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点名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到贾国龙立刻回怼"恶意诽谤"，再到双方从网上互怼升级成悬赏对质、直播叫板，原本看似普通的一次消费者吐槽，愣是把预制菜这个行业老话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最近相信大家都关注了西贝的事情，这场由一条微博掀起的预制菜风波，在国内餐饮圈和消费市场的动静是越来越大了。

从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点名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到贾国龙立刻回怼"恶意诽谤"，再到双方从网上互怼升级成悬赏对质、直播叫板，原本看似普通的一次消费者吐槽，愣是把预制菜这个行业老话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现在这事已经不是简单的企业和个人的矛盾，而是预制菜火了十多年后，消费者对"吃得明白"的诉求，和企业靠"标准化"吃饭的经营逻辑，第一次正面撞上了。

要是老罗真较上劲继续给西贝上强度，顺着西贝的供应链往上查，把上游的中央厨房、供应商都翻个底朝天，那这场风波可就不只是两家的事儿了——说不定能掀开整个餐饮行业"预制菜该不该明说"的老底。今天唐律师就跟大家随便聊聊这个话题。

一、预制菜的前世今生：从"无奈之举"到"产业风口"

要理解这场争议的底层逻辑，首先需要回溯预制菜的起源与发展。

预制菜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为解决餐饮业标准化与成本控制问题，食品加工企业开始将食材预处理后真空包装，供餐厅快速加热食用。

这种模式在日本的普及更具代表性——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为满足大量游客的餐饮需求，日本企业曾大规模推广"中食"，这是一种介于家庭烹饪与外卖之间的半成品，随后逐渐形成从B端餐饮企业到C端家庭消费的完整产业链。

中国的预制菜发展则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2000年前后，随着麦当劳、肯德基等国外快餐品牌进入中国，“中央厨房”概念被引入国内餐饮业，这是中国预制菜的雏形。

但真正让预制菜进入大众视野的，是2010年后的两个关键节点：

其一，外卖平台的爆发式增长。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为争夺市场份额，要求合作商家在30分钟内完成订单，传统现炒模式难以满足时效要求，大量中小餐饮企业开始依赖预加工食材；

其二，2020年新冠疫情的催化。居家隔离期间，消费者对便捷餐饮的需求激增，预制菜凭借"加热即食"的特性迅速渗透C端市场，当年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30%。

政策层面的规范则滞后于产业发展。2023年前后，大多数省份开始逐渐明确预制菜的定义：

"……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经工业化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即食或加热后即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这一定义将中央厨房配送的半成品（如西贝的羊排、莜面窝窝）彻底排除在预制菜范畴外，理由是"此类产品属于餐饮业中央厨房的正常加工流程"。

但国内大多数消费者对此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否经过中央厨房，只要不是厨师现场切配、烹饪的菜品，都应被归为预制菜。正是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罗老师与西贝矛盾的核心。

二、西贝的"标签焦虑"：连锁餐饮的标准化困境与消费者认知错位

要理解西贝在此次争议中的激烈反应，需要先跳出具体时间线，观察其作为连锁餐饮品牌的生存逻辑。

在中国餐饮市场，"地方菜系"的全国化扩张始终面临标准化与地域特色的矛盾。

西贝从一家地方小店成长为全国连锁品牌，核心策略正是通过"标签化"建立差异化——早期以"西北菜"为切口，用"天然食材""现做烟火气"等关键词构建品牌认知，成功将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卖点。

这种标签化策略在消费升级阶段尤为关键。

当消费者愿意为"品质感"支付溢价时，"现做现炒"的烟火气成为高端餐饮的核心竞争力。但连锁餐饮的扩张特性决定了标准化是生存基础：门店数量增加后，依赖厨师个人技艺的"现做"模式难以保证口味稳定，供应链成本也会急剧上升。

因此，几乎所有全国性连锁餐饮品牌都会采用中央厨房模式——将核心食材预处理、半成品加工集中完成，门店仅需完成最后一道加热或简单烹饪工序。

这种模式本质上是餐饮行业的"工业革命"，既降低了人力成本，又确保了出品效率，却也让"现做"标签与实际操作形成微妙割裂。

西贝的困境并非孤例，而是目前国内连锁餐饮普遍面临的"标签信任危机"。当消费者发现所谓"现做"实则是中央厨房的半成品，即使菜品质量并未下降，也会因"被误导"产生负面情绪。

这种情绪的核心，是对企业"价值承诺"与"实际交付"不一致的不满。西贝对"预制菜"标签的敏感，本质上是对自身品牌定位被消解的焦虑——若"现做"标签被撕下，其多年构建的品牌溢价可能面临崩塌风险。

三、罗老师的"较真"逻辑：公众人物的监督角色与商业价值的再构建

罗老师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与其说是"个人较真"，不如说是公众人物对商业社会的监督角色的一次实践。

从早期的"老罗语录"到后来的创业历程，罗老师始终以"批判者"形象活跃在公共视野——质疑行业潜规则、拆解消费陷阱、推动问题解决。这种风格让他在粉丝群体中积累了"可信度高"的标签，也让他的一举一动更容易引发舆论关注。

此次针对西贝的批评，延续了他一贯的"问题导向"思维：从个人消费体验出发，放大消费者普遍存在的知情权焦虑。

他的质疑逻辑清晰——既然企业宣传强调"现做"，就应当对"预制菜使用"作出明确标注；既然消费者为"现做"溢价买单，就有权利知道食材的真实来源与加工流程。

这种追问击中了当前餐饮行业的痛点：当预制菜已成为行业基础设施，消费者的知情权却因标注缺失而被忽视。

更深层的动机，或许与罗永浩的商业布局有关。

近年来，他从直播带货向供应链整合延伸，对食品行业的观察日益深入。通过公开讨论预制菜标注问题，他既强化了"消费者权益捍卫者"的公众形象，也为未来自己团队可能的商业布局铺路——当行业因他的质疑走向规范，他作为"规则推动者"的角色将进一步巩固，其自有品牌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升。

这种"监督者"与"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商业价值闭环。

四、冲突的本质：消费信任危机与行业转型阵痛

罗永浩与西贝的争执，表面是"预制菜是否应该标注"的争议，本质上是消费升级背景下，企业与消费者对"价值认知"的分歧。

从消费者角度看，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人们对餐饮的需求已从"吃饱"转向"吃好""吃得明白"。"现做现炒"之所以能成为高端餐饮的核心卖点，在于它传递了"新鲜""用心""无添加"的价值。

当消费者发现所谓"现做"实则是中央厨房的半成品，即使菜品质量并未下降，也会产生"被欺骗"的负面情绪。

这种情绪的本质，是对企业诚信的质疑——当企业将标准化生产包装成"匠心现做"，实际上是利用信息差获取溢价，而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刻意忽视。

从企业角度看，西贝的选择是餐饮行业普遍困境的缩影。在租金、人力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下，标准化是维持扩张的必经之路。中央厨房模式能降低对厨师的依赖，缩短出餐时间，保证口味稳定，这对连锁餐饮企业而言几乎是"生存刚需"。

但问题在于，当标准化生产成为主流，企业如何在"效率"与"体验"之间找到平衡？

西贝曾试图通过"开放后厨"来证明"现做"的真实性，但在罗永浩公布的服务员对话视频中，"中央厨房配送"的提示被清晰记录，这说明其宣传策略存在明显漏洞——消费者需要的不是"选择性展示"的透明，而是"全流程"的信息公开。

过去，预制菜常被贴上"廉价""不健康"的标签，但随着锁鲜和冷冻干燥等技术的进步，高品质预制菜已能接近现做口感。然而，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接受度始终受制于信息不透明——他们不知道自己吃的究竟是"工业加工品"还是"厨师现做的菜"。

五、未来走向：法律、市场与行业的多重博弈

目前，西贝宣布暂停后厨参观计划，罗老师则计划兑现10万元悬赏，将征集到的"预制菜证据"直播展示。双方的下一轮交锋，可能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法律层面：谁将承担举证责任？

若西贝起诉罗永浩"恶意诽谤"，需证明两点：

其一，罗永浩的言论失实（即西贝菜品并非预制菜）；

其二，该言论导致西贝商誉受损（如营业额下降）。

根据《民法典》：……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

但"预制菜"的定义存在政策模糊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中央厨房配送的半成品排除在预制菜范畴外，西贝可据此主张"未使用预制菜"；

而罗永浩若起诉西贝"虚假宣传"，则需证明其"现做现炒"的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且存在主观故意。

根据《广告法》：……广告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

西贝若无法提供"现做"的实质性证据（如现场切配、烹饪的视频或检测报告），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市场与行业层面：西贝该如何修复信任？

西贝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重建消费者信任。

过去十年，其品牌定位始终围绕"高端西北菜"，强调"天然""健康""匠心"。此次争议暴露了其定位与实际运营的脱节——当中央厨房成为核心支撑，"现做"的标签已难以为继。

实际上，我国目前尚未出台针对餐饮业预制菜标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仅《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方案》对生产环节进行了规范。消费者呼吁的"明确标注"，本质上也是对"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六、如何利益最大化

从商业角度看，这场争议对西贝而言，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西贝若想将危机转化为转机，应该主动跳出"是否使用预制菜"的二元争论，转向"如何让预制菜更有价值"。

如，推出"透明预制菜"系列，明确标注食材来源、加工工艺、保质期等信息，并通过门店展示让消费者直观看到预制菜的处理过程；同时升级现做菜品的比例，在保留核心产品的基础上，增加厨师现场烹饪的特色菜，重新强化"现做"标签。

也可借鉴胖东来的"透明化经营"模式，定期邀请消费者参观中央厨房，将"封闭生产"变为"开放体验"，让消费者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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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沈阳唐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