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四月二日，沧州诸友为家父召开追思会后，张之和我商议，要为家父出一本信札集。我在家中陆续清理出老人留下的信札手稿40余件。这些信札多是他60岁以后与文友们交流的信件，多是毛笔行草书写，很多还涉及古文古字，这就给一般人阅读造成了一些障碍，我即与张之商议全部打出
郑熙亭在沧州
庾信文章老更成
——《熙亭信札》读后感
今年四月二日，沧州诸友为家父召开追思会后，张之和我商议，要为家父出一本信札集。我在家中陆续清理出老人留下的信札手稿40余件。这些信札多是他60岁以后与文友们交流的信件，多是毛笔行草书写，很多还涉及古文古字，这就给一般人阅读造成了一些障碍，我即与张之商议全部打出释文，并对生僻字词加以注释。至七月底，释文基本整理完毕。这些信札短的三四百字，长的两三千字，最长的达九千余字。往来对象中，有王蒙、漆侠、雁翼、王朝柱等这样的文史大家，有刘章、刘小放、刘向东、郭靖宇等省内著名作家，更有我家乡沧州及肃宁的文学才俊们。这些信札我过去没见过，边整理边体会，觉得它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宝库，文、史、政、学、新闻，均有涉及。我不仅从中领略到了他那渊博的学识，更看到了他那宽广的胸怀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他那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下的独到见解，真真契合了杜甫诗中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一、写史不可“戏说”
家父“平生无嗜好，所好唯读书”，而读书又偏好读史书，且写过不少史论文章。沧州曾传言他“二十四史背通本”，当然，这都是演义。但我在家中确见过他熟背朝代纪年、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许多古典文学名篇，背诵毛主席著作中的名句名段更是不在话下。同时，我也见证了他从《汴京梦断》到《大宋河山》的全部写作过程。《汴京梦断》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王安石变法的坎坷历程。我们从书中可能看到的只是故事，但在关于《汴京梦断》的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历史观，以及对当前历史作品的洞察。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他在与著名作家王蒙的通信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写《汴京梦断》的来由，与我的经历有关。由于一段漫长的时间从事耕读，也就日积月累得了不少资料，老来翻检笔记本子，就不免想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想，中国封建社会从北宋起，便走了下坡路，它的意识形态——儒学，也演变为更加腐朽的‘理学’。把大好河山一直拖入半殖民地。这中间不是没有机遇，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本来是可以成功的，结果却失败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如果新政、变法成功了，中国也许比西方早几百年搞起工业革命了。当然，这只是异想天开。但作为历史，则应对此加以梳理。因为中国封建统治及其宋明理学太强大了，糟粕一直掩埋精华，庆历、熙宁这一段历史，在宋史、演义、十八宫、稗钞、实录、史论等书中，严重的被歪曲了，甚至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样我便试着以唯物史观检验历史材料，写成《汴京梦断》这一部小说。”“我这历史小说，其实只能算是‘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史为凭，绝不瞎编。只是因为入党多年，学过马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与他书不同。当然，也是尽量写得像小说，不然人家宁可去读《通史》。在语言上，绝少‘现代化’，我试着创造一种带古味的‘现代文言’。我不赞成某些电视片，让穿古装的人，满口新名词，那样不伦不类。”
他的唯物史观不是一时的，而是一贯的，他在笔记本的扉页上记了邓小平同志一段话，“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中国话就是实事求是。”为此，他在给著名诗人雁翼的信中就直接挑明：“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信仰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及社会历史，不能依个人爱憎、利害和立场，而只能依据社会实践，看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促进了还是阻碍甚至破坏了。社会生产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但人类自脱离原始以来，是区分为阶级的，因而利害便不相同。即使王安石变法最终是要加强宋王朝的统治，从而也就维护了贵族、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为此不得不暂时妨害他们一些局部利益，这便容忍不得，殊死斗争必致新法尽罢，进而导致党争，直至败亡，宁可被金兵掳去，也不许向前走一步，短视、内耗，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宋神宗和王安石只能抱终天之恨，在他们死后还要挨骂。”
正是由于他坚定地信仰唯物史观，在给著名宋史专家漆侠教授的信中，引经据典严肃批驳了“以折中主义为特征的历史混同论，”并直言“今人对古人之视角，皆有自己的政治乃至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在起作用。”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历史小说当然比历史著作有更大的自由，除去戏说乾隆式的作品外，如果标榜什么‘纪实’、‘历史小说’，就应该尊重历史，至少是已有定论的历史，而不是重构历史。重构历史者，是对历史的亵渎，而不能称作历史小说。”
由于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河北大学力荐他为“中国文人传记丛书——《苏轼传》”的作者。他在这部传记作品中，客观再现了苏轼步步坎坷、从无顺境的一生，并深刻剖解了苏轼“为什么事君尧舜的忠诚，总被尧舜所不容”的一生迷惘。在他按时完成送交《东游寻梦——苏轼传》书稿后，彭黎明教授来函告知审读意见：“此《苏轼传》较之林语堂的《苏轼传》更富有文学性，并有新的开拓，新的见地，新的境界。······郑氏的《苏轼传》可以说达到了‘学问扎实，艺术性较高，可读性较强’的要求”。可惜，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老人，无力清涤文化市场；但我们庆幸，老人为我们留下了他的精品力作——《汴京梦断》和《东游寻梦——苏轼传》。
二、论政不可“挟私”
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有阶级社会以来，人，就被自然的裹挟到政治中来了，想躲是躲不掉的。何况，老人一生从政，政治成为他的重要关注点。他敏锐的思想，秉直的性格，曾使他被“反右派”这个政治运动绊倒，被压整整20年。但他始终崇拜毛主席，忠诚党的事业，且矢志不渝。很多人不明白，被压这么多年怎么一点怨言都没有？我的战友、曾经给他担任过秘书的周爱民在纪念文章中曾写到,“有些挨过整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后，对党、特别是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发牢骚，说一些离谱的话。但郑伯伯却从不这样，他对这些人的言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虽然遭到错误的处理也不应对党离心离德。特别是对于毛主席，他谈论起这件事就说，毛主席不是出于个人私心故意整人，而是把握整个政治形势出现了偏差。毛主席哪里会整我一个郑熙亭？没有毛主席哪有新中国的建立，哪有工农翻身当家做主人，更没有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可以干革命，成为一名革命干部。”他的这种胸怀，是源于对历史、对毛泽东主席深刻的认知。他晚年在家中常说，毛主席曾说过苏联两把刀子丢了一把半。后来我看有文章说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曾强调：苏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可现在苏联人却要将斯大林这把刀子完全丢弃。一旦这把刀子丢了，帝国主义就会拿起这把刀子，反过来杀害苏联。因此，他坚持在一切资料中不许提他“反右”这一段。1992年北京的传记作家张耀杰曾给他写了一个传记，他看到初稿后即刻回信：“在你的草稿上，我随手划去‘反右’那一段，并嘱你此事不要写。”河北影视中心的梅花奖获得者蒋宝英，曾给他拍过一部专题片《坦荡人生》，里面不可避免要有“反右”这一人生环节，片子制作好后给了20多盘，我曾在家陪他看过。但在他90岁那年的一天，突然和我说在他生前要做一件事：他让我找来钳子，亲眼看着我，把这些光盘一个一个掰碎，并对我说：“共产党人受了委屈不能心存怨恨，更不能给后代留下怨恨！”同时，还让我把家庭影集中，所有与中捷农场和沧县水利局有关的照片全部撤掉。从他身上我顿悟了一个道理：格局决定结局，胸怀决定命运！这里有信念的力量，也有“大事要看远，难事要看宽，往事要看淡”的传统文化印记。
那么，他是怎样看待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呢？他在2004年给诗人刘向东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换个角度看这段历史呢？难道毛刘周朱邓，搞的那些运动，不是在探索现代化吗？先烈打下江山，江山如何治理？一是苏联样板，二是改革开放。......列宁的样板，还有错吗？于是右派、右倾、修正主义，都来了。三十年唱了一出三岔口。”他在2006年给著名党史作家王朝柱的信中说得更加深刻：“中国的现代化，先驱们探索已久，从孙中山先生到现在也一百多年了，‘路漫其修远兮’，逆水行舟，前仆后继。难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精华和糟粕胶着在一起，它负面的力量，也太过强大了，像孙中山那样的伟人，百折不挠，怀终天之恨。像毛主席那样的天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那么得心应手，一搞现代化便显得难以从心。毛主席他老人家企盼社会主义的感情太迫切了，他以指挥三大战役的气魄搞‘建设’，......他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出于对他的感恩和崇敬，超负荷地承担了急于求成的严重后果。”
这个观点，他在2012年给肃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树凯的信中，再一次提到。“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现在斯大林被遭践成什么了，我还是敬重他，因为他在的时候，帝国主义闻声丧胆，苏联何等强大，自他逝去，赫某扔了他这杆旗帜，好端端地一个举世仰望的巍巍大国，日下西山，终被瓦解，赫某罪在不赦，苏联一倒，共运差一点就消亡了。幸有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既肯定毛主席，旗帜高举，又纠正主席之失误，发展他的思想，邓小平功不可没。也是我党的成熟。”这就是一个受过委屈的老共产党员，对建国后前三十年道路深度的思想勘察。其头脑之清醒，看问题之通透，非常人所及。他把个人的遭遇与党和国家的磨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所谓：通透是苦难磨出来的，格局是信仰撑大的！
三、作诗应语出“天然”
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说汉语的根基是文言文和诗词。“要想文笔好，文言诗词不可少”。老人的写作实践就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作中常常引用古诗古文，自己也爱好诗歌创作，曾出版诗集《耕读篇》。他最喜爱的是那首1959年在中捷农场写的《第一次看大海》：“带着鏖战后的疲倦/穿着泛白碱的衣衫。好容易过个“大礼拜”/我独自来到海边。海是这样大，大似无限/怀抱着九州，吞吐百川。把高山深谷埋没在‘黄泉’/把清流浊流都变成蔚蓝。滩涂拣宝我一晌贪欢/仰卧沙堤告苍天:我不要发财，不要做官/愿大海，风和日丽无波澜/父亲般敦厚，母亲般慈善/时时送宝给人间。”诗人张志民评论说：“这里，你直抒胸臆，说出自己的愿望。一个革命者，你所想的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对革命事业，对祖国前途的忧念，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遭遇，没有使你心灰意冷，而是越发感到祖国需要‘风和日丽’的建设环境，不要人为的狂波大澜，历史要有父母亲般的敦慈，才好为人民造福，才好建造理想的世界，把清流浊流都变成蔚蓝。这番心境，在你是极其真实的，如果是一个别种心境的人，他所发出的，想必是另一种感慨。你这种特有的真实，就具有特殊的感染力。”诗人雁翼评论说：“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诗中没有个人的哀怨，没有消极的悲叹，也没有因直言真理而遭打击的情淡心冷，唯有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赤诚。一个革命战士感情的自然喷吐，那就是朴实、真切。朴实是美的，......《第一次看大海》就是证明。”朴实的语言，真实的心境，既是他诗歌的风格，也是他作诗的主张。
他在给袁树凯的信中说：“建国前后，我迷过一段诗，在五〇年《河北日报》副刊发过二首：《姑嫂摘棉花》和《拜咱毛主席》。诗是什么？怎么个写法？天地生成万物，万物秉其精神。”在给王元芳的信中则直接阐明了作诗的真谛：“这个真谛唐人自己感悟到了，（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三才者，天地人’也，这一句《三字经》的话，无意间道破诗歌也是中国文化的秘密：天地人、精气神。融会贯通，互相感应，发而为诗。”看到这里，我如醍醐灌顶：人的精气神，只有与天地万物相贯通，方能以文字之舟，渡精神之海！
法律界有句常用俗语，“法律不重诵读，而重解释。”但在诗歌创作上正好相反，“诗歌不重解释，而重诵读”。语言不通俗让人听不懂，没有辙韵让人没法诵读，也记不住。因此，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应是诗歌的基本要求。老人在给著名诗人刘章的信中，赞扬其子刘向东的诗：“‘黄土黄，黄帝的黄/黄帝不是皇帝。黄帝的帝/或许原本就是黄土地的地。我们的祖宗，是黄土的化身/祖宗的黄土，是万物的爹娘。......苍天在上天为父/黄土在下土是娘。’这样朴素，这样天然，就是诗吗？是的。古人从来反对呕心剔肺，主张‘妙语出天然’，非天然不新。”他还说，“难道五经之首的诗经不是民歌吗？难道开创了词曲先河的竹枝不是民歌吗？一切的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哪个好，哪个不好，最终不依评委打分而定，最终要由草民来定，你天好、天洋、天高超，草民听不懂，记不住，不传又奈何？”“乾隆诗最多，一首也不得传，盖因皆是辞藻排列，典故对仗，毫无真情也。在国难当头时，郭沫若有凤凰（涅槃）、地球母亲，开国大典有新华颂，成为一代宗师”。他对刘章“认祖无人追秦桧，归宗有客认李白”的诗句推崇不已。
他在给著名诗人刘小放的信中，则更加强调了诗歌的“心声”。他在信中说：“诗是什么？是心声，是发自内心的呐喊、欢笑、哭泣、细语。太过修饰了不好。......王蒙说创作是一种燃烧。诗尤其如此。燃烧到血液沸腾，诗情涌出，乃发乎声。你的心声，并非人人意会，也不屑人人意会，只能‘货卖要家’，与那燃烧点相等的人共鸣。”看到这些我想，他的这些观点或叫见解，不正是读懂和理解唐诗宋词的精髓吗？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还有苏轼的“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哪个不是天然的本色语言？正是由于天然，才成为千古绝唱！有人说，“不求满纸皆锦绣，但愿几句入人心”，是有道理的。
四、办报应有“特色”
家父曾自称“报人”，这与他的经历有关。早年，他是《沧州日报》的前身《支部建设报》创始人，复出后又任过《沧州日报》总编，到省工作后又主管过全省的宣传文化工作，并经常给《河北日报》、《文论报》、《长城》等报刊写文章。这样，他对报纸这个纸质媒体是有很深感情的。
他主张办报重在“特色”。他在给省委《决策参考报》编辑的信中曾直言：“《决策参考报》的不同之处，我体会是政策性强、层次高、少而精。这也是它的特色吧。特色是认识、创造事物的法宝，没有特色，哪有事物？比如报，谁见过报？只能见《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光明日报》，而今报纸一般化，订不出去，不在别的什么原因，主要是雷同。没有特色，大体看一张也就行了。”“特色是一切事物的生命，一旦特色泯灭，生命即告终结。而人的特性，大都以特色起家，随后就是装潢，追求全面、完整、一律、时髦，直至终结。希望《决策参考报》不会这样，而保持特色，保持青春。”
说到特色，就不能不说我们家乡县报《肃宁周报》。父亲生前非常喜欢这张小报，他曾给《周报》编辑们写信称：《肃宁周报》是“县报特色，大报水平，”“是我每日必读，离休生活的第一要素。”他为什么这么偏爱这张小报呢？在平时聊天中他说过这么几点:一是《周报》的肃宁特色。尤其是一版，它不是大报的翻版，整版都是肃宁贯彻落实上级精神的报道。用他的话说，“不用听汇报，一张报纸就知道了肃宁的情况”。县里的工作方向，县里的工作实际，一目了然。我不由想起老人在《沧州日报》时，他写的那篇获得了中国好新闻奖的社论《论沧州十大优势》。这篇地区级报纸的小文，为什么能被评为全国“好新闻”？而且是全国唯一以社论入选，唯一地级报文章入选？秘诀不就是“沧州特色”吗？！二是素材的乡土特色。肃宁是个农业小县，本乡本土自然就成了报道的靶标。可贵的是，《肃宁周报》在平实中挖掘崇高，在平凡中升华伟大，发掘出了一批乡土精英。有乡间医生、乡土画家、创业支书、电商主播、大棚菜农、农民诗人等等等等。好多人物别说在本地，就是拿到全省、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典型。为此，老人在给袁树凯的信中，称赞《肃宁周报》是“举未遇之才为时所用，淘浪底珍宝继往开来”。三是作者的群众特色。老人在给《周报》编辑们的信中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经济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党报的权威性、平台性、公开性、群众性，网络媒体是难以取代的。”他对“中小学教师、大学生村官、在乡创业知识青年、县乡退休干部都成了业余记者、通讯员”的现象大加赞赏，他说“他们熟悉情况，文笔老道，给周报以很大的支持，真所谓众人捧柴火焰高，真正是‘群众办报’，或者说是‘在群众中办报’。这就保证了发表在周报上的稿子真实有用，没有假话大话空话，人们爱看，久久为功，办成了展现各部门、各乡镇工作的平台，激发了人们的争先恐后，起到了对工作任务的推动作用。”他给主管《周报》的袁树凯副部长提出希望：“一、二年内，《肃宁周报》周围要成长起一小群对得起大时代的文化新人”。
我们家乡人实在，说干就干，《肃宁周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现在发行一万多份，比全县大报订数加起来都多，而且周围聚集了“肃宁瞎咧咧群”300多人，“全民写作群”400多人，《河北日报》曾以《这里，有一块草根文学的土》为题，给予了整版报道。那个编外记者，我们家乡的才女刘艳菊，其作品还获得了河北省新闻奖一等奖，实现了全县零的突破。在《肃宁周报》创刊十周年时，老人高兴地赋诗四首，其中两首是这样写的：
周报创业有十年，县内功夫域外传。
更喜文材新秀起，标格清俊各争先。
家乡光大百业兴，牵动如弦少年情。
九十三岁不服老，给我乡亲三鞠躬。
（注：“如弦”为老人笔名）
在老人眼里，《肃宁周报》已成为群众办报的典范，县报的翘楚。这也应验了那句格言：先有人才，后有事业；事业兴旺，人才丛生！
五、治学应重“当代”
家父一生治学，文史哲样样上手。别看他总是读史写史，其实，他最看重的是研究现代史和当代理论，而且思想是极其敏锐和超前的。一九八六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注重学习当代党的文献”，并于当年在全国第一个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和《邓小平文选》列入全省干部学习计划，他还是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有人说他是“艺高人胆大”，其实不然，他的理论勇气来源于其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他在给《沧州日报》总编辑刘桂茂的信中说：“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并非儒学一门。秦汉建立与罗马齐肩的统一大帝国，也并非靠儒学，‘高帝公卿多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董仲舒也是治春秋，所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一句空话。到了元帝懦弱好儒，‘是非不分，不事兴作’。成帝更没用，‘太学增弟子三千人，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乃至政权软弱，腐败透骨，终成新莽之乱，西汉衰亡。隋唐杂用百家，是以鼎盛；北宋开国偃武崇文，至仁宗，倡新学，有范仲淹、王安石秉政；真正崇尚儒学的是南宋，到朱熹为‘圣人’时，国已不国，不久沦亡。明代开国至永乐，又为之一振，后来理学得势，四书成官书，一个像样的皇帝也没有了，再一次把中原让给落后的民族来统治。孝庄用汉臣，以汉治汉，深知儒学能麻痹一个民族，故而把四书五经奉为经典，超过以往；道学家们拖着大辫子，子曰诗云，也不觉羞耻；袁世凯复辟，前奏作什么？祭孔。招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毛主席缔造共和国，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不许儒学冒头，可惜文革破四旧，物极而反，四旧猖狂起来，到如今，儒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他的这一观点，在很多信札中都有反映。为此，他在给剧作家王朝柱的信中直言：“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发生了多大变化，三中全会至今也二十七年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多么深刻又丰富的实践啊！天下几人探骊珠，谁得其皮与其骨？”他的这一观点，与很多有识之士是相通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编剧龙平平就说过，“按照常规‘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但这段历史又不能没人去写，现在的孩子对于清宫里的皇帝们都了然于胸，可对决定我们命运的这段历史却很陌生，不写不行。”为此，当他看到沧县副县长娄锡文《无衔将军张仲瀚》书稿后，写信鼓励她：“一部笔记小说的纪晓岚、办洋务的张之洞，经近30年来‘大树特树’，在沧州已是家喻户晓，在全国经张国立等一再戏说，亦已光芒四射”，“张仲瀚作为高级将领，戍边30年，老死新疆，比历史上班超、李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生平素养、赫赫边功，堪称一代英杰，理应名垂青史。”“用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包括文字的、戏音舞美的文化系列，挑战国学热、儒学热、文化垃圾热。”在看到沧州中心医院陈秀春《一代名医雷爱光》书稿后，也同样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全书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而且雷爱光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人，真正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雷爱光出污泥而不染是不必怀疑的，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针对雷先生解放前在教会医院从医的经历，鼓励作者以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去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帝国主义，一面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一面又办慈善事业，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忘了，那时的帝国主义，在疯狂的殖民啊！他杀人打炮是开路，路开通了，纳入他的范畴了，就是控制了你，为了长期取得你的利益，他要站住脚，如果老是杀人，还能站住吗？大炮开门、教会行善、殖民夺利、弱你强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老人在给作家王蒙的信中曾痛批：“当今有一种人写书，什么学问也没有，有的只是林彪格言：有了权力就有一切。没有学问可以有学问，没有知识一样出书。皇帝女儿不愁嫁，下通知分配任务，堆在书店或办公室角落不管，反正稿费、版费、劳务费有了就是。”虽然他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但毕竟年龄不饶人，无论精力还是体力，都已承担不起一些重大课题了。这样，他就把希望寄托于后辈才俊身上。他给时任沧州市政协主席的匡洪治写信说：“研究当代中国史，不仅可供我们自己借鉴，对于回应西方‘中国观’上的偏见，也是很有意义的。从上个世纪后期，一些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已从研究古典文献转变为研究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而当今的中国哲学、史学界一些中青年专业工作者，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恋古情结，言必称先秦，对近、现代尤其是现实的许多重大课题不感兴趣。这有些是世界观问题，有些则以为当代人不搞当代史，关碍太多，敏感太多。......至于所谓‘敏感太多’的问题，大多是庸人自扰，一个堂堂大国，所作所为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功可为范，过可为戒，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只管老老实实的去写，哪有那么多敏感！”中国的现代史，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而要驾驭这么宏大的课题，只有书本资料不行，必须有基层的理政实践经验，正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在给匡洪治的信中说的很明白：“我从你和爱民、小高、海生身上看到，靠聪明不行，靠多高明的老师也不行，要靠实践。......县,才是真正的综合大学校。在一个县，主政十年，连总理、宰相都能当了。......有搞社会调查（记者）、搞政治（党政领导）的经历，又有文字功底，这一任务是义不容辞的”。匡洪治不负重望，不到三年出版了党史专著《艰辛与辉煌》，并被中组部、新闻出版署列为“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精品教材”。时间不长，又推出了邓小平理论专著《自信与开拓》。匡洪治现象，为理论界注入了一股清流，开创了业余作者登上理论殿堂的先例。
老人晚年很少看电视剧，表现塞罕坝林场创业史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却深深地吸引了他。开始是追着各频道看，后来看DVD，看坏了三套盘。我俩一边看一边议论，他称赞此剧是一部旗帜鲜明的成功之作，是当代影视剧中的精品。激动之余，提笔写出了长篇评论《最美的青春之歌》。那一年他91岁，也是老人生前最后的一篇长文。他在给该剧的总导演、总编剧郭靖宇的信中说：“近年《最美的青春》和《最美的乡村》两出先锋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使得屏幕上那些胡编乱造的青春戏、谍战戏，黯然失色，势将为之一扫。好啊，向你们祝贺。这部好的影视剧，作为塞罕坝精神的好教材，泰山石敢当！”原来他不是不爱看现代戏，是因为没有好的现代戏。他给《最美的青春》总结了这么几点：巧妙的艺术布局，结构的多头聚焦，自然的戏剧冲突，浓厚的生活气息，动人的故事情节，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鲜明的家国情怀。此剧的创作经验真值的很好总结，确有样板意义。
读罢这些信札，我觉得又长了好多见识。这要感谢张之，感谢他收集、压平、扫描、编辑、制作，集信成书，不仅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精神寄托，也会让亲友们常读常新，常读常亲！
二〇二五年八月五日
来源：邯郸赵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