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投降后，他将东升公司重新注册为独资企业。我们去法院申请，让我们担任公司管理层继续经营下去。但法官最后裁定，公司必须清盘，遗产将由两位遗孀承继。法官引用新加坡于1908年一个很有名的"六位遗孀"案例。
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便走了。
日本投降后，他将东升公司重新注册为独资企业。我们去法院申请，让我们担任公司管理层继续经营下去。但法官最后裁定，公司必须清盘，遗产将由两位遗孀承继。法官引用新加坡于1908年一个很有名的"六位遗孀"案例。
法官说，由于父亲过世时未有立下遗嘱，因此法律程序很简单。在交付遗产税后，将父亲净财产的三分之一平分予两位遗孀，即母亲和二房各分六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净财产则平均分给子女。母亲有三个儿子，父亲的二房有三儿二女，所以八个孩子平分，每人获分十二分之一。
父亲举殡后不久，母亲便从中国回来。由于鹤龄已逃入深山丛林约五个月，因此他那一份需要交给法定代理人。当他得悉父亲过世的消息时，为了不想连累鹤举，来信中只能暗喻，对听闻一位认识的老商人去世感到难过。
我记得，我约继承了13万马币遗产。战后，父亲白手兴家，约赚了400万马币。我相信，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偿还债务。扣除税务、葬礼开支和律师费后，只余下约150万元。
接着，我们开始筹组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49年1月中旬，我们一共五人在新山家中围坐一张小桌。除了我以外，还有母亲、鹤举、五堂兄鹤青、十二堂兄鹤醒。鹤醒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母亲待我们坐下，说："年，由你开场好吗？"
我说："首先，我想向大家保证，我已经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我有信心能带领我们的新公司﹣﹣郭氏兄弟迈向更高层次。在座每一位都会变得更加富有，财富要比我父亲在世时还要多很多。"他们当时可能认为我是在自吹自擂。
我接着说，"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股权。我们刚开始以10万元作为实缴资本（当时美元兑马币的汇率为1:3.06)。"我不会要超过25％的股份。我不是谦让，也不是自大。我只是说出事实，25％的股权已足够我和我的家庭了。
鹤青自小已跟随父亲，学习协助父亲打理业务，父亲去世时，他已是总经理。如果父亲是公司的行政总裁，那鹤青便是副总裁。而且，鹤青有七个成年子女（我那时还没有孩子。碧蓉还要两个月才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我提议也给鹤青25%股份。
我所尊敬并视如亲兄弟一样的鹤醒，顿时绷紧起来，不大接受我的建议。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年，我不赞成。我同意你拿25％股份，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但鹤青的，我反对！"我试图说服他。
这时母亲明智地中断了我们的争论，她说："我们可否把鹤青股份一事先搁下？"
鹤青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鹤举附和母亲，并说稍后再找鹤醒续谈。
我继续说道："鹤醒，你占15%，鹤举占15%，而母亲则占10%。"这样下来，还剩下10％的股份。三伯父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我的十一堂兄鹤尧。我认为鹤尧一直轻蔑我们的家族企业，他比较喜欢为李氏橡胶的李光前工作，所以我建议不留股份给他。而他的弟弟鹤鸣则可获分5％股份。鹤鸣是我的二十一堂弟。最后，我建议将余下的5％股份预留备用。
这时，母亲说："年，我可以说几句吗？可否将余下的5%分给二房？"这个建议，我们一致赞成，于是便派人去跟她谈。她以5,000元来换取这5％股权（数年后，她因嗜赌成性，玩麻将输了钱，于是便将股份都卖掉）。
接下来，我们开始谈职位任命。我说："我提议由大哥鹤举担任董事长。鹤青曾任父亲手下的总经理，建议担任董事总经理。鹤醒任执行董事。我也是执行董事，并兼任公司秘书。"这是因为我一直在进修《公司法》。我们就这样开始经营起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于1949年2月23日注册成立，然后于4月1日正式开始营业。
我由公司开业起便一直带领着公司。我不是要贬低他人，我只是说出事实。鹤举不如我务实，但最终是由他去说服鹤醒接受将25％股权分给鹤青。
鹤青比我大17岁，心地善良，但由于已吸毒成瘾20多年，因此力不从心。鹤醒是个好人，但他生性觐腆，不好交往，而且身体也不太好。在艰难的开业初期，他一直是公司里最坚强、最可靠的支柱。他个性寡言，但头脑清晰，能一语中的，可惜英年早逝。
因此，经营公司的重担便落在我的肩上。我知道自己具备营商的天赋，在商场上可说是如鱼得水。我也是一个很专注的人，一心一意的只想把事情做好。但我必须强调，母亲才是公司和家族的象征，是至为重要的栋梁。
父亲过世前是柔佛州南部的大米代理商和经销商，覆盖当地三分之一的市场。他去世数周后，我和鹤青去了趟吉隆坡，拜见英国军事管理局贸易及工业部的物资供应主管休·比德尔斯中校( Lt .- Colonel Hugh Beadles )·
比德尔斯人很好，长得高大，略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对鹤青和我都很友善。他说从报章上已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亦理解为何东升公司需要解散。他说："我信任你俩。你们一直在做大米经销生意，所以我准备把代理权转给你们的新公司。"但由于这是新公司，他要求我们提供由银行出具的10万元信用担保。
那时，我已经打了两三年高尔夫球，还加入了一个颇为尊贵的高尔夫球会﹣﹣皇家柔佛国际俱乐部（ Royal Johor International Club ）成为会员。在那里，我与汇丰银行当地的分行经理福赛特先生（ Mr . Fawcett ）见过面，还曾一起打过一两次球。福赛特是一位友善、率直、认真的英籍银行经理。于是，我亲自去汇丰银行找他。这事发生在父亲去世后一两个月。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福赛特说明﹣﹣包括父亲过世、他如何获得特许经销权，以及政府的物资供应主管要求我们为新公司提供银行担保等。福赛特说："我明白了，但我们不能将公司和友谊混为一谈。如果你能存10万元入汇丰作为定期而不提取，我就可以为你签发10万元担保。"
我听了当然很不开心。傻子都明白，这等于是我自己在担保自己。那他给我担保了什么？款项存进银行多年，也没有分毫利息。那是1949年，10万元是很大的一笔钱。
那时，英资银行家公然搞种族歧视。他们宁愿贷款给拾荒的白种人，也不考虑贷款给正当的本地商人。肤色决定一切。
我不时遭到类似的殖民主义白眼。1952年，我开始买卖日本玩具，供货商是在新加坡的里克伍德有限公司（ Rickwood & Co ., Ltd .)。该公司的独资持有人是里克伍德（ Rickwood )，不是澳大利亚人，就是英国人。我当时28岁，他比我年长约6到10岁。
有一天，里克伍德试图游说我买他公司的部分股份，成为资深合伙人。他给我看了一套他说是已审计过的账目，但后来我发现这都是假账。我从账目中看到他欠汇丰银行新加坡分行大约三十万元。里克伍德曾在澳大利亚或英国军队任中士，退伍后本来一无所有，但却能拿到贷款开展生意。为了过得像个所谓的成功英国商人，他在皇家新加坡高尔夫球会（ Royal Singapore Golf Club ）附近的安德鲁街（ Andrew Road ）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这件事赤裸裸地显示出，殖民主义纵容银行明目张胆地搞种族歧视。
里克伍德想我购买他公司的70％股份。我心想，这也好，我正需要在新加坡开一间自己的公司，类似郭氏兄弟新加坡分公司。假如有朝一日，新加坡和马来亚分而自立（后来确实分开了），则两地将会采用不同的法律和税制。不过，当我付了一大笔定金后，我开始察觉有些不对劲。做过尽职调查后，才发现他的公司不过是一个烂摊子。他只是想骗我入股，帮助他清还坏账。
当我表示要中止交易时，里克伍德提议我们一起吃午饭。他说："一切都可以商量。我会把事情处理好，你还是可以投资进来的。"我与他当面对质，他顿时脸色都变了，但就是不让我离开，他说："你跟我回公司一趟。来，来我的办公室再说。"
我们上楼去他办公室。墙上有个保险箱。里克伍德说："我给你看些东西。"我心里满腹狐疑，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去看保险箱呢？他示意我过去，然后在我脸前打开保险箱，内里正中放了一把左轮手枪。
我问："你给我看什么呢？"
他答道："哦，没什么，没什么。别介意。"他关上保险箱。我知道他是要恐吓我。但我却表现从容，不发一言。
我在创业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获取银行信贷。自汇丰银行那次精神上的打击后，我痛恨与任何银行打交道。我努力工作，但不知道怎样向银行表现自己。我的脾气、性格和敏感的特性使我难以向银行卑躬屈膝。直至今天，依旧如此。
但是，我们需要银行贷款。由于我们不是生于新加坡，而是来自柔佛，我们就如从支流游入大河的小鱼，可新加坡只认自家河里的鱼。谁会理会这条可笑的小鱼呢？
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盘谷银行向我施以援手。大多数银行都不愿意理睬我们，直到陈弼臣( Chin Sophonpanich ）所创立的盘谷银行出现后，情况才得以逆转。因为有了盘谷银行的信任，我们才可以去找其他银行洽谈。
一天下午，我在新加坡，一位潮州大米经销商跟我说："你今晚会去机场吗？"那时，我每天开车往返新山和郭氏兄弟（新加坡）有限公司。
我问："为什么要去机场？"
他说："盘谷银行的创始人和大老板今晚会到。飞机从曼谷起飞，预计晚上七点半到达。
我问："谁会去？"
他答道："新加坡所有米商都会去。"我想我也是米商，我怎能不去呢？
我提前45分钟到达机场。陈弼臣所乘的飞机降落时，所有米商共约50人列队迎接。我在队中被挤拥推撞成"之"字形站立，但我一点也不介意。所有米商中，我是个新手。当中60％来自潮州（陈弼臣也是潮州人）,40％来自福建南部。而我则来自福州。福州人在那里算是势孤力弱的。
陈弼臣顺着队伍走过来，逐一握手。有人在旁给他一一介绍。我是最后一个跟他握手的，他很好奇想知道我是谁。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的助理说："大老板，这是 Kuek Hock Nee （这是我中文名的潮州发音）。他的公司叫郭氏兄弟。"陈弼臣十分客气，是个友善的绅士，但看起来却很严肃。他比我矮一些，但身形比我结实些。
陈弼臣说："有空我会安排去你公司看看。"
我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客套话。但三四天后，我的新加坡办公室确实接到盘谷银行来电说陈董事长想见我。我回复说："可以，我有空。"然后我就在公司等着他。陈弼臣与两个助理同来，我们坐下攀谈起来。
我后来才意识到陈弼臣此举的目的。他不是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等人上门拜访，而是亲临每间店铺巡查视察，从而亲自观察和感受每家店的经营状况，细微至店内桌子的摆放，感受办公室的干劲和气氛。因此，他必须亲身前来。
看店铺，不光看它的规模大小。当你走进一间办公室或店铺时，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一种感应，知道那家公司是如何经营、前景怎样。这种感觉很抽象。你能到空气中感觉到什么吗？这家公司是充满能量呢，还是呆板、颓废甚至垂死待亡？
陈弼臣看来对我们的店内一切都很满意。他随即当场问我："你们在做什么生意？"
他听了我回答后说："你听着啊，我会给你提供1,000万元信用担保，还会再给你一半担保额份的银行承兑信用证，也就是500万元。有了这些信用证，你就可以预先提货，待把货卖掉后再把钱还我。"
对、对、对！他做事就这么干脆利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对我表示充分的信任。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商人来说，能获得这样出手相助着实重要。我亦因此增添了不少信心，相信自己将来会获得更多信贷、更多融资，使生意不断壮大。这是一位我能与之交往的银行家。
陈弼臣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英属马来亚，英资银行对于贷款给华人采取极度谨慎的态度。而同样苛刻、老派的海外中资银行也懒得花功夫在华商身上。如果一个人无法借到分文，又如何创业开展人生呢？大多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商都曾受过盘谷银行和陈弼臣的恩惠。
银行家只奉行简单信条：把钱借给不需要借钱的人。当你身无分文时，银行视你如麻疯病人，避而远之。这真是世间一大讽刺。我不完全责怪银行家。我只是认为银行业是一个无情的行业。我常说："银行家不是我的朋友。只是在我的朋友当中，碰巧有一些银行家。"
在我创业时，驱使我努力赚钱的首要原动力，就是银行家对我的羞辱。除非你能奋力爬到岩礁顶部，否则便有被淹没的危险。我心想，该死！难道这就是商界？这就是资本主义？如果这还不能激励我们进取，努力赚钱，向那些银行家还以颜色，还有什么更能鞭策你向前呢？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