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妈把秋天晒得发硬的手背在围裙上蹭了蹭，声音像窗台上那只裂了口子的搪瓷缸子，木木的，脆脆的。

“你别复读了吧，家里扛不住了。”

我妈把秋天晒得发硬的手背在围裙上蹭了蹭，声音像窗台上那只裂了口子的搪瓷缸子，木木的，脆脆的。

我抬头看一圈，兄弟姐妹都在，屋里炕沿上坐一排，像村口等班车的人，谁都低着头，谁都不先开口。

“我供你。”我右边忽然响起一句。

那是我弟，瘸着一条腿的老四。

他把那条拐杖往地上一杵，眼睛亮得像挂在门楣上的玻璃喜字。

这句话像一枚石子，掉进了我们家的冷井里，一圈一圈的水纹扩开，又悄悄沉下去。

我心里却像被烫了一下。

我那年十八岁，夏天过后就仿佛一天比一天老一岁。

高考成绩出来，差了几分，落榜。

整个屯子都知道了，没什么可遮掩的，做饭烧火的人都爱抬眼看你一眼，像看灶台上的锅是不是还剩一碗糊。

那年是八六年，村里第一台彩电才刚搬进供销社，大家晚上都去蹭电视，站着看新闻联播，等到《射雕英雄传》才把嗓子赶紧清了清，嘘声一片。

我站在人堆里，看着黄蓉一笑，心里的水泥就塌了一角。

我不服，我想复读。

那时候复读的意思，不只是多读一年书，更像把家里薄薄的一层面皮再擀一遍，擀到透光，擀到破。

我爸坐在炕角，抿着旱烟杆，没说话。

我妈的围裙上有两个补丁，都是我嫂子缝的，缝得齐齐整整，却挡不住一股旧味。

我二哥坐在门口的小凳上，脚后跟敲地，嗒嗒的，很快停住。

我大哥从来不爱说气话，偏偏那天吐出一句：“复读得钱，今年秋收卖了粮还不够买化肥。”

屋里就这么沉着。

只有我的心，在胸口里撞来撞去，像一只小猫急了，扒挠着，挠得周身发麻。

“我供你。”老四又说了一遍，像怕别人没听清，声音更稳了。

我下意识去看他。

他的裤腿卷到膝盖上，露出那条瘦到像玉米秆子的腿，另一条，短一些，膝盖以下有一道旧伤斜斜的疤，踩在自做的木托上，一站一坐都有点别扭。

那疤是一次夏天留下的。

那年我们兄弟几个去河套里捞鱼，老四跟着，拎着个铁罐头盒子，学我把蚯蚓挂在钩上，手指头抖得跟秧苗。

回来的路上，拖拉机主路上飘土，支路上有人快骑，堆垛绕得弯，吓马。

他被一辆飞快的自行车刮倒，车主没看清，就跑了。

磕在石头砬子上，伤到了骨头。

那时候，乡卫生院连止疼片都不一定够用，把两块板子一绑，嘱咐少动，伤就这么留住了。

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疼得像咬到一个没煮烂的豆子，嘎牙又硌口。

“你供我啥？”我沙着嗓子问了一句。

他眼皮一抬：“我缝鞋。”

他伸过手来给我看。

他的指尖都厚了，硬茧一层一层，像老树的年轮。

我看着那些茧，想笑，笑不出来。

我妈轻声说：“就一条娃，咋供？”

我爸终于把烟杆吐出一口白气，道：“家里这几年，能省的都省了。”

大哥没吭声，嫂子们更不吭，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头。

屋外有风吹进来，卷一股土腥味，混着煤烟，胳膊上的汗毛都起来了。

我忽然觉得那一刻，把我全家人都装进一只破旧的搪瓷盆里摇晃，斑驳的呢，底下露出黑铁。

“哥。”老四忽然叫我一声。

他把床头那只饭盒拿起来，打开。

里面没菜，只有三样东西。

一叠被油纸包着的旧票子，一只烧掉漆的铁皮铅笔盒，还有一块暗红色的木头，抛光得发亮，像是从什么老家具上拆下来的。

“钱，是我这两年缝鞋攒的。”他推过来，“不多。”

我看着那一叠钱，五块十块的，有两张一角的票子都攒得像宝贝，叠得齐齐整整，边角都被他抹得有些发黑。

铁皮铅笔盒里装着的是几根缝包的粗针，还有一枚铜扣子，背面刻了一个小小的“福”。

那块木头，我认得。

我小时候，我们家的柜子被老鼠咬了角，被我爸锯掉一截，留在炕洞边给我当玩具，光滑的那块就是这块。

老四一直留着。

“这是我的本钱。”他笑，又抿起来，嘴角不听话地抖了一下，“我供你。”

我被这句“我供你”砸得脑袋嗡的一下，又像被谁拎着领子往外头扯。

空气一下子冷了半分。

“别胡闹。”大哥终于开口，声音粗，“你这腿，跑东跑西就够呛。”

“坐着缝。”老四顶嘴，难得的顶，“手还能动。”

“缝鞋有啥赚头。”二哥叹气，像是对我，更多是对自己，“复读一年，书费、学费、住宿……你算算。”

屋里又静。

我觉得嗓子眼里有一块石头，一吞一咽都硌着。

“我供他。”老四第三遍说，嗓子也哑了。

那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城里读书的同学曾经说的一句话：“风大，话就大。”

我心里苦笑，那风真不小，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我妈把手在围裙上又蹭了蹭，像在那上面找个主意。

她抬眼看我，眼里有水，没掉出来。

“你们都出去了。”我爸忽然说。

他把烟锅往炕沿一磕，叮的一声，突兀。

我们都站起来，脚步乱，像有人在屋里撒了一把豆子。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老四一眼，他也看我，不笑了。

他手里攥着那块红木头，指头白了一圈。

屋外的土路干得像饼，裂了许多细纹，风一吹，皱纹里冒土，像老人的脸。

我从门口一直站到院子里那口破水缸旁边，缸上一圈碱花，白突突的。

天边像有人烧了纸，红得发乌。

那几年，粮食收成看天，人的心也看天。

谁都说城里好，唐山都重建起来了，南边都敢下海了，电视里经常冒出新词，叫“个体户”。

我们村口也摆了两张桌子，卖油条豆腐脑，早上嗞啦嗞啦响，吃一口油香，喝一口咸鲜，牙缝里卡下来的都值得回味一天。

可那不属于我家。

我家属于粮食属于砖瓦属于牛粪和玉米棒子。

我家属于老四那条腿和那只铁皮铅笔盒。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炕头那盏“飞马牌”煤油灯烧得发黑，灯芯调高了冒烟，调低了看不清字。

我手边放着一本《函数与方程》，封皮已经软得像湿布。

我妈从隔壁屋轻轻进来，坐在炕沿上，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半夜的时候，院子里忽然猫叫，拖着长长的一声，像哭，又像笑。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妈也笑了一下。

这笑里头，有点苦，像喝到了一碗过期的酸粥。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爸就叫我。

“去供销社买书。”他说。

我愣了一下，眼睛里像有人撒了一把米，眨了眨还剩几粒。

“你复读，”我爸说，“我们供。”

他没说“我供你”，也没说“老四供你”，他说“我们供”。

那一刻，屋里有一种清清的气，像开了窗子，不冷，但能醒人。

我点头，又摇头。

“爸……”我说了一句，就再说不下去。

老四在门口探头，眼睛亮堂堂的。

他把那个铁皮铅笔盒朝我扬了扬，像在说，别怕。

我揣起书，穿了件旧棉袄，绳子一系，出门。

供销社早上人多，买盐的，换煤油的，收蛋的，卖鸡毛掸子的，挤挤挨挨。

书不能直接买，是去镇上的书店订。

我去供销社的意思，是先去找于叔借自行车。

于叔是供销社管仓库的，家里一辆“永久”，擦得亮亮的。

他见着我，眉毛一挑：“又要书？”

我点头。

“落榜了？”他问得直。

“嗯。”我不避。

“复读？”他又问。

“嗯。”我抬头。

他盯了我两秒，看见我眼睛里啥都不装，像田里的水沟被秋风吹净了，只剩清底。

“行。”他把车推出来，拍拍车座，“拿去，别摔。”

我骑上车，脚一蹬，哗啦一声，链条上的油光都亮出一条缎子。

镇上的书店开在电影院旁边，三间门，黑木门框，镶着玻璃，小格子上贴着印“请随手关门”的纸。

我一脚跨进去，一股纸墨香扑鼻，像小时候掰开新练习本的味道。

我订了三本资料，一本练习册，算下来六块八。

我摸摸兜儿，只有一块七。

我脸上发烧，心里却像稳在水上。

“先记账。”书店的刘姐把头发往耳后一别，干脆利落，在一本厚账本上写下我名字。

“月底交。”她说，“你妈上次买布的账，还没结呢。”

“嗯。”我点头，心里又热了一把。

出了门，太阳出来了，街上白白亮亮的，鹅卵石反光刺眼。

我骑车往回拐，路过电影院门口，墙上贴着一张新海报，《芙蓉镇》。

女主角笑里带泪，我站住看了一会儿，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回到家，老四已经把他的小板凳摆在门口了。

他手里拿着一只鞋掌，用锥子在上面扎孔，锥子一抬一落，木头就“吱呀”一声，像一个人在跟你讲细话。

我靠着门框看他，他抬头，咧嘴笑。

“哥，你等着。”他说，“我这两天有两双活，做出来，能拿十块钱。”

“十块钱不多。”我故意逗他。

“不多也不嫌少。”他眨眨眼，“一口一口吃，肚子也能撑圆。”

我笑。

那一笑，像把心里一块硬石头掰开了，一半交给他，一半留给自己。

那一年，我复读的路，是从老四的“我供你”开始的。

日子紧得像小脚鞋，往里挤都疼。

我拿着那几本资料，坐进了镇上的复读班。

那是镇中学借出来的几间偏房，冬天里风从窗缝里钻，黑板是陈年的，粉笔一写，粉就四处飞。

老师大多是从县里高中的老教师请来的，车马费我们凑，伙食费自己搭。

我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户人家里，三间房，中间堂屋，两头靠屋，靠屋里摆着两张木板床。

我和另一个复读生挤一张床，夜里滚来滚去，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想醒着。

房东是个退了伍的解放军，姓白，腰里总是扎着一根麻绳，轴着嗓子喊他媳妇“哎——”。

他媳妇手脚飞快，一锅稀饭一锅菜，就把一屋子学生的胃填住了。

一碗米饭三分钱，菜一毛，咸菜不要钱。

我一边吃，一边算账，嘴里咀嚼，脑子里盘算，一碗饭和两筷子菜能兑换成几页做完的试卷。

我每周回家一次，背着一袋子脏衣服，换一袋子干粮。

穿村过巷，路边有一棵槐树，树下埋着我们小时候捡的一个铁圈，仍旧在那里，我路过，脚尖忍不住踢一踢，铁圈“当啷”一声，滚出一段，像跟人打招呼。

他和我的童年一起滚走。

我回家，总能看见老四坐在屋檐下。

他盆子放在脚边，一手拿鞋掌，一手拿锥，膝盖上铺了块旧布，挡泥。

我妈在一旁择菜，菜叶子里有泥，抖一抖，泥就落在脚面。

我爸爱往地里跑，打麦收了，打玉米，玉米收了，挑粪，把一年四季往一个圆里打，打累了抽烟，烟锅里烫出一股焦香。

大哥和二哥都外出做活，镇上的小工地，县里的砖厂，一个月回家一次，有时候顺手带点面粉，有时候带一条肥皂。

嫂子们在家里拉扯孩子，围裙上永远有水渍和米粒粘。

我每回看见这些，心里就像被温水泡过，又像被人用细针扎过。

爱和疼是一个味道，酸里有甜，甜里有涩。

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容易，老四的那句“我供你”，像一盏小灯，黄黄的，挂在我们家的门口，晚上回来的时候，远远就看见。

我记得有一次是冬天，风呼啦啦刮，雪夹着沙往脸上拍，像砂纸。

我捂着耳朵往家跑，跑到家门口，推门，屋里冒出热气，裹着大白菜炖粉条的味道，香得像有人给你背上搭了一件毛衣。

我刚坐下，老四就把一只圆鼓鼓的布包放我膝盖上。

我一摸，硬东西。

打开，是一块小小的玻璃镜子，背面贴着红花纸，边角磨得圆圆的。

“你复读，得照照，别总蓬头垢面的。”他说，笑起来，腮帮子一揪一揪。

我心里像被人轻轻推了一下，推在一处柔软的地方。

我握着镜子，看见里面一个瘦人，眼窝有点深，嘴唇干裂，眼睛却亮。

镜子旁边放着一枚铜扣子，我拿起来看，背面刻着那个小小的“福”。

铜扣子在掌心里温乎乎的，像一只热过头的鸡蛋。

“扣子你拿着，别弄丢。”老四说，“考试的时候揣兜里，讨个吉利。”

“你也讲究这个？”我笑他。

“这叫心气儿。”他认真，“人不能只靠脑袋，也得靠口气。”

“啥口气？”

“我供你。”他又笑，一抬下巴，拐杖在旁边“咚”一声。

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塌了一块，又立起一块。

那年复读，日子很像绣鞋底，一针一线，扎下去，翻过来，再扎回去，针尖扎到指尖，疼一下，出一滴小血，弯腰拿唾沫一抹，继续。

每天早上六点，我从房东家往学校走，路边霜露白，草梢子上挂着小小的白珠，太阳一出来就没了。

我会把手放进棉袄兜里，握一握那枚铜扣子。

它在我手心滚，像一颗小行星，围着我那颗想往城里转的心转。

课间，我去水房接水，水龙头拉一下，先是“呲——”一声冷风，接下来才有水，“咚咚”落在旧铁桶里，溅起星星点点，打湿鞋尖。

黑板上写满了一行一行的公式，老师的背影在粉尘里模糊起来，像一个人在雪天里一路走，一路被雪落身上，落成一个白人。

我写题，错了就擦，擦得草纸上一个窟窿一个洞。

我想起村里人看我时的眼神，不是坏，是无奈。

“那谁家老三还要复读呢。”

“是啊，他家老四瘸着，还要供他。”

“唉，谁家不想出个大学生？”

“话是这么说，钱呢？”

这些碎碎的议论像冬天的梅花点在我的后背上，凉，但是不至于寒。

我在心里给每一句话都盖一个图章，红的，上面写“记下”。

每一次考试，我都会把那枚铜扣子放在桌角，老师看见了，笑话我：“你还迷信？”

我笑：“这不叫迷信，这叫给自己找个伴。”

老师也笑了，笑里有点酸。

到年根底下，镇上的大集热闹，卖春联的摊子前围满人，红纸晃眼。

我路过，忍不住停。

“来两副，学生考学的。”摊主看我，一眼就看出来，“考啥都中！”

我笑笑，挑了一副“不负春光不负志，且将书卷趁年华”。

回到家，把春联交给老四。

老四把桌子一清，拿出一碗糨糊，糨糊是他煮的，白面兑水，锅里搅，咕嘟咕嘟，像小火慢炖粥。

他把糨糊往春联背上抹，抹得薄薄的，我在旁边牵着纸角。

“你写字好。”我夸他。

“我写不好。”他固执，“这字要写到心上去，粘得牢。”

我们俩站在门口，呼出的白气直往天上飘。

春联贴上了，红光光，像给屋子穿了一件新衣裳。

我退一步，看见门楣上的玻璃喜字也被擦得清清亮。

“金句一条。”老四忽然冒一句，“人要做事，先要做人，做人不硬梆梆，也不能软塌塌。”

我哈哈笑。

“你从哪儿学的？”我问他。

“广播里。”他神气，“‘半截子电台’。”

我知道他说的是村里那台老广播喇叭，夏天烤得发烫，冬天冻得发亮，一开就是“乡亲们，注意啦——”。

春天来了，路上的冰化了。

我的心里也像化开了一条融水，清亮亮的。

复读班里有个女同学，爱穿灰色毛衣，袖口总是卷得仔细，留着一条薄薄的白边，她擦黑板的时候，总是踮一下脚，脚跟露出来一小截白袜子。

我看她的眼神比看公式时柔和不少。

她在操场上跟我说过一句：“加油。”

只有两个字，却在我心里住了一冬天。

我没敢说我能不能加油，我只把那两个字也刻在了那枚铜扣子背面，刻得歪歪扭扭。

铜扣子背面应有“福”，现在“福”旁边多了一个“加”，又多了一个“油”。

“福加油”，我笑自己，这叫啥话。

“爱要来，要人挑，运要来，要自己扛。”

这是老四说的。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看远处的地头，像在那里看见了什么，有风，有黄土，有一只鸟。

有一次我回家晚了，天已经暗透。

屋里点着煤油灯，桌上摆着三碟菜，一碗汤。

大哥也回来了，坐在桌边，手里端碗，一口气把汤吹凉了喝。

他放下碗，看我一眼，眼神硬硬的，又软了一点。

“这年头，钱是不经花。”他说，“可人也不能只盯着钱。”

我抬起头。

“你读。”他低低地说，像是在发誓，又像是在自我安慰，“读出来，算我们家有个出息。”

嫂子在旁边忍不住插嘴：“出息这个词，听着就值钱。”

她笑，我也笑。

那笑里有一种小小的自嘲。

我们都知道，读不读出来，是另一码事。

读出来，也未必一生就风平浪静。

但那一刻，我们用笑把一个沉重的担子扛了一下，从左肩换到右肩。

老四没说话，他拿起那块红木头，搓了搓，木头在他掌心里像活的。

“这个木头，”他忽然说，“你小时候咬过一个口子。”

我一愣，接过来一看，真有一处小缺，月牙形儿。

我记不得了。

他记得。

“东西在，记忆就在。”他慢慢说，“你走多远，回头看，这木头还在，就像家还在。”

我点头。

那天晚上，我把那块木头和铜扣子都放在枕头底下，睡了一觉特别踏实。

日子往前挪，像被人推着走。

复读的日子不长不短，一年不到，像一棵树从春抽芽到秋落叶，明明白白。

到了夏天，考试的日子到了。

我瞒着所有人把铜扣子揣在兜里，走进考场，心里像有一只小鼓，“咚咚咚”。

考试的题，不偏不倚。

我像拿着一把旧锄头，垄沟里走，走到哪儿，锄头翻到哪儿，不慌，也不急。

交卷的时候，我把那枚铜扣子在手心里掂了一下，忽然觉得它有点烫。

那是一种“要翻身”的烫。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只冰棍，三分钱，半路上就化了，滴得满手甜。

我把手伸给老四看，他哈哈笑，拿手巾给我擦。

“你这手以后要拿笔的。”他说，“别拿锄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耳根发烧。

分数下来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屋里堆满了人，都是来打听消息的。

有人问，有人唏嘘，有人啧啧。

我手心全是汗，铜扣子在里面滑来滑去。

我站在门口，远远看见邮差骑车过来，车把上挂着黑布包。

他一下车，掏出一叠信，一眼就把一封黄信封分出来，递给我。

“录取通知书。”他笑，露出一口烟熏黄牙。

我手抖了一下。

老四站在我身边，拐杖“咚”地一下，像替我定心。

我撕开信封，纸声清脆，像冬天撕一张冰。

我一行一行看，字一个一个跳出来，跳成一句话：“被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屋里先是静了一秒，像有什么东西落地之前的悬着。

然后，“哗”的一声，像有人往锅里倒了油。

我妈扑过来，抓住我的手，手指头抖，像秋天的枫叶。

我爸握住我的肩膀，捏得我疼，我咧嘴笑，不敢叫。

大哥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屋去，出来的时候眼圈红了，却笑：“走，买肉去。”

二哥把桌子拍得“咣”一声，笑骂：“哎呀妈呀，祖坟冒青烟了！”

嫂子们笑出声，笑里有泪光。

老四把那块红木头捧在掌心，像捧着一只热腾腾的馒头。

“我供你。”他低声说，鼻子发酸。

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只伸手，把他搂进怀里。

他的肩膀瘦，硬。

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我记一辈子。”

那天晚上，我们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面条，白面是从供销社赊来的。

屋里暖和，窗户上有水气，我用指头在玻璃上写了一个字，“家”。

玻璃上水珠滚下来，把那个“家”拖成一条尾巴，像一只在空中飞的燕子。

我没有把铜扣子放回枕头底下。

我把它挂在了脖子上，用红绳穿起来，贴着皮肤。

它温热，像一只会呼吸的小动物。

我走的时候，是秋天。

院子里的枣树结了小小的红枣，一颗一颗，像红豆。

我背着一个帆布包，新的，是大哥去县里买的，从布匹上裁下来的那种，边上有细细的线头。

包里装着衣服，书，还有那块红木头。

我把木头也带走了。

老四把我送到村口。

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就是走。

路边有人晒玉米棒子，棒穗红红的，太阳底下亮得晃眼。

远处有火车的声音，隆隆的，像一只老牛在慢慢走。

到了村口，老四停住。

他拿出那只铁皮铅笔盒递给我。

“带着。”他说。

我摇头。

“放在家吧。”我说，“等我回来。”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供你。”他第四次说这句话，不像以前那样，“咚”的一声砸在地上，而是轻轻飘起来，像一只小小的风筝。

“我知道。”我答。

我把帆布袋往肩上一甩，转身。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如果我回头，我会把那些眼泪都看见。

火车站不远，镇上的，站台低低的，白墙上写着“某某站”三个字，字有些掉皮。

我挤在人堆里，背上的汗把衣服湿了一小片。

火车进站，铁皮烫人，我抓着扶手，脚下一滑，又稳住。

窗外的村子，树，田地，路，像被人用手一拨，刷地往后退。

我坐在硬座上，手伸进衣领，摸那枚铜扣子。

它贴着皮肤，滚烫，像在替我紧张，替我兴奋。

上省城的那段日子，像被人扔进了另一个锅里，汤不一样，火不一样，味也不一样。

学校门口有梧桐树，叶子大，落下来的时候像扇子，我每走一步，脚下都会“簌簌”，像鼓点。

宿舍八个人一屋，架子床，我睡上铺，床板硌得背疼。

同学来自各地，口音五花八门，我说话带土音，他们笑我“东北里带南瓜味”。

我笑，笑里不自卑。

我去图书馆，一排一排的书架像田里的玉米，密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

我想起我们家的玉米地，想起老四在地头坐着抽烟，烟雾绕着他，像给他画了一圈圈的圈。

我在食堂排队，端着一个搪瓷饭盆，盆底印着“公用”。

饭菜味道一般，但我吃得有滋味。

我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摸清每一条小路，像摸清自己心里每一条小路。

我晚上写信，给家里写，给老四写。

那时候电话不普及，只有办公室里有一部，排队打，三分钟两毛钱。

我不打，我写信。

信纸是学校发的，蓝色横格，我写得端正，一笔一划，像给过去的自己也写。

“老四，”我写，“我到了省城，看见了梧桐树和小吃摊，梧桐树比我们村的椿树还高，小吃摊比我们集市还杂。”

“老四，”我写，“我们老师说，文字这东西，像种地，要耕，要积，要耐心，我想起你缝鞋。”

“老四，”我写，“你的铜扣子我一直挂着，洗澡也不摘，洗得发亮。”

“老四，”我写，“我想家。”

每封信末尾，我都写上一句：“等我放寒假，我回去，给你带一副新针和一只锥。”

我每收到一封回信，都像在冬天的被窝里摸到一块热铁。

老四回信不多，一两页，字不算好，但写得直。

他写：“家里都好，爸妈也好，大哥二哥也好，嫂子们也好，侄子学会走路了，摔了也不哭。”

他写：“我这腿，最近又疼了点，天凉。”

他写：“鞋活多，忙，手上扎了几个口子，没事。”

他写：“我供你。”

这四个字总是出现。

像一个人站在远处举一面旗，风一吹，旗子“啪啪”响。

我攒钱，给老四寄过一件蓝色的棉布上衣。

他回信说：“像干部穿的。”

我乐了一个晚上。

我上课，老师讲鲁迅，讲巴金，讲《人到中年》，讲《平凡的世界》，讲“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我记笔记，边上写一句：“人要做事，先要做人。”

这句话是老四的，我给老师讲的那些名家后边，夹了我家的话。

大二的时候，学校组织去郊区支教一周。

我报名了。

到了一个小村小学，三间教室，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歪歪扭扭的“欢迎同学”。

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脚都沾不到地。

我站在讲台上，忽然想起老四。

我跟孩子们讲“人要做事，先要做人”，孩子们瞪圆了眼，笑。

我也笑。

回校之后，我收到了家里的信。

信封薄，里面的纸也薄，但内容沉。

“爸病了。”

二哥写的。

他说得不多，说：“你不用慌，先别回来，考试要紧，家里有我们。”

那晚我在宿舍的上铺坐了很久，灯关了，楼下有女生的笑声，远处传来留声机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摸着胸前的铜扣子，眼睛里热。

那一刻，我心里一根线被人拉了一下，拉得绷。

我想回去。

我给家里回信，写得郑重：“等这周考试一过，我立刻回去。”

但老四的回信先到了。

他写：“别回来，爸看见你回来会生气，他说你是读书人，读书要紧。”

他写：“我供你，你放心。”

我笑着哭了一晚上。

那晚，我梦见了家里的槐树，树下的铁圈，老四的拐杖，拐杖“咚咚”，像打在我心上。

寒假我回到家，屋里人比以往少了两分声响。

我爸躺在炕上，脸色黄，嘴角有干裂的皮。

他看见我，笑了，嘴角裂的皮也笑了。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

他的掌心还是热的，像烧过的土。

“读。”他说。

他没说别的。

我点头，眼泪掉下来，掉在他掌心里，他手指一合，像要把我的眼泪收起来，放在口袋里。

老四站在门口，看我，看爸，眼睛红，鼻尖也红。

那天晚上，我又把铜扣子从脖子上摘下来，放在他手心里。

“你拿着。”我说。

“你带着。”他推回来。

“你拿着。”我再推，他再推回来。

我们俩推来推去，像两个孩子抢一块糖。

最后，还是我挂回了脖子上。

老四笑，说：“你带着它，出去，看见世界，回来，给我说。”

我点头。

“说到底，外头啥样，都不如家。”他补一句。

我心里“嗯”了一声，重重的。

大三的时候，学校分配实习单位。

我被分到市广播电台做半年的实习记者。

我第一篇稿子写的是一个修鞋的。

那是一个午后，太阳热，街上的柏油路软了，鞋底陷进去一点热气。

修鞋的是一位中年男人，脸黑，手黑，指头上的茧像一层层小塔。

他坐在马路边一棵槐树下，树影斑驳落在他身上，他背后有一辆旧三轮车，上面挂着活计。

我坐下来，问他：“一天能修几双？”

他笑笑：“十来双。”

“累吗？”

“不累。”他摇头，“坐着。”

我笑，说：“我家有个修鞋的。”

他说：“那你懂。”

我写完稿，给它起名《一根锥子，一生活路》。

稿子播出去，有人打电话到电台，说：“听哭了。”

我也在播音室里抹眼泪，想起老四。

实习结束，我在市里找了一份工作。

那年，分配制度还在，单位要人，学校分人，也开始有单位自招的苗头。

我挤在公交车上，手举着扶杆，看着窗外过一站站的人，心里像被风一吹，轻飘飘。

我拿着第一份工资的那天，手抖了。

工资不多，可它像一个标志，告诉我：你能从另一条路走回家了。

我去市百货大楼，给老四买了那套针线，还有一把新的锥子，锥子不大，木柄上漆，摸起来滑。

我又给他买了一盏小台灯，塑料的，蓝色，灯头可以折。

我想，他在屋檐下缝鞋，到了晚上，光不够。

灯亮一点，他的眼睛就不那么累。

我把东西打包，周末坐车回家。

车上拥挤，有鸡，有鸭，咯咯哒，呱呱叫。

我抱着包坐在过道，身边一个老太太嘟囔：“城里人也坐这车？”

我笑：“我是村里人。”

到了村口，我远远看见老四。

他站在槐树下，拐杖斜着，像一根大写的“L”。

我冲他摆手，他也摆。

我们俩笑，笑得像两只刚捉到虫子的燕子。

回到家，我把那套针线和锥子递给他。

他一看，愣了两秒，忽然把锥子贴在脸上蹭，像小时候我贴新书本。

“哎呀呀，真好。”他嘴里连着冒这三个字，像一串糖葫芦。

他把灯也掰了掰，试试亮度，灯一亮，屋里白了半截。

“这回夜里缝鞋也不伤眼了。”他说。

我看着他的小心心样，心里像灌了蜜。

那盏蓝色的小台灯，从那以后就站在老四的桌上，像一朵小蓝花。

它的灯光照着他，也照着我们家的晚饭，也照着我回家的路。

我在市里上班，工作忙，回家的次数少了些。

老四的信也少了些。

我们都在绕着生活这口大锅转，锅里咕嘟咕嘟冒泡，谁都离不开。

我偶尔做稿子会引用一句话：“生活就是你低下头弯腰的那一刻突然看见的一粒米。”

这句话不是哪个大作家说的，是我妈说的。

她每次把米倒进锅的时候，总会用手指掐一掐，看看数量够不够，嘴里念叨：“人活一辈子，得掂量着过。”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

雪厚，菜看不见了，屋檐下垂着冰棱，阳光一照，亮得扎眼。

我正要去单位，接到二哥的电话。

“回来一趟。”他只说了四个字。

我一瞬间知道要发生什么。

我踏着雪，往家的方向走。

雪咯吱咯吱响，像脚下踩着棉花，软，却沉。

到了家，我看见门口的春联还在，字已经褪了。

屋里很静。

我妈坐在炕沿上，手怕冷，握着一个铜暖手炉。

暖手炉里烧着木炭，红红的，像一颗心。

我爸不在了。

他走得安静。

我们把他的后事办了，亲戚来来往往，屋里一阵阵地热，一阵阵地凉。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盏蓝色的小台灯，从窗户里透出的光。

我想起老四说：“东西在，记忆就在。”

我知道，我们家的一些东西，从此永远变了。

我没有哭太多。

我把那枚铜扣子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了我爸的枕头边。

我又拿起来，犹豫，最后还是把它带回了胸前。

我对老四说：“等我以后，把它给你的孩子挂上。”

老四笑一下，笑得苦：“我先要有孩子。”

我们都沉默一下。

他偏过头看窗外，“这雪大的，来年庄稼能好。”

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眼神总是像看得很远很远。

我心里一动，忽然觉得自己太容易落泪，太容易悲伤。

人活着，哪能只靠眼泪。

我擦擦脸，笑了一下：“那就等丰收。”

不久之后，我调回了省城，做了一份更忙的工作。

写稿，开会，采访，夜里加班，白天奔波。

我把老四的一句“我供你”贴在我的办公桌上，写成小条，夹在玻璃台板下面。

每当我想草率，想偷懒，想抱怨，我就看一眼。

那四个字像一根棍子，在我的背上轻轻点一下。

我总觉得，老四坐在屋檐下，拐杖在他身边，蓝色的灯光照着他的手，他在对我说：“我供你。”

这种供，不是钱，不是物，是一种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气。

这个气在我软的时候托住我，在我硬的时候磨平我。

很多年以后，当我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看着他背着书包，像一只小龟，我会忽然想起老四。

我会忽然在路边站一会儿，看着阳光照在孩子背上，照在校门口那两个字上：“学校”。

学校门口总有卖文具的小摊。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见到一枚小小的铜扣子，笑了。

我伸手摸摸自己的胸口，那里还有当年那一枚。

它已经磨得发亮，像一枚老硬币。

我把手放下。

我知道，外面卖的铜扣子再好，都不如我胸口这枚有力。

有一次，老四来省城看我。

他第一次坐火车，紧张得前一晚没睡。

他穿着他那件蓝布上衣，拿着一只旧帆布包，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出车站。

他抬头，看见站前广场，眼睛眯起来，脸上全是光。

“我终于看见了。”他说。

我带他去吃面。

他看着菜单上的菜名，一脸认真，说：“贵。”

我笑，一边把菜单合上，一边说：“今天你别算账。”

我们吃了一碗牛肉面，面条筋道，汤浓，我看他吃得津津有味，心里暖。

饭后我领他去我单位。

单位在一栋灰白色的楼里，楼道里贴着公告，墙上挂着照片。

他看得仔仔细细，像在看戏。

“你在这写字？”他问。

“嗯。”

“写字也能当饭吃？”他又问。

“能。”

“那我也写。”他说，认真得像个孩子。

我笑，拍拍他肩膀：“你写针脚。”

他也笑。

那天晚上，我把那枚铜扣子摘下来，放在桌上。

老四指着它，问：“还戴着？”

“戴着。”我说。

“那就好。”他叹气。

我知道他叹的不是这枚扣子，是这一路走来，我们家每个人在各自的路上叹过的气。

有时候，人叹气不是因为累，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就长长了。

老四住在我家三天。

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车站。

我们谁也没说“再见”，谁也没说“保重”。

我们只是看着彼此，眼睛里有话，有笑，有泪，有春风。

我知道，他回去还要坐在屋檐下，蓝色的台灯下，缝鞋。

我也知道，我要回到我的稿子前，敲字。

我们都知道，生活要继续，饭要吃，水要喝，锥子要磨，笔也要磨。

很多年后，我们家的老房子拆了，换成了新砖瓦房。

我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捧着那个铁皮铅笔盒。

铅笔盒的漆几乎掉干净了，露出铁来，但它还在。

她用手指抚着，轻轻叹气。

“这东西跟了我们家好多年了。”她说。

我握着那块红木头，木头被我握得更亮了。

“东西在，记忆就在。”我重复老四的话。

我妈笑，说：“话在，人也在。”

那一年，老四的腿病发了。

天气变，骨头疼，疼得夜里睡不着。

我回家，给他拿药，带他去市里拍片子，医生说：“老伤。”

我们走出医院，阳光破云而出，照在大门口的大理石上，白晃晃。

他坐在台阶上，歇一歇。

我站在他旁边，心里像站在一口井边，往里看，看见水黑，心也有点发紧。

“疼吗？”我问。

“疼。”他坦白，“像有人拿钉子在里头捅。”

“咋办？”我问。

“忍着。”他笑，“人有时候就得忍。”

他把手伸出来，摸摸我的胸口：“铜扣子还在？”

“在。”

他点头。

“这就不怕。”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蓝色的小台灯还在。

它的灯头有点发黄，灯管里有小黑点，但一按，它还是亮。

老四在灯下坐了一会儿，又把灯关了。

“你写吧。”他说，“我看着。”

我拿起笔，写了一段话。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枚小小的铜扣子，它不一定是扣子，也可以是一块木头，一把锥子，一盏灯，一句老话，它们把我们的日子扣得紧紧的，不松不散。”

我写完，把笔放下，抬头。

老四看着我，眼里有光。

“这话好。”他慢慢说，“像吃了一碗面，熬过半宿，胃里暖。”

我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孩子渐渐长大，开始写自己的作业。

有一次，他摔倒了，膝盖磕破，嚎啕大哭。

我去扶他，心疼得不行。

老四在旁边，拄着拐杖，笑着说：“不疼不长个儿。”

孩子止住哭，瞪着眼看他。

“你也摔过？”孩子问。

“我摔的多了。”他笑，摸摸那条旧疤，“摔坏了，就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孩子看着他，眼睛一眨一眨，像在把这句话塞进脑子里。

后来，有一天，孩子写作文，题目是“我的英雄”。

他写了“叔公”。

他写：“叔公有一条不太好的腿，但他走得比谁都稳。”

他写：“叔公的手上有很厚的茧，但他摸我的头的时候，比羽毛还轻。”

我看着这作文，眼睛又湿了。

我拿出那枚铜扣子给孩子看。

“这是叔公给我的。”我说，“它陪我走过了好多年。”

孩子伸手摸，摸完看着我，认真：“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有一枚自己的。”

“好。”我说，“不是每个人都要有一枚铜扣子，但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东西，提醒你：你为啥出发。”

我看着窗外，太阳从云里出来，光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那盏蓝色的小台灯还在桌角，灯头换了两茬灯泡，塑料也有一点旧，但它的形状没变。

红木头被我放在书架上，铜扣子挂在我胸前。

我忽然明白，所谓“供”，不是一笔钱，一顿饭，是一辈子的靠。

有人用拐杖敲地说“我供你”，有人用眼神说“我供你”，有人用沉默说“我供你”。

我们一生，总要把这句话从别人那儿接过来，在某一天，又递给另一个人。

这是怎么说呢。

这就是“传带”。

“带一代，传一代。”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奶奶常说的。

她识字不多，却看得透透的。

我重又拿起笔，写了这样一句话，夹进稿子里：“在人群里，最亮的不是天边的霓虹，不是商场的灯箱，是那一盏放在屋檐下的蓝色小台灯。”

又一年秋天，学校请我回去做一个小讲座。

我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脑袋，忽然想起自己当年也是这其中之一。

我讲了很多话，最后说了一句：“希望你们有一枚属于你们的‘铜扣子’。”

讲完，我下台。

走到门口，阳光像一条温柔的河，流过走廊的地砖。

我站在那里，闭上眼睛，听见了一阵遥远的声音。

“我供你。”

我睁眼。

那声音已经走远了。

它走远的同时，又贴得很近。

它在我的胸口，在我的笔下，在我心里。

我没有回头。

我往前走了一步。

鞋底踏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

像一枚小小的铜扣子，扣上了。

来源：山谷藏野花的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