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爸去世那天，弟弟在灵前一头栽下去哭得嗓子都劈了，像干了多年的锯条突然撕裂了木头的纹，刺耳又让人心酸。

我爸去世那天，弟弟在灵前一头栽下去哭得嗓子都劈了，像干了多年的锯条突然撕裂了木头的纹，刺耳又让人心酸。

我看着他，心里一股火憋在嗓子眼儿，终究没忍住，冷冷甩出一句：“你是哭没有退休金了吗。”

屋里骤然一静，就跟雨后的老街忽然停电似的，连墙上那口老挂钟都好像顿了一下。

母亲的眼神像刀刮过来，却没开口。

弟媳蹲在棺材角，一抽一抽地抹眼泪，手背上起了潮红的印子。

我知道这话狠，也知道我这个当哥的说出来不地道。

可心里的委屈和窝火挤在一起，跟冬天烧不透的煤球，呛得人直想咳。

屋里的纸花随风轻轻摆动，窗外的高音喇叭放着哀乐，音色有些破，像八十年代我们小学校园里那台常年“嗡嗡”响的喇叭，只不过那时放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看着黑白遗照上父亲的眼睛，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他笑起来的样子，眼角的纹路像被风吹开的河面，细碎而温暖。

灵堂的香灰烧得很慢，一节一节地落下去，像时间一点点把人吞掉。

那天风大，纸钱烧得快，火苗子往外冒。

我站着，手指缝里都是劈柴的毛刺。

我知道这一句话，会在我们这个家里留很久的刺。

我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只是人到中年，背上扛的事儿多了，心里那点柔软就慢慢被日子磨硬了。

我说完就后悔，可话也像箭，出了弦就收不回来了。

母亲坐在供桌前的小凳子上，背微微佝偻，像压了一辈子的担子又加了一块石头。

她把手里那块老旧的手帕拢了又拢，叹息没出声。

弟弟的哭音一顿，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眼睛红得像被风刮了半宿。

他抬头看我，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

屋里的风从门缝灌进来，带着土腥味。

我们家的老屋，是八十年代那个冬天里盖的。

那时候县里刚通电不久，父亲说有电了，咱也得把房盖得结实些，砖是东邻家供销社托人批来的，瓦是舅舅从南面镇上驮回来的。

屋脊上有个小小的瓷鸡，父亲说压邪用的，我半大不小的时候懂个啥，只觉得那只鸡很滑稽，风一吹还“喳喳”响。

现在想想，那也是一种老法子安慰。

父亲卧床六年，床板早就被他的一身骨头磨得亮光光。

夏天闷得很，他还说不冷，冬天冷得透骨，他也说不冷。

他是个要强的人，年轻时当过大队里的木匠，后来公社合并，他去镇上工地打短工，再后来下岗，自己挑着担子给人修门窗。

一辈子手底下有门道，脑子里也有章法，却没攒下什么钱。

这种话在那个年代不稀奇，八十年代以后，城里乡下都在变，电视机进了屋，收音机声音小了，地里的庄稼下来了，城里的工厂也倒了不少。

我们家就是在那些变动里走过来的。

我兄弟三个，我是老大，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像地里那根最长的玉米秸秆，风一来，先压弯的是我。

弟弟是最小的，父亲偏疼他些。

是，谁家没这点偏差呢。

小儿子，嘴甜又会讨好，母亲和父亲心软，他顺顺当当就进了镇上的小站，后来合并成了供销点，九十年代末喘了两年气，转身就改制了，亏得他抓紧去了街道办劳务站，拖到我们这十年八年，也算有个事业编。

他四十出头就盼着退休，说是一辈子求个稳当，有个坟头草那也要立在单位边儿上。

我们笑他嘴碎，他也不恼。

如今父亲去世，跑手续，办丧事，光景齐齐刷刷压过来，他是真急了。

急也好，累也好，整天眉头拧着：钱够不够，礼要不要往大里办，饭是不是要摆两桌还是三桌，花圈牌匾上字能不能写隶书，哪个亲戚先通知哪个后通知，哪家必须上门敬一杯热茶，哪家只需电话报个信。

他忙进忙出，脚后跟总像有火烧，到了灵前就扑通跪下大哭。

我看着觉得酸。

酸的不是他哭，是这哭后头拖着的那些账本子。

我父亲卧床这六年，弟弟家在镇上，近，照料多，照料多钱也难免要多出。

母亲心里清楚，我也清楚。

可有些话不想着说，越攒越像老式压力锅，哪天没拧紧，就炸了。

我那句冷话，就是炸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呢。

也许是因为，我这些年在城里打拼，住着单位分的老楼，墙皮掉了两层，孩子要学费，爱人要看病，母亲要吃药，父亲住院，弟弟让掏的钱我掏了，没喊过一句苦。

到后来，弟弟提起父亲退休的那点钱，算来算去，我耳朵就像被人掐了。

他不是坏，他是怕我们几个兄弟将来算账。

我知道我心里也有算盘，否则我怎么会在父亲灵前说出那么无法收回的话。

人嘛，到了这步，谁没数过几颗珠子。

纸钱烧尽了，夜色落下来，院里的枣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响，像有人在翻旧账本。

我出去喘气，天远，星稀，像八十年代末那会儿停电的夜，邻居家一盏煤油灯都能照亮半条巷子，孩子们围在大街上玩“丢手绢”，大人们蹲墙角吹牛皮。

父亲常常那时把我和弟弟叫回家，担心我们在外头疯跑摔了跟头。

他把一只老怀表挂在屋梁上，说看表，十一点半就回。

那只表后来坏了，我偷偷拿到镇上的钟表店去修，钟表匠是个老头儿，戴着放大镜，叹口气，说“齿轮缺齿，这玩意儿修了不准”。

我掏了三块钱，他修好，还说“不准也是准，能看个大概”。

我拿回家挂上，父亲抬头看了看，说“差不离”。

那只怀表后来成了父亲的一个念想。

他不能下床以后，每天要我把表拿到他胸口前，让他听一听那“哒哒”的动静。

我说：“爸，它不准。”

父亲说：“能响就行。”

那时候我不懂，如今我懂了。

有时候，人活着，哪还求个真准呢。

响就行，有个盼头就行。

父亲卧床的头一年，我和弟弟轮流过夜。

弟弟年轻，夜里睡得实，常常是父亲喊了半天，他才惊醒，一个激灵从炕上滚下来。

我夜里睡不着，像有猫在心上挠。

父亲半夜要水，我给倒，父亲咳嗽，我给拍背，父亲要翻身，我给垫枕头。

母亲这么多年，最怕的是夜深人静时那种气息忽明忽暗的心慌。

我知道。

那会儿我们家的亲戚还走动得勤。

隔壁老刘头拎着菜篮子过来帮忙，哈着腰说“老哥儿们，活着就是熬，熬过去了，都是光”。

说这种话总像热水里飘着的一片葱，提味，也烫嘴。

后来，走动慢慢少了，大家各有各的难。

我们自己也像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雨越下越大，脚上粘的泥越滚越沉。

父亲的药，母亲的针，弟弟孩子的学费，我家孩子的书单，年年翻，月月算，一家三本账，抠得人头皮发麻。

父亲受苦的日子里，家里接连出过两次事。

一次是弟弟的小儿子在学校操场摔断了胳膊。

那天他跑来医院，额头的汗珠子像豆子粒儿，眼底一圈青黑。

他说“哥，爸这边我守，你去学校那边看看，孩子手术要签字”。

我没二话，提着衣服就走。

医生问家属谁签字，我一笔一画地写了自己的名字，手心全是汗。

那天晚上回来，父亲问我“孩子怎样”。

我说“打上石膏了，很快就好”，父亲才松了一口气。

另外一次是母亲血压忽然飙上去，被推进急诊。

我扶着她，手抖得像秋天树梢的小叶片。

医生开了药，母亲推着门出来，虚虚地笑，说“老了，真是不中用了”。

父亲在病房听说后，眼睛发红，半晌没说话。

他是个不愿意叫苦的人，嘴上常挂着“行了行了”，心里却是把所有苦都吞下去。

弟弟在这前前后后力气下得多。

他是我们中间最会“应付事儿”的人，知道谁该请喝茶，谁该点点头，哪家表亲只要打个电话，哪家必须送上一盒茶叶。

这种事儿，说起来是世故，其实也是承担。

人活在社会里，是一张粘连不清的网，拉扯来拉扯去，谁都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地只做一根线。

父亲去世的那天，天空像铅一样压下来。

老屋门口摆了三盆白菊，风一吹就微微摇头。

村里广播喇叭也播报了一句丧，声音打着嚅嗫的颤。

母亲说这喇叭的声音和我们小时候一样，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打摆子”。

我心里突然就堵了。

堵得说不出话，堵得把那句伤人的话顶出来，像铁锤敲在自己额角上。

弟弟脸色从红转白，白里带青，又像一块团着水气的酥粉，稍一碰就散。

他用袖子蹭了蹭鼻涕，坐在地上，好半天才站起来。

他说：“哥，你要这么说，我也受不了。”

他的声音哑了。

我看着他的侧脸，看到他太阳穴上那个小时候摔的疤，像一段斑驳的历史。

他那时候调皮，上树摘杏，一脚踩到空，人从树杈上折下来。

父亲把他抱起来，一路小跑去卫生所，脚步很重，呼吸很重，眼睛里却一直在咬着泪。

我们家的风雨就是这么一阵一阵的。

父亲的后事办得不大不小，既合乎村里的礼数，又尽力不铺张。

来的人挺多，很多是父亲年轻时一起干活的伙计。

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爸那是个老实人”。

我点头。

老实人三个字不是什么褒奖，却是整个村子里最稳当的勋章。

父亲下葬那天，风停了，天却灰得像一张揉皱的纸。

我跟在后头，脚踩在潮湿的土上，一脚一脚都像踏到了心里。

母亲捏着那块旧手帕，塞在袖口里，眼睛里的泪水一滴一滴往下掉，不出声，像漏水的屋檐。

弟弟扶着母亲，手心撑得泛白。

我拎着一只装着香烛的旧木盒。

那只木盒是父亲年轻时给人装工具的，锤子、钉子、凿子、木尺，一样一样摆得齐。

后来他卧床了，木盒被我们拿来装杂物，再后来装米、装盐，最后装香烛。

这木盒在我心里就像一个重重的芯子，装过很多东西，敞开，又合上，合上，又敞开。

父亲落土，锣鼓缓响。

我看着土一捧一捧撒下去，心里忽然像被刮空了。

我多希望是做梦。

可土粘在鞋上，冷冷的，不能骗自己。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咳，咳得肩膀起伏。

弟弟把外衣脱下来给她披上，说“妈，回去喝碗姜汤吧”。

母亲点头。

我在旁边拉着木盒，手心汗津津，握得更紧。

那天晚上，亲友散了，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外面偶尔有狗叫。

我们三个坐在老屋堂屋里，灯昏黄，墙上的影子拉得老长。

母亲去了里屋，说是躺躺。

弟弟把账单摊在桌上，一项一项算。

他抬眼看我，说“哥，咱不差这几百块”。

我点头。

他又说“那天你说的话，我也想了想，我是有点小气，但我真不是冲着那点退休金来的”。

我把手伸过去，按了一下他的账单，说“知道”。

我们两个就这么沉默了一会儿。

沉默像一块冷面团，按了又回弹。

我们从小就这样，打架打到墙角，不吱声，过一阵又凑在一起分糖吃。

弟弟说“哥，我也累”，眼睛里水往上涌。

我看着他，心里那些硬疙瘩慢慢化了。

我说“累就多睡会儿，明天一早我送妈去村卫生室测血压”。

他说“好”。

夜深了，天上有几颗星，像被洗过的石子。

屋角那口老挂钟“咔哒、咔哒”响，表盘上掉了一块漆，露出里面发黄的底色。

父亲年轻时爱惜这个钟，拿布擦得发亮，说一个家，得有个计时的东西，日子才不乱。

我抬头看了半天，想起父亲病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别乱”。

别乱，就是能熬过去的秘诀。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觉得梦里有大片的麦浪，父亲在前头走，背影瘦却挺拔。

早晨鸡叫，我们就醒了。

母亲从里屋出来，头发乱了一缕。

她说“昨晚梦到你爸回来了，坐在炕边，问我喝不喝水”。

我和弟弟看着她，心里又是一阵酸。

母亲手里握着那块旧手帕，边角磨得起了毛。

那个手帕是她年轻时的嫁妆之一，粉底小花，洗得发白。

她年轻时用它扎头发，后来用来擦汗，再后来擦眼泪。

这手帕像她的一个影子，跟着她在日子里走，擦过汗，也擦过泪。

我一直觉得人这一生，总得有那么一两件东西，见证你的奔波，亦见证你的忍耐。

父亲那只怀表，母亲这方手帕，于我，就是“家”的两个角。

父亲走了，家像被掀起一角的被子，冷风总要往里灌。

午后的时候，亲戚又来了一批，都是送份子的。

弟弟忙着回礼，我在后头给人倒茶。

忙到傍晚，村口有人喊我，说邮政的车来了，带了一封挂号信。

我愣了。

谁还往老家的地址寄信。

我走过去，拿到信，是市里社会保障局寄来的，通知父亲生前未领取的某季度抚恤补贴，需要办理终止手续。

一纸文字，三两句，连个温情的尾巴都省了。

我揣着那封信回到屋里，给弟弟看。

他看完，唇角抽了一下，说“我去办吧”。

我看着他的脸，觉得他嘴唇边那一小块胡茬忽然像刺。

我摇摇头，说“不着急”。

弟弟抬头看了看摆在案上的遗照，像是一瞬明白我心里的刺是从哪来，又低下头去。

晚饭后，母亲坐在门槛上，望着天边一片晚霞。

她说“你爸年轻时候最爱看晚霞，田里干完活，坐在田埂上，一根烟能抽半个晌”。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那片霞像锅里翻滚的糖稀，红粘粘的，扑在半边天。

弟弟给母亲递过去一杯温水，水杯是老式搪瓷杯，白底，红边，杯口豁了一个口子。

那是我结婚那年父亲去集上买的，说家里人多，得备两个大杯子。

多年过去，这杯子还在。

它像家的一段时间，还没碎，还在用，就像我们凡人，总在用旧东西延续旧感情。

夜色深的时候，村里又安静了。

我突然觉得应该和弟弟好好说一说。

我说“那天的话，我收回”。

弟弟“嗯”了一声。

我又说“我知道你不是冲着钱来的，我这人脾气直，嘴笨，话吐出去像钉子，扎人也扎自己”。

弟弟叹了口气，说“我也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小打小你护着我，把所有罚站都替我站了，到现在了，我也没学会怎么把话说到点子上”。

我笑，说“咱这俩兄弟，一半笨一半拧，凑一块，大概能做个像样的木凳子”。

弟弟也笑，说“坐上去，吱嘎响”。

我们笑声被夜拉长了，像薄薄一缕烟。

第二天，母亲说要回老屋的北屋看看。

北屋十多年没住人了。

那里堆着父亲当木匠时留下的木料，榫头、木楔子、破旧的刨子，还有一块被打磨得通亮的木板。

那块木板父亲一直说要给我做一张书案，却一直拖到了卧床，再没做成。

母亲用手抚着那块木板，轻轻说“老头子，没做成的事，你走了就带走了”。

我心里发酸，伸手摸了摸木板。

它还有一股木头的香味。

我忽然想到了那只怀表。

我问母亲，怀表呢。

母亲说“在你爸的枕头底下”。

我走到里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圆圆的小盒子。

盒盖一开，“哒”的一声，指针动了一下，随即停住，像是忍了一口气，没吐出来。

这表已经很久没上弦。

我握着它，手心里那冰凉慢慢散开。

它像一个小小的心脏，睡着了，只要稍微给一点力，说不定就能醒。

我把表递给弟弟，说“去修一修”。

他接过，点点头。

那天午后，我们两个去了镇上的钟表店。

还是那个老店，招牌掉了半个角。

柜台里坐着的是老钟表匠的儿子，戴着眼镜，头发后边有点秃。

我把表递过去，他掂了掂，说“老式机械表，不一定能修好”。

我说“能响就行”。

他笑了笑，说“这话像我爸以前爱说的”。

一个小时后，表被打开，又合上，指针开始慢慢走动，发出细微的声音。

我们站在柜台前，不说话。

那声音像从很多年前传来，穿过了那些湿漉漉的雨季，穿过了楼下煤炉冒烟的冬天，穿过了父亲的咳嗽，穿过了我们兄弟的争吵，穿过了母亲的叹息，最后在现在这个下午，停在了我们两个人耳朵里。

我忽然觉得鼻子酸。

我想起父亲握着表，闭着眼，侧耳听的样子。

修好的表，我们拿回家。

母亲接过去，眼睛弯弯，像年轻时一样。

她说“放在案上吧，让你爸听听”。

我们把表放在遗像旁边，指针轻轻走，连香的烟也似乎慢下来了。

晚上，弟弟打电话给街道办，说要请几天丧假。

对面说“可以”。

他挂了电话，长出一口气。

他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父亲留下的那根木尺。

木尺上刻着一道一道的刻痕，有些被磨得浅了。

父亲常说“尺子要正，手要稳”。

弟弟突然说“哥，你觉不觉得爸其实是个很严的人”。

我点头。

严，也正。

严的背后是爱，只是那时候我们不懂。

人总是这样，年轻时候以为严是苛，到中年才知道严是背后的托。

办完丧事后，亲戚们慢慢散去，家里重归冷清。

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回城，母亲却说“再住一天”。

她说想把北屋里父亲的东西收拾一下，看看哪些能留，哪些该扔。

我说“你扔不掉的东西，先不扔”。

她抿嘴笑了笑，说“我知道哪些不能扔”。

我们在北屋里忙活半天，尘土飞，阳光从窗户缝里斜斜照进来，像切了一刀细光。

母亲拿出一个破了角的铁皮盒子，说“这是你爸年轻时候装钉子的”。

我打开，里面居然还散落着几枚旧硬币，夹着两张发黄的票据，是八九年买油票和布票。

那年代的东西，很倔强，过了这么久，还不愿离开这小小一方盒。

我摸着那些硬币，心里悄悄噼里啪啦。

母亲说“留下吧”。

我点头。

收拾出来的另一样东西，是一只陶瓷的旧烟灰缸，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掉了两笔。

父亲年轻时戒了烟，烟灰缸倒装了半缸螺丝。

我端详着它，觉得它也是个见证。

那天下午，我把木盒擦干净，把怀表放进去，又把那只烟灰缸和铁皮盒子摆在旁边。

这三个东西像三个老朋友，一字排开，不言不语。

我忽然想到那句我说出去的话。

像刀子。

刀子收不回来，只能看着它在空气里闪闪烁烁，心里却要慢慢让它钝下去。

弟弟这时候从门口探头进来，说“哥，市里通知的那封信，我下午去办下吧”。

我摆手，让他坐。

我说“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他说“我的想法？还能有啥想法，办就是了，手续该跑跑，钱该退退”。

我直视着他，说“我那句话不是冲你来的，是冲我自己来的，冲我这心里老想算账的毛病来的”。

他怔了怔，鼻翼微微翕动。

他挠挠头，说“哥，小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总是把我护到身后，跟爸说‘他还小’，其实那时候我明白，等我长大了，这份护，就要轮到我来干”。

我看着他，心里像被人推开了一扇门。

一阵风进来，不冷，倒是暖的。

我说“咱这两年都不容易，别彼此为难”。

他“嗯”。

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记不记得，爸第一次病倒，是你背他进医院”。

我点头。

那天雨大，路滑，父亲嘴里还嚷“我自己走”。

我背着他，肩头湿透，脚下泥泞，医院的灯像一只大眼睛，远远地看着我们。

弟弟说“那时候，我在后头提着包，心里想，这世界要是一直这样，两兄弟一起扛着，也挺好”。

我笑，说“这叫‘一条扁担两头挑’”。

他说“老话总是有道理”。

傍晚的时候，我带着母亲去北院看她种的葱和蒜。

她弯腰摸了摸土，说“今年旱，长得苦”。

我说“苦也能熬过冬”。

她点头，说“是，苦也就这么苦着，日子照过”。

回来的路上，经过村口的小卖部。

墙上贴着风干的老广告，红底白字，像上世纪的声音还在叫嚷。

小卖部联系的广播里响着戏曲。

一个小孩拿着五毛钱买了一袋花生，转身跑了，鞋子“咯吱咯吱”响。

这一切都熟悉，又有点陌生。

我突然觉得这村子的空气里，一直藏着我们的童年。

那些跑丢的纸风车，那些夏天的蝉鸣，那些冬天的手背冻得裂开的口子，那些在父亲肩膀上入睡的夜晚，都在此地。

夜里，我又做梦。

梦里父亲坐在屋檐下，脚上套着他那双老旧的布鞋，手里捏着怀表，冲我笑。

他说“别乱，一步一步走”。

我点头。

醒来时窗外有鸟叫，天边露出一缕亮光。

第三天，我决定动身回城。

母亲送到村口，手背搭在额头上遮光。

她说“照顾好自己”。

我说“你也是”。

弟弟肩上背着一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父亲的怀表和木尺，还有那些我们留着的票据和硬币。

他说“哥，我先把手续办了”。

我说“行，有事喊我”。

他点头。

他走两步又回头，说“哥，那句话，咱就让它过去了”。

我说“过去了”。

回到城里，屋里冷清了几日。

我把父亲的怀表摆在书桌上，偶尔给它上弦，让它响一响。

妻子悄悄把它擦了擦，说“这声儿听着踏实”。

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会多看一眼。

我想起父亲在我小时候把我从泥坑里拎起来，说“别贪玩，别让泥巴糊眼睛”。

如今我想对自己的孩子说：“别急，别把心糊住”。

一个月后，弟弟打电话来，说手续办好了。

电话那头有风声，他在街上，大概边走边讲。

他说“有一笔小补贴，按规则退到公共账户了”。

我说“好”。

他又说“妈最近挺好，只是总摸那方手帕”。

我叹气，说“等我有空，回去住几天”。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播的是九十年代的老电视剧，画面泛黄。

女主角哭，男主角叹气，背景音乐“哗啦啦”像河水。

妻子说“这戏耐看”。

我点头。

我们这辈人的耐看，恐怕都是从那些旧日里学来的。

过了不久，弟弟发了条消息，说他要带母亲来城里住一段。

我说“好”。

他们来的那天，风又起了。

母亲背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手帕和一些药。

弟弟像一个拉风箱的人，进门前先吐口气，再咧嘴笑。

母亲进门的一刻，环顾四封墙，眼里有光。

她摸着沙发，摸着茶几，像摸着一段陌生而又要熟悉的日子。

那晚，母亲睡在我家，睡得安稳。

她枕头边，压着那块旧手帕。

我路过她的门缝，看到月光落在她的额头上，她平静地呼吸。

我忽然就知道，父亲那句话说的对：别乱。

过日子，别乱。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那天的那句话。

它像一根刺，已经不那么锐，但仍然在。

我想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不再把心里的气撒在亲人身上。

人活着，是要有个尺度的。

父亲的木尺就在书柜里，一拿起来，手掌就知道“正”的感觉。

弟弟有一天在我家吃饭，端着碗，忽然说“哥，我最近总梦到爸”。

我问“梦见什么了”。

他说“梦见他站在院子里，手里绕着表链，冲我摆手，不说话，我也不敢吭声”。

我说“这就是想你了”。

弟弟笑，说“那我就多回家看看妈，多去坟上走走”。

我说“嗯”。

他又说“哥，你其实嘴上毒，心不坏”。

我白了他一眼，说“你不也这样吗”。

我们两个都笑了。

后来，母亲说要回老家。

她说“那边的葱还要拔，土豆该收了”。

我说“我送你回去”。

弟弟说“我也去”。

我们三个人又回到那个熟悉的村。

村口的柳树更弯了，河道里水浅了。

老屋还是那样，只是墙根生了些青草。

我们推门进屋，尘埃在光里飞舞。

母亲把手伸到香案上，摸了摸怀表，笑了一下。

她说“这声儿，我听着心不慌”。

我点头。

我把怀表拿起来，靠近母亲耳边。

她闭上眼，像是在听一首老歌。

她说“你爸在天上，应该也能听到”。

这种话，说出来像风吹过麦浪，轻轻闪动，没一点哗然。

中秋的那天，我们在院里摆了张小桌，放了月饼和茶。

月亮从屋脊上面一点点升起来，像小时候父亲用木头给我们削的圆轮子，光滑，安稳。

母亲把手帕放在桌角，压住那一角被风掀起的纸。

她忽然说“那一天，你在灵前说的话，我听见了”。

我心里一跳。

她摆摆手，说“别紧张，人活着，嘴上总要说些带刺的话，心上总要落些带刺的风，关键是过了那阵子，别再往里添”。

我点点头。

她又说“你爸要是听见，也会说那句老话：别乱”。

我“嗯”。

那晚，月亮很亮。

我看着它，想着父亲。

我想他年轻时一定也这样看过月亮，那时他身旁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我们兄弟中的某一个，可能是木刨子，或者是那根木尺。

人这一生，终究要把一些东西传给下一代，不一定是房子车子，更多是尺子和表，是一份节奏，是一个准。

我想起我们曾经的争执，想起那句伤人的话，又想起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点点弥合的缝。

缝线不可能看不见，它会像一条浅浅的痕，告诉我们曾经哪里撕开过，也告诉我们那里更结实了。

秋天过去，冬天来。

第一场雪下得不大，落在屋檐上，像薄薄一层糖霜。

母亲从屋里拿出手帕，把窗台上的水擦干，又把杯子洗干净。

她说“干净心里亮堂”。

我心里忽然就亮堂了那么一下。

我想明白了父亲的许多沉默。

他一生说的不多，做得多。

说到“退休金”这三个字，很容易把人绊住。

钱，像水，能浇灌，也能淹没。

我要对自己说：别让它把心糊住。

年末的时候，弟弟的单位合并，岗位调整，他要选择是去街道综合办还是回镇上做社区对接。

他打电话问我。

我说“你自己想”。

他犹豫，说“我怕回去了不自在”。

我说“你怕的是不稳当吧”。

他沉默，然后笑，说“你还真懂我”。

我说“那你就去你觉得能睡得踏实的地方”。

他没再问，过了两天告诉我，他去了综合办。

他说“活多点，心里实在点”。

我说“好”。

他又说“我每月给妈多打点钱”。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书桌上的怀表。

它在那儿慢慢走，很安静。

我忽然明白了这表在我们家的真正意义。

它不是告诉我们准确的时辰，它是提醒我们：日子要有节奏，有进有退，别乱，别慌。

春天到了，院子里的杏花开了。

花瓣落在木盒上，落在那只烟灰缸里，落在铁皮盒子上，像在旧物上面盖了新盖章。

母亲说“今年得早些下地”。

我们点头。

我拿起父亲的木尺，量了量院墙上的裂缝，心里有个数。

弟弟拿起锄头，走到菜地里，刨了第一锄。

母亲在屋檐下晒手帕，手帕在风里摆动，像一面小小的旗。

她看着我们兄弟俩，说“你爸看见了，会笑的”。

我和弟弟抬头看天，天蓝得像暑假尾巴上的旧画纸。

我忽然在心里说了一句：“爸，放心”。

有一天，我在城里下班很晚，走在无人的街上。

路灯把影子拉长，风吹过树梢，沙沙作响。

我想起父亲的眼睛，想起他的手，想起他放在我肩上的那一瞬间力道。

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这一代人，在赶路的时候，总会把情感塞到后备箱里，等有空了再拿出来一件一件擦拭。

可是擦拭不如带在身上。

它不重，它甚至是我们走稳的那句口诀。

别乱。

我知道，弟弟那天扑在灵前哭，不是为钱。

他是为一个终于失去的父亲哭，为自己最后一根撑着心的柱子倒下了哭，也为自己在各种表格和盖章之间奔走的疲惫哭。

我那句“你是哭没有退休金了吗”，是我向自己心里的冷水砸去的一盆子。

如今，它化了。

它化进了我们往后的日子。

我们照样为钱发愁，为娃操心，为单位里的小风小浪皱眉。

可只要一想起那只怀表“哒哒”的声音，一想起母亲晒在窗前的那块手帕，就会觉得，心里那个最中心的地方，还算安稳。

后来，我和弟弟去给父亲上坟。

树叶正绿，风不大。

我们把苹果摆上，把酒洒下。

我在坟头前说“爸，表还走，手帕还晒，妈还叨叨，我们还在”。

弟弟接着说“单位忙点，我不乱”。

我们两个站在那儿，风从面颊边过去，像父亲的手，落下一下又一下的安慰。

下山的时候，弟弟脚下一滑，我伸手一拉，他稳住了。

他笑，说“你老是这样，小时候也是”。

我说“你也老是这样”。

我们俩的笑声在山坡上滚了两滚，最后停在草丛里，变成两声轻轻的叹息。

有些话不必说太多。

人一生，能做到“别乱”，已是不易。

我们就这样活着，带着怀表的声响，带着手帕的温度，走日复一日的路。

风大时，背过身去护一下身后的人。

风小了，就多看一眼天，多听一会儿表，多晒一天手帕。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家的生活。

它不喧哗，不热闹，却在不起眼处，安放着我们的爱与和解。

一阵风过，屋檐下的风铃响了两下，又停了。

我突然觉得心里一静。

像一粒尘埃终于落地。

像一句话，到了句号处，安安稳稳地停住。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