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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双胞胎G要毕业了。他的下一站是不丹。他要去不丹帮不丹政府建造智能城市。
说G是我的学术双胞胎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我们一个人在西海岸，一个人在东海岸，几年来可能也就当面见过两三次，但他在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我学术上最亲的大兄弟。我的导师和他的导师是老相识。我博一没开始多久，我导就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合作者——他和他的导师。我们四个人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保持着每周一见的频率。而我和他的频率更高，平均一周能在网上见个两三次。
G他比我大一届，也要比我早毕业一年。我一直心里都盼望着他揭晓毕业后的打算，颇有一种想借学长作业抄的心态。我俩接受过的训练、专攻的领域，基本上都一模一样。我俩的毕业论文内容甚至重叠到需要查我们各自学校的政策——到底能不能写这么像的毕业论文？幸好答案是都能，不然我俩就惨了。
他之后无论选择干啥，都能给我很大的参考价值。结果他要搬去不丹了。
这一切或许早有伏笔。去年春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彻底消失一段时间，身上不会带任何的电子设备。我当时以为他要去参加什么冥想禅修营。结果他回来跟我说，其实是他去不丹爬山了，故意没带任何电子设备。他和他爸——一个人从美国飞过去，一个人从德国飞过去，两个人约一个时间在机场见面。
我问，不丹好玩吗。
他说，真的太好了，你就在大山之间。
一年之后，他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转身向山里走去。他没有走任何MIT博士的常见路线。没有创业。没有去咨询公司。没有去科技大厂。没有继续在学术界里驰骋江湖。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睡醒了想，临睡前想，开车的时候想。我想我在干嘛？我想我之后要干嘛？
我坐在湾区永远拥堵的101高速里质问自己：人生是旷野，难道要被我活成停车场吗？
02 恐怖谷效应
在过去的大半年里，我一度以为我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我去锻炼身体。我去读书。我去上每周一次的陶艺课把自己弄得浑身是泥。我去爬山。我去采摘。我去滑雪。我去农夫市场里体会来自锃亮的西红柿的快乐。重要的是细小的，具体的，切实的快乐。
细小的，具体的，切实的快乐。
我就这样安慰自己，给自己常常体会到的一种错位感、荒谬感开脱。
Anna Wiener在2020年曾写过一本名为《恐怖谷》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记录了她作为一个文科生在硅谷工作的经历。我不知道她在给回忆录起名的时候是否有一语双关的意图，但我却时常觉得，恐怖谷效应或许能解释我在湾区体会到的一些不适感。
在心理学里，恐怖谷效应指的是人对类人机器人产生的负面情感。随着机器人的拟人程度增加，人类对它的好感度往往会先增后减。当机器人与人的相似度达到某种程度时，哪怕机器人与人类有一丁点的差别，都会显得极其刺眼、令人毛骨悚然。
而借用这个理论来理解湾区带给我的感受——或许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表面上太接近某种“乌托邦”“理想国”的状态，就导致了与这种理想状态有一丁点的差别，都会令人觉得无所适从。
从某种角度来说，湾区什么都有，湾区什么都好。一年四季阳光明媚、温度宜人。向往大海，就能去太平洋畔吹海风；向往大山，就能去内华达山脉攀高峰。这里工作机会充足、教育资源丰富。想逛吃逛吃有逛吃逛吃的机会，想读书修禅有读书修禅的机会。在绿荫婆娑的居民区散步，每家每户都有童话中描绘的小房子，每家每户门前都有着毛绒地毯般整洁的草地。永远有鲜花怒放，永远有蜂鸟盘旋。友善的邻居朝你微笑点头，就连他们手中牵的金毛狗都风度翩翩，闻你的时候从不会把鼻子凑得太近。
可就像你在鬼屋里会从眼角余光处瞥到鬼影一样，在湾区永远晴空万里的蓝天下，我总是看见一些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阴森与空洞。
是串联起一个个美好可爱的小镇的Cal Train，平均每个月都要因卧轨自杀的人而延误一次；是有时穿过一个高架桥、多过一个马路就会从乌托邦来到反乌托邦，来到毒品、枪支、犯罪横行的另一个世界；是总也想不明白，总也理不清楚，为什么那些友善向你微笑点头的邻居，一转身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NIMBY——明明湾区的住房危机已经如此严重，那些已经有房可住的人却要使尽浑身解术阻挠更多的房地产开发。
美好的，漂亮的，包容的，友好的湾区。
阴暗的，丑陋的，狭隘的，恶劣的湾区。
03 整齐划一的美好和痛苦
达成恐怖谷效应的一个条件是需要机器人与人类的相似度已经足够相似。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湾区能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恰恰说明它已经足够符合一个完美世界。
“已经够好了。”
确实已经够好了。我不否认这一点。我很感激我在湾区接受到的教育、能找到的实习机会。我也相当热爱湾区丰富的美食资源，经常和人聊着聊着天就掏出我的手机点开google map，给人展示我收藏的密密麻麻的餐厅甜品奶茶店。
我也时常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应当还心怀什么抱怨。我劝自己：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细小的，具体的，切实的快乐。
不就是出去吃个饭还要听着邻桌喋喋不休在聊房子股票升职加薪吗？
不就是出去爬个山亲近一下大自然，几十米以外就随风飘来“应该转码不应该转码”“应该做ds不应该做ds”的大辩论吗？
不就是刷个朋友圈还要看到这个在半抱怨半显摆说自己因为老板器重同事给力而今天加班加到几点一定要不负老板（很有名的一个人）的信赖帮助公司股票涨涨涨、那个在转发一名自杀的女生写的文章时还大夸特夸自己永保初心追逐心中的光不愧是做自己的心理健康创业公司的天选之人吗？
不就是这些小破屁事吗？！难道不能当成是看戏吗？
可这就像去看电影时迟了到。电影已经开始，我看着好漂亮的一台戏——这个活色生香，那个轮番登场——可我却一个字眼都听不懂也看不懂，只能小声地嚼手里的爆米花。身旁的人都在屏息凝神，为这台戏痴迷。而我尴尬得头冒虚汗，反复检查手里的那张票：到底是我来错了地方，还是我突然中风大脑出血导致的语言功能丧失？
“这个地方已经足够好了。“ 如果这个地方已经足够好了，我为什么看不懂也听不懂？我为什么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就连这里让我感受到的不快，我都要不断自我审核，不断自我开脱。
这究竟是谁的完美世界？
足够好了……
细小的，具体的，切实的快乐……
来湾区前和朋友嬉皮笑脸地说，湾区不会就是一个大型真人立体版一亩三分地论坛吧。在湾区呆久了之后，我的嬉皮笑脸都磨平了。有一次写文章说我不想刷题了，以后找工作不想找那种靠刷题的工作了，就有人跳出来训斥我：何方怪物？！哪来的何不食肉糜的妖魔鬼怪！
是什么驯化了我？如今就连不喜欢湾区都要小声地说了。不想追求同样的生活都不行了。这里美好的事物高度吻合，连痛苦都必须要整齐划一。价值的痛不是痛，意义的痛不是痛，理想的痛不是痛——它们是不切实际，是好高骛远，是自命不凡——甚至是个笑话。
只有刷题累的痛是真的痛。只有股票跌的痛是真的痛。只有买房难的痛是真的痛。
其余的都是浮光掠影。其余的都是不值一提。
04 找到我自己的不丹
得知我学术双胞胎的决定后，我只觉得头脑蒙蒙的，紧急发消息给朋友。
我说，他要去大山深处修智能城市了，而我，我在这破烂高速公路上开来开去开来开去开来开去，一会儿他妈的一个坑。
朋友安慰我说，你看，你如果想去的话你也可以去呀。你也可以找到这么酷的机会的。
确实，只要我想去就可以去。仔细想想，似乎没有什么硬性的条件阻拦我一张机票转身向山里走去。这不是身份的问题，也不是技能的问题，更不是什么金钱的问题。可问题出在我并没有像他那样对不丹充满了向往。
我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的不丹。
在经历了海淀区超级鸡娃强度的十二年义务教育后，我一直在试图逃离黄庄。我任性地不去学所谓好就业的专业，一门心思地只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课，去做自己觉得好玩的研究。可命运好像就喜欢说冷笑话，在奖励我申请上一个传统意义上声望很高的博士项目时，又把我带回到了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个黄庄。
周末中午去吃饭，到处都是家长带着刚上完课外班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还在美食广场油腻的桌子上打开习题册。家长起身绕到小孩身后，弯着腰，凑近，用手指着：这你都不会算？
坐在隔壁桌吃酸菜鱼的我，不禁打了个历史悠长的寒颤。
湾区让我想起黄庄，也不仅仅是课外班的浓度以及内卷的强度，更是这里太多东西都有着鲜明而尖锐的目的性。说着要改变世界的人其实不是单纯的想做点好事，而是想从投资人的手里多拿些钱；在读书会上侃侃而谈的人其实也不是单纯的热爱知识，而是想吸引同性异性崇拜的眼光。就连冥想修禅都能被压缩成提升生产力的方式，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去练正念冥想吧，去森林里禅修吧，去断网断电放空一个周末吧。这样一来，当工作日开始的时候，你才能又成为一个身体健康、工作高效的硅谷精英，继续为公司效力，做一枚漂亮又实用的螺丝钉。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长的语重心长——”唉，玩就玩吧，放松一下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做题。”
可能有人会说，大环境哪里都一样。甚至湾区比起其他太多的地方都更加注重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离开湾区可能也不会变得更好，不如就在这里精心雕琢自己的小环境。
但我怕的就是这种心态，怕的就是这种说辞。
“哪里都一样”——可你我又在多少个地方真正的生活过，体验过呢？
“也不会变得更好”——湾区有太多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无论是人口组成还是经济结构。我一个没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人，就妄言觉得别的地方不会“更好”，又和井底之蛙在坐井观天有什么区别呢？
“精心雕琢自己的小环境”——不是没有尝试过，可我发现聊得来的朋友往往都对湾区恨大于爱，甚至我们常常因为不喜欢湾区而建立起宝贵的革命友谊，坚实的苦难中的纽带。这虽然自有一种珍贵的可爱，但却也很别扭。明明没有什么可以真的阻止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却要在原地打转、互相抚慰。
我不想骗自己了。细小的，具体的，切实的快乐，实在是太脆弱了。那些快乐，像是超市里卖的颜色明艳的塑料板凳。有时累了坐一坐还可以，但我无法在它上面建筑一整个家园。
05 后来，我们走出了那片山谷
听闻G的选择时，我也听见了塑料板凳腿“咔嚓”一声的断裂声。
我阴沉了余下的工作日，终于在周五的傍晚回家哭了起来。哭我竟然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了那么多的硅谷价值观，哭我自我规训，哭我自我审核，哭我误把窒息当成岁月静好，把自欺欺人当成某种成熟。
徐同学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觉得你在湾区一分钟都呆不下去了吗？
我擦把眼泪：倒也不是哈，我就浅哭一下。
上学是要上完的。说讨厌湾区倒也不是讨厌从南到北七千平方英里的所有地方。湾区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地方：毗邻的一众小城，每个小城都有每个小城自己不太一样的文化。再说，北边还有旧金山这座大城市。哪怕之后工作还要在湾区找，我可以至少把自己其余的生活搬到一个更缤纷、更喧嚣的大城市里去。
哭完我也庆幸，能在此时此刻就体会到了幻象的破灭，总比十年二十年向下，蓦然回首才发现心中的理想早已尸骨无存要强得多。
那时的我，如果想再逃离，又需要多跳过几个火圈、多挣脱几个枷锁呢？
我哭完了，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我不能只想着收集那些“细小的，具体的，切实的快乐”了。我想要更重要的。我想要更自由的。我想要更有意义的。
我想写我的故事。
写作对我来说，有时是发泄，有时是消遣，有时是我无所适从时的原地逃避——就如César Aira 所说，“I write to compensate for my inability to live.”
但写作是不是也可以给我力量？给我意义？哪怕不能给我答案是不是也能给我一些慰藉？
最近在读Suzanne Scanlon的回忆录。她记录了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在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住院的故事。她说她必须要把那段经历写下来，因为——“You have to tell your own story, and if you don’t, they will tell it for you.”
如果她不写，那段故事就只能是一个疯女人的故事，而不是她的故事。
如果我不写，我的故事就只能由主流叙事里预包装的元素拼凑而成，廉价乏味如便宜餐馆里的预制菜。那些从风里飘来的符号——“斯坦福”“湾区”“竟然不转码”，和那些塑料质感的快乐，拼凑在一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只能是恐怖谷里的一个回声。
我没有办法改变湾区，甚至在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我想我可以多少改变这一切于我的意义。迷茫是有意义的，厌烦是有意义的，倦怠是有意义的，格格不入感和无所适从感都是有意义的。意义在故事里。在只属于我的叙事里。在未来——在那一天，我能终于写下：“后来，我们走出了那片山谷。”
意义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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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米高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