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年半以后家中方面，初是大伯调做湖北马鞍山煤矿总办，人一高兴就打不好的主意了，忽然想娶姨太太。我以前不是说过的吗，祖母遗命任何人都不准娶妾，大伯就逼着姨姨自己出头对祖父说要给大伯娶小。大伯母做人虽然温和慈善，可是逼她说这个她可不愿意，回大伯说："我这样大岁数了

一年半以后家中方面，初是大伯调做湖北马鞍山煤矿总办，人一高兴就打不好的主意了，忽然想娶姨太太。我以前不是说过的吗，祖母遗命任何人都不准娶妾，大伯就逼着姨姨自己出头对祖父说要给大伯娶小。大伯母做人虽然温和慈善，可是逼她说这个她可不愿意，回大伯说："我这样大岁数了（其实只五十七岁），当然不会妒忌你娶小，可是你说是我的意思要的，我可没有发疯了要做这个事。一则违背母命，二则你现在这样大的家累，已经娶了两房媳妇，有五个孙男女，还做这种无聊的事吗？"大伯就和大伯母大吵，骂不贤之妇。大哥本有肺病，因此一气，病更凶了，而大伯又借口说局内不带家眷不便，祖父年高，姨姨须留家侍奉老父，他有何人照应呢？大哥就说分一半子女随大伯去，留一半随姨姨在南京。大伯不肯，非要儿媳孙男女全去（因知姨姨最爱长孙女），所以结果带了大二哥嫂和孙男女及二姊全到湖北马鞍山住所。一个钱不给姨姨和大姊、三哥用。所以他们生活只得一面由祖父贴，一面就给祖父由英国带回来的天地球的材料等等做成一天球一地球，一对一对地卖给各处学校去，所以那时各校都有我家的天地球仪。

大哥的病日见沉重，而又传给他的大女儿，因为她只五岁，最易传染，结果只五个月就死了。这样一来又给全体送回南京。不久大哥及他三个小女儿和我二姊接连地传染而死，大姊也因看护他们，又在六个月后也传染死了。前后九个月零四天，死了七个人。这一场大悲剧真是惨不可言。大哥一房六个人只存了大嫂一个。姨姨么，是心爱的人大都死了。这时大伯的迷信又来了，自己非常懊悔，对姨嫂赔不是，觉得都是他自己造的孽了，所以家庭中由乐剧变成悲剧，自然不必说了。而我个人向来对大姊的感情胜过任何人，大姊这一死，我觉得什么依靠都没有了。姨姨舍不得给大姊的棺材早出，就留在她自己住的院内停了一百天，姨姨就终日在棺材旁边念经。我也每日总回家一趟，到棺材旁边坐一下哭一阵才回到学校去，姨姨又恐传染给我（中国棺材封是封得非常密，并且大姊死后叫南京鼓楼医院来人照外国法子消毒的），算定下午我回家时就给隔子门锁上，她自己也坐在廊檐下等着对我说："兰仙！我现在所爱的都死了，只有你一个，幸而早过继出去；你必定要好好地保重，不要使我失望。大姊虽死，她还会保佑你的。你将来一定有大的希望，你必须乖乖的，不到棺材面前去，等过了一百天就运回安徽去安葬，等你将来发达了再回到安徽去上她的坟去。"我答应了姨姨，可是我每日仍旧回家看一次，在院内站一下再回学校。

那一个院子以后别人都不愿住，都因为停过三个棺材。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回南京，我就修理那个院子的房子，和我丈夫、四个小孩住在里面十个月，到我自己房子盖好才搬出来，我一点也不怕。我也还有那个迷信，觉得大姊最爱我，我住在那儿不怕的。我们搬了以后我三哥他们才敢住进去。所以大姊之死，是我生长到现在最伤心的一样事。

学校一方面也有事发生了，就是校长沈士然放了江西藩台，而周玉山又调到北京内用，多数人提议请女校长，就请了安徽出名的吕惠如（她的妹妹碧城，在那时女界中是很出名的）,在中国学问一方面倒是琴棋书画都好，也到日本去过一年，可是对于普通的知识不很长。一到就提议给学校改为师范，与我们所希望的不同。其时英文教员和算学教员都和她合不来，都辞退了，所以我们也打算换学校。贯虹父亲又死了，她的哥哥都要到日本留学，愿意给她带走；蔡苏娟要改到苏州美以美会办的景海女校去。我还待了三个月，觉得无味，和祖父说我到上海中西女塾去好不好（因为以前的英文先生孙小姐是从那儿来的），祖父说也好，不过是教会学校，对于国文太差，等过年父亲回来再说吧。

那时候父亲和姑母他们大家合开的矿忽然出水，大赔本，连我们的教育费都用了，听说都要回南京。可是我父亲的公事还是照常。祖父说只要我父亲答应我转中西，无钱他可以给我，父亲好久无信来，年假我就到大冶去看我父亲。父亲姑父都赞成我去，并说正月他们两个人亲自送我到上海去。

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我忽然得了湖北省发行的彩票第三彩，八百元。这次真是冤枉，每月我们大家三四个人总买六元一大张，买了两三年了，最多也不过得十二元的小彩。父亲总笑我们真爱国，因为长期算起来当然是政府赚了。这次大家又说买，我就提议不买了，萧家大哥说："你不是闹要到上海进学校没有钱吗？这回你一个人买一大张吧，得头彩五万海进学校没有钱吗？这回你一个人买一大张吧，得头彩五万元，二彩二万五千，三彩一万元，多好。"我说："要有那个命得呢！为什么两三年都不得，现在就忽然会得吗？我不要拿热钱赶冷钱去了。我一定不买。"大表哥再三说这次邮差已经拿来了，不好再退（小地方都是归邮差带来的）。我说"我再准备丢六毛钱吧"，拿了一条，其余给局内大家分了，一个守门口的护男兵买了四条。到十二月二十三，报条来中了三彩，是一万元，由发行处扣二成，所以只得八千，每条八百元，真是命啊运啊，每次总不止一条就总不得，这次还硬分给别人倒得了。守门兵拿了三千二百大洋，事也不做了，买了好些田，回家过快活日子去了。我呢，拿了八百元大家都来分红，结果我自己只得了三百十元带到上海用去了。正月十七，父亲和大姑父两个人一同送我到上海。住在三马路惠中旅馆里，预备入中西。

第二天到上海高昌庙兵工厂里去找大表哥，问他报名的事（因为以前托过他就近报名的）。大表哥告诉我们中西指定要舒新城保才收，因为他们收没有进教的学生，须要他们知道在教而有名的人保才能收。舒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那时也是兵工厂的英文翻译，而又是美以美会的教徒，所以要他保。又须指定大表哥是住沪的家属。每月可以接出来一次﹣﹣其实大表哥嫂接我出来都是做些犯规的事，吃馆子咧，听猫儿戏，听唱说书之类。

我到了校一个月，我觉得中西好些规矩守旧得不得了，也专制得很。有些学生的习气也腐化，而装饰穿戴都讲究得不得了。多数学生是买办开洋行等等人家的，或是老教会会友的女儿居多，外国人的女孩子当然不进我们的学校，因为她们都进外国人给自己小孩特设的学校，好让她们长大了不懂中文。连为中国人开的中西女塾里也是英文比中文注重。我在旅宁的时候中文差，别的科目强，可是人了中西我的中文插在最高一班，都念《左传》了。我算学是第二班，而英文插在第五班了，有时先生还叫同学们帮我补一点英文。

我虽然不太喜欢这学堂，可是和许多同学做了些好朋友。我最记得的有陈昭兴，她一下班就抓我一道读英文，她的中文不好，我就教她中文，两个人非常好。还有么，还有潘﹣-玉﹣﹣美，司﹣﹣史凤美（我想得这么慢，因为我现在写的时候把她们名字口里念成国音，可是那时候我虽然不大说上海话，那些同学名字全是上海音叫的）。一道做朋友最好的还有唐玉美、唐玉瑞姊妹两个，还有丁美英。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陈昭兴和唐玉瑞。陈帮过我英文不少，可惜在我离开中西后不久就死了。唐的为人以后虽做过很高的地位的太太（蒋廷黻的太太），但是一直温和性情，一点不骄傲，三十年未改。丁美英后来是名医，可是我们同学时，常起冲突。她爱管人，我不爱人管，所以总是打架。多年后我到天津看她的医院，提起旧事来还笑得不得了呢，

第二年暑假回南京，我切身的问题又来了，因为自从十六岁正式下定起，我父亲对表弟又出过条件，表弟也答应独立以后再结婚，这么一来我父亲对我退婚的口气又渐渐紧了。我自己也总觉得第一步革命已成，再硬做下去，觉得负了表弟的好意，并且让父亲食言也不好。可是同时这是我自己切身的问题，怎么，就这样算了吗？所以我心里常常嘀咕，凡是别人一提到婚姻问题，我总老想到我自己头上。

那年的夏天郎二姐（姨姨的内侄女）头长了个疗子。他们用热湿布咧东西子给她捂，捂到出头了把脓出干净了就好了。一天早上我坐在祖父格子门口，谈到生疗子，又谈到婚姻制度。我就少不了又用在自己的例子上去。那时离我生日五个月，到中国岁数已过二十岁了。我问祖父说："我的疗子几时可以出头了煞？"

祖父不响。他拿一双四千年文化的眼光来照在我这二十世纪的问题上。过了一会儿说："传弟，你要是真是觉得那么样啊，那我们得想法子。不过你主意是决定了吗？瑞景这孩子很不坏，你知道，你不会后悔吗？"

我就很简单地说："不！"

那么现在就是这事情应该谁对谁提。这类事无例可援，因为是很少前例的。我起先想既然这亲事是杨家和程家定的，解约也应该是两家的事了。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个人与个人的事情，我既然主张个人的自由，应该由我写信提议退婚。祖父赞成我第二个办法。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很文的文言信（当然那时候只有文言了），让祖父看了改。全文我现在不记得了，稿子在浙北辛亥革命时候烧了，但是里头还有四句我还记得："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祖父看信稿看到这地方，他说："传弟，你真是成人了，证明你是配有自由权的了﹣﹣因为又按古礼，又不得罪二表弟，又成全他母子日后免伤感情。我知道你将来对于自己的事情、对于帮人家的事情都会弄得好的。"我说："我不敢说，我怕大伯和姑母一定还要跟我大闹的，因为姑母近来常说我懂事了，她一定不肯丢手的。"（我因为怕姑母说我好，所以当她的面就常常的更装出不好的样子来给她看。）祖父说："你还有五个月想想呢。到那时有必要的时候，我有权可以帮你说话。你现在回学堂安心读书好了，就当没有事情一样。"

我把信稿折起来，封在一个空白信封里，暑假一完就回上海中西去上学去了。这次跟祖父谈的一番话就只郎二姊一个人在旁边听见，她就替我守了五个月的秘密。

我在中西有一度考虑过转学苏州景海，后来又因为学校要我进教，闹得我停学。我旅的同学蔡苏娟自从我到了中西、她的父亲死后，她就到苏州景海女校念书，想要我去。我回信说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教会学堂，不愿再换；以前的不高兴也是为大姊死，又为自己婚姻问题种种原因，所以使我在学校里更不快活；这半年来觉得好点。可是学校方面对人行为我总觉得洋气太重，无聊的事太多。暑假后我就到苏州去看看，觉得那儿也是一样的，所以还是回中西。

十月里美以美会大年会，美国派大教士来，先到苏州东吴大学和景海女校开会演讲，完了就问："谁现在忏悔来受吴大学和景海女校开会演讲，完了就问："谁现在忏悔来受洗礼？"蔡苏娟就站起来说："我懂了，我现在愿意受洗礼。"苏州各校大哄起来，一下大家就传到各处去，因为那时官家闺秀人教的还很少呢。蔡苏娟又告诉她们校长白小姐说我在中西，叫她们劝我入教。所以她们到上海来，白小姐告诉中西校长预备叫我也在那时受洗礼，我不肯。那几天上下午和晚上都叫我到校长室去祷告，并叫我以前的英文先生孙小姐劝我进教。有一次在我床前祷告祷告我睡着了。因为这大不敬的事，学校还给我记过。

后来弄得我真烦起来了，我对她们说我绝对不能人教的，因为我家里一定不愿意。虽然我祖父说宗教自由，可是我现在对这个一点没有研究，人教也不过是盲从而已，我连活着做人我都要由我自己细想了再定如何，我现在怎么肯给我的生后听人说说就照着信了？她们见我再三不信，就不高兴，校长说到毕业时总是要入教的。我问这是这个学校的条件吗？她说虽然没有这个章程，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未进教毕业的学生呢。我说到那时再说吧。到十二月正大考时，家内接二连三的信催我回家，因为他们也知道蔡苏娟进教和现在她们逼我的情形。所以这都是我后来退学的原因。

十月间父亲有事到上海，要接我出来住几天玩玩，叫五叔家的五弟弟去接我去（其时四、五弟都在上海进学堂）。中西的规矩，家不在上海的，除指定的亲戚可接以外，其余的都不能接，这次是我父亲到了特别打电话给校长他才允许的。但是还要给我叫了去问："可是你的亲生的父亲？"他是外国人，说中国话那样说法，没有料到正问在我的病上，父亲虽然是父亲，可不是亲生的。我向来讨厌他们的腐败和专制，懒得解说给他听过继不过继。我就回："我叫父亲总是父亲，总没有人因为要出去玩而乱认父亲的。"五弟来接时，校长又叫五弟和我一同到她书房去，问这是你的亲弟弟吗？五弟快快地回她是的。她又问是你同父的吗？五弟点点头。又问是你同母的吗？五弟回她我家可没有姨太太！她笑了，说中国像你们这种人家没有姨太太很少的，那个意思还不相信似的。（我常觉得她们这些人以为不在教的都不是好人，可是我可以指得出多少在教的很多是坏人来，在中国从前进教的人倚赖教会外国人的势力做坏事的不知多少，所以才使得一般人看不起他们。）我和五弟出来以后，就到大马路东亚旅馆看我父亲。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诧异我为什么戴孝，我就告诉他学校里为带国孝的事还闹了一点小的风潮。我们虽不要给旗人戴孝，可是为国家体面关系，不得不这样做。父亲笑笑说："这不是家里，你在街上说话要留心一点。"

说到带国孝的事是这样的。一九 O 八年光绪和慈禧太后两人同几天之内死了，学生们要求放假和做一个特别礼拜，算国丧。起初校长不肯，说："我们是教会学堂，不管你们中国事。"学生们回她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说不管中国事呢？教会是劝告人信教，不是叫人不要国。"这样子我们觉得她太拿中国人看不起了，全体大闹起来，并公推汉文教员范子美先生去交涉，结果放了三天假（赵元任插话：你们小妞们真不中用，争到三天假就算多了。我们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放了两个礼拜假，我还有工夫回常州吃白煮螃蟹呐），在礼拜堂做了一个国丧的礼拜。我们全体学生还扎上黄头绳子，就像外国人扎块黑布似的表示丧事。

我把这些情形讲了给父亲听。讲完了父亲就带了我和四、五弟三个人到处玩，买东西，又给我做了好些衣服，还打了一对金押发给我。

这三天因为放假，所以我们玩了个够。空闲时我就拿出预备好了的退婚信稿给父亲看。他看了叹了口气说："你一定要这样办，我也不勉强你，可是对二表弟有点对不起似的。"我回他："一个人要改革一样事，总要有牺牲的才能成功，不幸给他遭到了，我只能对他抱歉就是了，我不愿因此不做。"父亲说："那么你可不可以在信上加一笔，声明牺牲你自己不嫁，将来自己独立？我也是向来拿你当儿子看待的。"我回答："那太可笑了。第一，我不要有条件地改革婚姻制度；第二，他也不见得为着和我退了婚将来就不娶，我何必白贴在里头呢？第三，因为这个缘故，我更应该嫁，才能给这个风俗打破。但是我嫁不嫁须看我将来认识的人而定【元任，我定得对不对？（赵元任：你退得对，定得对，我后来也是退得对，定得对，不然不是娶不到你了吗？）】，我自然不会专为破除风俗乱找一个人来嫁，自然有好的我才嫁呢。我现在何必要来一个声明管着我自己将来不和男子往来呢？"父亲说："那一切由你好了，我也不赞成，也不破坏。既是祖父出头，大伯和姑母不能不答应的。若是他们拿我推，你就说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四个人在上海一共玩了三天半，父亲就给我送回学校，他又办了三天公事就回大冶了。我是十一月初三生日，初四我就给信寄给二表弟，一直到二十才得着他的回信，也没有说可否，只骂我不顾他的苦衷而已，我就以此为了了。

十二月十六放年假回家，一看我父亲也从大冶回来了，我吓了一大跳，不知何事他回南京。祖父再起头告诉我，我信出来以后，二表弟给信拿出来给姑母和大伯看。姑母不依，对大伯说，你生的好女儿！大伯气得不得了，当时就要给我从上海叫回来捉了嫁，不嫁就处死我。姨姨说："你不能管，虽然是我们生的，可是出世就过继了，须由二叔来做主。"祖父就骂大伯："这样大岁数了，一开口就处死人。这个事我早知道，现在谁也不准闹，等年假传弟回家时，一同给老二叫回来，由我做主定当这个事。"所以我回家时父亲已回来了两天了，并且他偷偷地告诉我不要乱闹，一切等祖父说话。

祖父一开口就说："一个人若是总不愿这样事，一定要他做，一生不能好好过的。所以从古以来不知牺牲多少人。我们人类总要给各种事往好里改良。婚姻这样事几千年下来流弊不知多少。就照外国半自由也不能说全好。不过如能自由，在精神上总有一时的痛快。你们现在口口声声地说母命不能违，那么我是父亲，我可以能来给悔这个约。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再闹了，要说不能悔母约，父命也是不能违的。将来传弟有不规矩的行为，你们做父母的自然还是要管她的，可是这件事谁都不准再提了。"

大伯气得不得了，但是不敢违背祖父的命令，只说了一声："那么以后不准再嫁。"我正要说"那为什么﹣-"，父亲站在我背后，推我一下，轻轻地说："现在不要多说了。"所以我半话还没有说完，这就把十九年以来的仗给打胜了，现在可以算是无条件的自由了。我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杨步伟（1889—1981），出身南京望族，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年，与赵元任相识，次年结婚。1938年，全家赴美，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