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美国右翼评论员查理·柯克在一次校园演讲中遇刺，凶手是22岁的年轻人罗宾逊。同月早些时候，另一名21岁的青年克鲁克斯企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这两起事件产生很大影响，中文互联网上也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指控凶手是极左分子，也有人说他们是极右势力。这不是

2025年9月，美国右翼评论员查理·柯克在一次校园演讲中遇刺，凶手是22岁的年轻人罗宾逊。同月早些时候，另一名21岁的青年克鲁克斯企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这两起事件产生很大影响，中文互联网上也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指控凶手是极左分子，也有人说他们是极右势力。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左右之争，是一种极端主义的裂变现象，是“魔怔人”无视政治光谱、转向暴力的结果.

不少人看到罗宾逊的社交媒体言论后，试图将他归为极左阵营；也有人翻出他曾支持某些保守派话题的记录。他们的言论和立场前后矛盾、跳跃频繁，很难被划入稳定的政治阵营。

在当前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中本应存在大量中间派和制度派，这些人越来越边缘化。以彭斯为例，虽然他的政策立场比特朗普更为保守，但他拒绝推翻选举结果，履行副总统职责主持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这一行为让他成为特朗普支持者攻击的目标，体现了他作为建制派对制度的尊重。

特朗普自2020年败选以来，不断质疑选举结果，甚至被指间接煽动国会骚乱。在这场对比中，两人政治观点相近，态度和手段却代表了“温和”与“激进”的本质分野。

麦凯恩在败选后发表的演讲同样值得一提：“我和奥巴马总统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我祝贺他当选总统。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这是程序理性应有的表现，而现在，美国政客之间这种基本风度已经难觅。

经济因素始终是社会情绪的重要变量。德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广泛的中产阶级坍塌为“无产者”，为纳粹夺权创造了土壤。类似现象在美国也正在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陷入债务、失业和住房危机，年轻一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在房价高涨、教育成本上升、大企业裁员与AI替代等多重压力下，美国年轻人普遍缺乏经济安全感。即便拥有大学学历，也可能长期无法稳定就业。曾经鼓舞一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如今越来越遥远。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18至20岁青少年的枪支杀人率是21岁以上成年人的三倍。东北大学犯罪学教授詹姆斯·阿兰·福克斯的研究也显示，在大规模枪击案中，近一半凶手低于30岁。这一数据不容忽视，暴力的主体正在年轻化，而年轻人也正是社会流动性受限的直接受害者。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主渠道，表面上提供了平等表达的平台，实际上却构建了一个封闭的“回音室”环境。算法推荐机制强化了信息偏见，人们更容易沉浸在只会强化原有立场的信息之中，失去了与不同观点对话的空间。

以本次两起刺杀事件为例，凶手的部分极端言论正是在网络平台获得关注、鼓励甚至模仿的。社交媒体并未创造激进行为，但它降低了激进行为的门槛，加速了模仿和传染的过程。

许多人倾向从政见角度分析当前的分裂与暴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观点是否偏激，而在于是否仍然愿意在程序与制度的框架内表达和争取。这是判断一个人是“激进派”还是“建制派”的核心。

一个人再激进，只要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就不会构成制度风险，魔怔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秩序，试图通过暴力或非法手段实现自己的主张。

如今的美国社会，政治标签的意义正在瓦解。左右之争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裂痕在于对程序与制度的态度。“魔怔人”不是因为立场不同而危险，而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规则。

他们可以从极左变为极右，也可以随时从反抗者变为压制者。他们的核心特征是不满与否定，而非具体观点。政治暴力不断上演，不是因为观点之间无法对话，而是因为对话的平台已经被砸烂，程序的权威不再被尊重。

极端主义不会因名义而改变本质，温和派若不坚守原则与制度，最终将一同被卷入失序的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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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内科医生小红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