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阅兵后，多家官方媒体转发了《西方历来是东方的拙劣模仿者》一文，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该文指出，西方民族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学（以及文明本身）都起源于东方。许多世纪以来，野蛮而贫穷的西方只能嫉妒地注视着东方。欧洲人在东方获得了代数、化学、物
“新古史辨”加快“重写世界史”
新古史辨组委会
2025年9月13日，首届“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学术论坛在长沙岳麓大学城的千府国际举行。来自全国的30余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参与了研讨。
9.3阅兵后，多家官方媒体转发了《西方历来是东方的拙劣模仿者》一文，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该文指出，西方民族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学（以及文明本身）都起源于东方。许多世纪以来，野蛮而贫穷的西方只能嫉妒地注视着东方。欧洲人在东方获得了代数、化学、物理和天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在东方的影响下，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该文对所谓的主流世界历史叙事，尤其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不啻是一把锋利的剑刺破了西方叙事谎言，为“重写世界史“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
“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学术论坛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召开的。论坛紧紧围绕“重写世界史”这个主题，从不同话题展开，体现了“辨源流、辨真伪、辨范式”的“新古史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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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黄石教授认为，西方学界及部分受其影响的中国学界，基于中性理论和古DNA所构建的文明史叙事，往往矛盾百出、缺乏科学合理性，并对全球学术界与公众造成误导。出东亚说与上限理论不仅在理论与实证层面上有力驳斥了出非洲说和中性理论的谬误，更为建立科学、真实的中华文明起源史提供了坚实基础。西方学者通过把非洲设定为“人类唯一的起源地”，进而将欧洲定位为早于东亚的文明传递链，“出非洲说”事实上助长了“文明西来说”的传播，为其提供了某种科学外衣。西方有意或无意间构建出对东方不利的人类学或历史学叙事，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殖民”。
以“出东亚说”与“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为代表的新体系正在崛起，这不仅意味着一场生物学与分子进化论上的科学革命，也预示着一场关乎文明史书写方式的根本重构。只有发展以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与出东亚说为核心的新体系，才能重建真实的智人起源史和文明史，也才能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并最终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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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施怀德主张“破西方范式迷思，立东方文明新论”，以“稻作·聚落·礼制”重构中华万年文明叙事。他提出以中国新石器时代（古国时代）考古实证为根基，以“稻作（天）·聚落（地）·礼制（人）”三才互构为核心，建构“东方文明范式论”，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起源叙事，系统论证中华文明万年连续性的原生逻辑。
施怀德指出，“新古史辨”应继承顾颉刚学派的怀疑精神，但摒弃其“疏于读书、以西损东”的局限，强调考古实证与文献精研的深度融合。通过“辨源流”（厘清中华文明原生脉络）、“辨真伪”（破除西方标准桎梏）、“辨范式”（提炼东方文明特质）三大路径，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约11000-4000年前）作为中华文明“根脉时期”的历史地位。核心突破在于将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中华阴阳二元观念萌发期）与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华原创思想爆发期）定义为中华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这一论断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作遗存、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与七孔骨笛等实证为支撑，打破西方“青铜-文字-城市”三要素标准对文明起源叙事的垄断。“新古史辨”学派通过考古实证与理论创新，不仅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至万年，更以“稻作-聚落-礼制”范式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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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肖敬东分享了“建木通天：伏羲文化从南方起源到北方融合”的主题。近几十年湖南地区丰富的考古发现，特别是白陶祭祀礼仪用具的刻画符号体系进一步夯实了伏羲文化的南方根基。一直认为中国缺失5-10万年的现代人类活动化石遗迹，但早几年道县福岩洞发现的8-12万年前的完全现代形态人类牙齿化石，具有重大意义。福岩洞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充分印证了冰河期时湖南作为人类核心活动区的地理优势，表明南方地区在人类演化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高庙遗址的白陶八角星、凤鸟、獠牙兽面符号，与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战国）的伏羲女娲图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符号传承链，证实南方是伏羲信仰的发源地。白陶八角星纹寓意着宇宙的神秘秩序，凤鸟和獠牙兽面符号则与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有关，这些符号反映了高庙文化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伏羲女娲图及相关创世文字记载，是目前最早记载伏羲的文献之一，其出土于湖南，进一步表明南方地区在伏羲信仰传承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符号和图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承，展示了伏羲信仰在南方地区的深厚底蕴和广泛传播。而马王堆汉墓的帛画伏羲女娲造像则更进一步证明了湖南作为伏羲源地的多维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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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理事周洲基于《易经》的天下文明观，考察江南作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崛起。他指出，在20世纪考古学取得重大进展前，中华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长期受“中原中心论”支配——黄河流域被看作文明唯一的发源地，而江南地区则常被冠以“南蛮”之称，处于历史书写中的边缘位置。
然而，随着郧县人、玉蟾岩、上山、良渚等遗址的不断发现，并结合《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蕴含的动态文明观念，一幅更为宏大且多元的文明图景徐徐展开：江南凭借其延续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领先万年的农业革命、独立成熟的神话政治叙事，以及开放包容的礼制创造，实现了从“文明源头之一”到“华夏中心区域”的全面演进。该地区不仅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支撑，更以“离火之明”般的开创性力量，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这一历程并非偶然，而是生动体现并践行了《易经》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天地之大德曰生”所揭示的文明发展逻辑。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工商大学教授王佩良通过青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大、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在全球独一无二，从铜矿遗址、冶炼炉埚、模范制作、冶炼配料、铸造方法、装饰工艺等方面可找到丰富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中国确实有过漫长而辉煌的青铜时代。西方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武器、装饰品以及少量人像和动物雕塑上，而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类青铜器少见。
由此可见，在西方古文明中并不存在一个青铜器在生产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时期。即使有一些小型零散的青铜器，也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或者是西方模仿借鉴中国青铜冶炼工艺，而不是其原生发明。西方青铜冶炼工艺和青铜文化源自中国。青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和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自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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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黄守愚认为，“湖南中心论”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中心论”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它的合理性在哪？ 之前看过一本书叫《信仰时代的文明》，里面专门研究上古时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神话里，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2002年他在日本出过一本书，叫《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考证过“中国”的“中”的内涵意义。国内不少大学的所谓“正规学者”，特别推崇《剑桥中国史》，把它当经典，对那些研究本土历史的人根本不重视。这就是文化话语权、历史话语权的问题啊。我们探讨历史，不是要强迫什么，而是要追求真相、追求人类文明的真理，目的是昭示当代、引领未来。
他强调，书写世界历史的意义太重大了，能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过去，尤其是近代以来，身边很多人崇洋媚外。不少人现在对蒋介石翻案，可要是看了民国时期的报刊，会恨死他——1927年汪精卫他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过年”，“过年”就抓，商店关门过年就砸店、罚款，从1927年到1949年一直这么搞。后来才改成“过春节”，否则过年就是违法。还有废除中医、改革文字、取消旧礼，都是他们搞的，当时很多一流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根本没信心。鲁迅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我最近研究近代化工先驱范旭东，发现他那时候就说‘化学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西方的炼金术其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化学、物理学的源头都在中国，只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太被动，丧失了文化自信，言必称古希腊。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自豪地说‘言必称中国’，就像王佩良说的‘光从华夏来’，甚至‘光从湖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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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学者杨文音认为，“冀州中土”史研究上古史的绝佳切入点。《史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上古时期，冀州代表中央之地，对应现代哪里？首先，中国古人认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九州之内，名为赤县；赤县之畿，起自冀州”。《淮南子·坠形训》明言，“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古籍明确记载，尧舜禹都居住和定都在冀州，什么时候即位的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时又可以看到，尧逊舜、舜逊禹，都在“洞庭之野”。也就是说，舜即位是在洞庭之野。这就相当清晰了。《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路史》“虞帝逊禹于洞庭，张乐成于洞庭之野。”定位就在今天的湖南汨罗磊石山，同为中央土德的黄帝和舜帝不约而同地在这里奏乐。
华夏每逢最大级别的劫难，都是靠冀州承托起的。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引《尚书正义》“古天子长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东汉卢植《冀州风土记》云，“唐虞以来，冀州为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王畿所在”。冀州，是华夏的希望之地。巧合的是，就在一百年内的世界大战，中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走上历史舞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确实是洞庭湖湘江一带的湖湘文化滋养的人们。湖南今天是中国的心脏位置，上古时期也是冀州的主要构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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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自媒体大V、北京大学博士王诚提出，要从传统“华夷之辨”也就是天下世界观的视角，去观察当下的世界格局。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三国演义”，而应当用“中华与蛮夷”的视角来看待现在的时代——不是中美俄三国鼎立，而是中华与其他势力的区分。
若把今天的天下形势放在中国历史阶段里类比，非常像战国时代。战国有七雄，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也能大致对应“七雄”：中国如今好比“大秦”，美国好比“齐国”，日本国土较小，好比“燕国”；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国家，类似“魏韩赵”——就像历史上“三家分晋”，从晋国分出来的三个诸侯国；印度则好比“楚国”。
从文明源头来讲，真正的文明源头只有中华。当中华文明走向盛世时，文明的薪火会向遥远的地方散播；当中华走向衰势，或是王朝更替时，周边的“蛮夷”就会显得相对强大，进而进攻我们，但他们也可能保留一些中华此前的文化——就像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
如果说中华是人类历史天空的恒星，那么西方列强就是人类历史天空的流星。而英国和美国只不过是这些流星里面最亮的两颗。早在西方崛起的启蒙时代，西方人巧妙地篡改了世界历史，以公元1500年为起点，将人类历史划为两载。前半断他们虚构了希腊和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后半段则虚构了大地理大发现到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巅倒了世界历史。胡适之将历史视为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就是从西方引入过来的历史观，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那么西方人这么处心积虑篡改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像中国一样做人类历史天空里的恒星。然而，一切都不过是徒劳，德法也好，英美也罢，终究不过是历史天空里的流星，一阵流星雨下过，我们看那天空，太阳还是太阳，仍然光芒万丈，而流星却不在了。流星雨和乌云永远也遮档不住太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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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学者熊剑文认为，上个世纪顾颉刚主导的“古史辨”有负能量，即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以西损东，许多结论不合事实。“西方伪史论”是正能量超标，方向是对的，但过份地否定一切，也与事实不符。
当代的“新古史辨”，主要针对西方历史。起初，“西史辨伪”者，通过深入外国图书馆搜集大量一手资料，铁证“东学西渐”和西方人据东史而伪造西史，有理有据，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后来的“西方伪史论”，全盘否定，视西史一切皆假，甚至认为古希腊及其历史人物都不存在，这就太偏颇了，怪不得被封杀。
他提出“新古史辨”的几条重要原则。一是以习总书记“我国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之三史为纲领。二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工程考古为框架。三是以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枕戈先生《重写世界史》，和黄石教授“现代人出东亚说”，这三家之说为行动指南。总的目标不光辨伪还要证真，不仅辨证古史，还要延续今史，要在此基础上，重修一部以中华为主线的世界万年编年体史书（可先出简本）。
汉心教授认为，所谓“西史辨伪”可理解为互联网信息平权时代的“反建制和反西学主流”社会思潮，属于政治而非科学问题，揭批者的认真与严谨值得尊敬，但用力过度，跟撒谎成性的集团和玩家较劲则大可不必。
亨廷顿的预言需要严肃对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西史辨伪”尽管不被一厢情愿、靠搬弄“洋奴哲学”讨生计的中国学者广泛承认，但肯定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据此，后来居上的中国既无须抄袭西式“殖民体系”跟风学坏，更不能悖逆中国政教文明扶困济弱、替天行道的历史正义，拧着其历史文化真假消耗太多。看清了列强擅用怪力乱神欺世盗名的把戏，更要肩负起黑暗的闸门，穿透时空，以中华实事求是之精神，再次担起重建新世纪文明系统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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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易春秋》作者谷泽奇分享了他的“以易理分析的全球史”。他认为，中国适中纬度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一带就是大陆与海洋相交的全球地理重心，阴阳二气相交汇融结之地，可以类比于太极图中心那个圆点。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活动舞台，可以类比于一个适合不同植物的大植物园或大果园，从中间两分为东半边、西半边。东半边先接受太阳的阳光照耀，阳气生发，西半边后接受太阳的阳光照耀，相对阴性。所以，文明应该从东方大地先生长出来，传向西方。《易经》有一段“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其中第一句就是文明之光“光从中华来”的易理根据。
在大自然中存在普遍的阴阳现象，如日月、昼夜、寒暑、男女等，现代科学中有所谓双螺旋结构，实际上都是阴阳关系，形成的运动都是太极运动。人类文明也不例外。东西方文明的互动生长就是人类文明的双螺旋结构。不过，东西方之间虽然地理上可以大体对半二分，发挥的作用却是有先后主次的，总体运动规则是从东方发生向西方运动，再回到东方螺旋上升。而东方木火及中土有可再生性文明，发展有连续性，西方金如金属矿不可再生，国家衰败了不可复兴。中国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总体趋势是螺旋上升不断壮大的。而西半边的民族兴衰是没有明显连续性的，即使照西方人写的历史看，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兴起了，衰败后基本就消失了，如所谓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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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的主要发起人、大同思想网枕戈回应，世界历史“华夏一戎狄”斗争又融合的互动模式，也可看作一个阴阳互动模式。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他的逻辑出发点是“自由”，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历史之始，但却是停滞不前的。而西方是“自由”的，越往西越自由。黑格尔所说的“自由”，其实是游牧民族从东往西迁徙所体现的“自由”，游牧民族把“自由”看得最重要，而华夏是讲“秩序”的，后来儒家发展出一套礼仪秩序。黑格尔以“自由”主导的线性世界历史叙事，具有很大缺陷。
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阴阳互动，这个模式也适用于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古埃及地区。世界历史依靠这个阴阳太极互动模式形成一种波浪式发展，从东往西推进。而这个动力源在中国的南方，具体说就是“炎黄大战”。
枕戈提出以“炎黄大战”的新视野来重新解释世界历史。他认为，“炎黄大战”发端于环洞庭湖地区，这不仅是理解华夏历史的关键，也是重新理解世界历史的重大开端事件。人类共有一个源头，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两河地区、地中海周围的人类和文明，都是中国炎黄大战后“溢出”来的。6000年前甚至更早的炎黄大战（可能发生多次）就是世界历史之始——农耕族和游牧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世界性大战。司马迁的《史记》从炎黄大战开始历史叙述包含深刻的智慧。
思想家沃格林认为“有多个平行的天下”，黑格尔说“世界历史自东向西”，若把两者结合起来，可认为世界历史是自东向西展开的“多个平行的天下”，依次为中国天下、两河天下、地中海天下。每个天下都包含了“华夏一戎狄”斗争又融合的互动模式。中国南方、苏美尔、古埃及是依次展开的华夏世界，主要是黄种人从事农耕和历法制作，信奉宇宙论秩序；而中国北方的羌狄、两河地区的印欧人闪米特人、地中海的希腊罗马人犹太人等，依次展开为戎狄世界，主要是白种人从事游牧和战争，建立暴力帝国或创建一神宗教信仰。在这样的大框架里，不断完善细节，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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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由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金华山文化研究院、大同思想网等单位发起举办。以后将每年举办一次，把“新古史辨”精神传承下去，把“重写世界史”的事业延续下去。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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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同思想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