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来有点意外，严幼韵这一生的转折点，竟然是从一次战争失踪开始的。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说起来有点意外，严幼韵这一生的转折点，竟然是从一次战争失踪开始的。
1942年，马尼拉战火逼近。
那时候她的丈夫杨光泩，是中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
按常理，局势这么紧张，外交人员早该撤离。
但他没有。
他每天往返于各国侨团之间，四处筹集物资，准备运回祖国支援抗战。
晚上回来还会对严幼韵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跑。”
可惜的是，没过多久，日本宪兵找上门来。
他走出家门时没带任何证件，只说了句：“我去交涉一下。”那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三年。
整整三年，他的生死成谜。
那时候的严幼韵，刚过而立，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住在战乱中的马尼拉。
她没哭，也没逃。
她把原本分散的外交官太太们召集起来，租了一块地，开始养鸡、种菜，还亲自下厨做饭。
她说：“我们不能等着被救，得自己活下去。”
这个“40人家庭”，成了当时马尼拉华侨圈里的一个奇迹。
有人问她：“你怎么撑下来的？”她笑了笑：“还能怎么办？等着死吗？”
后来战争结束，美军接管马尼拉。
麦克阿瑟的夫人琼妮亲自来找她，说：“走吧，跟我们一起去美国。”
那时的严幼韵，瘦得只剩下40公斤。
她没有多说什么，只点了点头。
其实她早就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了。
那种直觉，是骗不了人的。
只不过，她撑着没说出口而已。
回到美国后，她带着三个女儿在纽约安了家。
靠着以往在外交圈里练出的谈吐，她应聘进了联合国，做了一名礼宾官。
那一年，她41岁。
第一次上班那天，有人悄悄问她：“你能准时吗？”她回了一句：“你们都能，我为什么不能？”
从那之后，她在联合国干了14年，从没迟到过一次。
办公室里的人都说，她是“最会笑也最靠谱的中国女人”。
她笑的时候眼角会弯，声音不大，但总让人觉得安心。
而她的第二次婚姻，就发生在这段时期。
1959年，54岁的她，嫁给了71岁的顾维钧——那时候他已是外交界的传奇，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也曾在日内瓦会议上据理力争。
很多人觉得这段婚姻太突然。
可她说：“他懂我。”
那场婚礼很简单，没有媒体，没有喧哗。
只有两人在纽约的一张合影，他穿西装，她穿旗袍，站得很近。
顾维钧晚年曾说过：“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是娶了她。”
他们一起生活了26年。
直到1985年，顾维钧在家中洗澡时突然晕倒。
医生赶来前，他已悄然离世。
那时他97岁，严幼韵80岁。
她就坐在浴室门口，手里还拿着两张麻将牌。
“我们正说好明天请谁来打牌呢。”她说。
之后那一段时间，她情绪低落，体重暴涨，一度接近180斤。
女儿陪她去散步，她却说：“走不动，没意思。”
1994年，张学良到纽约看她，那张合影成了她最胖的照片。
可即便如此，她依然化着妆，穿着得体，坐在沙发上，气场很足。
张学良看着她说：“你还是你。”
那一年，她89岁。
她的小女儿早年去世，女婿唐先生却一直没断了联系。
每年她生日，他都会带着再婚妻子来给老太太祝寿。
老太太笑着说：“我喜欢她，她不吃醋。”
2003年，98岁的她被诊断出大肠癌。
医生建议手术，她一开始拒绝，说：“我够本了。”
后来还是唐先生劝她：“你都活了快一百岁了，不差这点手术。”她想了想：“那就麻烦你们了。”
术后第五天，她就回了家。
几个月后，还邀请主刀医生来参加她的寿宴，跳了好几支舞。
她说：“医生跳得比我还好。”
到100岁那年，她还能踩着高跟鞋去超市，回家还要烤小蛋糕。
每天都要打十几个电话，和朋友聊天。
她最喜欢的，是打麻将。
尤其是那种从早上打到凌晨的局。
她说：“不打麻将，我就老了。”
2005年那次麻将局，正是她百岁生日那天。
她坐在主位，精神抖擞，二女儿坐在对面，眼圈发青。
有人问女儿：“打得过她吗？”女儿叹了口气：“哪敢赢她。”
111岁那年，她还能跳舞。
生日那天，女婿搀着她，音乐一起，她就迈出了步子。
那次宴会还有两位特别的客人：一个是钢琴家郎朗，一个是100岁的贝聿铭。
她穿着酒红色长裙，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的妆容细致。
贝聿铭敬了她一杯酒，说：“你比我硬朗。”
她笑着说：“你也不赖。”
第二年，她安静地离开了，没有住院，也没生病。
只是那天早上没起床。
她的大女儿说：“妈走得很体面，她不喜欢麻烦别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她“84号小姐”了。
参考资料：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2006年
严雪，《严幼韵传：一个世纪女子的优雅一生》，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顾维钧外交文书编委会编，《顾维钧外交文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联合国档案馆，Personnel Records of Protocol Officers （1946–1960），UN Archives
杨雪兰，《回忆我的母亲严幼韵》，《传记文学》杂志，2010年第5期
来源：招财史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