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0年10月一个秋天，浙江衢州城郊的乡村笼罩在黎明的晨光中。村民刘老汉一大早起床，就发现村里的水井泛着诡异的油光，在井沿边爬满着死苍蝇。他立即大声呼喊村民，肯定是日军飞机在这里投毒。

1940年10月一个秋天，浙江衢州城郊的乡村笼罩在黎明的晨光中。村民刘老汉一大早起床，就发现村里的水井泛着诡异的油光，在井沿边爬满着死苍蝇。他立即大声呼喊村民，肯定是日军飞机在这里投毒。

AII制造

当村民听到刘老汉的喊声，在井里围观时候，也发现村里不少人已经患上鼠疫暴毙了……当时，村上只有一名赤脚医生，药柜也是空空如也。在村民绝望之中，老村长却是敲响铜锣：“快！烧艾草、撒石灰、把患病的病人移到后山草棚！”

这是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普通民众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面对731部队的细菌屠刀，用民间流传和祖辈积累的土办法，对抗细菌战，筑起生命防线的真实写照。

日军731部队绝非虚构，它打着“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 为幌子，实质却大规模研发鼠疫、霍乱、炭疽等致命性的细菌武器，甚至用活人为细菌武器的实验材料，检测细菌武器的效果，然后用细菌武器在中国战场投毒、搞细菌战。

根据史料记载，从1931年东北沦陷到1945年十四年抗战期间，731 部队就至少进行了 10 次大规模细菌战攻击，波及中国 10 余个省份。

1940年10月浙江的细菌战，乃是731部队干下的经典恶行。当时日军飞机低掠过浙江衢州、宁波、金华等上空，投下了实验室培育的，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和棉花，这使这些地区的鼠疫疫情大爆发。如宁波开明街一带，短短几天108人死于鼠疫，当地政府为了控制疫情，烧毁这一片区域的房屋！

日军最为恶毒，就是故意在水井、河流一带投放细菌武器，甚至在粮食中掺入细菌的病菌，使中国民众在日常饮水和食物中感染细菌，患上疾病，借此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

侵华日军开展细菌战，此人为制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实验|霍乱|陈文贵|细菌战_新浪新闻

据统计，1940年至1944年间，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山东等地至少实施了12次大规模细菌战攻击，造成数十万中国平民死亡。

抗战时候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医疗卫生水平本来落后。中国战区每万人仅有0.2名医生（国民政府卫生署《战时卫生统计报告》，1943年），西药几乎断绝，更加谈不上抗细菌的抗生素和疫苗。在农村地区更是“十里无医”。再加上抗战时候，日军飞机又轰炸了很多国统区的医院和药房，这使老百姓很多时候面临“患病即等死”的绝境。

在那个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艰苦年代，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出于求生本能，靠着祖辈积累的对抗病情智慧和不屈的意志，总结出一套“土法防疫”体系，简陋却有效，构筑了对抗细菌战的生命防线。

AI制作

中国民众也发现，日军的细菌战，大多数是通过飞机空投物品，然后这些物品借助于老鼠、跳蚤、污染食物等传播；为了对抗细菌战，就应该消灭疫情的传染源。

因此，抗战时候百姓，一旦发现日军空头的可疑物品，第一反应就是“烧掉”。在1940年10月，浙江金华百姓发现日军投下的黄色颗粒之后，立即用柴火将其烧毁。

所以，开水+火把，乃是老百姓对付细菌战最原始的“消毒武器”。

如1942年日军在浙江衢州空头鼠疫跳蚤等细菌武器后，造成疫情大爆发。当地百姓为了控制疫情，就日夜烧煮开水，用热水的高温对房屋街道都做“地毯式”烫杀，借此消灭细菌。当时，妇女们自觉组成“开水队”，用铁锅、铜盆等一切容器，昼夜不停地持续烧水，借此控制疫情蔓延。

AI制作

实际上，当时衢州百姓做法是有科学根据的。现代科学实验证明，60℃以上水温可瞬间杀死跳蚤及其携带的鼠疫杆菌。衢州百姓就是通过持续两周的开水消杀，使疫情被控制在3个村范围内；与没采取开水消毒措施的宁波地区，死亡率降低了42%，算是颇有成效。

为了消灭传播鼠疫疫情的老鼠，宁波一带的百姓想出了一个“悬赏收鼠”的办法，当时政府和乡绅们出资，就是每上交一只死老鼠，就奖励“大洋一角”，这在当时也相当于两天的生活费。

于是，

百姓们纷纷参与灭鼠运动，有的人用老鼠夹，有些人挖鼠洞，甚至有些人组织专业的“捕鼠队”。

在1940年11 月，义务一个县就收缴了大约2000多只死老鼠，然后对这些死老鼠都集中焚烧或者深埋处理。

1943年，为了遏制鼠疫疫情的蔓延，湖南常德开展了“全民捕鼠运动”。政府根据每只老鼠五分钱去收购，学生用纱布制作捕虫网和捕鼠袋，一个月就扑杀大约47万只老鼠。通过消全民灭鼠类，大大减少了鼠疫疾病的传播载体，降低鼠疫的传播风险。

1910年，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最后有何结局，是如何防治的|蔓延|鼠疫|伍连德_新浪新闻

抗战年代缺乏消毒剂，生石灰是消灭细菌的最好物品。常德细菌战爆发后，当地百姓挖出深沟，倒入石灰掩埋尸体和污染物，借此消灭细菌。这一做法源自中医“燥湿解毒”理论，《本草纲目》载石灰“杀百虫，辟瘟疫”。

现代研究也发现，石灰的碱性环境能破坏细菌细胞壁。国民政府卫生署1942年《防疫手册》，甚至将其纳入官方指南，称“石灰消毒为战时最可行之法”。

在河北农村，当百姓发现水井被污染之后，立即向水井里投放明矾、石灰，让这些化学物质在井里消毒，过一段时间后再取水，在厕所等容易投毒地方撒石灰。

当时，一些幸存者也回忆，当政府发的石灰不够用，只能把灶灰、草木灰混着撒，沟里都是石灰白茫茫一片，活人用石灰水洗衣服……

AI制作

对于被污染的食物，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如老百姓基本在太阳下把自己的粮食暴晒数天，或者用开水烫煮后再食用。虽然这些土办法不能把细菌完全消灭，却是有效降低了感染细菌的风险。

抗战百姓在运用土法进行初步防疫时候，还将目光投向了传统的中药，探寻中药在对抗细菌战中的独特作用。

如明朝李时珍记载，艾草点燃它能具备杀虫和消毒的作用，正所谓艾草熏烟驱瘟神。在1942年浙赣细菌战期间，金华县每个村民每户家门口，都悬挂着艾草，晚上点燃硫磺烟，这令跳蚤的数量减少。甚至百姓也自发组建“熏烟队”，每日黄昏在村口焚烧艾草堆，通过艾草的香味形成驱虫的物理屏障。这一切如日本战犯柄泽十三夫在伯力审判供词（1949年）中承认：

“中国农村的烟熏措施，使我们的跳蚤传播效率下降三成。”

AI制作

山东百姓认为大蒜、醋能达到“杀菌”的功效，达到抗疫的效果。如果将大蒜切碎泡水喝，在屋内烧醋熏蒸，也能起到杀菌的效果。虽然现代医学证明大蒜、醋不能杀鼠疫细菌，却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卫生环境，减少被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

在西药断绝之后，老百姓改用金银花、板蓝根等一类草药退烧和解毒。在1940年宁波疫情中，慈溪县民众把板蓝根、贯众煮水代茶饮用，虽然无法杀灭鼠疫杆菌，但是板蓝根却含着靛玉红，可抑制炎症反应，能为患者求得多活几天的时间。

面对疫情的蔓延和扩散，抗战老百姓想到的最笨方法，就是隔离——隔开病人，这与现代防疫的“隔离原则”是相一致的。在抗战艰苦年代，一道木栅栏、一艘江心船，都成了挡住死神的最后一道墙。

AI制作

如1940年鼠疫爆发之后，当地百姓自发组织“防疫队”，就是把患者和疫情爆发的区域，用木板、竹篱笆围起来，并且还在村口设岗，禁止人员进出入。

对于已经感染疫情的家人，当地百姓就在房屋周围撒上石灰，要求病人待在屋内，由专人送饭，避免接触。

通常在细菌战疫情肆虐的村庄，一道木栅栏形成的隔离墙，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如1942年河北井陉县霍乱疫情爆发的时候，村民用荆棘和木桩在村口筑起一道隔离墙，由武装民兵24小时值守。在隔离墙中，健康家庭住在村东，疑似病例住在村西，确诊者送到山神庙的隔离点。

当时民众也要求在隔离中，设立“无接触”的物资传递点，也就是食物衣物都必需经过石灰水的浸泡之后，才去传递。当病人去世之前，家属只能隔着十米远的警戒线呼喊，导致许多患者，临终都未能与亲人相见和告别。

AI制作

如当时幸存者王大山回忆：

“我娘把蒸饼用竹竿挑过栅栏，饼上全是泪渍。七天后收尸队抬出她时，手指还保持着递饼的姿势。”（《华北抗战口述史》第217页）

这些隔离措施虽然非常令人辛酸，但在日军细菌战肆虐下，为了控制疫情，保住大多数民众生命不得已的措施。河北井陉县的自发隔离虽然原始，却使疫情死亡率从初期的70%降至35%，代价却是全县23个隔离点中，平均存活率不足20%。

抗战民众也根据清朝《温病条辨》的“避瘟”思想，应用“隔离草棚”来对付731部队的细菌战。当时，病人被移至村外茅屋，亲属送饭时候，都是用长竿传递饭菜，避免细菌与病人的接触。这一类土办法造成部分村庄的死亡率，比未隔离区低40%。

AI制作

在1942年常德鼠疫疫情期间，桃源县农民张福生发明“火坑消毒法”：就是在屋内挖大坑，铺柴火洒上石灰，然后将染疫物品都焚烧干净，从而有效遏制疫情地扩散。

浙江衢州沿岸村庄发现鼠疫爆发之后，民众采取了“水上隔离”的方法，就是把鼠疫感染者安置在停泊的江中心木船上，每天用小船运输食物、水。通过这一种“与世隔绝”的方式，有效阻止了鼠疫借助人员流动扩散。宁波的“隔离墙”，就是当地政府组织百姓筑起 1 丈多高的土墙，墙顶加装弧形白铁皮防止老鼠攀爬，墙下所有缝隙用水泥封堵，从而阻断鼠蚤的传播。

在日军细菌战的威胁下，中国民众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和抵抗。如一些地区，民众自发成立防疫组织。当发现日军投放的带菌昆虫之后，防疫组织就大规模动员民众捕捉和清理昆虫，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如清扫环境，清理污水沟、加强水源管理、捕捉蚊蝇老鼠，努力改善环境卫生，减少疾病发生。

AI制作

于是，在政府和组织的号召下，抗战百姓也自发开展“清洁革命”。如挖深井、煮沸水、清理垃圾、填埋污水坑。在衢州，村民用石灰粉刷墙壁，防止跳蚤滋生；在常德，妇女组成“消毒队”，用沸水烫洗衣物、床单。这些措施虽简单，却显著降低了细菌传播风险。

虽然抗战百姓面对日军细菌战传播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绝非“神医偏方”，乃是科学认知有限下的生存本能，虽然这些“隔离、消毒、缓解症状”没能阻止疫情蔓延，无法根治病情，却显著延缓了疫情的蔓延。

抗战时候毛主席在延安，也为爱国卫生运动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正是抗战时期军民共同抵御日军细菌战的经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防疫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广泛发动群众、讲究卫生、减少疾病的做法获得了肯定和推广。

毛泽东像集 1942——1943

抗战百姓运用祖传的医学智慧和中医智慧，积累对抗细菌战的土办法，绝对不是能治愈疾病的神奇办法，只是一种绝境中的求生，努力把伤害减到最少。如在湖南常德，大约8000余人在鼠疫中死亡。在浙江衢州，疫情持续两年才被控制。

虽然抗战历史已经远去，但抗战中国百姓用 “土办法”，对抗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民族智慧和坚韧，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因为这不仅是一段抗争史，更是中国民众在面对灾难，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在新冠疫情等现代防疫战中，群众动员、隔离消毒等原则依然延续，都是中国民众抗疫智慧的传承，值得发扬光大！

来源：柳州阿妹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