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称简师），创办于1933年，初办时为邹平县学师范部，1934年，改名为邹平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它的创办，开创了本县中等教育的历史，是邹平县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大进步。由此开始，凡具有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可以不再远去省城济南或者到办有
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称简师），创办于1933年，初办时为邹平县学师范部，1934年，改名为邹平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它的创办，开创了本县中等教育的历史，是邹平县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大进步。由此开始，凡具有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可以不再远去省城济南或者到办有中学、师范学校的长山、惠民、益都、曲阜等县就读，能够直接在本县就近升学。因此，它符合全县广大人民的心愿，也适应了青少年升学就业的迫切要求。
邹平简师创办伊始，位于县城南门里路东的文庙（孔子庙）内，是一个单独的大院，校舍较简陋，但自然环境优美，是县内青少年读书求学的好地方，也是邹平青年抗日救亡，寻求革命真理，进行党的活动的发祥地。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卖国投降的不抵抗主义，在短短的时间内东北三省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就象一股巨大的洪流奔腾向前。
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于当年9月作出决议，发出了“组织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并组织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鼓舞着全国人民，掀起了反蒋抗日的怒潮，这怒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全国的城市、乡村，激荡着邹平县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秘密派遣中共党员到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团结群众，成立组织，发展党员，同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
1934年夏，为在邹平简师发动师生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山东省委秘派共产党员张淑知、邹眠虹、宫乃全、何为之陆续来到简师、县卫生院，以教师、医生等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张宗麟
1935年，简师中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聘请来的众多教师，校长张宗麟就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他团结梁君大、邹德馨、邹晓青、冷少泉、朱抱监、张立民等进步教师进行革命活动。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号召学生走向社会，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教唱《开路先锋》、《大路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并向学生讲述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消息。在校长、共产党员张宗麟的支持下，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组织学生参加露营队，自带帐篷、食物，到全县各乡宣传抗日救亡，募集抗日资金，大唱革命歌曲，演出进步话剧，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5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其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着国民党军队从两省撤出，日本军队大批开进了关内。接着日本侵略者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史称“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中国共产党为此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全国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邹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共产党员、校长张宗鳞和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也掀起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组织简师的广大师生举行了爱国游行示威，并致电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了邹平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年春，中共山东省党组织对于邹平简师的学生运动给予了极大关注。为了继续开展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同年8月，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范部招生之机，中共胶东特委派共产党员柳运光、寿张乡建师范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訾乃全（訾修林）、济南第一师范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傅同庚同时考入该校，成立党的组织，秘密建立了邹平县第一个党小组，柳运光任组长，他们积极参加了学生读书会的活动，团结进步师生，宣传抗日，积极发展党员，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柳运光
当时的邹平县，处在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粱漱溟的严密控制之下。1931年经国民党当局批准，粱漱溟等人在邹平县城东关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粱漱溟继粱耀祖之后任院长，并兼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第三陆军总指挥韩复榘的高级顾问。
同年，正式把邹平县划归“乡村建设试验县”，粱漱溟兼任县长。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大门（1930年代）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完全沦陷到了日寇的魔掌之下。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公然侵略，当时邹平县的教育界，和全国一样，存在着抗日救亡和妥协投降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
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张宗麟和粱漱溟。
张宗麟是邹平县简师校长，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著名的幼稚教育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形势变化失去联系，1946年在延安重新入党。
梁漱溟
粱漱溟是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中国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三句大好话；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泊来品，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是拿卢布的；断定中国民族之唯一出路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张宗麟认为大敌当前，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粱漱溟支持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说服日本，请它不要侵略中国。
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宗麟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支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反对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积极推行教育改革，服务救国大计。梁漱溟说：抗日救国根本不是学生们的事情，反对学生搞什么抗日救亡运动。主张学生安分守己，埋头读书。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有利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经过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事件。接着北平、天津的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八一宣言》和新的形势发展，迅速传到了邹平，传到了邹平乡师，在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全校师生群情激昂，立即采取行动，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出发前，在草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同学们慷慨陈词，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简师学生刘瑄、苗柏杰、戈华、罗琪等人秘密组织起来，恢复了读书会的活动。一是组织学生们出墙报，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揭露乡村建设研究院当局的倒行逆施及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丑恶嘴脸，进一步激发学生们抗日救国的热情。二是组织学生们搞社会调查，进一步了解社会情况,增长社会知识。邹平的黄山,每年四月初八有庙会,读书会让学生们到集市上作调查、搞宣传。通过调查使学生们了解了贫苦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处境，增加了感性认识，通过宣传，唤起了广大民众抗日的觉悟。三是举办工人夜校，在进步青年教师的赞助下，读书会组织一部分学生共同开办了工人夜校，一方面教工友识字学文化，另一方面向大家讲时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这样既提高了工友们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也密切了学生与工友之间的关系。
刘瑄
1936年9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简师内在共产党员柳运光、訾乃全的领导下，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刘瑄、苗柏杰、罗琪、戈华、李振江、霍方侠、石一慎、柴启尧、韩焕星、孙化利等是第一批加入“民先”的队员。“民先”组织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主要活动是领导读书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组织领导学校的学生运动，抵制反对乡村建设研究院奉行的反动政策和奴化教育，团结广大师生，联系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和力量。如与语文教员屈忆原、武术教官怀焕文、军事教官杜永辉、王鸿章、美术教员王子正、合作社的罗子为、卫生院共产党员何为之、实验完小进步教师梁君大、邹晓青、邹德馨、邹德慧、张佰安等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接触，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鼓励和帮助。
以共产党员、简师校长张宗麟为代表，以地下党员邹眠虹、邹德馨，进步教师朱抱坚、陈子英、梁君大、邹晓青、邹德慧、屈忆原等人为主体积极发动教育改革和抗日救亡运动，一时名声大振，引起了国民党邹平实验县政府当局和梁漱溟乡建派分子的极大恐慌，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乡村建设研究院当局经过一番密谋策划，采取软硬兼施两面手法对简易师范这个革命教育阵地发起了进攻。一方面密派便衣警察跟踪革命师生，密令县警备队到简师操场出操以监视威胁革命师生；一方面由国民党邹平实验县县长徐树人和首善乡乡理事刘连英出面召集全校师生开会训话，教训学生要安分守己，安心读书，威胁学生“跟着闹事是没有好下场的”。他们的威胁“训导”并没有吓倒革命的学生，反而激起了广大学生更加强烈的反对。自发组织起了学生纠察队站岗放哨，昼夜巡逻，维护学校秩序，警惕有人捣乱破坏 ,并举行罢课，抗议研究院的倒行逆施。研究院当局几次派来说客 ,都被学生轰了出去。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北京爱国运动爆发后，简师的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 他们举行罢课，印发传单、张贴标语、集会演讲、宣传抗日救国。 校长、共产党员张宗麟和进步教师朱抱坚、 张立民等人都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邹平简易乡村师范的学生爱国运动，吓坏了当时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当局和国民党实验县政府，大呼“简师被赤化了”、“张宗麟是共党分子”。 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段，对革命的进步师生进行迫害和打击。
为了扑灭简师师生的抗日烈火，1936年2月 ,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国民党邹平县政府当局密谋策划 ,采取更加卑劣的手段，一是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简易师范， 监视并准备逮捕革命教师和带头的同学。 但是革命师生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继续罢课，师生的爱国行动 ,得到了社会上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谴责当局的所作所为，这对研究院的 当权者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们依仗国民党政府和韩复榘等实力派人物撑腰，准备对广大师生的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事态将要继续扩大的紧要关头 ,张宗鳞校长他们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如果一味地和他们硬拼，恰好上了他们的圈套， 给革命力量造成了损失，要避开锋芒，保存革命力量，我们要从长计议， 要讲究斗争策略。由于审时度势，缓和了当时形势 ,但当局还是将张宗麟赶走。当张宗麟校长与教师邹眠虹、林云侠、朱抱坚、刘殿邦 (邹平人，原名刘建庵)等同志被迫离校时， 全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送行，校门前面、街道两旁站满了人群 ,在武装警察的监视包围下大家慷慨激昂，仗义执言，有的喊口号，有的演说 ,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斗争到底，这实际上又是一次抗议示威。张校长被驱逐后 ,邹平县立简易师范被勒令解散并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范部， 校址迁入研究院内，由梁漱溟任校长，并勒令学生暂时回家， 听候通知。之后又将师部改为“山东省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简易师范部”。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扼杀了。张宗麟校长虽然被迫离开了简师，但他们播下的革命烈火却像星星之火，在邹平大地越烧越旺。据后来他的学生戈华同他谈起邹平办学抗日救亡时，张宗麟谦虚地说“我在邹平没有做多少事，只是点燃了一把火。”
随着斗争觉悟的逐步提高和斗争经验的逐渐积累，在中共和“民先”组织的领导下，乡村建设研究院简师部的同学们采取了更加坚定、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与研究院当局展开了新的斗争。刘瑄、苗柏杰、罗琪、戈华等秘密组织起来与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中任教的地下共产党员柳运光、訾乃全、傅同庚取得了联系，与进步青年教师梁君大、邹晓青、邹德惠、邹德馨、屈亿原等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大家不断地交换意见，深深感到在同学中建立起骨干带头作用的核心组织非常必要。特别是要在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更为重要，于是把张宗麟校长在校时由粱君大、邹德馨、邹晓青等进步教师秘密建立的读书会又秘密恢复了活动。开始时有刘宣、苗柏杰、罗琪、戈华、李振江、韩万煜、霍方侠等10位同学参加。读书会设法订阅了各种进步书籍、杂志，如《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世界知识》、《中国农村》、《海上述林》、《铁流》、《现代哲学基本问题》、《大众生活》、《新生》、《永生》、《中日力量对比》等等，供大家阅读。并定期在一起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实际上读书会逐渐成为一个广泛团结同学和联系进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天天扩大.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也一天天高涨，而国民党实验县政府及乡村建设研究院当局却在变本加厉地压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大讲什么“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谬论，推行奴化教育，这进一步激起了广大进步师生的义愤。
1936年快放暑假的时候.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一个信徒焦萤晶在简师部课堂上讲数学课，竟然鹦鹉学舌似地胡说什么“学不好代数还谈什么抗日救国！”，这种只让学生“埋头读书”不准大家抗日救国的反动言行，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极大愤怒，同学们在愤怒声中把他从讲台上赶了出去，并举行了全班罢课。同学们推出代表与校方谈判，提出了立即解聘焦萤晶，停止这种不让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奴化教育。而校方却扬言要开除带头罢课的同学。当美术教员王子正把学校开除学生的消息告诉大家时，同学们问他要开除谁？他风趣地说“锅饼”[指郭念春(戈华)、张继丙(罗琪)]同学们听后更加气愤了，公开宣布，校方如要开除学生，那就把全班学生都开除，并在学校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一致表示要和院方斗争到底。研究院当局很清楚，要开除学生 ,不解聘焦萤晶是办不到的，最后焦萤晶终于卷起铺盖灰溜溜地离开了研究院， 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但研究院当局又在暗地里策划着镇压学生运动的新阴谋，果然他们利用放暑假的机会， 贴出了开除学生的布告，公布了被开除的学生名单，有石一慎、刘琯、苗柏杰，罗琪、 戈华、李振江，石宗玺(石钟)、韩万煜等， 并派专人送信通知被开除的学生按期到校谈话。这几位同学回到学校后 ,看到校方的布告上写着：“查学生xx领导学生，组织团体，图谋不轨 ,违犯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宗旨，特令其退学”云云。 学生们经过酝酿，研究了与研究院当局斗争的对策，一方面坚持说理，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一方面在留校的师生中做工作， 以便争取和组织更多的力量支持被开除同学的斗争，这次研究院当局与同学的谈话不同寻常，梁漱溟院长亲自出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说理斗争，同学们坚持抗日救国无罪的真理，理直气壮地批驳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和学生只应“埋头读书、莫谈国事”的奴化教育，这样的辩论进行了几次，每次的气氛都相当紧张，同学们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每次都使研究院当局理屈词穷。研究院当局开除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学生的事情，也引起了社会上进步人士的不满，坚决反对开除学生，研究院当局权衡了利害关系，特别是面对正义的革命 师生抗日救亡的意志和决心 ,不敢死硬地坚持开除学生的决定，以“今后好好读书”为由而不了了之。 “通过这次斗争。同学们认识到斗争不能光凭热情，还必须不断地提高斗争艺术和策略，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就可能取得胜利；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做好宣传工作，以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的重要性，对于在同学中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核心组织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琪、戈华回亿录》。
来源：邹平往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