。 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传到 “大队”头头耳朵里了。他们十分惊慌，兴师动众地追起“谣言”根 子。

“大队”指导员是个十分凶狠的家伙，他带头一个一个找我们查 问。查到一位广东籍的班长那里，眼看就要追到我身上了，这位班 长一口咬定是自己说的，与别人无关。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兵，指挥 个别叛徒，把这位班长吊起来，用皮带抽打。这位好同志咬紧牙关 忍受着，没有叫一声，直到只有微弱的一口气了，就把他抬走了。从 此，我再没有看到这位班长，据说他不久就光荣牺牲了。

这时，一个别的团的人认出了我，偷偷向“大队”告密，说我是 八路军的司号队长。

“大队”指导员便把我叫去审问，我坚持说我 是吹号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干部。暴怒的敌人看我不承认， 就把我按在石板上，这个用皮带抽一下，那个用棍子打一下，折磨 了我一天一夜，我始终没有改口。

我在“新生大队”关了将近半个月后，他们又把我押到台北内湖集中营。

集中营同“新生大队”相比，条件更差，控制更严，对我们的摧 残更厉害。集中营四周的墙上都设了电网， 一个墙角立着一座高 高的岗楼。我这个屋里住着百十号人，睡的都是三层床，躺下伸不 直腿，坐着头就顶到了上面的床板，躺下，坐着都受罪。每天晚上， 只能将就着半躺半坐在床上过夜。

我认识的一些金门被俘的251团干部都在这个集中营，有马绍 堂、陈之文、刘德升、阎平阶、刘吉成(3营副教导员)、陈玉富(1营 副营长)等。他们一个屋住有三十多人，只能在屋里活动，不准出 来。凡是由于叛徒的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就逼他们宣 布退党。我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集中营折磨我们常常别出心裁。当时我们穿的是黄色半截袖 衬衣，短裤衩。那些国民党兵经常一次叫出我们二十多个人，站好 以后他们喊：

“一、脱衬衣。”逼大家立即脱。

他们接着又喊：“二、脱 裤衩。”

大家又得赶快脱。

刚脱完，他们又喊：“一、穿衬衣……二、穿 裤衩。”

大家又得紧着穿，就这么脱了穿，穿了脱。谁脱得慢了，就 用棍子打，打坏了，就抬出去。 一些同志就这么慢慢给折腾死了。

集中营的敌人还想从思想上动摇我们。他们给我们出一道难 题：是毛泽东好，还是孙中山好、蒋介石好?

我说：毛泽东领导穷人 闹革命，求解放，使人民人人平等，是穷人的大救星；孙中山推翻清 朝皇帝，主张联俄联共，也是个好人；蒋介石祸国殃民，是屠夫民 贼。

那帮家伙听到这，便一拥而上打我耳光，打得我双眼发黑。我 咬着牙，不说一句软话。

这帮家伙还编了一首辱骂领袖毛泽东的歌，要我们人人都 要学会。杨志刚把歌词中的人名一变，改成：“蒋介石不是人，拿着 杜鲁门当他父亲……”

我和徐黑子也都这么唱。我们得到的自然又是一顿毒打。在集中营里，凡是斗争坚决的同志都受到残酷迫害， 不少好同志被装进麻袋，扔到大海中去了。

我没有被扔进海中，同 我会吹号有些关系。

集中营的敌人也知道我的号吹得好。

1950年5月的一天，我被 带到一个地方，据说是什么要塞炮兵司令部。 一个当官的对我说： 你要同意到我这吹号，就可以离开集中营，我也决不会亏待你。

我 说，让我想想。我回到集中营，悄悄同马绍堂等干部商量。

他们一 听，觉得这是个机会，说，“你去吧，你出去以后，想法跟地下党联 系，发动高山族同胞，咱们里应外合搞暴动。”

我想起部队经常教育 我们的“宁死不投降”,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不能去。

我说，“你 们现在跟我一样是人家的俘虏，谁能给我打保票，证明我的清白? 我就是当一分钟国民党兵也是叛徒，以后回去怎么向党交代。要 死咱们就死在一起。”

以后，那个要塞炮兵司令部又提了几次这件 事，我也没答应。

不久，集中营派人逐个询问我们：“你愿不愿回大陆?回去以后还当不当八路?”我坚决要求回去。

1950年7月，大概国民党考虑留下我们这些人没有用，决定把 我们遣送回大陆。我们是分好几批走的。我被分在第一批，共有 二百多人。

我们在基隆登上登陆艇，有两个炮艇紧随其后。船驶出二三 百里后，海上起了大风，浪涛滚滚，登陆艇象一片树叶在浪涛里被 抛上抛下。押送我们的国民党兵让我们躺着，不准动一下，否则就 开枪。

离舟山群岛不远时，他们换用两只小木船送我们上一个小 岛。登陆艇上的蒋军用木棍在我们头上身上乱打，驱赶我们下艇 登船。大家乱糟糟地往小木船上跳，有的人掉进了海里，眼看已到 了朝思暮想的大陆，这些同志却被海浪无情地吞没了。

船到小岛岸 边，夜色刚刚降临。下了船，我们蹚水登岸。我一步步向岛上走去，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不由得热泪盈眶，默狱地呼唤着：老首长、 老部队，乡亲们，我“张小二”又能看到你们了!

1990年5月口述于北京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