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之所以广泛使用纸钞而非铜钱，首先在于携带与运输的不便。长途征战与大规模物资调度中，铜钱的重量远不如纸钞轻便。其次，制造铜钱面临原材料短缺问题。《元史·食货志·岁课》指出：“产铜之所，在腹里曰益都，辽阳省曰大宁，云南曰大理、灭江。”以天历元年铜课为例，云南省

以下图片均来自上海钱币博物馆，仅供参考

《元史·食货志·钞法》载：“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初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其制无文籍可考。”

钞版

元代之所以广泛使用纸钞而非铜钱，首先在于携带与运输的不便。长途征战与大规模物资调度中，铜钱的重量远不如纸钞轻便。其次，制造铜钱面临原材料短缺问题。《元史·食货志·岁课》指出：“产铜之所，在腹里曰益都，辽阳省曰大宁，云南曰大理、灭江。”以天历元年铜课为例，云南省仅产铜二千三百八十斤。宋代大量铸造铜钱，消耗铜料极为庞大，至元代已铜源匮乏。加之元朝皇室崇信佛教，大量铜料用于铸造佛像，进一步加剧原料紧张。此外，朝廷为防止铜钱外流，常将铜钱封存为“宝藏”，不愿大量铸造。综合以上因素，元代多数时期并不通行铜钱。

元代纸币

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前，经济以“以物易物”为主，辅以少量金银用于大额交易或赏赐。随着蒙古统一进程推进，疆域不断扩大，至统一全国后，国土空前辽阔。为推行政令、筹措军费、发展经济，笨重的铜钱远不如轻便的纸钞实用。纸钞份量轻、制作相对简便、耗材少，且金朝交钞制度提供了印制与发行纸币的实践经验。更可贵的是，当时造纸、雕版、印刷技术已有显著进步，为大量印行纸币创造了技术条件。

元代纸币制度深受前代影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咨询钱币流通之事，太保刘文贞公（刘秉忠）答曰：“铜钱适用于阳气旺盛之地，纸币适用于阴气幽深之处。华夏为阳，沙漠为阴。今陛下起于北方大漠，君临中原，宜用纸币，可令子孙守之；若用铜钱，恐天下不安。”此说见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虽带有神秘色彩，反映的实为当时对货币地域适应性的观念，未必是真实决策依据，但表明元初统治者已形成以纸钞为主导的共识。此说虽近谶纬，却折射出元初统治者对“北方政权能否驾驭中原货币体系”的深层焦虑。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于1271年定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推行“汉法”与“蒙古旧制”相结合的统治政策。目前可考最早的纸币雏形，是太祖成吉思汗丁亥年（1227年）在山东地区流通的信用凭证。据《元史·何实传》载，何实在博州“行楮币”，以丝为本，可视为早期纸币的尝试。太宗窝阔台八年丙申（1236年）春季正月，下诏印制交钞，在境内流通（见《元史·太宗纪》）。当时采纳耶律楚材建议，交钞发行总量不超过一万锭。1227年左右，博州曾发行“以丝为本”的会子，正值灭西夏、攻金末期，属战时经济措施，丝为北方重要物资，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大朝通宝

1260年，忽必烈即位，为应对与阿里不哥争位的财政需求，于中统元年七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同年十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这是元代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发行的纸币，用以集中资源支持统一战争并稳定经济。其形制规范，面额分为一贯、五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八种。发行初期严格控制总量，以白银为准备金，允许宝钞与白银自由兑换，因而流通广泛，信誉卓著，被称为“中统钞”，成为元代前期的“硬通货”。

自在菩萨（供养钱）

统一战争从1260年持续至1264年。阿里不哥拥有六十多个千户、约六万拖雷系部众及万人怯薛军。但在1260年养路之战中，其驻守六盘山的四万铁骑几乎全军覆没；1261年亲率三万精锐进攻开平，又损兵两万。忽必烈切断漠北粮道后，和林粮价飞涨，阿里不哥军队大量逃亡，后勤崩溃。忽必烈方面虽损失两万余精锐，但凭借汉地强大的后勤支持，赢得消耗战。

为筹措军需，忽必烈在1260年至1263年间曾少量铸造“中统元宝”铜钱，但数量极少，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流通。1276年，元军占领扬州后，首次铸造重约五十两的银锭，上刻“扬州元宝”，成为“元宝”称谓之始，标志南方正式纳入元朝财政体系，旨在接收江南财富。

银锭.png

1277年至1278年，银锭重量逐渐减至49两、48两，反映出政府白银储备已显不足，开始采取“缩水”手段。其深层原因在于战争的巨大消耗——兵器、粮草、战后统治巩固均需巨额支出。铜钱储备不足，白银成为主要支付手段，消耗日益加剧。

新皇登基时，常对蒙古军事贵族大加赏赐以换取支持。据《元史》统计，自世祖至顺帝109年间，皇室赏赐支出黄金近17万两，白银逾725万两（约合2720吨），年均支出巨大，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蒙古贵族还侵占大量金银矿产，侵蚀国家税收。同时，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往来中，贵族常逃避朝廷监管，导致白银大量外流。

至元十年（1273年）起，纸币发行量逐年攀升，远超白银储备，政府为填补财政亏空，日益依赖印钞，进一步掩盖并加剧了白银短缺问题。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南宋虽未彻底平定，但元廷并未休养生息，反而开启对日本、安南、爪哇及西北诸王的长期战争，军费浩繁，中统钞发行额剧增。在至元十三年至至元二十三年（1276–1286）的11年间，共发行中统钞12,618,278锭，年均约1,147,116锭，为此前16年总发行量的7倍以上。

1282年，因财政紧张（正值三征日本前夕），元政府推行纸币改革，提高银钞比价，停止白银兑换，纸币由“可兑现”转为强制流通，并严惩私相买卖金银及旧钞换新中的舞弊行为。

忽必烈统一东亚野心极大，控制朝鲜后意图征服日本。此前多次遣使要求日本称臣，遭拒且使者被杀，激怒元廷。马可·波罗称日本“黄金遍地”，使元朝期望通过战争掠夺财富以缓解财政困境。南宋灭亡后，元朝将20余万降兵编入征日军队，借机消耗其力量。尽管国内财政已不堪重负，仍执意东征。

1274年10月，元军从高丽合浦出发攻日，因风暴与军心不稳撤军；1281年二次东征，两路大军在鹰岛遭遇台风，舰队大部沉没，惨败而归；1283年曾计划重建大军，终因江南民变与对越战事失利而搁置；1286年，忽必烈彻底放弃征日。

战争失败导致中统钞购买力严重下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纸币信用体系遭受重创。

1287年，因中统钞流通日久，出现贬值，政府发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规定1贯至元钞 = 5贯中统钞，与白银（1贯 = 2两银）、黄金（1贯 = 0.2两金）挂钩。面额更精细，除沿用大额钞外，新增“五文”小额钞，便利民间交易。从至元年间至元末，至元钞始终是核心纸币，虽后期因财政危机滥发而贬值，但仍为元代纸币的代表。

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财政亏空严重，发行“至大银钞”，以“银”为单位，面额分二两、一两、五钱、二钱五分、一钱等。其汇率复杂，且无足够准备金，发行仅一年（武宗去世后）即被废除，是元代纸币中寿命最短的一种，反而加速通胀，推动经济走向崩溃。

至元通宝折二（蒙文）

仁宗即位之初（1311年底），面对武宗时期“至大银钞”引发的严重通胀与市场混乱，迅速下令废止“至大银钞”与“至大通宝钱”，恢复“至元通行宝钞”为唯一法定纸币。至延祐年间（1314–1320），经济趋于稳定，朝廷曾铸造12两、25两、50两三种银铤，用于财政支付与军饷发放，反映出对白银价值尺度功能的重视。然而，银铤多用于官方收支，未能进入民间广泛流通，未形成制度化银本位。尽管仁宗推行“延祐复科”以缓和民族矛盾，但其货币政策仍局限于修复前朝创伤，未能建立长效约束机制，为后期财政再度失控埋下伏笔。仁宗的货币回调虽短暂稳定了局面，却暴露了元代财政的根本困境：货币政策完全依赖君主更迭的偶然性，缺乏制度性约束。一旦强势君主去世，继任者若无决心或能力，便只能在通胀与紧缩间反复摇摆，最终滑向不可逆转的信用崩塌。

皇庆通宝（供养钱）.png

1320–1330年间，多个年号钱持续铸造；英宗推行“汉法”，颁布《大元通制》；因改革触怒保守贵族，遭刺杀，史称“南坡之变”。泰定帝由保守贵族拥立，政策保守，财政危机加剧，天灾频发，社会矛盾激化。泰定帝死后，上都拥立天顺帝，大都拥立文宗，爆发“两都之战”，天顺帝战败被杀，在位仅一月。文宗后毒死明宗复位。皇位更迭频繁，铸钱成为皇权象征。

1350年，元顺帝推行币制改革，发行“至正交钞”，同时铸造“至正通宝”铜钱。新钞名义上与至元钞等值，但无任何准备金，实为空头支票，并强制百姓以五贯旧钞换一贯新钞，导致纸币急剧贬值，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民间交易几近瘫痪。

至正通宝折二（真书）

随后红巾军起义爆发，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顺帝北逃，元朝灭亡。

据统计，元代主要发行过五种纸币：

中统元宝交钞（1260年）

至元通行宝钞（1287年）

至大银钞（1309年）

至正交钞（1350年）

（注：“中统元宝宝钞”为“中统元宝交钞”之简称或误记，实为同一种纸币，故不单列。）

物价方面，从元世祖至元顺帝，呈直线上升趋势，以米价与盐价为例：

米价：

至元十三年（1276年）：中统钞一贯买一石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涨十余倍

大德十年（1306年）：10贯买一石

至大四年（1311年）：25贯买一石

至正十五年（1355年）：67贯买一石

至正十九年（1359年）：杭州25贯仅买一斗

盐价：

至元十三年（1276年）：中统钞九贯买一引（400斤）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50贯买一引

元贞二年（1296年）：65贯买一引

延祐二年（1315年）：150贯买一引

至正五年（1345年）：400贯买一引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一万零八百贯买一引

若以米价计算，1359年杭州一石米价（250贯）相当于1276年（1贯）的250倍，年均通胀率接近5%，实为毁灭性掠夺。由此推算，元顺帝至正十九年米价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米价的约250倍；至正十二年盐价为至元十三年盐价的约1200倍，反映出元代晚期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信用崩溃。

历史上的王朝常面临相似困境：

汉武帝：征匈奴 → 国虚 → 白鹿皮币 → 民贫

唐玄宗：开边 → 军费增 → 钱重物轻 → 安史之乱

明永乐：下西洋、征漠北 → 宝钞崩 → 白银崛起

元代：四征不休 → 纸币滥 → 至正通宝复出

这个共性就是：大规模对外作战，导致巨大的财政压力，货币就成为皇权合法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导致政府信用崩塌，引发钱荒，加剧内乱。若外患再起，整个王朝便会迅速崩溃。反之，若在统一之后与民休息，整顿吏治，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概率会迎来一个盛世。

以上几个问题在每一个王朝都会面对，只是应对手段不同。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血液，经济是一个国家的支柱。在帝皇集权社会，帝王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没有制度上的约束，皇权极易将国家带入极端。

在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他最好的方式是与民休息，而不是任由自己的欲望继续征战。他在用货币掠夺民间财富时，已经激起民变；把最富庶的江南掠夺殆尽，崖山海战的十万军民殉国，也未让他意识到：作为异族统治者，首要任务是安抚民心，而非炫耀武力。

在三征日本这件事上，他没有及时停止，使这个本就不稳定的政权处于崩盘的前夕。这一错误，无人能改。作为储备金的白银，根基不稳，到了元代后期，国家竟无银可用，开出的银钞成了一张废纸，百姓无所适从，不得不揭竿而起。

元代的纸币实验，是一场关于“国家信用极限”的残酷测试。它证明：任何政权，若将货币视为财政提款机，终将被市场抛弃。从忽必烈的雄图到顺帝的末日，一张纸的重量，不仅压垮了经济，更压垮了民心。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盛世，不在于武功赫赫，而在于胜利之后能否克制欲望，与民休息，重建信用——这才是货币作为“国家血液”的真正意义。

来源：何事秋风悲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