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3月的纽约清晨,宋美龄斜倚沙发对接受采访的记者抛出一句:‘Why don’t you drop the A-bomb on the mainland?’”短短一句,把在场的人全震住了。
“1955年3月的纽约清晨,宋美龄斜倚沙发对接受采访的记者抛出一句:‘Why don’t you drop the A-bomb on the mainland?’”短短一句,把在场的人全震住了。
这一年距离国民党军退守台湾已近六载。海峡对岸的“反攻”口号仍在广播里循环播放,可现实却是兵员、装备、士气三重枯竭。蒋介石急需外力,而外力就握在白宫的口袋里。对宋美龄而言,说服华盛顿等同重新争取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
早在1943年宋美龄首次赴美演讲时,她就深知舆论可以左右资金。抗战末期,她依仗名流人脉将“中国需要飞机”的口号推上《纽约时报》头版,战后捞得的航空经费却被悄悄转存香港汇丰账号。杨延年后来在日记里写,“空军预算如水归海,终点全进了孔宋两家”。在国民党内部,这并非秘密,只是无人敢捅破。
国共内战失败后,宋美龄的对美“公关”策略更激进。她知道,单靠常规援助别指望翻盘,唯一能吓住北京的是核威慑。冷战氛围正浓,杜勒斯的“离岸平衡”学说暗合蒋介石需求,于是宋美龄索性顺势抛出“投弹论”,企图把台海危机直接升级为超级大国角力。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曾在给杜鲁门的备忘录里写过一句:“若能在鸭绿江口引爆几枚战术核武,将省下大量陆军。”白宫没点头。五年后宋美龄的“笨蛋论”其实是在旧议程上加码,只是她把美高层当成了随手可拨动的棋子。
美国人真有动过核念头。1958年8月第二次台海危机,艾森豪威尔授意太平洋舰队拟定“切萨皮克计划”,其中包括在厦门外海进行战术核试投,后因苏联发出强烈警告而搁浅。情报史料表明,蒋、宋当时得到风声后非常兴奋,甚至准备对外宣布“联合行动”。试想一下,美军若真把原子弹扔到福州、广州,一场民族浩劫将随之爆发,蒋介石却自信可以借此“稳定战线”,这难以想象的冷血令人悚然。
宋美龄的豪赌心理与她的成长环境脱不开。生于上海望族、接受美国教育的她,自幼浸泡在资本与信仰的混合气味里。她对金钱的敏感异于常人,50年代初在纽约上东区置办的双层公寓,装修费高达60万美元,相当于台湾全岛两个月关税收入。有人问她为何如此铺张,她轻描淡写:“我代表的是一个政府的尊严。”一句话便将私欲与公权混为一体。
与此同时,岛内百姓在美援面粉袋上缝补衣衫,军公教薪饷常拖欠。蒋经国主政台湾行政院后,掀起所谓“打虎”行动,意在整饬贪腐。档案显示,最难啃的“虎”正是孔宋家族。经国在日记里提及:“母提出严厉抗议,父亦沉默。”家族利益与政权存亡交缠,让这个政坛新秀左右为难。
美国政客也逐渐看清局势。1959年6月,肯尼迪在参院一次闭门听证会上评价蒋介石“not a viable partner to liberate mainland”。这句冷冰冰的结论等于给宋美龄多年游说判了死刑。她还能做的,只剩继续游走名流圈子,以“反共斗士”的光环换取募款支票,同时为自己的奢华生活续航。
不得不说,宋美龄的口才与社交手腕堪称一绝。她能在五分钟内记住对方家乡、宠物名字和政治倾向,转身就送上一句恰到好处的问候。可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普通民众看来,这一切都与生活无关。1958年西安事变纪念日,渭河岸边的工地上,工人们用收音机听到海峡对岸的炮战消息,只是在夜色里骂了一句“别打过来就行”,随后继续拧紧钢筋。
时间推进到1971年,中国取代台湾代表权进入联合国,多数美国议员对蒋宋夫妇已不再感兴趣。宋美龄却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她把宣传重点转向教会与侨团,强调“大陆正在迫害信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暗地里评估:蒋政权内部派系林立,若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美军介入风险高过收益。核选项再度被束之高阁。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宋美龄在长岛寓所对来访的老友感慨:“时代变了,可我不觉得错在我。”她依旧认为自己当年的核言论只是“迫不得已的策略”。这番自白写进了富留尔·考尔斯出版的回忆录,成为学者研究台美关系的注脚之一。
历史无法假设。倘若艾森豪威尔当年按下红色按钮,中国、美国乃至世界的轨迹都会改写。宋美龄用一句“美国人真是笨蛋”试图激怒华府,最终却让更多人看清了她的心思——政治筹码一旦和核武器绑在一起,人性就会被挤到角落。至此,再华丽的辞令也掩盖不了那份冷酷。
来源:颜威爱哲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