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如果说，中国科学家正为我们脚下的地球打造一台“超级CT”，能以极高的精度，层层剖析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

一提到“CT扫描”，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医院里洞察人体内部的精密仪器。

但如果说，中国科学家正为我们脚下的地球打造一台“超级CT”，能以极高的精度，层层剖析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

这并非一台实体机器，而是一个被誉为“地球CT扫描仪”的庞大数据系统——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上已经有了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国际能源署等多个权威机构，中国为何还要倾注二十年的心血，去“重复发明轮子”？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有了国际通用的气候数据库，我们直接用不就行了？自己再从头搞一套，是不是不信任国际合作，在搞重复建设？

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的关大博教授在2000年初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经遇到了。

当时他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却发现所有关于中国的数据都来自欧美机构。

这些数据不仅相互“打架”，还没人告诉你它们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2022年这一年，关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欧盟的EDGAR数据库给出的数字是125.27亿吨，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是114.84亿吨。

两者之间相差了超过10亿吨。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统计误差，而是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顶层战略决策的巨大鸿沟。

当国际上的数据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且计算方法不公开，变成了一个“黑箱”时，我们依赖这些数据，就像在气候谈判中让对方决定自己的底牌一样。

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并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为了打造一把能清楚衡量自己的尺子，走出“数据迷雾”，确保我们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能够独立、透明地评估自己。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总量数据有出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给出了一个通用计算公式：“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排放量”。

直接用IPCC给的那个“排放因子”默认值，难道不够科学吗？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排放因子”上。所谓排放因子，通俗点讲，就是衡量每单位特定活动（比如烧一吨煤）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的系数。

IPCC给出的默认值，是一个基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估算。但中国的情况，和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和欧美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

就拿煤炭来说，它长期占据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

中国有将近4000个煤矿，不同矿区开采出来的煤，品质、热值、含碳量都不一样。

用一个笼统的、可能更偏向欧美煤炭质量的“默认值”来计算中国的排放，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2011年起，关大博教授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团队合作，展开了一项极为扎实的基础研究。

他们对全国4000余个煤矿的调查数据，并结合602个实测样点的煤样进行交叉验证，最终计算出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排放因子。

结果显示，中国煤炭和水泥的实际排放系数，都低于IPCC当时的默认值。

这种把碳核算精细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组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投入巨大的学术项目。

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经济，到底有什么用？会不会只是停留在论文和数据库里的“数字游戏”？答案是否定的，而且这个影响来得非常直接。

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欧盟的碳关税。欧盟要对进口到他们那里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依据的正是他们自己主导开发的EDGAR数据库。

关大博团队的研究发现，EDGAR数据库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这种偏差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产品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碳成本。

如果我们的数据话语权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我们出口的每一件商品，都可能因为一个被高估的“碳标签”而支付额外的费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团队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碳排放清单。

从2021年起，CEADs开始为这些国家编制排放数据，到2025年版报告已覆盖70个新兴经济体。

这台“超级CT”扫描的确是大气，但它揭示的其实是全球气候治理背后的规则、标准和权力。

它并不是要脱离国际合作，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让未来的合作能建立在一个更公平、透明和科学的基础上。

谁能更精确、更可信地为地球“算账”，谁就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来源：瑛子的分享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