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宁阜新普安寺近年来在一希噶哇仁波切的住持下,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不到10年时间, 新建殿堂或建筑32座, 为阜新地区恢复了清净庄严的佛教道场。普安寺所在的海棠山现存200余尊藏传佛教摩崖造像。这些造像, 均刻于清代, 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海棠山摩崖石刻中的十一面八臂观音
辽宁阜新普安寺近年来在一希噶哇仁波切的住持下,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不到10年时间, 新建殿堂或建筑32座, 为阜新地区恢复了清净庄严的佛教道场。普安寺所在的海棠山现存200余尊藏传佛教摩崖造像。这些造像, 均刻于清代, 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值得注意的是, 海棠山雕刻有五尊十一面八臂观音像, 其中有四尊是单独雕刻, 另外一尊和弥勒佛、绿度母、白度母以及无量寿佛组合雕刻在一起, 十一面观音居于中心位置。
这些造像雕刻风格基本一致, 共有十一面八臂。十一面共分五层排列, 图像为面部呈三三三一一式排列, 手臂有八臂。下方三层, 每层三面, 共九面, 皆头戴五叶宝冠, 其中前三面为慈悲相, 左三面为嗔怒相, 右三面为白牙上出相;第四层有一面, 为忿怒明王像, 头戴骷髅冠, 怒目圆睁, 发髻外突;第五层有一面, 为佛说法相。头部所占比例较大, 层层堆叠, 形似宝塔。观音正面开脸明晰饱满, 双耳垂肩, 戴大耳环, 身着天衣, 披挂璎珞, 帛带绕肩, 于裙摆边垂折飞动, 腰系束带, 下着长裙, 刻有精美花纹。两臂胸前合十, 施礼敬印, 余六臂分散展开, 呈放射状, 或持弓箭、净瓶、法轮等法器, 或结说法印、与愿印等手印, 观音两足并列站立, 下方为仰莲座或覆莲座或仰覆莲座。此五尊造像保存基本完好。所以, 要整理海棠山的佛教摩崖石刻造像, 十一面观音信仰是令人瞩目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十一面观音信仰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多局限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领域, 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彭金章的《莫高窟第76窟十一面八臂观音考》[1], 李翎的《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2]《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变相”的阐释》[3], 宋艳玉的《敦煌石窟十一面观音经变的演变》[4], 刘复兴的《谈十一面观音信仰与造像》[5], 卢素文的《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十一面观音研究--兼论千手千眼观音》[6], 白文的《唐代长安七宝台石刻的十一面观音图像与观念》[7], 胡清清的《藏传佛教中多面多臂的观音菩萨图像研究》[8], 宋艳玉的《敦煌石窟十一面观音经变研究》[9]等。但是, 从宗教的教义和民间流传的角度研究十一面观音的还比较少,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 希望能有助于理解海棠山摩崖石刻造像的佛教文化内涵。
十一面观音信仰的基本内涵
“十一面观音”, 梵名Ekādasa mukhānām Avalokitesvara, 又称“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大光普照观世音菩萨”。与十一面观音相关的经典, 汉译本有4种, 藏译本有3种。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是中土翻译的关于十一面观音的第一部经典, 该经是在北周保定四年 (564) 由耶舍崛多和阇那崛多在长安四天王寺中从十万偈的《金刚大道场神咒经》中简略出来的[10]。其后, 还有唐阿地瞿多翻译的《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唐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以及不空翻译的《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等。其中玄奘的译本和耶舍崛多的译本属于同本异译。另外, 还有3部藏文本。在法藏敦煌藏经洞的藏文文献中, 有一则《圣观自在十一面陀罗尼》[11], 其内容是说明念诵十一面观音的功用, 遗憾的是没有译者的名字。此外, 在藏文大藏经的《甘珠尔》中, 收录有吐蕃时期翻译的两部十一面观音经文, 《圣观自在十一面陀罗尼》和《圣十一面明咒心陀罗尼》, 前者为益西德翻译, 后者为法成翻译。据研究, 益西德所译《圣观自在十一面陀罗尼》与前面所述法藏敦煌藏经洞所出的经文包括经名和经文内容完全一致, 而且在经文最后还题有译者益西德的名字, 因此法藏的这则经文应是由益西德所译。从经文内容来看益西德所译与天竺三藏耶舍崛多所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相比除了后面部分缺失, 其他内容皆一致, 在翻译时有所取舍并未完全翻译, 两则经文应属于同源异译。而法成所译的藏文《圣十一面明咒心陀罗尼》, 实际是由汉文译为藏文, 其依据的汉文本是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12]。
关于十一面观音的起源, 一些学者曾经作过有益地探索。[13]一般认为本尊观音渊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十一荒神 (梵Ekādasˊa-rudra) , 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掺入佛教。十一面观音出名于“十一面观音神咒”。《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说:“时, 观世音菩萨白佛言:世尊, 我有心咒, 名十一面。此心咒十一亿诸佛所说, 我今说之, 为一切众生故, 欲令一切众生念善法故, 欲令一切众生无忧恼故, 欲除一切众生病故, 为一切障难灾怪恶梦欲除灭故, 欲除一切横病死故, 欲除一切诸恶心者令调柔故, 欲除一切诸魔鬼神障难不起故。”[14]149据说, 持这一神咒的人, 现身可得十种功德 (无病、常念佛、衣食充足等) 及四种果报 (临终见佛、永不堕地狱、不为禽兽所害、命终生无量寿国) 。
关于十一面观音的形象,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中说:“尔时,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有能依观世音教作法者, 彼善男子善女人须用白旃檀作观世音像。其木要须精实, 不得枯箧。身长一尺三寸, 作十一头。当前三面作菩萨面, 左厢三面作嗔面, 右厢三面似菩萨面, 狗牙上出, 后有一面作大笑面, 顶上一面作佛面, 面悉向前后著光。其十一面各戴花冠。其花冠中各有阿弥陀佛。观世音左手把澡瓶, 瓶口出莲花, 展其右手以串璎珞, 施无畏手。其像身须刻出缨珞庄严。”[14]150-151其十一面之配置有种种不同, 又有二臂、四臂、八臂等。其中四臂的设置是:右第一手作施无畏印, 第二手执念珠。左第一手执莲花, 第二手持军持 (即瓶) 。汉译本中, 相对于耶舍崛多的《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其余三部译经对十一面观音的形像尤其是面相排列方面之描述差异不大。但是对其臂数及其所持的法器之记载却有较大差异, 如耶舍译本为“观世音左手把澡瓶。瓶口出莲花。展其右手以串璎珞, 施无畏手”[15];阿地瞿多译本为“其像左手把一澡罐, 其澡罐口插一莲华, 右臂垂下, 展其右手, 以串璎珞, 施无畏手”。[16]824玄奘译本为“左手执红莲花军持, 展右臂以挂数珠, 及作施无畏手”。[7]不空译本为“右边第一手把念珠, 第二手施无畏, 左第一手持莲花, 第二手执君持”。[18]141
关于十一面观音的道场, 不空的译本中记载此经的讲法地点是“补陀落山大圣观自在宫殿”, 并对补陀落山有详细描述:“其山无量娑罗、多么罗、瞻卜、无忧阿底目, 多迦种种花树庄严。”[18]139-140此处的“补陀落山”, 是梵文译名, 其梵名为Potalaka或Potala, Potaraka, 音译作补陀洛、布呾洛迦、宝陀洛迦、宝陀罗、逋多罗、补陀洛迦、补陁洛伽、补怛洛伽、补陀罗伽、补陀洛迦、补陀山等, 其实就是普陀山, 此山位于南印度, 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道场。中国唐代僧人玄奘在游历南印度之后, 根据当地人的介绍, 对此山作过详细的记述。根据他的记述, 我们知道, 补旦落迦山位于南印度秣罗矩咤国的南方海滨, 秣剌耶山之东。《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说:“国南滨海, 有秣剌耶山。”“秣剌耶山东有补旦落迦山。山径危险, 岩谷敧倾。山顶有池, 其水澄镜, 派出大河, 周流绕山二十匝, 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 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要抵达此山, 似乎还要经过一段水路, 而且要到达观音的宫殿极其困难。玄奘记述道:“其有愿见菩萨者, 不顾身命, 历水登山, 望其艰险, 能达之者, 盖亦寡矣。”[19]在后来的发展中, 尤其是明清以来观音信仰的发展, 南印度的补陀洛迦山渐渐被中国浙江的普陀山取代, 普陀山遂成为有名的观音道场。
十一面观音的修行方法非常复杂, 各经所记亦不甚相同, 在阿地瞿多的译本中, 记载:“行此法时, 竟日不食, 作印护身。结界法已, 诵陀罗尼, 至于明旦。其道场中, 置观世音像, 作请观世音印, 诵咒。悬于种种杂色幡盖, 香华供养。初入道场时, 必须殷重至心奉请十方诸佛, 殷懃忏悔, 赞叹三宝。礼三拜已, 在于像前敷一坐具, 胡跪恭敬, 至心发愿, 作数珠印, 把珠掐之。一心诵咒一千八遍一百八遍亦得无咎。次执香炉烧香而言, 此处无有种种供养上味饮食, 惭愧谢之。”[16]813
千手千眼观音信仰在社会与民间的传播
作为7世纪之后盛行于印度各地的密教观音形象, 十一面观音和千手观音、不空罥索观音等共同表法, 其包含的佛学义理和大乘佛法的基本精神旨趣是一致的, 这种信仰随着大乘佛教的传播特别是密教观音信仰的流传而在印度社会获得广泛的回响。根据《三宝感应要略录》记载, 印度忄乔萨罗国就有因为塑造十一面观音像而免疾疫难的灵验故事:“佛灭度后八百年中, 忄乔萨罗国中, 疾疫流行, 病死半分, 经历三年, 不得免难。王臣共议, 立誓祈请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有大悲者, 必来救护。尔时梦见, 圣像具足十一面, 身黄金色, 光明照耀, 舒手摩王顶言, 我以十一面, 守护王国。梦觉告臣, 王臣人民, 一日中造十一面观音像, 一时免难, 以是已后一百年中, 未遭此难矣。”[20]这则灵验故事反映了十一面观音信仰在印度社会的传播情况。
十一面观音信仰在中国社会与民间也有重要影响, 据传梁武帝时期的宝志和尚 (418-514) 是十一面观音的化身。《高僧传》记载:“释保志, 本姓朱, 金城人, 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 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 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 居止无定饮食无时, 发长数寸, 常跣行街巷。”[21]他最初记载的形象是高僧, 但后来又被记载为神僧, 《观音慈林集》记载:皇帝曾诏画工张僧繇画宝志的画像, “僧繇下笔, 车取不自定, 既而以指厘面门, 分披出十一面观音。妙相殊丽, 或慈或威, 僧繇竟不能写”。[22]何剑平教授曾据此撰写了《张僧繇为宝志作画事迹之考释》一文, 考证了张僧繇为宝志作画这一传说的有关信仰及其背景, 并提出了唐宋时期宝志为十一面观音信仰的相关问题。[23]李静的《宝志十一面观音信仰与相关故事产生时间新议》也根据惠洪在《林间录》、《石门文字禅》中的记载对“宝志在唐宋间被视为十一面观音 (或十二面观音) 的化身”进行了分析。[24]
唐代的僧伽也被认为是十一面观音的化身。据《宋高僧传》载, 僧伽为“葱岭北何国人也”, 他幼小出家, 志于四方, 后到“西凉府”、“江淮”, 唐高宗龙朔元年 (661) , 僧伽居于山阳龙兴寺奇居, “自此始露神异”;后至泗州临淮县 (今江苏省盱眙县) , “尝卧贺跋氏家, 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 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 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龙朔二年 (662) , 他被唐中宗封为国师, 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景龙四年 (710) 圆寂, 享年83岁, “在本国三十年, 化唐土五十三载。”后被奉为“泗州大圣”。僧伽圆寂后, “帝惨悼黯然”, “敕有司给绢三百匹, 俾归葬淮上, 令群官祖送, 士庶填阁”, “帝以仰慕不忘, 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 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 故现之沙门相也。’”[25]在后来, 他不仅被认为是十一面观音化身, 而且是泗州的守护神乃至是水神等, 受到帝王的推崇、文人的倾仰以及老百姓的信仰, 在唐代的长安、泗州、登州、幽州、润州等地皆有信仰, 并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信仰,《宋高僧传》同时还记载唐代梓州慧义寺的清虚“夜闻堂东有声甚厉, 即念十一面观音咒”[25], 这都反映了十一面观音信仰在民间的传播。
据文献记载, 十一面观音信仰在藏地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松赞王他知道若要安置众生于无上解脱中, 须依靠一尊佛菩萨, 才能有那样的帮助。于是他依照很多天神之子从空中说出的预言那样, 他从自己的眉间白毫变化出比丘‘阿迦买玛底侠罗’, 来作他的遣使。这一使者运用难以思量的神变力调伏了邬扎玛格萨王, 使他归入佛教。同时他凭那超凡的神变力, 又将国王格萨的兵马剎那间都运到海边的沙洲, 挖出那沙土下面的‘蛇心旃檀’树节, 剖而取出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并从普陀罗迦取得‘牛头旃檀’ (珍贵的沉香) 树节。”[26]此处说到松赞王取出十一面观音像, 并前往其道场普陀罗迦山取得沉香树节。
随着十一面观音信仰在社会与民间的传播, 也开始出现了十一面观音的图像, 其中有绢画、壁画、石雕、铜造像、木雕等各种形式。从初唐时期, 敦煌石窟就出现了十一面观音像, 一直持续到西夏时期, 前后延续长达六百年。比如在敦煌莫高窟的334、321、331、340等窟中均有十一面观音形象。此外,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像、出土于陕西宝庆寺而散见于海内外的高浮雕十一面观音石造立像, 出土于河南荥阳大海寺的六臂十一面观音石造像, 扬州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石造像和上海市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铜造像[27]也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此外, 在山西太原天龙山、云南大理崇圣寺 (三塔寺) 、四川资中、新疆吐鲁番、天津蓟县独乐寺、河南洛阳龙门等地也有十一面观音造像, 这都反映了十一面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在西藏, 也有十一面观音的图像, 西藏发现最早的十一面观音像位于开凿于11世纪的皮央·东嘎1号窟, 图像为十一面六臂[28], 此后十一面观音图像常见于西藏的石窟寺壁画、寺庙壁画、雕塑、唐卡以及擦擦中, 数量之多、年代跨度范围之久, 一直从11世纪延续至近代[29]。在阿钦石窟、帕尔嘎尔布石窟、古茹拉康、撒波拉贡巴以及阿契寺、古格故城白殿中均有十一面观音图像。这些造像反映了十一面观音信仰在西藏社会与民间的广泛传播。
就观音信仰发展史来看, 密教观音继承了显教观音信仰的基本内容, 但在形式上全面密教化。即观音继续是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 也依然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胁侍, 还是具足无上智慧的圣者, 有无限的神力, 可以以各种方式救度无边的众生。在保持了这些最基本的观音信仰的基础上, 密教把观音进一步神秘化、神圣化, 显教观音信仰中的称念名号、观悟智慧、念佛往生、虔诚皈依等方式变成了身、口、意“三密”相应, 于是, 密教的观音信仰的一切内容几乎全围绕此而展开。表现在现实的宗教生活当中, 便是大量密教观音经典的翻译, 密教观音造像的出现与膜拜, 大量神秘的观音咒语以及修持过程中如坛场、印契、做法等一系列秘密法门的流行。总之, 被“三密”重新包装了的观音比以前具有了更大的神力、更大的慈悲、更高的智慧, 从而也具有了更高的权威、更大的名望。
总之, 十一面观音信仰作为一种密教观音信仰形态, 传入中国以后, 不论是在正统佛教领域还是在民间领域都有广泛地传播。其传播的方式, 既有文献的译传, 又有图像的刻绘, 还有咒语的修持;其传播的地域, 既有汉地, 也有藏地、蒙古族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尽管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 但是依然涵摄了大乘佛教的诸多共性, 如对虔诚信仰的强调, 对发心立誓的重视, 对慈悲之心的推崇, 对清静智慧的崇拜, 对极乐世界的向往, 等等。
十一面观音信仰, 体现了智慧与慈悲的融通, 对于鼓舞人们的意志, 提升人们的境界, 乃至促进社会的和谐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李利安,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五台山研究》2018年0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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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