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激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市场微观层面的关键任务。企业领导者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肩负起这份责任。责任型领导紧扣新型生产关系的特征与要求，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适宜的领导范式。

导语

文 / 徐立国、富萍萍、周云杰

新一轮科技革命势头强劲，正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重塑，国际竞争格局将进一步刷新。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刻不容缓。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融入与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革，新质生产力不再局限于“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的传统形态，而是强调在这三个要素上创新与质优，成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的生产力新质态。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力由低技术的“简单劳动”转向高技术的“复杂劳动”，突出创新人才的融入。生产资料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特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已成为驱动新型生产资料的主要力量，数据成为继劳动、土地、资金、设备、技术等之后的新型要素。生产对象融入更多高技术化、非物质化元素，转向专注附加值提升的非实体化创新。相比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内涵上强调创新，在外延上强调“复杂劳动”的质优劳动力、数智化的质优生产资料和非实体化的质优生产对象；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深度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从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切入。就产业层面而言，互联网的实时链接催生了多样化的组织生态，生产关系更多体现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产业深度融合。多样化的组织生态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场景，成为产业创新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就企业层面而言，生产关系更多体现为企业基于生态视角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融合。组织生态最为核心的是企业与多元主体的多元复杂互动，在多元复杂互动中平衡与发展，通过价值的有效分配，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无论是在产业还是企业层面，新型生产关系都避不开组织生态这一概念，组织生态已成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必由之路。

组织生态孕育了新型生产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企业领导者需要面向组织生态中的多元复杂互动关系，关注各相关主体在生态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关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产品分配的形式，平衡与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企业领导者通过有效决策构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生产关系及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生产关系，而关注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的责任型领导为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保障。由普雷斯（Pless）和马克（Maak）于2005年正式提出的责任型领导，被界定为“发生于社会互动中的社会关系和伦理现象，目标是建立和培养可持续的信任关系，协调责任行为，以达成共享的企业愿景”。责任型领导强调面向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复杂互动，以应对全球化、复杂、不确定及紧密互联的商业环境，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在个体领导层面的前因找到了载体。

新型生产关系的特征

新质生产力生成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速发展。“新”的生产力质态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是基于生产力的经济联系与结构，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等。新质生产力在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对象三个要素上的“新”及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质”，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的特征。

首先，新型生产关系具有生态融合性。第一，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高端劳动者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培养或聘用，而是需要基于组织生态整合人才资源，实现人才的生态性融合。例如，海尔一直强调“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充分体现了对打造人才生态的重视。第二，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资料融入更多数字化、智能化要素，劳动对象非实体化，这亟需产业间尤其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实现深度生态融合。第三，新型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上强调企业间的生态性融合。随着数智化的发展，数智化的生产工具和数据要素越来越呈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新型生产关系大大弱化了生产资料的排他性，从而使大量异质性的企业能够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共生的价值生态体系。总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推动不同产业企业形成生态。

其次，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多元互动性。就企业内部而言，传统生产关系主要基于雇佣劳动模式，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处于雇佣和从属地位。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掌握创新性、专用性知识与颠覆性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在价值循环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加之股权等多种分配方式的创新，简单的雇佣关系会转变为价值共创的多元互动关系。同时，数智化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协作，弱化了部门化特征，为多元劳动关系的协同提供了条件。就企业外部而言，企业需要建构或融入组织生态，与“政、产、学、研、用、金”等多元化主体进行多元互动，开展一系列生产与创新活动，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化价值主张，进行有效平衡，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

最后，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多样化的分配方式。随着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渗透，不同产业及企业之间产生了更紧密的业务交叉、数据联通和运营协同，形成共生的生态价值循环体系。在组织生态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往往具有差异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诉求，企业领导者需要运用基于知识、技能、贡献等因素的多样化分配方式，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同时也要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优化新型生产要素配置和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保障分配的有效性。

新型生产关系对企业领导者的要求

新型生产关系对企业领导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领导者需要深刻理解新型生产关系，关注其特征，聚焦组织生态中的多元复杂互动，整合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平衡多元化的价值主张，构建生态融合、多元互动、分配多样的新型生产关系，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与主动增效，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打造。

以组织生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态融合性特征要求企业领导者具备生态思维，建构或融入组织生态，以组织生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穆尔（Moore）类比自然生态，提出商业组织生态，即组织与组织或个体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强调组织的特定角色对环境的主动性。企业内部的部门、团队及个体与企业外部的各个市场主体建立深度链接，形成组织生态。

第一，企业领导者需要优化组织结构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首要基础在于市场中基本经济单元，即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打造——构建扁平化、网络化、自组织的组织结构。企业领导者要重视员工在组织生态中的作用，建立基于信任、尊重和共享的劳动关系，打破传统部门壁垒，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保证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有效性，以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例如，海尔直面“破”与“立”、“僵”与“活”的挑战，去除中间层，打破僵化的管理惯性，运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通过小微化、创客化延伸客户需求触角，激活人性，由被动指令式转向主动迎合式。

第二，企业领导者需要建构与融入企业外部的组织生态。对于单个企业及其领导者而言，组织生态一直有着客观存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论争。客观存在论强调组织生态相对于单个组织是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即从企业诞生、开展业务起，组织生态就已经存在了。社会建构论强调组织生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本文认为组织生态的客观存在论与社会建构论均有合理之处，而企业领导者在组织生态的建构与融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企业领导者与供应商、客户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共享信息、共同研发、联合营销等方式，实现生态的优化和协同发展。例如，海尔张瑞敏、周云杰对“链群模式”及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打造，方太茅忠群对供应商与经销商的厨电生态的打造，均是企业领导者主动建构组织生态的例子；中兴精密在张忠良的领导下积极融入各个产业生态，是企业领导者领导融入组织生态的典型例子。

第三，企业领导者需要推动数字化转型以支撑组织生态的功能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打造与培育离不开数字化技术这一特殊生产资料的渗入，而由此催生的新型生产关系，更需要数字化技术的基础性支撑，进而建立深度高效的链接关系。数字化为组织生态奠定了信息、数据深度链接的基础。就企业内部而言，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绿色化；就企业外部而言，数字化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实时沟通与协同提供了可能。

以道德和伦理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

对于企业而言，新型生产关系是企业组织生态中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往往相互冲突，形成多元复杂互动。因此，组织生态中的企业领导者至少要承担三大责任：一是在多元复杂互动中实现企业价值主张的责任；二是在多元复杂互动中关注并帮助其他互动主体实现价值主张的责任；三是承担新质生产力培育及打造以支撑产业优化与升级的责任。这三大责任互为前提，融为一体，赋予企业领导者重要使命。

企业领导者可以自由选择责任对象，在合法的前提下，可以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也可以只对自己企业的价值主张负责。然而，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需要组织生态内各主体多元互动基础上的价值共创，而价值共创的前提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得以实现。所以，在新型生产关系中，只关注自身价值主张的企业领导者难以融入组织生态，更无力打造和培育新质生产力。遵循自我心智的道德性和多元复杂互动的伦理性准则是保障企业领导者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主张的前提。

道德是向内的，是对自我修养的规范与框定。道德不强调对外的互动性，是向内的自我修身的逻辑系统，规范了企业领导者的基本思想与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开始。中兴精密集团董事长张忠良在企业中强调“拼命干，心向善”的价值观，是在自身实际行动的基础上走向真善美。这是企业领导者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性体现，为其关注并帮助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主张奠定了自我心智的基础，是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最微观层面的根基，也是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打造的基础。

伦理是向外的，是对外互动的基本准则，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如儒家所讲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即为五种互动关系，需要遵循忠、孝、悌、忍、信等准则。新型生产关系强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融合和多元互动，强调要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而前提是要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海尔张瑞敏、周云杰强调的“诚信生态、共赢进化”、方太茅忠群强调的“仁智勇”、固锝吴念博强调的“内求利他”均体现了企业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中对伦理准则的遵循。

总之，遵循自我心智的道德性准则和多元复杂互动的伦理性准则是企业领导者建构或融入组织生态的前提，是感知与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主张的保障，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实现组织生态价值共创进而培育与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以智慧应对组织生态中的多元复杂互动

关注组织生态中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是多元复杂互动的前提，应对多元复杂互动则是实现组织生态价值共创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互动具有复杂性。登纳德（Dennard）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多元互动的复杂性不仅源于互动主体数量的增长，更源于主体间相互作用及其不可预见的结果。安德森（Anderson）、梅拉利（Merali）和艾伦（Allen）等学者将互动主体之间的不可预测性及其持续变化的属性，诠释为系统内众多组件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这具体表现为互动主体的多元价值主张交织缠绕，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复杂的价值网络，呈现出流变、不确定及不可预测等特性。赫肯森（Hakansson）和福特（Ford）等学者认为多元复杂互动是多元主体之间不断演化的、持续的关系，嵌套于互动主体的心理过程。因此，本文将多元复杂互动界定为拥有各自价值主张且动态生成互动意义的多元主体之间的流变关系。

对于组织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与活动（activities），不能过多倚重还原论（reductionism），将其简单分解为线性的二元关系（bilateral relationship）。艾德纳（Adner）2017年特别强调“组织生态情境本质上是多元的（multilateral），其中蕴含的多元互动关系不可简单分解为二元互动，孤立C仅分析A和B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组织生态中的多元复杂互动需要领导者的智慧应对。海尔张瑞敏强调“自以为非”与“思方行圆”的思维，华为任正非强调“灰度”的魅力，阿里巴巴马云强调“太极”的哲学，小米雷军强调“顺势而为”的逻辑，都是企业领导者对多元复杂互动的智慧应对，体现了道家“道生万物”“无为”“阴阳”及儒家“灰度”“中庸”等哲学思想。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领导范式：责任型领导

相比聚焦于“领导-下属”二元互动的传统领导类型，责任型领导更具战略导向，强调面向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复杂互动，关注多元互动关系的伦理性和个体心智交互的道德性，直接触及组织生态中多元复杂互动中的伦理与合法性，是构建强调生态融合性、多元互动性、多样分配性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适宜领导范式。

首先，责任型领导肩负责任使命，面向组织生态，能够有效支撑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态融合。责任型领导被界定为发生于社会互动中的社会关系和伦理现象，在全球化、复杂、不确定及紧密互联的商业环境中发挥相应责任，目标是建立和培养可持续的信任关系。可以说，责任型领导的提出是紧扣当前的组织生态情境的。责任涉及一个人对外界的“响应能力”和“反应性态度”，具有指向性和情境性，因此，责任型领导肩负的责任使命具有复杂性。例如，海尔的张瑞敏肩负工业发展责任使命，打造卡奥斯工业互联网生态，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方太的茅忠群肩负高端厨电责任使命，打造厨电生态，联动供应商和经销商，用爱服务千万家庭。专注社会互动关系的责任型领导从本质上与组织生态相匹配，能够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态融合。

其次，责任型领导强调道德与伦理准则，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主张，能有效支撑新型生产关系的分配多样性。责任型领导的责任是个体责任与职业责任的融合。个体责任是领导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对自我认知与追求的责任规范，强调领导者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准则遵循；职业责任体现为工作中的职责与要求，受合同与法律约束，强调对外互动的伦理准则遵循。吉尼（Gini）1997年指出领导是“一种过程、领导技能、个体、领导特质及工作职责的微妙组合”。责任型领导者拥有个体责任，在自我心智交互中受道德准则约束；作为企业的领袖，又拥有角色与职业所赋予的责任，在多元互动中受伦理准则约束。对于领导者而言，责任是个体责任和职业责任融合的呈现，个体责任由领导者的社会化过程和价值观决定，对象选择强调自由。因此，个体责任融于职业责任时，就产生了领导者各异的责任取向。但是，无论哪种取向的责任型领导，都聚焦于领导者和责任对象的互动关系，即马克（Maak）和普莱斯（Pless）强调的“关系是责任型领导的核心”。所以，强调道德与伦理准则的责任型领导更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并能通过多样化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如海尔张瑞敏推行“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人即员工，单即用户，强调用“人单合一”的价值共创机制实现员工与用户的差异化分配方式。

最后，责任型领导强调道德与伦理基础上的智慧，聚焦应对多元复杂互动，能够有效支撑新型生产关系的多元互动性。在组织网络链接关系基础上，组织生态更加强调参与主体之间的多元复杂互动。犹如生物体之间的营养性联系，组织生态内各参与主体之间基于差异化价值主张相互依赖，体现了组织生态与多元复杂互动之间存在根本性联系。组织生态的参与主体如生态学的生物一样，是多元的；主体间的关系，也如生物一样，是相互连接的非线性复杂关系，具有整体论范式下的涌现属性和现象学特征，呈现出“共生”的流变状态。从组织生态的目标来看，参与主体不仅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主张，还要实现其他生态主体的价值主张，最终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总体而言，组织生态的参与主体、关系、目标均具有明显的多元复杂互动性，正如艾德纳（Adner）所认为的，组织生态的本质是多元复杂互动。责任型领导不仅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更基于道德与伦理基础上的智慧，有效应对多元复杂互动，实现各个主体的共生与价值主张，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和主动增效。

总之，责任型领导的使命紧扣新型生产关系的特征与要求，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适宜的领导范式。

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微观基础：责任型领导者的特质

组织间的多元复杂互动首先是企业一把手之间的互动，组织的价值主张受领导者价值偏好影响，而领导者价值偏好则由其特质所决定。也就是说，新型生产关系下的这种“跨组织的过程需要特殊的领导特质”。因此，超越领导认知与行为内生性困境的领导特质成为责任型领导者应对多元复杂互动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微观基础。至少有三类责任型领导者特质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中发挥了作用，即道德型、伦理型和智慧型。

首先，责任型领导者的道德型特质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力量。道德型特质是责任型领导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家庭、教育及文化等影响，逐步形成的反映领导者自我内向的修身素养类特质。如海尔张瑞敏的“自以为非”“勤奋好学”“家国情怀”等即属于自我心智交互的道德型特质，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力量。

其次，责任型领导者的伦理型特质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力量。伦理型特质是责任型领导者在外部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伦理准则的内化。如方太茅忠群对“仁”“智”“勇”等特质展示了多元复杂互动中对强调互动准则遵循的伦理型特质，决定了互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关键力量。

最后，责任型领导者的智慧型特质是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终极力量。在道德型与伦理型特质基础上，智慧型特质使责任型领导者能够有效平衡多元主体的差异化价值主张，应对多元复杂互动。例如，海尔张瑞敏的“思方行圆”能有效应对多元复杂互动，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终极力量。

责任型领导者的三类特质交融在一起，合力支持生态融合性、多元互动性、分配多样性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应对组织生态中的多元复杂互动，实现组织生态的价值共创。

结语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每一次重大变革与发展，离不开宏观层面国家政策的创新与实施，更离不开微观层面个体力量的发挥。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更激发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市场微观层面的关键任务。企业领导者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肩负起这份责任。关注多元复杂互动，强调道德与伦理准则的责任型领导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态融合性、多元互动性、多样分配性特征相契合，以道德型、伦理型和智慧型特质发挥作用，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任。

关于作者 | 徐立国：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富萍萍：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教授；

周云杰：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责任编辑 | 刘永选（liuyx6@sem.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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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管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