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全景回眸

摘要：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纵横十几个省，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遭遇无数的艰难险阻，女红军面临着比男红军更加艰难的考验。

文/赵雅

1949年3月，第一届全国妇代会期间，参加过长征的妇女代表合影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纵横十几个省，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遭遇无数的艰难险阻，女红军面临着比男红军更加艰难的考验。

红军三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其中红一方面军有32名，红二方面军有20多名，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红二十五军有7名，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余人。

女红军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今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90周年，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陕北89周年，本文将全景展现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的峥嵘岁月。

1934年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红军中的女战士，面临艰难的选择：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红一方面军离开瑞金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最终随队而行的女红军只有32人。

这32位女红军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月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原来有两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一名是曾玉，另一名已无从考证了。

当时红一方面军不止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但经过严格的检查，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他还明确告诉李坚真，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

最后，李坚真拿出了一份名单。她们是：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均、贺怡、李桂英、阚思颖、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陈碧英、黄长姣……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本来是要随红一方面军一起转移的，但她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便留在瑞金坚持打游击。

那时，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邓颖超也面临着去留的选择。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严重不足，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邓颖超很清楚组织上的安排，但大病未愈的她顾全大局，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周恩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虽不是简单地与敌人周旋，但部队真正要走多远，一直还是个谜。他只是对妻子说：“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后，经组织确定，邓颖超出现在长征的队伍中。

红一方面军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10位领导人的妻子是直接进入名单的。她们分别是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妻子萧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均。

其实，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每人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行军时，女红军便把搪瓷缸挂在腰间。

这些女红军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其中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在护理三四个伤病员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这些女红军要先安顿好伤病员，才能休息。

参加长征的陈（王字旁）宗英、蔡畅、夏明、刘英（左起）合影

最令人感慨的是，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就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她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到达了陕北，这不能不说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这32名女红军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然而，在长征路上，她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她们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

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路都不能走了。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否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邓六金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

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到了晚上，则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两个人紧靠着彼此取暖。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她们相互扶持，最终走完了长征路。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萧月华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在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恰在此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英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在川南艰苦的游击斗争中，李桂英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阚思颖是四川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她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先后身负重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

李桂英被俘后，始终坚贞不屈，任凭敌人逼供引诱，就是闭口不言，以至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最后被辗转关押，送至国民党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竭力营救下，李桂英才得以脱离虎口。

后来，25位到达延安的女红军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经过努力，找到了李桂英，并对她说：“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英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她由邓颖超陪同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李桂英流泪倾诉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阚思颖被俘后，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1937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40年3月转移去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71年11月28日，阚思颖因病去世，享年61岁。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实际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长征路。1935年3月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李桂英、阚思颖奉命参加川南游击纵队；谢小梅与丈夫罗明被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民运动而脱离长征队伍，没有去陕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月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等七人或被调动，或被留在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月华、康克清等四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三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王泉媛曾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而沦落为民；吴富莲曾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就义；吴仲廉曾在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被押至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等人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于10月初回到延安。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长征。

在这支队伍中有20多位女红军，她们是：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林红、胡越强、张四妹、张吉兰、伍秋姑、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秀梅，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其中，红六军团的女红军有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军。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从江西遂川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线，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部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二、红六军团突破敌军的包围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到达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原属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接着，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抗日。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抗战开始后，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

红二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其中有政工干部、机要人员、宣传队员、医务护理人员、炊事员和被服人员等。她们当中既有姐妹，也有母女、婆媳，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李贞，长征中走来的女将军。她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也是长征女红军中的唯一女将军。

李贞生于1908年2月，湖南浏阳县永和区小板桥乡李家屋场人。1926年春，李贞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报名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填表登记时，她把乳名旦娃子改成“李贞”，表示对革命坚贞不屈。1927年3月，李贞由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她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34年8月，李贞随同红六军团参加西征，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她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介绍，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婚。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逝世。

殷成福，一家八口参加长征。殷成福，1934年12月参加红军，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时年已近50岁，在家属连被服队当缝纫工。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儿媳刘大妹、二儿子侯清平、女儿侯幺妹、小儿子侯宗久等人，当时都参加了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一家八口人，只有她和大儿子、红军排长侯清芝，二儿子、红军班长侯清平是幸存者。

在北过渭河时，殷成福因躲避敌人跌进一个坑里，幸未摔死，第二天被一个农民救起。为了追赶红军队伍，她独自沿途乞讨，北上寻找。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直到当年隆冬时节，她才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找到部队，仍归于红二方面军战斗队列，成为红二方面军女红军的幸存者之一。

蹇先任，1909年2月15日出生于湘西慈利县一户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暴动失败后，蹇先任姐弟不得不分手，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秘密斗争。

1929年8月，贺龙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占领江垭，进驻杉木桥。此时，蹇先任与蹇先为不期而遇。就这样，蹇先任从地方转入部队，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随后，蹇先任与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结为伴侣。

1934年夏，蹇先任动员妹妹蹇先佛、弟弟蹇先超参加了红军。蹇先佛留在红军宣传队当宣传员，蹇先超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蹇先超当时只有14岁。一年后，他由红军医院调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队当护士，前往火线抢救和护理伤员。

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经由贺龙和任弼时穿针引线，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日，蹇先任生下一个女婴，取名贺捷生。11月19日，她跟随红军长征。

蹇先任背着孩子随同红二军团卫生部行动。卫生部长贺彪见她身体虚弱，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将她和伤病员编在一起，沿途的饮食、生活、宿营等事，均可由医护人员帮助照应。

过中甸雪山时，为了不使孩子着凉受冻，蹇先任把两件毛衣全都裹在女儿身上，还给她盖了条小棉被，借以保暖御寒。她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匹骡子的尾巴，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雪路，翻过雪山，母女俩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

年仅13岁的女红军马忆湘，湖南永顺人，是个土家族姑娘。出身贫苦的她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三番五次要求参加红军，可是扩红队看到她这么小，又是女的，不愿意收。无奈之下，她虚报了两岁，先找到了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叔、表婶，再求红军医院的护士长说情，这才当上了红军。马忆湘参军后担任洗绷带、洗衣服的工作。她后来成为军旅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朝阳花》。

红二方面军还有一位抱着孩子、背着大铁锅长征的女红军张秀梅。有一天，红二军团六师侦察连的萧新书和宋廷魁带着十来个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后，担任收容工作，突然听到了整齐的歌声。他们一看，原来是二十来个女红军，正抬着伤员慢慢地行进，其中一位叫张秀梅的女红军，还背着一口铁锅，抱着孩子。

“你看你前面抱着，后面背着，真够累呀。”萧新书说。“不累，熬过草地就好了。”张秀梅说。

萧新书背过张秀梅的15公斤重的大铁锅，累得直喘气。宋廷魁逗着张秀梅的小孩，把他裹在了自己的军衣里。侦察连的战士还将自己的口粮匀给了张秀梅。

张琴秋（左）与丁玲（中）等合影

参加长征女红军最多的当数红四方面军，2500多人；女红军参加长征最艰难的当数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们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女红军参加长征最悲壮的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长征伊始2500多名女红军，后来随西路军西征，只有不到300人返回陕北。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大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下辖四个连。第一任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

妇女独立营成立不久，便在通江县鹰龙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川军田颂尧部一个团，受到了总部首长的嘉奖。同时，邻近的苍溪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连，长赤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营。1934年2月，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也在旺苍坝成立。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与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全师2500多人。妇女独立师由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下辖两个团。第一团由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第二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团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率部一战成名。1933年4月，川军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张琴秋带领500名女兵奉命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与军阀刘汉雄独立师一个团遭遇。张琴秋考虑后决定采取心理攻势对付敌人。她指挥干部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并要求没有命令一律不许开枪。敌人越来越近，女红军悄然不动，直至敌人进入最佳射程内，张琴秋才果断命令开火。女红军举枪齐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顿时乱了阵脚。张琴秋率领女红军冲进了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了敌人一个团的枪支弹药，全川为之震动。

长征中，妇女独立师肩负着运输、筹粮及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因为参加战斗，减员幅度较大。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随后，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加入，到达陕北时，女红军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1300多人被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全团辖3个营9个连，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随西路军西征。

1936年10月到1937年春，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的三个军，以及总部机关和直属部队，总兵力为2.18万人。当时参加西路军征战的女红军，总数将近2000人。其中，妇女抗日先锋团有1300多人，政治部前进剧团、供给部被服工厂编有两个连，卫生部总医院以及各军、师、团的部分宣传队员和医护人员，共四五百人。西路军在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中间穿行，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妇女抗日先锋团首战吴家山，奏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三营与坚守高台的红五军的将士们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都投入肉搏战，三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多人牺牲。在掩护总部向石窝山转移时，妇女抗日先锋团勇敢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多人。饥寒交迫的女战士在牛毛山附近烤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俘。在多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捕。

1937年3月，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在西路军分散突围中被俘，后被押送至南京。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才获释回到延安，担任抗大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张琴秋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为张琴秋平反。

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吴富莲，福建上杭人。1928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曾担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委，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作战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吞针而死，时年25岁。

王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担任少共吉安县指阳区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分配到中央妇女部当干事。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被敌打散后不幸被俘。

王泉媛被俘后，马步青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马进昌不断地变换手法逼其就范，她只能不断地与其巧妙周旋，并提出把一名叫王秀英的女兵要来做丫头。

1939年的一天，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装，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兰州。当她们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八路军办事处按当时的规定给了王泉媛五块银圆，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线，靠沿途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1962年春节后，朱德、康克清重上井冈山。康克清千方百计寻找到了王泉媛的下落。她对吉安地委的负责同志讲：“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后来，王泉媛担任禾市敬老院院长。她先后收养过七名孤儿并把他们培养成人。1989年，王泉媛最终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行政十四级。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6岁。

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流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流落民间的女红军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告别了大别山区。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的近3000名红军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七名女性。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人们称其为“七仙女”。

“七仙女”来自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其中，女护士戴觉敏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戴雪航是位教书先生，由于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影响，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与董必武交情笃深。戴觉敏在父亲的影响下，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1932年春，红军总医院来招收护士，她来不及征询父亲的意见，就跟堂妹一起报名参加了护士班。在红军总医院驻地箭场河，她经过半年护理业务训练，成为红军中的一名护士。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期间，戴觉敏随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先后与伤病员一起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的密林里，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参与抢救了大量红军战士的生命。

周东屏1917年生于安徽六安，不满13岁就被人贩子拐走，是红军把她解救出来的。她参军后，被分到红军总医院工作。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戴觉敏也被选中了，她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就同姐妹们一起匆匆上路了。到达军部后，她们中只有七人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

“七仙女”当时并不知道长征的去向，只知道是创建新的根据地。她们同其他战士一样，背着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出发了。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出征方向，中央并没有指出明确目的地。中央的指示有三条原则：一是敌人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有利于作战，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根据中央的这三条原则，决定向豫陕方向转移。这次大转移，从上到下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基层官兵只知道部队要去“创造新苏区”。

国民党军很快发现了红二十五军的动向。蒋介石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5个支队共40多个团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命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又命令驻开封的第六十师开往卢氏朱阳关，控制入陕的要道。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红二十五军的处境十分危险。

出发不久，红军总医院政委苏焕清为随军的七位女兵担心，商量后决定，发给她们每人八块银圆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寻出路。但她们都表示不愿离开红军队伍。

苏焕清看到这种情景也为难了。当她们听苏焕清说，这是戴季英的决定时，便找到戴季英，请求他收回命令，同意她们跟随部队一起行动。

“事情已经决定了，再说我也是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戴季英解释说。但女兵们并不领情，死缠住他，不同意她们的请求就不让他走。

大胆泼辣的周东屏嚷起来了：“主任，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其他的女兵也跟着说：“红军就是我们的家，离开这里，我们就没有家了。”“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但戴季英始终不同意她们的想法。

就在此时，徐海东副军长（在出征前的整编中，徐海东主动向鄂豫皖省委提出自己任副军长，由程子华任军长）骑着一匹战马由远处飞奔而来。此时，他看到几名女战士在“围攻”戴季英，以为出什么事了，急忙赶过来问明情况。

她们深知徐海东对部下平易近人，不约而同地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诉说事情的经过，表述自己的决心，千言万语，一个主题：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

徐海东笑着对戴季英说：“七个女孩子，不多嘛。她们既然有决心，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有什么不可以呢？”戴季英见徐海东这样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七仙女”一路出生入死，历经磨难。打仗时，奋战在第一线，一见战士受伤，立即背着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进行包扎、护理，精心照料，丝毫不顾个人安危。她们把饭让给伤病员吃，缺少粮食，就到山上寻找野果、树皮，掺上米糠，给战士们充饥；缺少药品，她们就千方百计搜集、购买，或者采集中草药，为战士们疗伤。由于她们英勇无畏地抢救伤员，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们把“七仙女”当成了救命女神。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长征途中，鄂豫皖省委领导正在庾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敌人占领了东北坳口。由于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近一个月来长途行军，转战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于是，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毙敌300多人，但红二十五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

七名女护士日夜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料，细心观察伤病员的病情，耐心帮助伤员解除伤痛。重伤员吞咽困难，她们就一口一口地喂。她们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溶液天天给伤员消毒，有时边行军，边把采来的药用树枝、树根熬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通过这些办法，弥补了药品的不足，挽救了不少红军的生命。

1935年9月15日，“七仙女”中的五人坚持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延川永坪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遗憾的是，班长曾纪兰于1935年7月牺牲在宁陕县境，女护士曹宗楷在北过渭河以后不幸牺牲。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红色娘子军》主题歌，是参加长征女红军的生动写照。四支红军队伍参加长征的将近2600名女红军，是中国革命巾帼英雄的代表。到达陕北幸存的350余名女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火种，播撒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