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取得突破的背景下，西方正逐渐丧失在这一前沿产业规则制定中的垄断地位。而他们以 “消除数字鸿沟” 为借口，实则是想让西方人工智能巨头取代日渐式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继续维持自身影响力。

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取得突破的背景下，西方正逐渐丧失在这一前沿产业规则制定中的垄断地位。而他们以 “消除数字鸿沟” 为借口，实则是想让西方人工智能巨头取代日渐式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继续维持自身影响力。

人工智能（AI）产业正以迅猛速度发展：未来三年内，其效能预计将提升上千倍；到 2030 年，该产业带来的经济效应有望达到 20 万亿美元。然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将极为突出 —— 据估算，拉丁美洲仅能获得 3% 的收益，非洲与大洋洲合计约占 8%。在渲染 “中国威胁论” 的同时，西方国家正急于 “援助” 全球多数国家，提议通过其人工智能应用项目 “消除数字鸿沟”。

在我们眼前，面向 “全球南方” 的传统发展援助体系正逐步成为历史。教育、医疗及机构发展领域的传统项目，正被 Meta*（在俄罗斯被认定为极端组织并遭禁止）、OpenAI 等公司推出的更具影响力的数字援助项目取代。人工智能平台与服务机制不仅能让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地融入西方生态系统，还能为其提供获取本地数据的渠道，并帮助培训本地专业人才，最终推动西方解决方案的落地。

西方如此积极的背后，是对自身传统影响力范围可能丧失的担忧。近几个月来，美国与欧洲的分析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格局的变化 —— 从中国的科技突破、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的成果，到印度影响力的上升及非洲的发展前景。这些报告观点高度一致：西方正丧失规则制定的垄断权，因为全球多数国家正愈发坚定地确立自身议程，“主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理念也日益得到认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制定人工智能领域战略、建设本土数据中心，并依据本国需求构建相关规则。

更令西方不安的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放弃美国 “援助”，转而选择中国方案。中国将自己定位为 “全球多数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平等权利的代言人”，正从西方手中夺取全球数字治理的主导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与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成功。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这些机制，它们正从 “替代性全球联盟” 逐步转变为核心力量。

欧盟已成为这一格局中的薄弱环节 —— 自身发展滞后，无法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参与者。而美国政策的 “特朗普化”（指政策趋向激进、单边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华盛顿在科技领域的强硬立场显然无法吸引新盟友。最终，过去 “美国制定规则、他国被动适应” 的固有失衡格局开始瓦解，而人工智能领域正是这一系列变革的核心导火索。

西方分析机构首要担忧的问题是：全球对中国解决方案的依赖度正不断上升。今年初推出的 “深度求索 - R1”（DeepSeek-R1）模型，只是中国长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战略的 “第一缕曙光”。当时，中国便证明了自身有能力绕过美国在微电子（半导体）领域的限制，并提供开源解决方案 —— 这类方案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正持续增长。

西方对这一趋势的关注并非偶然。当一家企业发布成功的开源模型后，全球用户会纷纷开始应用、适配并拓展该模型，最终形成对 “模型核心方” 所制定标准、源代码及更新服务的技术依赖。即便解决方案是免费的，它依然能将市场与专业人才锁定在特定生态系统中。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 如今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领导者。中国对外部合作的依赖度持续下降，而美国、欧盟及英国对与中国合作的依赖度却在不断上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引用量方面，中国获得了全球 40% 以上的关注，而美国与欧盟各仅占约 10%。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年轻且庞大的研究群体：中国的博士与博士后人数，几乎是美国同类人才总量的两倍。此外，来自美国、欧盟及英国的人才也在不断流向中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领域的人才失衡。

印度正逐步摆脱外部技术控制，纳伦德拉・莫迪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一事便是例证。在全球技术格局分裂的背景下，印度此前一直试图在对立阵营间寻求平衡，以便同时从西方与东方获取投资和技术。如今，印度自身已成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及 “绿色” 能源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这一客观现实推动印度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采取自主政策 —— 相比受西方限制的合作框架，印度更倾向于在 “全球多数国家” 平台内推行这一政策。

在此背景下，瑞典国际关系研究所建议欧盟加强与印度的合作：组建 “意愿联盟”、设立 “欧盟 - 印度技术中心”（EU-India Tech Hub），并启动人才交流联合项目。然而，尽管双方在 “纸面上” 已制定合作路线图并建立伙伴关系，欧盟在实际合作中的进展却十分缓慢。布鲁塞尔行事官僚僵化，且过度依赖严格监管；而印度则将技术自主与摆脱外部规则束缚视为核心目标。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绝无意愿向欧洲投资者开放本土市场，也不愿成为西方高科技产业的原材料供应方。

西方的第三大担忧领域是非洲。当前，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云计算技术及数字服务领域的扩张正迅速巩固其地位。万事达卡（Mastercard）公司暗示，西方应加快借助人工智能 “释放非洲潜力”。为此，相关人士一如既往地向非洲推销外部模式 —— 包括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美国的政策框架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准则，并强调核心风险：各国发展路径不一，将阻碍统一标准的建立。他们建议非洲采取 “自主的大陆级策略”（实则倾向西方），同时将非洲联盟制定 “统一立场” 的努力贬低为 “零散倡议的拼凑”。

毫无疑问，美国及其盟友将针对非洲人工智能领域的利益挑战采取应对措施 —— 首要方向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供应、通信网络，以及弥补本地语言数据缺口（以便训练西方自身的人工智能模型）。

非洲云计算服务需求正以惊人速度增长 —— 年增长率达 25%-30%，远超欧洲与北美的增长水平。例如，肯尼亚与尼日利亚正依托与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OpenAI 及各类基金会的合作，逐步成为本地创新枢纽。但目前这些合作仍局限于 “点状项目”，市场尚未被完全占据。农业、金融、医疗、教育、能源及公共管理，有望成为非洲人工智能项目落地的核心领域。

显然，西方分析机构正试图夺取 “全球多数国家数字主权” 议题的话语权，为自身战略辩护。他们以 “消除数字鸿沟” 为借口，实则是想用 “国家版 OpenAI”（OpenAI for Countries）这类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取代影响力日渐衰退的 USAID。他们将西方 “开源模型”（如 “美洲驼” Llama、“ Mistral”，与中国 “深度求索” DeepSeek、“通义千问” Qwen 形成竞争）及国际联盟（如 “人工智能联盟” AI Alliance）包装成 “解决方案” 推向全球。

全球多数国家在追求数字平等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昂成本。建设数据中心、提升计算能力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均需巨额资金，而这正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负担的。能源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2024 年，人工智能发展不可或缺的数据中心消耗了 415 太瓦时电能（占全球发电量的 1.5%）；到 2035 年，这一数字可能增至三倍，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总居民用电量。

尽管采用人工智能巨头现成方案的诱惑巨大，但各国对殖民历史的记忆依然深刻。短期内，全球多数国家或许不会完全放弃美国或中国的解决方案，但会努力在 “人工智能模型本土化” 与 “发展自主倡议” 之间寻求平衡 —— 而俄罗斯在该领域的技术积累或可为此提供助力。这种 “混合路径” 既能让这些国家享受现成平台的优势，也能为构建真正自主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奠定基础。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