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斜斜地切割进“宏图科技”销售部的办公区，留下明亮而慵懒的光斑。已经是周五下午三点多，大多数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临近周末的倦怠和对即将到来的假期的期盼。空气中弥漫着咖啡、打印机墨水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疲惫气息。

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斜斜地切割进“宏图科技”销售部的办公区，留下明亮而慵懒的光斑。已经是周五下午三点多，大多数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临近周末的倦怠和对即将到来的假期的期盼。空气中弥漫着咖啡、打印机墨水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疲惫气息。

我叫徐微，是宏图科技销售部的一名普通职员。我正对着电脑屏幕，敲打着一份下季度的市场分析报告，手指有些迟滞，思绪也偶尔飘向窗外。桌上的内线电话突兀地响了起来，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办公室的宁静。我皱了皱眉，不太情愿地拿起听筒。

“徐微，张浩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你去看看怎么回事。”是行政部刘姐的声音，带着一丝惯常的严肃。

张浩，我们部门的老大，哦不，是部门总监。一个三十多岁，永远西装革履，眼神锐利，走路带风的男人。他是整个部门的定海神针，也是老板面前的红人。最近公司接了个大项目，张浩几乎是连轴转，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听说为了这个项目，他甚至推掉了好几次重要的家庭活动。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悄然爬上心头。张浩虽然严厉，但极少在工作时间玩忽职守。我放下电话，站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向张浩位于独立角落的办公室。

他的门虚掩着，平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关紧门，制造出一种不容打扰的气场。我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一种更强烈的不安攫住了我。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中央空调低沉的运行声。夕阳的光线透过百叶窗，在宽大的办公桌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条纹。张浩趴在桌子上，脸深深地埋在臂弯里，一动不动。他的后背微微起伏着，似乎还在呼吸？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张总？张总？”

没有回应。我慢慢走近几步，心跳开始加速。空气中似乎弥漫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气息。我又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颤。这时，我注意到他放在键盘上的手，手指僵硬地搭在几个键上，旁边是一份还摊开着的项目进度报告。

一种可怕的念头瞬间击中了我。我鼓起勇气，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张总？”

他的身体像一滩烂泥一样，毫无生气地滑落下来，瘫倒在椅子上，然后顺着椅背，缓缓地、无声无息地倒在了地毯上。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耳边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我看着他歪倒在地的身体，他那张平时总是紧绷着的脸，此刻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安详，只是脸色是一种极不自然的苍白。

“啊——！”一声尖叫不受控制地从我喉咙里冲了出来。我吓得连连后退，撞到了身后的文件柜，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恐惧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四肢百骸。我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手指颤抖得几乎按不对号码，好不容易才拨通了120。

“喂？120吗？这里是……这里是宏图科技大厦，A座18楼销售部，我们张总……他好像……不行了！快来人啊！”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挂了电话，我瘫坐在地上，浑身冰冷，看着那个倒在地毯上一动不动的身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出大事了。

第二章：混乱与初查

很快，办公室里就炸开了锅。听到我的尖叫和120的呼喊，附近几个同事纷纷围了过来，看到里面的情景，所有人都惊呆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张总怎么了？”

“快打110！”

有人慌乱地拿出手机报警，有人试图去探张浩的鼻息，但都下意识地缩回了手，显然已经感觉不到任何气息。人群中爆发出压抑的哭泣声和恐惧的低语。行政部的刘姐也赶了过来，她脸色煞白，但还是强作镇定地指挥着：“大家不要慌！保持冷静！封锁现场，谁也不准进来！徐微，你刚才进去了，待会儿警察来了你详细说一下情况！”

我像个傻子一样坐在地上，浑身发抖，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张浩，那个平日里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张总，就这么……没了？在这个普通的周五下午？

警察很快就来了，还带来了法医。销售部整个楼层被封锁，所有员工都被要求留在自己的工位上，配合调查。气氛紧张而压抑，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惊恐和不安。老板周鸿儒也很快赶到了公司，他没有直接上楼，而是在一楼大厅里焦躁地踱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大概五十多岁，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绝对权威，平时不苟言笑，对员工很严厉。

法医和警察仔细勘查了现场。初步检查排除了他杀迹象，法医初步判断是心脏骤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猝死”。这个结果让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又感到无比的悲哀和惋惜。一个看起来如此强壮、精力充沛的男人，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有人说张总最近肯定压力太大了，经常熬夜加班；有人说他肯定没注意身体，仗着自己年轻硬撑。

张浩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确认死因。他的办公桌被警察仔细检查，抽屉被打开，文件被翻看。我看到刘姐在一旁协助警察，偶尔低声解释着什么。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既有对张浩猝死的震惊和同情，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慌和……内疚。我是第一个发现他异常并报警的人，但我当时做得够好吗？我是不是应该更早发现他身体不适的迹象？

警察找我做了笔录。我坐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手心冰凉，声音依然有些颤抖，把我发现张浩的过程，从接到刘姐电话，到走进他的办公室，再到发现他倒地不起，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一遍。我提到他趴在桌子上，似乎在休息，但叫不醒，然后身体滑落。我没有提到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和混乱，也没有提及我是否注意到了其他任何细节，比如他桌上有没有什么异常。

“你最后一次见到张总活着是什么时候？”警察问道。

“今天上午，大概十点多，我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那时候他还好好的，精神还不错，就是在看项目资料。”我想起了早上张浩虽然表情严肃，但确实不像有事的样子。

“他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身体不舒服？或者情绪低落？”警察继续问。

“没有，”我摇摇头，“张总平时话不多，比较严肃，不太跟我们谈私事。不过看他最近加班那么狠，我们都劝过他注意休息，但他总说项目要紧。”

笔录做完了，警察又询问了其他几个当时在场的同事，包括刘姐。我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工位，但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宁，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工作。周围的同事也一样，窃窃私语，脸上带着惊惧和悲伤。办公室的气氛像一张无形的网，压得人喘不过气。

傍晚时分，警察离开了，初步结论是“心源性猝死”，属于意外事件。公司也发布了内部通知，告知了张浩去世的消息，并安排了下周的追思会。周鸿儒也露面安抚了几句，语气沉痛，但眼神深处似乎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毕竟，张浩是公司的核心骨干，他突然离去，对项目、对公司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张浩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第二天赶来处理了后事。他妻子看起来非常憔悴，眼睛红肿，在公司员工的簇拥下，办理了相关手续，领取了一些遗物，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据说张浩家里条件一般，妻子没有工作，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家庭，女儿还在上小学。他的猝然离世，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张浩的工位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里工作过一样。只留下桌上一个简单的相框，里面是他和家人的合影，照片上，他咧嘴笑着，抱着女儿，笑容灿烂，与昨天那个趴在桌上一动不动的身影判若两人。看着那张照片，我心里一阵酸楚。生与死，往往只在一线之间。

追思会如期举行，来了不少人，有公司的同事，也有张浩的一些朋友和客户。场面庄严肃穆，充满了哀思。周鸿儒在会上讲话，追忆了张浩的工作能力和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语气诚恳，但也难掩一丝遗憾。他说公司会尽力帮助张浩的家人渡过难关，包括一些抚恤金和未结清的项目奖金。

我只是默默地站在人群后面，听着那些悼念的话语，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一件让我坐立不安，却又不敢声张的事。

张浩的年终奖，不见了。

第三章：消失的红包

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一个人——我的丈夫，陈明。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整个人还处于巨大的震惊和恐惧中。晚饭都没吃，就瘫在沙发上。陈明看我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包括张浩猝死和自己发现他倒地的过程，都告诉了他。当然，我隐瞒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最深的恐惧和猜测。

陈明听完，也吓得不轻。“啊？张总没了？这么突然？心脏病？”他啧啧称奇，“现在这工作压力太大，真是要命啊。你当时也吓坏了吧？”

我点点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是啊，太吓人了。就在他办公室里，那么大个人，说没就没了……”

“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陈明搂住我，拍着我的背安慰道，“那种场面换谁都受不了。以后上班可得注意点，别太拼了。”

安慰过后，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另一个秘密告诉他。“明子，还有件事……我怀疑，张总的年终奖可能被人偷了。”

陈明愣了一下：“什么？年终奖？怎么会？”

“是这样的，”我压低声音，把那天早上看到张浩拿着那个厚厚的信封，以及下午在他办公室里没有看到那个信封的细节，都告诉了陈明。“我不确定，因为我当时真的吓坏了，可能记错了？而且警察也没说检查他的财物……”

“这……”陈明皱起了眉头，“如果是真的，那可就麻烦了。不过，人命关天，现在最重要的是张总和他家人的事。这笔钱……要不要跟公司说？或者跟警察说？”

“我……我不知道。”我摇摇头，心里乱成一团麻。“我跟警察说的是他倒在地上，没提钱的事。现在事情都过去了，警察也定性为猝死了。如果我再突然冒出来说钱不见了，会不会显得很奇怪？别人会不会以为是我自己拿的？或者以为我跟张总有矛盾？”

陈明沉默了。他知道这件事的敏感性。张浩刚死，尸骨未寒，如果他生前携带的大笔现金（年终奖通常数额不小）不翼而飞，那这件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仅会让张浩的家人雪上加霜，也会给整个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起警方的重新调查。而对于我来说，贸然举报，无疑是将自己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微，”陈明认真地看着我，“这不是小事。这笔钱对张总的家人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真的不见了，必须得弄清楚。但是，你怎么弄清楚？你现在回去问谁？问刘姐？问周老板？还是再报警？你有多少把握能证明那笔钱确实存在，而且是在张总死后丢失的？”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是啊，我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细节。万一我记错了呢？万一张总根本就没拿年终奖？或者他把钱放在了别的地方？万一……是我自己因为惊吓过度而产生了错觉？

可是，如果不是丢失了呢？如果我真的看到了那个信封，而它却不翼而飞，我选择沉默，那我不是成了帮凶？或者说，纵容了真正的窃贼？

那个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脑海里反复回放着那天早上的情景。张浩走进办公室，手里确实拿着一个红色的、看起来很厚实的信封，脸上的表情也确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和期待。那是年终奖，对于辛苦了一年的员工来说，那是多么重要的一笔钱啊！

第二天，我强打起精神去上班。公司里的气氛依然有些压抑，但大部分人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开始讨论新的项目和未来的工作安排。张浩的工位空着，那个相框已经被行政部收走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一切照旧”的方向发展。

我几次想开口向刘姐或者周老板打听张浩年终奖的事情，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该怎么问？“刘姐，张总的年终奖发了吗？他昨天好像拿着一个信封？”这样做太突兀，太容易引起怀疑了。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无意中路过张浩曾经坐过的那个角落。保洁阿姨正在打扫卫生。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穿着朴素的工作服，头发花白，动作麻利。我们平时很少交流，只知道她姓李，大家都叫她李婶。

我看到李婶在擦拭张浩以前的办公桌，动作很仔细。她的目光扫过桌面、键盘、抽屉，甚至还弯腰检查了一下桌子底下。就在她直起身子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她快速地将什么东西塞进了自己工作服的大口袋里。动作非常隐蔽，几乎难以察觉。

我的心猛地一跳。那是什么？一张纸币？还是一个小物件？

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是她拿走了张浩的年终奖？

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李婶，一个普通的保洁员，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甚至有些卑微。她会偷东西吗？如果真的是她，她偷的是张浩的年终奖吗？

我站在原地，看着李婶继续低头打扫，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我的内心激烈地挣扎着。是立刻上去质问她？还是告诉刘姐或者周老板？或者，等我再找到更确凿的证据？

但我又能找到什么证据呢？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刚才看到的是什么。也许只是一张废纸，或者是一个小纸团？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个秘密侦探一样，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李婶。我发现她平时话不多，总是默默地干活，下班时间也总是很准时。她住在公司安排的员工宿舍里，据说家里条件也很困难，有个生病的老伴需要照顾。

这些信息让我更加犹豫。如果她真的偷了钱，那她一定是因为走投无路了。一个生活窘迫的人，在面对一笔“意外之财”时，确实可能动摇。我开始回忆那天早上看到李婶打扫卫生的时间。张浩的尸体被发现后，公司立刻封锁了现场，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包括保洁人员。那么，李婶是什么时候进入张浩的办公室进行打扫的？

按照规定，员工去世后，其工位应该由警方勘查完毕，并确认无碍后，才能由公司安排人员清理。我记得，警方是在下午四点多离开的，之后行政部刘姐就立刻组织人进来清理现场了。当时我因为情绪激动，加上被警察询问，没有太注意具体细节。

清理现场的时候，张浩的办公室应该是锁着的吧？钥匙在谁那里？刘姐那里应该有一把备用钥匙。那么，是刘姐或者行政部的人先进去清理的，还是直接交给了保洁部？

我找到了刘姐，旁敲侧击地问起那天清理张浩办公室的情况。

“哦，那天啊，”刘姐想了想，“警察走后，我们就赶紧进去收拾了。主要是清理一下桌面的文件，还有地上的东西。张浩的东西不多，大部分都搬走了。然后就通知保洁过来彻底打扫一下卫生。”

“是您亲自进去的吗？还是让保洁先进去的？”我追问。

“我先进去跟法医和警察对接完情况，然后叫了几个行政的小姑娘帮忙整理文件，最后才让保洁进来拖地、擦桌子什么的。”刘姐回忆道。“李婶那天好像是负责擦张浩那片区域的桌子，对吧？”

“是的。”我点点头。

“那应该没问题吧？当时现场已经没什么可疑的了，警察也检查过了。”刘姐说，“而且李婶干了这么多年保洁，一直挺本分的，应该不会……”她似乎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可思议，没有说下去。

刘姐的话并没有打消我的疑虑，反而让我更加困惑。如果现场已经被清理过，李婶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办公室的，那么她有没有可能在那之前，或者之后，再次进入？或者，有没有可能在警方勘查现场的时候，有什么疏漏？

我决定再去一次张浩原来的办公室。虽然已经被清理干净，布置成了另一个同事的工位，但也许还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我趁着午休时间，再次来到那个角落。新的工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同事，正在埋头工作。我假装路过，目光快速地在桌面上、抽屉里、窗台边逡巡。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似乎没有任何异常。

当我走到张浩以前放垃圾桶的位置时，我注意到地面似乎有一小块颜色略深的污渍，已经被清理过，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一些痕迹。那是什么？咖啡渍？还是别的什么？

我的心沉了下去。如果张浩的年终奖真的是现金，那么一个厚厚的红包，很可能会有某种包装。如果那个红包被丢弃或者遗落在角落，会不会在清洁时被忽略，或者被李婶这样的保洁人员发现并据为己有？

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张浩那天早上拿着信封进了办公室，之后不久就猝死了。信封里的钱很可能还在办公室里。而之后进入办公室清理的人，除了公司的行政人员，就是保洁员李婶。行政人员不太可能监守自盗，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最有可能接触到那个红包，并且有机会将其藏匿带走的人，就是李婶了。

这个推论让我不寒而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李婶偷走的，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个濒临绝境的家庭最后的希望。而且，她也将因此面临法律的严惩。

我该怎么办？是说出我的猜测，还是继续保持沉默？

第四章：老板的震怒

就在我内心备受煎熬，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周鸿儒，我们那位素来冷静严肃的老板，突然在公司的管理层会议上，发了雷霆之怒。

会议是每周五固定召开的，但这一次的气氛明显不同寻常。周鸿儒铁青着脸，坐在主位上，一开口就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张浩的事情，各位都清楚了。”他的声音低沉而压抑，带着一股罕见的怒意。“但是，我刚刚得到消息，张浩过年终奖的那笔钱，不见了！”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会议室里炸开了锅。所有人的目光都惊讶地投向周鸿儒。张浩刚走没几天，年终奖的事怎么会被捅出来？而且还说不见了？

“周总，您是说……张总的年终奖，可能被人偷了？”销售部经理小心翼翼地确认道。

“没错！”周鸿儒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都跟着跳了起来。“一大笔现金，就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警方当时居然没发现？还是发现了没当回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抽屉？周鸿儒是怎么知道的？张浩的抽屉在警方勘查时应该被打开了吧？难道当时张浩真的把钱放在抽屉里，而警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刘姐在清理的时候发现了，然后告诉了周鸿儒？

“警方当时的重点是确认死因，可能……可能没太注意私人财物。”销售部经理迟疑地回答。

“没注意？！”周鸿儒冷笑一声，“这是严重的失职！这笔钱对于张浩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老婆孩子以后怎么办？！”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说话。周鸿儒的怒火显然不仅仅是针对丢失的钱，更像是积压已久的某种情绪的爆发。也许是对张浩突然离世的惋惜和不甘，也许是对公司核心员工流失的焦虑，也许是对自己管理上某种疏漏的恼怒。

“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周鸿儒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情绪，但语气依然严厉，“当务之急，是立刻报警！这笔钱是张浩的个人财产，他虽然去世了，但这笔钱的所有权仍然属于他的继承人！现在被盗，就是刑事案件！必须报警！”

他看向坐在旁边的几位高管，目光如炬：“这件事，立刻安排下去！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我不希望公司任何一个员工牵扯其中，尤其是保洁和行政的人员！但是，如果让我发现是谁拿了这个钱，我绝不会放过他！”

周鸿儒的决定让我心头一震。他居然选择了报警！这意味着，之前被掩盖的可能的“盗窃案”，即将被重新揭开。而我内心那个关于李婶的猜测，也面临着被证实或证伪的巨大风险。

我该怎么办？现在报警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再想隐瞒也没用了。但是，如果我之前就怀疑李婶，并且没有说出来，等警方调查起来，我会不会被怀疑是知情不报？甚至被怀疑是同谋？

我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感觉双腿发软。我知道，平静的日子结束了，一场风波即将来临。

果然，当天下午，警察就再次来到了公司。这次来的阵容比上次更强大，不仅有负责刑事案件的警察，还有法医。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行政部门和保洁部门的人，更是人人自危。刘姐被叫去多次问话，李婶更是吓得脸色惨白，手脚都不利索了。

警察再次封锁了张浩的办公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勘查。他们甚至拆开了部分墙壁和地板，检查是否有藏匿物品的可能。张浩的办公桌抽屉被仔细检查，甚至连桌腿、文件柜缝隙都没有放过。

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切，心里七上八下。我知道关键点在于那个可能存在的红包，以及谁有机会拿走它。如果警察最终没有找到，那这件事可能会不了了之，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但如果找到了，或者警方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某个特定的人……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正在接受询问的李婶。她佝偻着背，战战兢兢地回答着警察的问题，看起来非常害怕。当警察问到她是否进入过张浩的办公室，以及是否看到或拿过什么东西时，她的身体甚至开始微微发抖。

我的心揪紧了。我知道她可能只是害怕被冤枉，但我也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询问持续了很久。期间，我看到刘姐也数次进出张浩的办公室，似乎在配合警方回忆当时的情况。

傍晚时分，警察再次离开了公司，但这次并没有明确表示调查结果。只说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然而，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公司内部传开了——保洁员李婶被警察带走了！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想到，第一个被警方带走调查的，竟然是平时看起来最老实本分的李婶。

“听说了吗？李婶被警察铐走了！”

“真的假的？为什么呀？就因为她打扫过张总办公室？”

“好像是……警察在她宿舍搜到了张总那个装钱的信封！”

“啊？真的啊？她偷了张总的钱？”

“唉，也是可怜。听说她家老头子病了，急需用钱……”

“可是偷钱终究是犯法的啊！张总刚死，这也太……”

各种议论声在走廊里、茶水间里弥漫开来。震惊、惋惜、鄙夷、幸灾乐祸……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我呆呆地站在自己的工位上，手脚冰凉。我的猜测，成真了。

李婶，那个可怜的女人，真的偷了张浩的年终奖。

可是，我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充满了沉重和不安。我知道，李婶被抓，不仅仅是因为她偷了钱，更因为她偷走了一个不幸家庭的最后希望，也偷走了她自己平静的晚年。

我不敢想象，当张浩的妻子和女儿得知这笔寄托着丈夫和父亲最后心意的钱，竟然被一个保洁员偷走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伤心欲绝。我也无法想象，李婶的家人，特别是她生病的老伴，得知她被抓的消息后，会是怎样的绝望。

周鸿儒得知李婶被抓的消息后，似乎松了一口气，但脸色依然凝重。他召集了高管开会，强调要稳定军心，不要传播谣言，并表示公司会尽力配合警方，但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至于张浩的抚恤金和未结奖金，他会尽快安排发放给他的家人。

至于我，作为第一个发现张浩异常的人，也作为曾经“差点”发现线索的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风波的中心。虽然我没有被警察询问，但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有些异样。有人同情，有人好奇，也有人带着一丝探究。

我知道，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心理冲击，远比表面看到的要大得多。我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的逝去，又间接参与揭露了一个因贫困而导致的悲剧。我仿佛站在一个黑暗的悬崖边，窥见了人性在极端压力下的扭曲和挣扎。

那个周末，我过得浑浑噩噩。我一遍遍地回想整个事件的经过，每一个细节都像慢镜头一样在我脑海里播放。我想起张浩趴在桌上的冰冷身体，想起他妻女悲伤的脸，想起李婶惊恐的眼神，想起周鸿儒愤怒的咆哮……

这一切，都源于那笔消失的年终奖。它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场关于生死、道德和法律的悲剧。

第五章：真相与代价

李婶被带走后，公司里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虽然表面上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暗地里，关于张浩之死和李婶偷窃案的议论却从未停止。各种猜测和版本在私下流传，有人说李婶是冤枉的，有人说她背后还有人，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公司，暗示是为了掩盖什么。

但警方并没有公布更多的调查细节，只是确认李婶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张浩的追思会早已开过，他生前的工作由副手暂时接管，公司也开始物色新的销售总监人选。一切都在朝着“秩序恢复”的方向发展。

然而，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李婶偷钱，看似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但其中仍有许多疑点。

比如，张浩真的把年终奖现金放在抽屉里了吗？他早上拿着信封进了办公室，之后有没有可能把钱存进银行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转移？毕竟，大额现金放在办公室并不安全。

再比如，警方在第一次勘查现场时，为什么没有发现抽屉里的钱？是没仔细找，还是钱当时根本就不在抽屉里？如果是后者，那钱是在什么时候，被谁拿走的？

还有，李婶是如何知道张浩抽屉里有这笔钱的？她是偶然发现的，还是有人告诉她的？如果她真的偷了钱，她会把钱藏在哪里？仅仅是藏在宿舍那么简单吗？

这些问题像小虫子一样，不断啃噬着我的内心。我几次想把这些疑问告诉陈明，但又怕他担心，也怕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一个月后，法院的传票寄到了公司，送到了李婶的家属手中。

李婶的案子开庭审理了。因为案情相对简单，属于刑事案件中的普通盗窃案，法院决定公开审理。消息传出，不少同事都跑去旁听，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想去亲眼见证这个悲剧的结局。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李淑兰（李婶的名字）利用打扫卫生的便利，趁无人之际，潜入被害人张浩的办公室，从其抽屉中窃取现金人民币XX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一系列证据。包括：

1. 张浩妻子和女儿的证词，证明张浩曾告知她们年终奖的具体数额，并说会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等周末带回家。

2. 公司行政部刘姐的证词，证明案发当天警方勘查现场后，是她带领行政人员清理的张浩办公室，当时抽屉是锁着的，她用备用钥匙打开后，里面并没有看到那个装钱的信封。她后来将这一情况也向警方做了说明。

3. 警方在李婶宿舍搜查到的赃款照片和扣押清单。那个红色的信封被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的百元大钞，总额与张浩年终奖的数额基本一致。经辨认，信封和张浩妻子描述的用来装钱的信封特征相符。

4. 监控录像片段。虽然公司走廊和电梯的监控没有直接拍到李婶进入张浩办公室行窃的过程（角度问题），但拍到了李婶在案发时间段（警方勘查结束，公司清理现场期间）多次进出张浩所在楼层，并且在案发后几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

5. 李婶本人的供述。在审讯压力下，李婶最终承认了自己偷钱的事实。她供述说，她在清理张浩办公室时，看到张浩的抽屉没有锁（或者是她趁人不备偷偷打开了抽屉），发现了里面那个厚厚的红色信封。她当时知道张浩刚去世，家里肯定需要用钱，但自己老伴的病拖了很久，家里实在拿不出医药费。一时鬼迷心窍，她就鬼使神差地把信封拿走了。回家后，她把钱藏在了床垫下面。后来被警察搜查出来。

听着这些证据，看着李婶在被告席上佝偻着身子，面如死灰，不停地说着“我错了，我后悔了”，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所有的证据链似乎都指向了李婶。她的盗窃行为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但是，我心里依然有一个声音在问：真的是这样吗？那个信封，真的是在抽屉里被李婶发现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张浩自己把钱藏在了别的地方，而李婶只是捡到了或者发现了？或者，有没有可能，在警方勘查现场之前，钱就已经不翼而飞了？

庭审过程中，李婶的辩护律师也提出了几点质疑：

1. 指控李婶“潜入”办公室证据不足。李婶作为保洁员，进入张浩办公室进行清洁是其工作职责范围，不存在“潜入”。

2. 关于抽屉是否上锁，以及何时被打开，存在疑点。刘姐的证词前后略有出入，最初她说清理时抽屉是锁着的，但后来又说好像没锁。警方第一次勘查时为何没有检查抽屉内的物品？

3. 李婶的供述存在诱供的可能性。她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村妇女，在警方长时间审讯的压力下，所做的供述是否完全可信？

4. 动机方面，虽然李婶家境困难，但盗窃杀人（虽然张浩是自然死亡）的罪名极其严重，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然而，这些质疑似乎并没有动摇检方的指控。公诉人一一进行了反驳，并强调了证据的相互印证性。

最终的判决很快下来了。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淑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李淑兰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全案情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宣判的那一刻，李婶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她没有当庭上诉。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四年，对于一个六十多岁、身患疾病、原本就急需用钱的老人来说，这个判决无疑是沉重的。但对于受害者张浩的家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财，又该如何弥补？张浩的生命，又该如何用金钱来衡量？

走出法庭，我感觉心情无比沉重。法律给了李婶应有的惩罚，彰显了正义。但是，这场悲剧留给人们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

张浩，一个努力工作却英年早逝的中年男人。

李婶，一个因贫困和疾病而走上歧途的可怜老人。

还有张浩那对失去父亲、未来生活可能更加艰难的妻女。

以及我，徐微，一个旁观者，一个差点成为“共犯”的知情者。

每个人似乎都是受害者，又似乎都扮演着某种角色。

第六章：余波与反思

李婶的案件尘埃落定，但她给宏图科技和所有相关人员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

公司对外宣称李婶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对盗窃案则讳莫如深，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配合警方调查，事件已妥善解决”。但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时间，公司内部流言蜚语四起，员工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对公司的管理和内部安全产生了质疑。

周鸿儒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张浩的猝死，紧接着又爆出盗窃案，让他颜面扫地。他开始更加严厉地要求员工，加强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尤其是安保和保密方面。同时，他也开始反思，是否对员工的关心不够，导致像张浩这样的重要员工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又是否对基层员工的生活困境缺乏了解，才让李婶这样的悲剧发生。

他甚至开始尝试改善员工福利，比如增加了体检项目，设立了员工困难救助基金。但这些举措，对于已经发生的悲剧来说，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销售部的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张浩一手带起来的团队，人心有些涣散。新上任的销售总监虽然能力也不错，但毕竟威望和经验都还需要时间积累。几个重要的客户也因为张浩的去世和公司内部的动荡而产生了疑虑，业务推进变得困难起来。

而我，徐微，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张浩那张倒在桌上的冰冷面孔，想起李婶在法庭上悔恨交加的泪水，想起张浩妻子抱着女儿痛哭的样子。

我最终还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当初对李婶的怀疑，以及看到她可能藏匿东西的那一瞥。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李婶已经被判刑，张浩的家人也得到了公司的抚恤金。再去追究谁是“第一个发现者”，或者质疑警方的调查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让更多的人陷入痛苦。

但这件事像一道深刻的烙印，刻在了我的心里。它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

我们每天都在为了生活奔波，为了所谓的成功和梦想而努力。我们习惯了加班，习惯了压力，习惯了将情绪深藏心底。我们很少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人。我们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却忽略了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机器中，每个人都不是孤岛。

张浩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健康的忽视和对压力的漠视。在“狼性文化”盛行的职场环境中，好像只有永不停歇地工作，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健康，一切都将归零。张浩用自己的生命，给所有职场人敲响了警钟。

而李婶的悲剧，则更加令人唏嘘。贫困和疾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生存的重压下，一个原本善良本分的人，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道德问题，更是社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结构性矛盾。我们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社会保障？是否给了底层人群足够的尊严和出路？

我想起陈明当时对我说的话：“微，这不是小事。这笔钱对张总的家人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真的不见了，必须得弄清楚。但是，你怎么弄清楚？你现在回去问谁？……你有多少把握能证明那笔钱确实存在，而且是在张总死后丢失的？”

当时我觉得他的话充满了功利和现实的考量，甚至有些冷酷。但现在想来，他的话何尝不是另一种清醒？在复杂的现实中，单纯依靠个人的道德感和直觉，很难去对抗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陷。有时候，保持沉默，或者选择一种更稳妥的方式去处理，可能并非出于懦弱，而是对自身能力边界的一种认知。

但我依然无法完全释怀。如果当初我更勇敢一点，更细心一点，是不是就能发现一些线索，阻止悲剧的发生？或者，至少能为张浩的家人挽回一些损失？

答案，或许永远也不会有。

时间是最强大的疗愈师，也是最残忍的魔术师。它会冲淡伤痛，抚平伤口，也会将真相掩埋，将记忆模糊。

一年后，我依然在宏图科技工作。公司换了新的销售总监，业务也渐渐走上了正轨。李婶的名字，早已很少被人提起。张浩的工位早已几经易主，那个角落里坐着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段经历像一道无法磨灭的印记，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它让我学会了珍惜生命，关心他人，也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复杂的认知和沉重的责任感。

在一个普通的周末，我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宏图科技大厦附近。我没有进去，只是在街对面静静地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像极了张浩猝死那天下午的光线。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趴在桌子上，再也没有醒过来的中年男人，看到了那个惊慌失措、最终走上被告席的保洁阿姨。

一阵风吹过，带来了街边咖啡店的香气，也带来了都市特有的喧嚣。

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生活还要继续，带着伤痛，也带着希望。而那笔消失的年终奖，以及它所引发的悲剧，将永远成为我记忆深处一个无法言说的痛，一个关于人性、道德与现实的沉重注脚。

来源：三杯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