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今年七十一,月退休金一万,在我们那小区算是“体面”的一号人。
我先把话撂这儿,你别笑我这老头子矫情。
我今年七十一,月退休金一万,在我们那小区算是“体面”的一号人。
可我这日子啊,硬生生过成了煎熬,还倒欠下别人三万八。
“你说你图啥呢?”前几天我儿子把收据拍桌上,眼圈都红了。
我抬眼没吭声,手指头却不听使唤,去摸那只旧搪瓷缸子,缸沿磕掉一块瓷皮,喝水总能磕到牙,疼得人精神一震。
我把缸子贴回原处,像摆回一个老日子的坐标。
这事儿怪我。
我得从头说。
我姓许,东北人,1954年生,赶上过三线建设,1979年复员回城,进的国营厂,挂铁牌子的那种,干了三十多年,轧钢车间,热浪一来,眼前跟打了白光似的。
我那时候年轻,骨头硬,抡起大锤一点不含糊。
我们那伙人,讲究一个义字。
谁家炉子塌了,谁家小孩病了,谁手头紧,不用开口,工友一兜烟一瓶酒往桌上一搁,眼神就算个交代了。
我媳妇叫王敏,小个儿,心细,单位食堂的,手里有活计,嘴上也有活气。
她最看不惯我“好出头”。
“你那点钱,都是烫手的,塞出去容易,捡不回来。”她常说。
我笑她,说钱这玩意儿,来得容易的时候,心也会飘,飘了就得往出掏点儿,不然对不起天。
她瞪我,“你对不起天,我对不起锅底儿。”
我们那段婚姻,像一口老铸铁锅,年年擦,年年用,有烟火味儿,也有铁锈味儿。
八十年代后头,我们从筒子楼搬进了职工家属院,有前有后,有树有土,能晾床单能晒谷子,风从走道穿到厨房,人从院门走到斑驳墙根,脚底下都是日子磨出的光。
儿子许宁出生,正赶上那时候好日子起了头。
他小时候冲我笑,嘴巴里淌泡泡,咕噜咕噜的。
我晾钢筋,他在旁边晾裤衩,裤衩被风吹得像旗子。
到了九十年代中,厂里就不行了。
形势一换,当街的摊子都换成大红招牌,写着“股份”“合资”。
我们厂门口,早晚都有人往外端铁盆子,盆子里不是饭,是档案袋。
王敏说,要不我们也出去碰碰吧,你看隔壁老齐下海了,人家第一批家电批发的,现在车库里停日本车呢。
我闻言心里抓挠,像手伸进铁屑里,扎得又疼又痒。
是啊,眼看着一波人富起来,谁不心动。
我犹犹豫豫,她说“算了,你这人胆子小,干不好,别折腾,能守住这碗饭也不容易。”
这一守,就守到了退休。
我那点退休金,按说在本地够用了。
往日的工友见我要来,拍我肩,“老许,稳。”
我心里明白,稳里也有自己的小激动。
我挺想把小院的柿子树修修,门口地砖换换,给老伴做一套紫檀色的橱柜,把多年的旧锅旧碗换下去,让她也跟人家一样,开开眼。
可这心思还没落地,就被一个电话给搅了。
那是前年冬天,腊月。
电话是小舅子打来的。
王敏的弟弟,王小涛,七十年代末生人,跟我足足差了一轮。
他这人,小时候机灵,长大了心眼多,嘴甜。
结婚那阵,借了我八千。
我没要他条子,男人家说话,吐口唾沫也能钉钉子。
后来他做点服装,赶上生意好几年,手伸长了,搞跨省的,车来车往,一张嘴全是“合作伙伴”“渠道”。
再后来,疫情那几年,一下子就萎了。
他那口子跑不动,仓库里压了货,利息滚着利息,整个人像被掏了魂。
那天他打来电话,开头就哭,“姐夫,救命。”
王敏在旁边洗菜,听见“救命”两字,手里筷子哐当掉地上。
我接了电话,听他断断续续说,就是急缺个周转,二十万,过了这坎,新项目马上落地,客户款到帐,三个月还你,连本带利,不让你吃亏。
二十万。
我那会儿脑子里冒热气,像回到轧钢车间。
王敏急了,一拍案子,“你真要给?!”
我看着她。
她眼圈发红。
她说,“你记得不,结婚那会儿他向你借八千,他说三个月,结果两年,还是我妈夹在中间跑腿,那八千,最后他也没吐干净。”
我不说话。
她又说,“你这人心软,心软不是错,错的是你把家当成河流,一开闸就泄出去,回头你看,锅里只剩一圈油星子了。”
我说,“这不一样,他这回真是要命了。”
王敏冷笑,“要命了的,不止他一个。”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她说的是我,也说的是她。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在生活的压榨下要命过。
不过我又想起一个人。
我妹。
我家老三,小名珠儿,九八年远嫁到深圳,后来孩子多病,她一个人支撑,小弟在外打工被拖欠了工资,我们抽不出手,她就自己咬着牙撑过去。
这么些年回家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可她每次回家,都带上那个小铁盒子,里面放着旧邮票、老照片、攒的一点零钱,来回坐车,靠得就是那个铁盒子里边的“念想”。
她说,“哥,搁谁谁不难呢?”
我又想起老厂的老周,四年前做小生意赔了本,找到我借五千,也是用“救命”两个字。
我给了。
他是条汉子,半年后,利息没谈,他加了二百,说“不叫你亏。”
他那句“不叫你亏”,在我心里烙了一个印。
那晚,我一夜没睡。
窗外有雪。
雪在路灯下落,落在老槐树上,落在公园围墙上,像给这个城市抹了一层白药。
王敏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对着墙说话,“许老头儿,你爱干啥干啥,我拦不住你,你心里过得去就行。”
她这话,听着像投降,其实是赌。
我第二天去了银行,把定期拆了,再把儿子一家还没装修的那套小房做了个抵押贷款,弄了十五万,加上自己卡上的,凑二十万整,统统转过去。
转过去的那刻,我问自己,“许老头,你到底图啥?”
我给出的回答是,“图心安。”
东北有句老话,“钱是身外物,人是活祖宗。”
我愿意信这个。
钱给出去,我就等。
周一,周二,周三,手机成了我心上的一只表,滴答滴答,提醒我时间在动。
三个月过去,四个月,半年。
王小涛的电话从稀稀拉拉,变成一两句“快了”,再变成“不接”。
有一天他接了,声音挤得像从牙缝里挤出来,“姐夫,再给我一点时间,客户那边……”
我说,“你把客户的电话给我,我去给你催。”
他沉默,挂了。
我站在阳台上,吹着夜里往回倒灌的风,心里空得像冬天的井。
王敏不催我,也不骂我,她只是把账本摆在我面前,红笔圈出那一行,“利息”。
银行的利息,每个月都像一个不认识的亲戚来敲门,笑眯眯地要个见面礼,你不给,不行,你给了,他还要下回再来。
儿子许宁这时候打工升职,女儿小雪也结婚了,日子本该往亮处走。
可我们家里,亮灯的时间越来越晚,关灯的声音越来越重。
这就是错误决定的后果。
我知道。
一万退休金,不过是数字好看,落到每月,就像老式秤砣,砸在秤盘上,叮当一声,砸出一个要给银行的坑。
那几年,疫情压着,身体也顶不住,膝盖疼,到门口菜市场走俩来回,就像爬了一座山。
我却不好意思去看病。
不舍得花钱。
这才是心上的苦。
失眠来了,挤眉弄眼的,像个梗在喉咙里吐不出去的鱼刺,夜里翻身,床板吱呀吱呀,像有人在叹气。
王敏有一天把那只搪瓷缸子从橱柜里拿出来,擦了又擦。
那缸子是九十年代初她妈给的,上边印着红牡丹,角上磕掉一块。
她说,“你总要有个东西握手里,心才不乱。”
我握着,像握着一个年代。
我后来才知道,这缸子也成了我们的“情感标志物”。
它见证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拐点,像桥头那块被风吹得光滑的石头,摸一次,心就安一次。
当然,除了缸子,还有一块怀表。
那怀表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一块上海牌,银壳子,表盖上有两条正直摆的划痕,像眉头。
小时候他就是用这表催我,“小子,没规矩就乱,时间到了就得干活。”
后来这表在家里抽屉里躺了几十年,电波时代了,谁还看这种旧玩意儿。
可我经常把它拿出来,给它上上发条。
表走起来,哒哒哒,像落在我的心尖上,提醒我,“许老头,你还有本分。”
这两样东西,搪瓷缸子和上海表,成了我的两侧护栏。
可人活着,光靠护栏也不行。
要走路。
我还是要走上街。
我们小区老头们常在门口的棋盘桌坐一圈,一边下棋,一边摆龙门阵。
有人问我,“老许,听说你出了点钱给你小舅子?”
我笑笑,“出那点算啥,钱嘛,身外物。”
有个老张夹扇子,半眯着眼,“你这话啊,给年轻人听听,当箴言。”
旁边一个瘦老头说,“箴言也得看几斤几两,我咋觉着这是‘劝贫’呢?”
他们笑。
我也笑,笑得心里发凉。
街坊的嘴,从没找到过尺度。
我不怪他们,人是要说点什么的,嘴闲了,心就没地儿放。
后来事情越攒越密,银行打电话,我接,我说“明白,明白,半个月。”
半个月过去,又半个月。
我知道自己被困住了。
于是我做了个决定,去找王小涛。
他手机很少接,微信偶尔回一个“在路上”。
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南方。
我买了张机票,老胳膊老腿,硬着头皮去了。
飞机落地,那个城市湿热,空气重得像一块潮毛巾。
我拖着老行李箱站在出站口,一群人戴着口罩,眼睛露在外面,或者疲惫,或者匆忙。
我打他电话,终于接了。
他说,“姐夫啊,你怎么来了?”
我说,“想看看你。”
他迟疑了一下,给我发了个地址。
那是一个城中村,巷子窄,楼层挤,晾衣绳像蜘蛛网。
他倚着楼梯口抽烟,眼睛里疲色一层盖一层,像面包一层层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把手伸过去。
他说,“姐夫你别这样。”
我说,“我不臭。”
他笑了一下,笑得苦,“你不臭,臭的是我这身衣裳。”
我们上楼,他租的房很小,单间,窗户朝北,一面墙全是纸箱。
我眼睛扫过去,看到标注:“春季清仓”“断码处理”。
他递给我一瓶水,矿泉水开了盖儿,拧了半天拧不开,我帮他拧开。
他坐在床边,我坐在箱子上。
我问,“那二十万,怎么了?”
他把烟按灭在空瓶里,眼神躲开我,“姐夫,我错了。”
我说,“错哪儿了?”
他说,“我以为能翻身。”
他沉默了一会儿,道,“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借给我这钱也没偷没抢,我挺过意不去的,可我……你要真把我送派出所,我也认。”
他说完这句,把手伸出来,像是把脖子伸到刀下。
我看着他。
我忽然想起了我自己年轻时在钢厂里,一扛一扛钢坯肩上压过来的力气,热浪烫得人像被撕开皮,却还得咬牙冲上去。
那时候你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
可现在这个时代,问一个做小买卖的“怕不怕”,他大概会笑,说“怕,怕得不得了。”
我叹了一口气。
我说,“我不送你去派出所。”
他眼睛里冒火,“你不送,我也睡不踏实。”
我笑,“你踏实不踏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这辈子,总得有个活法。”
他说,“姐夫,我真不配叫你一声‘哥’。”
我摆手,“别跟我说配不配,我就问你,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他的手搓来搓去,像在搓掉身上那股子霉味,“还有个客户,差一点,差一点就成,成了我立马给你打钱,先打五万,行不行?”
这话我再熟悉不过。
差一点。
人生多数时候就在“差一点”和“一点都差”之间反复横跳。
我不吭。
他低着头,“姐夫,你要是愿意,帮我最后一次。”
我忍着笑。
这笑里有自嘲。
东北话讲,“人要脸,树要皮,脸没了,皮还在吗?”
我说,“我不帮。”
他说,“姐夫……”
我抬手阻了他话头,“我不再用钱帮你,也不再用我的信用帮你。”
他闭了口。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上海牌,放在床头,表盖上的划痕在这昏暗的屋里像两道细白光。
我对他说,“你看这表。”
他迟疑着看。
我说,“我爸留下的,你也知道,老一辈最重时间,时间到了,就要干活。”
他点头。
我又说,“你现在也到了一个时间,往前一步,是人,往后一步,是坑,选吧。”
他僵着,嘴唇抖,“姐夫,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我说,“去干活。”
他愣,“我天天不都在干?”
我说,“别干这个了。”
他急,“我不干这个干啥?”
我说,“在城中村对面有个诊所旁边的小超市,店主老李要转让,租金不高,你去求他,给他打工,先干三个月。”
他说,“我拉不下面子。”
我拍他肩,“能拉下面子的人,才能抬起头。”
他说,“那我欠你的钱……”
我摆手,“别提钱。”
他红了眼,“姐夫,你真不记仇。”
我笑,“我其实记,我把仇记在这表上,每上一次发条,就给你记一笔。”
他也笑了。
他笑的时候,眼泪掉下来。
男人的眼泪很有意思,不像女人那样轻巧,男人的眼泪一掉,像石头砸到水里,扑通。
我在他这儿住了一晚,第二天走。
走之前,我掏出那只搪瓷缸子,从包里拿出来,往窗台上一放。
他愣,“姐夫,你把这个给我?”
我说,“对。”
他说,“这不是你们的传家宝吗?”
我说,“不是宝,是提醒。”
他说,“提醒什么?”
我说,“提醒你,喝水别呛着,热水也好,凉水也罢,先吹一吹。”
他说,“我懂。”
我盯着他看。
他说,“我真的懂了。”
我笑,“懂不懂的,时间会告诉我。”
回来的路上,飞机上的窗外全是云,云像不讲规矩的棉花糖,挤挤挨挨。
我迷了会儿糊涂觉。
落地那晚,王敏没问我啥,她在厨房擀面,拉条,一条条面像白蛇,被她捋成了整齐的筷子粗细,锅里水开了,咕嘟咕嘟,热气扑脸。
她说,“你那小舅子咋样?”
我说,“还活着。”
她嗯了一声,“活着就好。”
我端着那碗面,汤上飘着绿油油的葱花和一点酱油滴出的一朵花,香得人心里软。
她说,“你欠银行的利息,还得还。”
我说,“还。”
她说,“就怕你撑不住。”
我笑,“撑不住也得撑。”
她把碗里最后一点汤倒在我碗里,“人呐,越穷越要把汤喝了,这叫不糟塌。”
我点头,“你说。”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过“减法生活”。
家里灯,不用就关,冰箱里菜按三天的量买,走一步看一步。
儿子拿了些钱给我还利息,我没收,让他拿回去。
他说,“爸,你别逞能。”
我说,“你有你的家,你也要过好。”
他又说,“我觉得你这事,太让人窝火了。”
我说,“窝火也得把日子过下去。”
他看着我,突然有点不理解,“你咋就不恨呢?”
我摇头,“恨有啥用,恨能变钱不?”
他转头。
我咳了一声,补一句,“人啊,最怕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憋闷,久了容易长霉。”
他说,“爸,你有时候说话还挺像金句。”
我摆手,“哪儿的金句,这是话糙理不糙。”
街坊里,也有人劝我维权,起诉,找律师,找媒体。
我想过。
可是我想起王小涛眼里那个“扑通”的泪,又想起他手上那些起皮的茧子,我心一软。
王敏抿嘴,“你这人就是这样,软。”
我说,“软还有软的用。”
她说,“那你说说。”
我说,“软,能让人靠一靠。”
她瞪我一眼,“贫。”
我笑。
笑这东西,真能当饭吃吗?
也许不能,也许能。
年后,王小涛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小超市干得挺顺利,老板人好,他也踏实。
他说他把烟戒了。
他说“姐夫,我没脸见你。”
我说,“不急。”
他说,“等我把欠的利息先给你打个三千。”
我说,“别。”
他急,“你让我心里一辈子过不去。”
我说,“你先把自己过好。”
他在那头沉默很久,“姐夫,你是好人。”
我说,“别夸我,我怕你又开口借钱。”
他笑出声,“你咋这么会呛人。”
我笑。
挂了电话,我拿出那块上海牌,给它上了满满一圈发条。
表走得稳,像我的心。
可是人不能只靠别人的“懂”,自己还得“明白”。
我开始找活干。
别笑,七十多的老头,也可以有活儿做。
小区门口有个物业招聘,招门卫夜班,我去应聘。
年轻小伙子看着我,“大爷,你这岁数可够了。”
我笑,“岁数够,责任心也够。”
他一愣,让我试了一夜。
夜里风鼓了旗子,楼下有人喝多了吵吵,我出去劝,讲两句东北话,“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夜里别当麻雷子,吵得人揪心。”
他们哼哼,也就散了。
第二天,物业经理竖大拇指,“大爷,您蛮行。”
我说,“那你就给我留个活吧。”
他笑,“留。”
就这样,夜里门岗成了我的“第二舞台”。
我在那看人间百态,年轻人背着外卖箱子踩着点进进出出,月亮像个落地灯一样照着他们疲惫的背影;姑娘们下班晚,脚踝光着,冻得通红,手里拎着菜,另一只手还在回消息;老头老太太,刚从广场舞散伙,笑着抄小道回家,嘴里嚼着瓜子,牙口利落。
人间烟火气,才是心里的补药。
我站着,一夜到天亮,拿了工资,攒起来,不动。
王敏说,“你挺。”
我说,“我就当锻炼。”
她说,“别逞强。”
我说,“身体行不行,是走出来的。”
她没再说。
我知道她心里有杆秤。
再说儿子那头,工作上有了机会,要去外地做项目,半个月回一次。
临走前他来找我,说,“爸,我不在你身边,你和妈照顾好自己。”
我说,“我们老两口,走过那些年头,还能把自己整冒了?”
他笑,“你就会贫。”
我把那搪瓷缸子递给他,“拿着。”
他愣,“这不是你的‘护身符’吗?”
我说,“你拿去用。”
他说,“我不要。”
我说,“你拿着,到了外地,住神台房也罢,住地下室也罢,烧点开水,有个熟悉的碗,心里能安一点。”
他接过去,眼睛红了,“爸,你放心。”
我说,“放心个啥,放心你变成‘马大哈’?”
他笑着骂我,“老顽童。”
我们父子,越到后来,越像朋友。
这也是日子的一个好处。
夏天来得快,楼下树叶子一夜间绿了,公园里老太太早晨练太极,手一抬一压,就像把旧时光扛起来叉到云上。
王敏说想换个冰箱。
我想了想,攒了几个月的夜班工资,折腾了一下账本,给她买了个中等的。
送货小哥把旧冰箱抬走的时候,她在旁边看,一声没吭。
新冰箱装好,她把门打开又关上,反反复复几次,像在跟它打招呼。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她突然抬头看我,眼睛里泛光,“许老头,谢谢。”
我心一暖,“一家人,谢个啥。”
她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我忙摆手,“别,别,哭啥哭,哭多了长皱纹。”
她笑,“我这皱纹都开会了,还怕多一个?”
我们就这么在哭笑之间,把困难一点一点地咽下去。
有一回,小区里一个年轻妈妈来门岗,说她钱包丢了。
我问,“在哪丢的?”
她说,“可能在菜市场。”
我说,“别急,先回想。”
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给她倒了点开水,“别急一口,热水得吹一吹。”
她端着杯子,突然就安静了一点。
后来,钱包找到了,是落在她买菜的摊上,摊主给她留着,没动。
她回来看我,眼里全是感激,“大爷,你说话好管用。”
我笑,“我这话,是从一个缸子里学来的。”
她不懂地看我,我也没多解释,心里默念,“搪瓷缸子,你也算没白在我家待了这么多年。”
还有一回,一个做装修的年轻人半夜回来,手上全是灰,嘴里叼着烟。
我说,“烟掐了再进。”
他很不耐烦,“大爷,你管这么宽啊。”
我说,“我管门,门和烟之间,总也要有个规矩。”
他嘟囔着掐了,迈步进门。
走了几步又回来,递给我一包饼干,“大爷,给你。”
我笑着摆手,“我这牙不行,嚼不动。”
他说,“那你留着,你孙子来吃。”
我愣了一下。
我还没有孙子。
可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有一个小东西,站在我面前,仰头叫我“爷爷”。
那一瞬间,我心里的灯亮了一盏。
有灯的人,不怕走夜路。
时间往前走,银行的利息,像一只躲在阴影里的猫,时不时伸爪子挠你一下。
但我不再害怕。
心里的秤,重新摆正了。
我把夜班干成了习惯,老头的腿脚反而灵活了,膝盖也不那么嚷嚷,可能是动得多了,血流顺了。
一天夜里,王小涛打来视频。
我接了。
他在小超市的收银台后,穿着一件绿色马甲,胸前挂着工牌。
他笑,“姐夫。”
我说,“怎么样?”
他说,“一天到晚站着,脚都肿了。”
我说,“肿着肿着就消了。”
他笑,“对。”
他把手机转过去,给我看货架上整齐的货,“我都摆好了,按照颜色、大小、好卖不好卖分层摆。”
我点头,“还行。”
他说,“我这周发了工资,给你转一千。”
我摆手,“不要。”
他急,“你不收我不踏实。”
我说,“你先给你自己买双好鞋。”
他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光,“好。”
我说,“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他点头,“姐夫,你这话,和老师说的似的。”
我说,“别夸我,我怕你又借钱。”
他又笑。
屏幕那边的笑,透着一种几个月前没有的平静。
我挂了电话,躺在床上,摸到那块上海牌,表声稳定,像心跳。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年,珠儿用小铁盒子一点一点攒回家的车费,想起她在火车上抱着铁盒子睡着,嘴角带笑,梦里可能是我们老院那棵柿子树,结了一树的红灯笼。
人这一生,背着什么走路,决定了他往哪儿去。
有的人背着钱,有的人背着信,有的人背着一句话。
我背的,可能就是“别让对方难”。
这句听着就像傻话。
可我喜欢这傻。
我也不是没有闪过其它念头。
有天晚上在门岗的时候,来了一个做直播的小姑娘,拿着手机对着小区大门,“大家看,这就是XX小区,一平米均价多少多少,业主多么多么……”
我笑她,“闺女,别显摆我们小区。”
她停了,回头笑,“大爷,你有趣。”
她在直播里给我打招呼,“这位大爷笑得真好。”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着我,心里冒出一点荒诞的羞涩。
她直播完,坐下来歇了会儿,说她要去创业开奶茶店,我随口说,“开奶茶店,一定要把垃圾桶放在店门口,别放里头。”
她问为什么。
我说,“放里头,店里味儿不好;放门口,垃圾随手丢,客人觉得舒服。”
她点头,说,“大爷,你懂。”
我心里泛起一股莫名的自豪。
人活到我这岁数,最怕别人说“不懂”,更怕自己觉得“不再懂”。
还能懂点什么,心里就不冷。
春去秋来,银行那边也在变化。
有一次他们打来电话,一个声音温柔的姑娘说,“许先生,关于您的贷款,我们有个优化方案,您要不要了解一下?”
我笑,“你是想让我换一种还法?”
她笑,“可以这么理解。”
我问,她说可以延长年限,降低月供。
我算了一下,虽然利息拉长了,但每月压力小了点。
我想了想,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突然意识到,生活里这个“优化方案”,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
我们在沉重里找轻一点的背法,在黑暗里找亮一点的灯,在冷风里找一个挡风的角落。
我开始理解“积极”的意义。
不是“笑嘻嘻”,不是“啥都不是事”。
而是我知道这是事,我知道这事不小,但我决定一点一点把它扛过去。
这叫“有骨气”。
东北老人常说,“人要有根,风来不倒。”
人没根,就被风刮走了,吹到哪是哪。
我不想被风刮走。
这时候,事情又有了一个小转折。
王敏的老同学来我们家,带了点自家烤的豆皮,坐下就聊上了她女儿的事儿。
她女儿要结婚,男方要彩礼,双向都比较实在,想让我们打个主意。
王敏看了我一眼,对她同学说,“我们家老许,主意多,让他掰扯掰扯。”
我说,“别抬举我。”
她同学笑,“你老许名声在外了,‘善良不糊涂’。”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点暖。
原来,我的软,不再被看作“糊涂”,而是“善良”。
这两个字挪了个位置,重心就变了。
我说,“彩礼这个事,别当买卖,俩孩子有心,老人家就别攀比,能不难看就行。”
她点头,“对对对。”
我又说,“别全拿钱,拿一部分意思意思,另一部分买房买家电,落在实处。”
她记,“行。”
她走后,王敏说,“你这嘴,咋这样会摆呢?”
我笑,“老了,越发爱摆。”
她说,“你摆去摆去,别把自己摆丢了。”
我们对视一眼,都笑。
笑声里,有些轻盈的东西漂浮起来。
秋风起的时候,小区的老梧桐掉下很多叶子,黄色的,卷边,踩上去沙沙响。
我蹲在地上拾了两片,夹在书里。
书是我常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会儿我们这代人都爱这书,口号喊得响亮,“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只不过今天我把这句悄悄改了点,“人最宝贵的是一个稳稳当当的心。”
书里夹着叶子,像时光夹着我。
这一天,王小涛又来了电话。
他说,他成了小超市的店长。
他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雀跃,那种雀跃像喝了半杯酒后的红晕,藏也藏不住。
他说他每个月能挣五千块,年底有分红,还给我转了两千,说“别拒绝。”
我说,“好,我收。”
他突然不说话了。
我问,“怎么了?”
他嘟囔,“姐夫,你知不知道你收下我的钱,让我觉着自己像个爷们儿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像被轻轻敲了一记。
过了几天,邮局送来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一只新的搪瓷缸子,蓝边,白底,写着“踏实过日子”。
没有署名。
我知道是谁寄的。
我把它摆在那只老缸子旁边,两个缸子像一老一少,挨在一起。
我对王敏说,“你看,我们这缸子也有接班人了。”
她瞪我,“喝水的小破碗,也配叫接班人?”
我笑,“别小看,碗里装的是心安。”
她嗔一眼,“贫嘴。”
日子,悄悄往好的地方拐了一点。
年底的时候,儿子回来了,说他要转岗,回本地。
我挺高兴。
他给我买了一双舒适的鞋,说是“老年款”。
我试了试,脚底像踏在棉花上。
我说,“你最近混得不错嘛。”
他挠头,“马马虎虎。”
他又说,“妹子怀孕了。”
我一愣,随即脸发烫,心口像有人扔了一把糖。
王敏当场要起名字。
“孙子叫啥?”她一边擀饺子皮,一边嘀咕,“阳阳,亮亮,还是‘哈利波特’?”
我们都笑得岔气。
等到孩子出生,是一个女娃。
小脸皱皱,拳握得紧紧的,像拿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肯松手。
我第一次抱她的时候,老板心里那块石头“咔哒”落了地。
我看着她的小脸,所有的利息、所有的债、所有的疲惫,一下子都变成了空气中的灰尘,轻轻的,吹一吹就散了。
我在她耳边轻轻说,“闺女,欢迎你来。”
她睁开眼,望着我,像望着一个刚刚被擦亮的世界。
我回家那晚,在门岗坐着,抬头看天,天很深,月亮像一枚大银币,落在高楼之间。
我突然觉得,我这辈子的“错误决定”,其实也没完全错。
错的是我把钱放在了一个不能承受钱的地方。
没错的是,我把信任放在了一个还没有完全坏掉的人心里。
这东西贵。
贵到我们这代人,用一辈子都不一定学会。
我把这句话悄悄写在纸上,夹在书里。
第二天,王小涛来了我们家。
他站在门口,背挺直,手里拎着一兜水果,另手提了一个纸袋,眼睛里有光。
他把水果放下,把纸袋递给我。
我打开,是一个信封,里面四张卡片,每张一万元,银行礼品卡,说是公司年终奖。
我抬头看他。
他说,“姐夫,不是我赚的,是老板给我的奖励,让我感谢曾经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放弃我的人。”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这点钱交到你手上,慢慢凑,慢慢还。”
王敏在旁边擦眼睛。
我把信封合上,递回去,“放你那。”
他急,“姐夫!”
我摆手,“这不是还债,是礼物。”
他说,“你让我拿回去,我心里不踏实。”
我笑,“那你留着,每个月帮我买点菜,牛肉、青菜、葱姜蒜都行。”
他愣了两秒,笑出声,“行。”
他坐下来,给我们讲小超市的事,讲顾客,讲促销,讲他怎么发现一个摆在最下面的商品只要挪到第二层,销量就能翻倍。
我听着他讲,像听一个少年讲他的新玩具,心里充满一种久违的喜悦。
他走的时候,我把那块上海牌拿给他。
他说,“姐夫,我不敢要。”
我说,“你拿着,记着,它提醒你,时间到了,就要做对的事。”
他郑重接过,放在胸口,像把什么烫手的信物贴在心上。
门关上,我转身,看见王敏靠着墙,嘴角上扬,眼里还湿,却笑得像春天的太阳。
她说,“老许,你看你,心大,命也大。”
我说,“咋的,这话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她笑得更欢,“夸你呗,夸你‘心大不怕穿小鞋’。”
我也笑,笑得有点喘不上气。
晚上,我照例去门岗。
夜风从树梢里过,吹得树叶哗啦啦,像一群人低声说话。
我坐下,把那只新的搪瓷缸子摆在桌上,倒了点热水。
一个年轻的外卖小哥跑过来,脸上都是汗,拿起自己的水,咕咚咕咚喝。
我把我的往他那儿一推,“喝点热的。”
他冲我点头,“谢谢,叔。”
我笑,“少喝冰的,伤胃。”
他嗯,扛起箱子就走,鞋底在地上蹬出哒哒声。
我看着他背影,心里升起一种对这个城市的温柔。
后来,又是一个夜。
王敏给我打电话,说“早点回来,孩子等你讲故事。”
我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天,天上星星不多,城市的光把它们盖住了。
我想起了我们这一路,想起那个错误决定,想起它带给我的疼。
疼是真疼。
可我也想起它带来的另一种东西。
它把我的心掰开了一条缝,让光能进来。
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要被生活敲一下,才知道哪里该修,哪里该补。
你问我后悔不?
我说,后悔。
你又问我怨不?
我说,不怨。
你再问我值不?
我说,值不值,等我孙女会叫“爷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那天,她真的叫了。
“爷——爷——”
两个字从她小小的嘴里出来,像两颗透亮的玻璃珠子,落在我手心,滚了一圈,没滚下去。
我心口热乎乎的,像有人把一杯热牛奶倒在里面。
王敏在一旁笑,笑里有那些年的风霜,也有今天的暖。
我把孙女抱起来,在她耳边说,“人呐,喝水要吹一吹,走路要看看脚下,说话要先过过脑子。”
她听不懂,咯咯笑。
我也笑。
你看。
我这七十一岁的人,月退休金一万,日子有过煎熬,还负债。
可我现在坐在这,觉得心里不苦了。
不是钱回来了,是心回来了。
我也不是要给谁讲大道理。
我只是想说,错误决定,不是你这个人错了。
它不过是生活给你的一次“别急”的提醒。
把水吹一吹,再喝。
把表上紧,再走。
把缸子擦一擦,放回原处。
人把自己的护栏立起来,不怕夜路长,不怕风来大。
我说完这话,笑了一笑,抬手摸摸桌上的缸子。
缸子冰凉,过一会儿,热起来。
就像心。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