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9月初，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判决。主角是一名年仅22岁的以色列男子——埃利梅莱赫·斯特恩（Elimelech Stern）。

今年9月初，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判决。主角是一名年仅22岁的以色列男子——埃利梅莱赫·斯特恩（Elimelech Stern）。

他不是职业军人，也不是政府人员，而是一名犹太神学院的学生，来自以色列中部城市拜特谢梅什（Beit Shemesh），同时也是哈雷迪教派中的维兹尼兹哈西德成员。

法院认定他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工接触，并接受指令执行了一系列任务，构成“与外国特工接触”及“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在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也暴露出在数字时代中，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挑战。

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他通过通讯软件Telegram结识了一位自称“安娜”的女子。调查显示，“安娜”是伊朗情报机构的特工。两人最初的接触看似普通，但很快就进入了任务执行阶段。

斯特恩按照“安娜”的指令行事，并收到加密货币作为报酬。他不仅自己执行任务，还主动招募其他以色列公民参与。

这些任务并非简单的网络传播，而是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煽动行为，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带有血手印的传单。

在一次行动中，他招募了一名男子张贴传单，并让对方拍摄整个过程。传单上写着：“加沙儿童遇害将载入史册，让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些材料和照片随后被传给“安娜”，斯特恩从中获取报酬。

在另一项任务中，他安排一名同伙前往以色列北部的阿特利特地区取走一部预先放置的手机。还有几次，他组织人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进行现金交易，方式隐蔽，目标明确。

而检方在庭审中透露，“安娜”曾要求斯特恩将一把刀和一束鲜花邮寄至以色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罗南·沙乌尔的住所。

但斯特恩最终未执行该指令。理由是“担心因此入狱”。这成为案件中少有的“中断环节”，但同时也说明他对所涉事务的严重性有清晰认知。

法院认为，斯特恩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知情”的状态。尽管他辩称自己未意识到“安娜”的真实身份，但法庭调查确认，他早在任务初期就对对方身份产生怀疑。

到了后期，“安娜”甚至明确透露自己是伊朗特工，试图进一步招募他接受战斗训练。

审讯期间，斯特恩曾表示，自己是在不清楚对方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执行任务，并称在审讯中权利受到侵犯。但检方驳斥了这一说法。检方强调，他的供词是在知情、清醒状态下作出的，且行为持续时间长、交易频繁、对象明确。

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22岁的宗教学生，到底是主动投身敌对势力，还是在某种心理诱导之下被动卷入？

从法院的判决看，整个过程中的“自愿性”是判定罪行成立的关键依据。“他知道，仍然做了”，成为检方最核心的指控逻辑。

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主角的身份特殊，而是由于其行动对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通过社交软件与敌对国家间谍接触、执行任务、组织同伙、完成交付，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暴露出国家在基层社会中存在的安全盲区。

检察官伊沙伊·齐格曼在庭审中表示：“任何与外国敌对特工接触的人都将承担法律后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这场审判不仅是对斯特恩个人行为的追责，更是一次法律体系对外界释放的信号。即便是看上去最不可能涉案的人群，只要触碰到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难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斯特恩案的背后，是一条不断滑向深渊的路径。他可能并非一开始就打算背叛国家，也未必有清晰的政治立场。但正如案件所展现的那样，一旦开始与敌对势力接触，哪怕只是一次“试探”，后续的行为也会迅速失控。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国家安全并非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触碰的现实边界。在网络时代，信息、身份、动机都变得模糊，但法律与责任却无比清晰。

来源：老徐述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