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这一辈子，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还难受。尤其是在四面高墙里，白天黑夜就那么长，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年轻时那些对不住人的事。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还难受。尤其是在四面高墙里，白天黑夜就那么长，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年轻时那些对不住人的事。

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张脸，有时候，只是一首歌，一个名字，就能把那个尘封多年的匣子撬开一条缝。里面的五味杂陈，够一个没有明天的人，品上一辈子了。

01

二零一二年的闽南，夏天来得又早又凶。太阳像个大火球，把监狱操场的水泥地烤得能烫熟鸡蛋。穿着蓝白条纹囚服的犯人们，一个个蔫头耷脑，像霜打的茄子，在放风的哨声里慢吞吞地挪动。墙角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念想，此刻正咿咿呀呀地放着一个怀旧金曲节目。

赖昌星找了个阴凉的墙根蹲下，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他快六十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是那种被岁月和风霜反复冲刷后的平静，再也找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星哥”的半点影子。他就像一块被扔在路边的石头，不起眼，也没人多看一眼。

同囚室的马晓军凑了过来，他才二十出头，因为在网上搞电信诈骗进来的，脑子活，嘴也甜。他对眼前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充满了小市民式的好奇。监狱里的人，都敬着赖昌星，却也怕他，没人敢问那些旧事。

就在这时，电视机里传来一阵熟悉又悠扬的前奏，一个女声清澈地唱起来：“望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想起你的时候，月亮在心里……”是董文华的《望月》。

整个操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人都停下了脚步，或站或蹲，朝着那个小小的屏幕望过去。歌声里有故乡，有亲人，有回不去的过往。

赖昌星的身子不易察觉地僵了一下。他没有抬头，只是蹲在那里，一动不动。马晓军观察了他好一会儿，看到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攥成了拳头。年轻人的好奇心，终究压过了对这个老头子的敬畏。

“星哥，”马晓军压低了声音，像做贼一样凑到他耳边，“外面……外面那些报纸杂志都说，当年董文华大歌星，是……是你的女人。后来你出事，她才被封杀的。这事儿，是真的不？”

这个问题，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死水一般的深潭。赖昌星缓缓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看不出什么情绪。他盯着马晓军那张年轻又充满探寻欲的脸，看了很久。操场上的歌声还在继续，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每个囚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半晌，赖昌星终于开口了，嗓子因为长久的沉默而显得有些沙哑。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她现场唱，是在我的‘红楼’里。”他顿了顿，转过头，望向电视机里那个穿着军装的身影，缓缓地说，“但故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2

故事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说起。那是一个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的年代。在闽南那片热土上，赖昌星的“远华集团”，就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名字。那时候的他，还不到四十岁，人长得敦实，总是一脸笑呵呵的，见了谁都客客气气。可整个闽南，没人敢小瞧这个小学都没毕业的男人。

他的钱，多得像海边的沙子，数不清。他的朋友，从市井小贩到各路名流，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人们不叫他赖总，都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星哥”。这一声“星哥”，在当时的厦门，比什么红头文件都管用。

为了招待朋友，也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赖昌星花了血本，盖了一栋七层小楼。这楼从外面看，普普通通，红砖墙，没什么特别。可一走进去，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从地板到天花板，从桌椅到酒杯，没有一样不是从国外运回来的顶级货。这就是后来让无数人谈之色变的“红楼”。

“红楼”不是谁都能进的。能成为赖昌星的座上宾，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赖昌星也好客，喜欢热闹，尤其喜欢结交文化界的名人。他觉得，商人身上有铜臭味，多跟有文化的人待在一起，能沾点文气。这其实是他内心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一种对知识和“干净”身份的向往。

他见过很多明星，男的女的，唱歌的演戏的，大腕小腕，数都数不过来。那些人到了他面前，多半都带着几分谄媚和讨好。赖昌星对他们客气，给足了钱，也给足了面子，但心里，其实是有点瞧不上的。他觉得，这些人跟他的那些生意伙伴没什么两样，都是冲着他的钱和势来的。

直到那一次，他见到了董文华。

那是在远华集团赞助的一场大型慈善晚会上。董文华是压轴嘉宾。她穿着一身得体的军装，没化妆，素面朝天，安安静静地等在后台。轮到她上场时，她没有多余的废话，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就开始唱歌。

她的歌声，像山泉一样，清澈，干净，一下子就流进了人的心里。赖昌星坐在第一排，他听过无数的歌，靡靡之音，江湖小调，可没有一首歌像这样，让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洗了一遍。他看着台上的董文华，她身上有一种气质，端庄，正直，不容侵犯。那种气质，是“红楼”里所有金碧辉煌都堆砌不出来的。

晚会结束后的宴席上，各路人马都围着赖昌星敬酒，说着奉承话。董文华和她的助理，只是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吃着饭，和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赖昌星端着酒杯走了过去。

“董老师，今天辛苦您了。我敬您一杯。”赖昌星把自己的杯子放得很低。

董文华站了起来，举起面前的茶杯，不卑不亢地说：“赖先生客气了，为慈善出力是应该的。我不会喝酒，以茶代酒，您随意。”

说完，她抿了一口茶，就再没多余的话。

赖昌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他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心里对这个女歌唱家，多了几分真正的敬重。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是“角儿”。

03

从那以后，赖昌星对董文华，就存了一份特殊的心思。这不是男女之情，更像是一种追星，一种对自己无法企及的那个“干净”世界的仰望和靠近。

他开始以远华集团的名义，用市场上最高的价钱，邀请董文华来厦门参加公司的年会、庆典，有时候甚至就是一场普通的内部联谊会。每一次，他都亲自出面接待，毕恭毕敬，全程称呼“董老师”。

他送的礼物，也跟送给别人不一样。他打听到董文华喜欢书法，就托人从北京弄来一套顶级的湖笔徽墨。知道她爱听古典音乐，就派人去香港搜罗绝版的黑胶唱片。茶叶，也总是送最好的武夷山大红袍。他从没送过珠宝、名牌包这些俗气的东西。他觉得，用那些东西去碰董文华，是对她的一种侮辱。

董文华对他，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客气又疏离的距离。她拿该拿的演出费，唱该唱的歌，从不多说一句话，也从不参加“红楼”里那些乌烟瘴气的饭局和牌局。演出一结束，她立刻就带着助理回酒店。

赖昌星的这种“特殊对待”，在旁人眼里，渐渐就变了味。

在“红楼”那个名利场里，人们习惯了用权力和金钱来衡量一切。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对一个女歌星如此“上心”，除了那种关系，还能是什么？那些商界对手，那些想巴结赖昌星的人，还有那些八卦小报的记者，都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开始捕风捉影。

“听说了吗？董文华又来厦门了，赖老板亲自去机场接的。”

“可不是嘛，上次年会就给了七位数的出场费，就唱两首歌。”

“嗨，这哪是听歌的钱，这是‘过夜费’吧！”

流言蜚语，就像野草一样，在阴暗的角落里疯狂地生长起来。很快，“董文华被赖昌星包养”的传闻，就从厦门传到了北京，从商界传到了文艺界。

赖昌星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起初，他有些恼火，觉得这是对董老师的亵渎。可转念一想，他非但没有澄清，心里反而升起了一丝难以言说的窃喜和虚荣。

他心里清楚，他和董文华之间，比蒸馏水还干净。他为什么不解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让外面的人觉得自己有那么大本事，能让天上的“仙女”为自己折腰，本身就是一种排面，比赚多少钱都更能证明他的成功。

他享受这种由误解带来的“尊荣”，享受别人提起董文华时，向他投来的那种既嫉妒又佩服的复杂眼神。他觉得，这绯闻，就像一件华丽的袍子，披在身上，让他这个泥腿子出身的商人，也显得高贵了许多。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不行苟且之事，给足了钱，保持了尊敬，就算是对得起董文华了。他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满足感里，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脏水，会给那个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女人，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04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天气异常闷热，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远华集团这艘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航母，实际上早已千疮百孔。赖昌星靠走私起家，用金钱和关系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给他带来了泼天的富贵，也注定了他最终的结局。

当调查组秘密进驻闽南的消息传来时，赖昌星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慌。他开始疯狂地变卖家产，疏通关系，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押上自己全部的筹码，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红楼”里彻夜不熄的灯光，再也不是为了歌舞升平，而是充满了末日来临前的惶恐和密谋。赖昌星焦头烂额，每天都在见各种各样的人，打无数个电话。他已经完全顾不上别的事情了，他的人生，只剩下“活下去”这一个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舆论的屠刀，悄无声息地砍向了董文华。

随着调查的深入，远华案的内幕开始被媒体一点点揭开。为了博取眼球，吸引读者，一些媒体把赖昌星和董文华的“桃色绯闻”，当成了一枚重磅炸弹，添油加醋地抛了出来。

一时间，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一代歌后沦为走私大亨情妇”、“红楼绝唱，揭秘董文华与赖昌星的不伦之恋”、“赖昌星赠送董文华豪宅豪车内幕”……

这些文章写得有鼻子有眼，细节丰富，仿佛作者亲眼所见。他们把赖昌星对董文华的敬重，描绘成金屋藏娇的手段；把高额的演出费，说成是包养的价码；把两人正常的交往，扭曲成不堪入目的权色交易。

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人们还普遍相信报纸上写的都是事实的年代，这样的报道，是致命的。

董文华的形象，一夜之间从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贪慕虚荣、攀附权贵的“污点艺人”。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她的单位也无法承受。她被停止了一切演出，所有录制好的节目被撤下，整个人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开始接受内部调查。

昔日那些对她笑脸相迎的朋友、同事，纷纷与她划清界限，生怕被牵连。她从云端，重重地摔进了泥潭。

面对这一切，董文华自始至终，没有对外界做过任何一句辩解。她的沉默，在公众眼中，成了默认。没有人知道，这个女人，独自一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承受了什么。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一，赖昌星，当时已经像一只丧家之犬，在风声最紧的时候，带着家人，通过非法途径，逃到了加拿大。

在异国他乡，他从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了董文华销声匿迹的消息。

05

温哥华的冬天，阴冷潮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赖昌星躲在一栋不起眼的公寓里，像一只惊弓之鸟，不敢见任何生人。他失去了往日的一切，财富、地位、朋友，都成了过眼云烟。

有一天，他在一家华人超市买东西，顺手拿起一份中文报纸。报纸的娱乐版上，有一篇很小的文章，标题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歌星今何在？》。文章盘点了一些淡出人们视线的歌手，其中就有董文华。

文章里写道，董文华因为卷入“远华案”，形象受损，已被军队内部处理，艺术生涯基本宣告结束。配图是一张她多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军装，英姿飒爽，眼神里充满了光芒。

赖昌星看着那张小小的照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那是一种迟来的愧疚。他想起她清澈的歌声，想起她不卑不亢的眼神，想起自己当年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默许了那些肮脏的谣言。

他知道，是自己毁了她。如果不是他，她现在应该还站在最高的舞台上，接受万众的鲜花和掌声。

这股愧疚，在他的心里盘旋了一阵，但很快，就被对自身难保的巨大恐惧给淹没了。他当时面临着被引渡回国的风险，每天都活在噩梦里。他自己的命运都朝不保夕，哪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死活。

他把那份报纸揉成一团，狠狠地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他不知道，他这一扔，扔掉的，或许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说清楚真相，还人家一个清白的机会。而董文华的命运，就这样，被他连同那团废纸，一起丢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暗里。他以为，他和她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他错了，这仅仅是另一个开始。

06

时间回到二零一二年的监狱。

赖昌星讲完了他的发家史，讲完了他的逃亡和被捕。他的语调很平淡，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马晓军听得入了迷，仿佛在听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

“星哥，那……那你和董文华，到底……”马晓军还是不死心，把话题又绕了回来。

赖昌星掐灭了手里的烟头，抬起头，目光重新聚焦在马晓军的脸上。这一次，他的眼神变得异常锐利，像两把锥子，要扎进人的心里。

他一字一顿地说：“所以，你问我，她是不是我的女人。我现在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不是。一次也不是，一分钟也不是。”

马晓军愣住了。这个答案，和他想象的，和外面流传的所有版本，都完全不一样。

“那……那为什么外面都那么说？她也因为这个，十几年没出来唱歌。”

“为什么？”赖昌星自嘲地笑了笑，笑容里充满了苦涩，“因为我。因为我当年的虚荣，因为我这个烂人，为了满足自己那点可笑的‘大哥’排面，把人家的清白，当成了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块金牌。”

他坦白了自己当年的所有心思。他承认，他利用了和一个正直艺术家的正常交往，默许甚至享受了谣言的发酵。

“我那时候就是个农民，发了点财，就想让所有人都高看我一眼。我觉得，请得动董文华，再让外面的人都以为她跟我不一般，我就成了人上人了。”

“我以为，我只要给足了钱，待她足够尊敬，就两不相欠。我从来没想过，名声对她那样的人来说，比命还重要。我犯的法，有国家的法律来判我。可我欠她的债，谁来判？拿什么还？”

赖昌星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成了喃喃自语。

他告诉马晓军，从被引渡回国，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最怕的，就是在电视里看到董文华。她的歌声，她的影像，都像一根烧红的针，时时刻刻扎着他的良心。

他犯下的那些滔天大罪，自有法律来制裁，他认。但对董文华造成的这种伤害，却成了一种无法偿还、无法救赎的罪孽，像一个鬼魂，缠绕着他，成了伴随他余生的精神刑罚。

他以为，这份沉重的愧疚，就是故事的全部了。

07

“故事还没完。”赖昌星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他看着一脸错愕的马晓军，接着说，“我以为我对她的愧疚，就是全部的真相了。直到后来，我收到一个东西。”

他陷入了更深的回忆。那是他还在加拿大被拘押的时候，大概是入狱的第五年。当时他的处境很艰难，几乎与外界隔绝。有一天，他的律师在探视时，带来了一个通过特殊渠道转进来的匿名包裹。

包裹不大，里面没有信，只有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老旧笔记本。

“监狱里能收到外面的东西，非常不容易。我以为是哪个还念着我的老朋友送来的，想给我解解闷。”赖昌星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当年残存的惊骇。

“我当时没在意，随手就扔在了床头。过了好几天，实在无聊，才拿起来翻看。我翻开那个笔记本，看到第一页上写的几行字后，整个人当场就震惊了，后背全是冷汗！”

马晓军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问：“写的……写的什么？”

赖昌星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鼓足全部的勇气，才能说出那个秘密。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第一页上用很娟秀的字迹写着：‘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下面是一行小字：‘赖先生，这些事，董老师永远不会说，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

笔记本不是董文华送来的。后来他才知道，是董文华一位已经去世的经纪人，在临终前，辗转托了无数人，才把这个本子送到他手上的。

笔记本里记录的，不是日记，也不是账本。翻开来，里面是一份名单。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用非常简洁的文字，记录着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一句被拒绝的话。

赖昌星从第一个名字看起，越看心越凉，越看手越抖。那上面记录的，全都是在九十年代，文艺界、商界甚至其他领域里，一些有头有脸的权势人物。他们都曾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或明或暗地，对董文华提出过“潜规则”的要求。

而每一次，都被董文华用一种决绝而体面的方式，严词拒绝了。

“我不懂你们圈子里的规矩，我只知道，我是个军人。”这是她对一位著名导演说的话。

“谢谢您的‘好意’，这个角色我演不了，您另请高明吧。”这是她对一位手眼通天的制片人说的话。

本子里密密麻麻，记录了十几个人。这些人，被拒绝之后，都怀恨在心。

当赖昌星这个“暴发户”和董文华的名字开始联系在一起时，这些人敏锐地发现，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来了。

他们动用自己手中的媒体资源和人脉关系，在幕后推波助澜。他们是那些“桃色新闻”最初的炮制者和最卖力的传播者。他们把赖昌星塑造成一个霸占玉女的恶棍，把董文华描绘成一个贪图富贵的荡妇。

在远华案爆发，董文华被调查的时候，也正是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提供”了大量所谓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坐实了她的“罪名”。

赖昌星拿着那个笔记本，坐在冰冷的囚室里，一夜未眠。

他终于明白了。他只是那个被摆在台面上的、最显眼也最方便的靶子。他的虚荣和默许，是点燃炸药的引信。但真正把董文华推入深渊，让她万劫不复的，是那群躲在阴暗角落里，因私欲不得满足而疯狂报复的伪君子！

他以为自己是毁掉她的主犯，到头来，他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别人手里最锋利、也最顺手的一把刀。

这份认知，带来的不是解脱，而是更深、更彻底的绝望。他的罪孽，不仅在于他用流言伤害了一个清白的女人，更在于，他愚蠢地成了那群真正恶魔的帮凶。

这份双重的罪恶感和无力感，像两座大山，彻底压垮了他。

08

赖昌星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囚室里，只剩下他和马晓军两个人粗重的呼吸声。马晓军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的人生里，听过的所有故事，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一个下午来得震撼。

几天后，监狱晚间看新闻的时候，电视里插播了一条文化新闻。

新闻里说，著名歌唱家董文华，在淡出公众视野多年后，于她的家乡，成立了一家儿童艺术公益学校，致力于免费培养那些有音乐天赋的农村孩子。

镜头里，年过半百的董文华，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衬衫，素面朝天，脸上带着恬淡的笑容。她正在一个简陋的教室里，耐心地教一群孩子唱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上，她的眼神，还像当年一样，干净，纯粹。

新闻很短，一晃而过。

赖昌星怔怔地看着屏幕，直到画面切换。他没有激动，也没有老泪纵横，只是长长地、无声地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息里，有愧，有悔，有释然，也有一种天人永隔般的悲凉。

他默默地从墙根站起来，转过身，佝偻着背，走回自己的床位。他掀开被子，将头深深地埋了进去，整个身体，像一只蜷缩起来的虾米。

真相是什么，对今天的董文华来说，或许早已不重要了。她用十几年的沉默，守护了自己的尊严，也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而对于赖昌星，这个他在铁窗内外守护了十几年的秘密，既是他迟来的忏悔，也成了他余生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他永远不会去打扰她，也永远不会当面寻求那句不可能得到的原谅。

有些债，注定要用一生的沉默来偿还。

高墙外的世界，早已将他们的故事，谱写成一个猎奇而固定的版本，在人们的茶余饭后，反复流传。而高墙之内，那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真相，将随着一个老人的最终沉默，一同被岁月，归于尘土。

来源：美丽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