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被周边传播、向周边传播现象一样，在周边传播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也是周边传播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由地缘、血缘、情缘、事缘而构建起的周边客体中，距离主体最近的客体成为在周边传播的对象和二度传播的中介，也是关乎主体向周边乃至周远传播成败的第一步

导 读：

与被周边传播、向周边传播现象一样，在周边传播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也是周边传播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与被周边传播、向周边传播现象一样，在周边传播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也是周边传播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由地缘、血缘、情缘、事缘而构建起的周边客体中，距离主体最近的客体成为在周边传播的对象和二度传播的中介，也是关乎主体向周边乃至周远传播成败的第一步，价值显要。

一、周边之“边”的内涵与属性

“边”具有区隔和联通的双重属性。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桥与门》一书中指出：“客观事物对我们具有两重性，自然界中所有事物既可视作相互联系，又可视为相互分离。”[1]周边传播理论同样认为，如果作为区隔不同事物的界线存在，“边”发挥的是分离功能；如果作为连接不同事物的桥梁或纽带存在，“边”体现的则是事物的媒介属性。[2]

周边传播中的“边”至少包含显性的物理边界、隐性的关系边界、隐性与显性兼备的时间边界三个方面。物理边界是两个实体之间的界线，以河、山、路、桥、关口、墙、门、线、碑等地面物质或象征实体进行空间区隔。物理边界相对稳定和固定。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线就是一条物理边界，其两侧就是两个主权国家在周边传播的物理空间。这个物理空间是随着一个主体（国家）在周边传播的信息能量与影响力缩放的。

关系周边比较复杂，可以因为血缘、地缘、事缘、情缘分为多种类型。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响应及意会，关系也许可以视为一个传播的巨系统。[3]中国古代按照血缘亲疏将家族关系划分为“五服”，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圈层，每一服构建了一个“圈”，也是关系周边中的“边”，第五服就是亲情关系圈的最外“边”。以第五服为边界，中国社会又形成了无数个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族群空间。因血缘的确定性，所以这个关系的“边”是相对稳定的，而次级群体的“边”则具有可变性，依其组织规模而定。属于事缘范畴的国际关系的“边”则具有更大的弹性，以主体能量的大小而定，随主体能量的变化而变。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强国来说，它的“周边”是变化的、移动的、可以任意延伸的。[4]在周边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周边关系和关系周边利用的程度和成败。跨境民族就是在周边传播活动中非常重要的周边关系，拓展跨境民族关系的周边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传播有时，时间有边。”时间周边因人因事因物而异，绝对无边，相对有边。对信息传播而言，时间的“边”，就是信息的时空相继和信息生灭的界限。了解并把握好边民的生活节律和生产规律，有利于拓展边民的时间周边。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经济、军事、情感之类的“边”，这些外延的“边”也是动态变化的，且交错复杂。

综上所述，所谓“在周边传播”，就是指传播主体在与其相邻的一个或多个主体的周边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这里的“主体”可以任意置换成天体，国家，组织，个人或动物、植物乃至微生物，基本粒子。这里的“信息”也不仅仅是指符号或媒介信息，而是指周边传播理论中“三体传播”（人体、物体和媒体）的所有信息。

二、在周边传播的基本特征

鉴于以上对在周边传播内涵的理解和分析，结合人类或自然界在周边传播的普遍现象，可以概括出在周边传播活动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一）传播的就近性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近者相似，似者相通；近者先到，邻者先得。在周边传播是就近传播，其就近性体现在传播主客体之间或地缘关系近，或文化、情感、血缘、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近，或距离信息源点的时间近。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者J.斯特劳巴哈（Joseph Straubhaar）通过对文化距离导致不同文化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首次提出“文化接近性”理论。[5]他认为，如果文化历史渊源深厚或文化距离较近、文化接触频繁，那么，文化在输出过程中遭遇的阻碍和文化折扣会相对减小，受众能够对接近性文化有更好的理解。[6]距离近、隔膜少、关联强，会缩短从中心到周边的传播距离和时间，提升从中心到周边的传播速度与效率，传播的效果更佳。

（二）双边的互动性

“传播是一种交流，是语言和反应共享的交互空间的响应性。”[7]周边传播并不是单边传播或单向传播，而是双向互动立体传播。“周边如门，信息对流。”[8]在边界线两侧的内外周边传播活动，因距离近或者以边为媒进行面对面传播而具有显著的互动性。周边双方产生互动的原因有很多，有悠久的历史关联，有友好的文化交流，有互通有无的经济贸易，也有你死我活的冲突或战争。可以说，没有互动，就没有在周边传播；搞好在周边传播，就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即便是敌对的双方，在周边传播也会产生一定的互动，只是这种互动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比如，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边境贸易和边民来往几近停滞，但是，经常有一方利用气球或无人机向另一方播撒传单或其他物品，引起恶性互动。因此，在周边传播产生的互动一般会产生三种传播结果：冲突与对抗、同化与融合、没有效果。一般来说，主要会产生前两种结果。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周边传播其实包括向周边传播和被周边传播两种现象和可能。向周边传播多于被周边传播，意味着主体在周边传播的能力高于客体；反之，就是客体的在周边传播能力高于主体。这也就是周边传播理论中阐述的周边传播“平等不对等”现象。

三、信息的在周边传播现象分析

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引力，只是因距离的远近而致引力或大或小而已。引力有大小，但在时间的作用下，总会对周边的人或物或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力也是一种信息，信息也能产生一定的能量和影响力。因此，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论是物与物、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都普遍存在着信息的在周边传播现象。

（一）自然界中的在周边传播现象

因为就近性，在周边传播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现象。动物的生命活动过程是在周边传播、与周边互动的过程。植物对周边环境（包括土壤、空气、水、阳光等）的依赖性自不待言。甚至可以说，自然界五花八门的植物其实都是和周边环境互动传播、不断妥协和适应的结果，这也就是周边传播理论中的“万物自适”原理。动物由于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需要不断从周边环境中摄取食物才能正常生长。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并非说狮虎等动物特别好斗，而是指就近的资源有限，难以养活“二虎”及其所属群体。古代国际关系中的“远交近攻”其实是拓展生存空间的本能使然。在当代，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法已不允许随意争夺土地空间或资源空间，取而代之的只能“远交近爱”。

（二）人类社会中的在周边传播现象

葛兆光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一书中认为，如果按照现代国家的国境，“周边”只是“外”；如果按照传统王朝的疆域，这种“周边”可能还有“内”；如果按照现代中国的国境，有些“周边”可能是中国的“边疆”，但按照传统王朝的疆域，有些“周边”在当时中国王朝之外，不是“边缘”（border）只是“之间”（among）。[9]上述观点有些拗口，周边传播理论简明扼要地将周边区分为“内周边”与“外周边”、“近周边与远周边”。所谓内周边，就是一个机构、部落或者国家边界内的邻近区域；所谓外周边，就是一个机构、部落或者国家边界外侧的邻近区域。[10]如此，在周边传播就包括传播主体对内周边和外周边两个层面的传播。在周边传播特别强调包括“内边”和“外边”在内的“周边”对传播主体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不同王朝时代的更迭演变，在拓展与发展周边、维护周边安全与稳定上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囿于文章篇幅所限，人类社会的在周边传播现象本文仅以中国为例，梳理由古至今中国在周边传播的典型和重要实践活动。同时，在当代，中国陆地的边境线长度和陆地接壤的周边邻国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大陆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11]。中国拥有如此广袤绵长的周边空间，因此，研究中国的在周边传播活动，案例典型且现实意义重大。中国的在周边传播活动主要包括拓边与戍边、实边与固边、和边与安边、锁边与破边、活边与荣边、融边与无边几个传播面向。

1.拓边与戍边。梁启超将中国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12]在这个阶段，在中原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时常侵扰靠近边境的诸侯国，修建长城成为中原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进行的限隔建构，也是中原诸国保卫周边、巩固边防、守护领土的重要举措。长城修筑始于西周时期，第一个高潮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当时修筑的长度比较短，主要是用于列国争霸时的互相防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然受到北方匈奴的侵扰，于是命令大将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13]。之后一直到明朝，每个王朝都对长城进行了修筑，长城的延长或走向的变更也意味着“边”的移动和改变。长城地带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的分野。虽然地域和政治上相互阻隔，但长城内外的文化相互补充、相互交融。中华文化在农耕人与游牧人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过程中整合而成，而长城既是两种文化的区隔线，也是实现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交汇线，迁徙、聚合、战争、互市都在这条交汇线上波澜起伏地展开。[14]

除了修建长城、戍楼、壕沟、烽火台等军事防御设施以加强对边境地区的防御和监控之外，古代王朝还不断往周边派驻军队，防止外族或外国侵袭和掠夺。如汉朝军队在击垮匈奴势力后，直接驻守在长城沿线，守卫边疆；宋朝为抵御西夏和辽的进攻，在西北和北部地区驻扎大量的军队；清军入关后，仍然在东北和西北等地实行军府制，驻军守边。

2.实边与固边。鉴于秦朝“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15]，西汉晁错就抗御匈奴问题向汉文帝建议“募民相徙，以实塞下”[16]的积极防御策略。西汉政府多次将内地人员迁徙到与匈奴接壤的朔方、九原和河西走廊等地。晁错的“募民徙塞下”是古代“移民实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移民实边政策是一个加强边防力量、巩固边疆稳定的在周边传播探索与实践，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战国初期的楚国曾迁移贵族到边境开荒，加强边防力量。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曾“徙谪，实之初县”[17]。汉武帝在公元前119年将关东贫民七十多万人移往边境，充实北方诸郡。[18]东汉的王符、元朝的忽必烈和清朝的康熙也都曾倡导移民实边。

清朝的边疆政策经历了从“封禁虚边”到“移民实边”的转变。为了垄断人参兽皮贸易，并使关外成为清室亲贵的私产和退路，从1688年起，康熙皇帝曾多次下诏对关外实行禁封，导致关外边防非常虚弱。清廷在辽东还修筑了一道遍植柳树的边墙，称作“柳条边”，用以阻止汉民北上。[19]然而，鸦片战争暴露了清王朝的无能，也暴露了“虚边”的弊病，导致贪婪的沙俄趁虚而入，巧取豪夺了中国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鸦片战争以后，龚自珍等学者针对当时的边疆危机，及时提出了移民实边的建议。直到清末，政府才逐步解除了封禁政策，招募内地民众到东北、北部和西北等地，实行开垦定居，但为时已晚，边患不断。

3.和边与安边。羁縻政策是古代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采取的一种治理模式，指中央政府不改变边疆民族政权的结构和性质，利用其自身的力量实施统治，是中央王朝笼络和怀柔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手段。广义的羁縻包括通使、册封、朝贡、和亲、互市、设置羁縻府州、盟誓等，[20]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以武力开拓和征服周边的军事手段，羁縻政策更加和平友好。

和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代，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21]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加强了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维护中原王朝的周边稳定和国家统一。在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处理上，秦汉以后的王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大量羁縻性的军政机构。边疆地区的官员虽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但其任免由王朝中央决定，利用少数民族自身的力量实施统治，同时也将边疆民族纳入中央统治体系之中。自西汉至清代，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府州制与册封制和土司制三个阶段。[22]羁縻性机构的设置既顺应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又在一定时期维护了边疆的和平和安定，也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互市是中央王朝调节和处理其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一种主要的经济手段，也是物品物产在周边传播的主要方式。在古代，游牧经济对中原农耕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从而决定了中央王朝在互市中的主动和主导地位，[23]也成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控制和羁縻的一种和平策略，客观上促进了互通有无。互市兴起于西汉，汉景帝“与匈奴和亲，通关市。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4]。在互市中，中原的铁器、铜器、陶器、食物等生产生活用品流入匈奴，汉从匈奴得到牲畜。汉王朝还与鲜卑、南越及西南夷互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这是最早的中国与外国的互市通道。在隋炀帝执政期间，出现了专门掌管互市的机构——互市监，唐朝时互市管理机构进一步发展，边疆民众得到了内地盛产的丝织品、茶叶和粮食。宋朝设置了茶马司，负责管理用茶交换西北与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马匹；设置了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市舶司，主持南部与国外互通贸易的互市；在北部边境，开设了专门与辽、西夏等民族政权交界地区的互市市场——榷场。明朝在长城沿线与北方各部族开展茶马互市，安抚北边各部。清代除了北方在恰克图、尼布楚等地与沙俄贸易，还在广州设立有贸易总行，与西方开展贸易活动，其他西南地区与邻国的贸易也通过官方和民间等方式开展。互市是王朝中央权力以及中原物产在周边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各区域的社会交流与经济整合，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央王朝以因俗而治和羁縻为内核，在不同的边疆地区实施不同的制度。羁縻政策是维护周边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政治措施，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管理，密切了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联系与经济文化往来，对促进周边民族发展、和睦民族与安定周边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外周边的安定上，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朝贡宗藩关系。藩属国有拱卫中央王朝的责任。中国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传统理念，清代以“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25]为周边战略。当藩属国出现内乱外患时，中央王朝有义务助其平定。如明朝万历年间的两次抗倭战争，即为帮助朝鲜抵御日本的侵略。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仍向朝鲜出兵。这种做法密切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边防的纵深。

4.锁边与破边。纵观历史，古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拓边、戍边到锁边又被破边的漫长过程。从三国时期开始，统治者对周边的海洋日渐重视。宋朝更是不断派兵巡视南海等海域。明代中期以后，以海为边，在抗倭斗争中，实行海禁政策，阻止倭寇内侵，以保障沿海安全。清朝入关之初，在近海一带就设有水师，并制定有会哨制度，保障沿海正常的秩序和安全，但后来，从对东南沿海郑成功势力的海禁，演变为严加限制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最后导致“闭关锁国”。与古代“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的拓边与融边不同的是，近代的“世界之中国”出现了内周边和外周边的重大危机，造成了我国疆域的内缩。内周边危机主要表现在，在东边和东南，西方列强通过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被清王朝紧锁的海边国门；在西北，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复侵占新疆伊犁，直到1876-1878年左宗棠入疆平叛，才粉碎了英俄企图吞并新疆的阴谋；在南边和西南，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26]1888年和1903年，英国两次入侵西藏。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世界列强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外周边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周边国家几乎全部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周边关系实质上成为和俄、英、日、法等国的关系。[27]也就是说，世界列强把他们的“周边”推进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中国自然是“虎视眈眈”。

从辉煌的古代到动荡的近代，中国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变革。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政策，加之，“文化大革命”等诸多国内外因素影响，中国至改革开放前基本上被迫实行“闭关”政策。与之前“天朝上国”的主动锁边不同，此阶段是弱国的被动锁边。

5.活边与荣边。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也开启了开边、活边与荣边之旅。开边第一步是设立4个沿海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第二步是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第三步是成立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环渤海开放区）；第四步是开放陆疆省会城市（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和内陆边境城市(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由此形成了中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内周边向外周边全面开放的格局。改革开放极大地活跃了内周边经济，激发了内周边活力，沿边地区更是成为中外物贸、资金和技术传播的窗口，区位“边缘”转身变为对外开放和对外传播的“前沿”。

6.融边与无边。除了活跃内周边经济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之外，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融合发展上也进行了积极尝试与探索。为了塑造经济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中国积极加强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互动，努力融入到区域机制中，与周边国家建立互联互通的国际合作关系。从主动加入区域性国际组织到自主提出区域合作方案，中国在“融边”的历程中，不断提升区域主导力；从主动融入周边到将周边融入，中国由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逐渐朝着倡导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逐步形成了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以周边国家为重点，面向全球，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总体布局。[28]中国主动加入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主要是经济合作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1991年11月加入）、RCEP（2020年11月加入）等。这些组织是中国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平台，也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其互动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重要议题。中国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与不同国家开展双边与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1991-2000年的显著特征是中国顺应冷战后地区主义发展潮流，满足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29]2001-2011年中国开始发挥建设区域的能动性，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不断进行新的议程设置，积极提供新的理念。2012年至今，中国自主发起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引领作用不断加强，提出诸多创新性理念和议题，致力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30]有的已经在周边地区和世界舞台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2001年）、“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等。这些组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从中国积极融入周边与凝聚周边的在周边传播的“融边”实践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构建是打破地理疆域界限，促进生产要素跨国境配置的经济“无边”之举，能够促进释放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动能和内生潜力。“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是经济“无边”的典型，商品可以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和传播，不受关税和数量限制。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已取消7000种产品关税，90%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典范。[31]此外，为了方便各国公民的友好往来，周边一些国家（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入境政策，这也是对中国公民在周边国家流动（人体传播）的“无边”化尝试。而“无边”，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周边传播理论建设的最终目标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三）大众媒体中的在周边传播现象

中国周边传播的策略有别于传统的以官方为主体的国际传播战略和策略，主张大力强化和充分发挥“三边”（边媒、边关、边民）、“三民”（民族、民间、民营）[32]、“三体”（人体、物体、媒体）的传播主体作用。边媒、边民、跨境民族是“在边传边”的主体与载体，边关是在周边传播的通道，民间和民营是在周边传播的社会空间和在周边交往的媒介空间。“三边”和“三民”构成了中国在周边传播和互动的重要场域。

边疆是中国直接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方，肩负着周边传播的重要使命，同时也占据着周边传播的地缘优势。近年来，中国边疆媒体开展了“分田到户”式的就近传播，分别对接相应的周边国家进行传播合作。黑龙江媒体一直在努力打造中国对俄传播的“桥头堡”，吉林媒体主要面向俄韩传播，辽宁媒体对接日韩、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内蒙古自治区媒体与俄蒙两国媒体开展合作，新疆媒体对接中亚地区，云南媒体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传播，西藏媒体落地尼泊尔，广西媒体合作的对象首先是东盟十国媒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都是边疆媒体在周边传播理论的具体实践，彻底摒弃了原来舍近求远、贪大求全的国际传播模式，效果良好。

四、在周边传播的研究价值

（一）在周边传播是周边传播的基础和关键

周边是离主体最近的传播对象，也是传播的过渡地带。在周边传播是对中心的延长，也是中心向外延伸的节点。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草原的游牧社会及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可能在中国及亚洲内陆间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界限。事实上，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33]这个过渡地带就是两个主体的共同周边，对过渡地带的争夺与征服就会产生诸多的在周边传播活动。无近不成远，近不攻何以至远方。只是今天的“攻”，已经不是古代的攻城略地，而是“攻”市场，“攻”信息，“攻”人心，“攻”影响力。如今，中国的产品、基础设施和产业链以及市场已经实现了从中国周边走向全球的国际实践。以在周边传播为先期设想的“一带一路”，已经出现了超乎预期的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纵深传播的图景。这也是周边传播理论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上的实践与应用成果。

（二）遵循在周边传播的三大规律

1.在周边传播的“渐进规律”。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帝国的扩张一般都会经历拓边、戍边、固边、和边、安边的渐进性发展历程与动态演变，但帝国也会出现被破边和缩边的历史现象。在逆境发展的求索中，中国周边外交实行“亲诚惠容”的活边、荣边和睦邻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也是在周边传播理论的创新实践。中国不仅将外部资源引入中国的内周边，也在不断尝试融入周边的国家，与区域共同发展，并积极探索周边“无边”的共建共享方案。古代的中国曾一度成为亚洲传播的高地，主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在周边传播活动，如今，中国正重返亚洲乃至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周边传播活动只是起点，最终的传播目标是循序渐进地走向周边、周近、周远直至“无边”。这就是在周边传播活动的“渐进”规律。

2.在周边传播的“内外转化规律”。中国今天的版图是由中原诸国之间以及古代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地理空间此消彼长、内外周边不断转化、不断“融边”的最终结果。古代帝国并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有清晰的尔疆我界。华夷之间，尽管在观念和文化上可能分得清楚，但在空间上却像光谱上渐变的色彩一样很难一清二楚。按照葛兆光对历史中国“内”与“外”的划分，“天下五服”制度的甸服和侯服是历史上的中国之“内”，宾服与要服是“内”与“外”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外之间的缓冲区，它可以纳入版图成为“中国”，也可以脱离控制成为“外国”；荒服对历史中国来说就是“外”，古人所说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都可以算在内，还可以包括鞭长莫及的更遥远的外国。[34]那么，过渡地带如果被中原王朝征服就成为其内周边，如果被“荒服”或之外的国家所占领，就成为中原王朝的外周边。在过渡地带被征服成为内周边之后，外周边便成为下一个被化为内周边的目标，当外周边成为内周边之后，那么原来的内周边就成为内地。内外周边就是在这种双方的争夺和拉锯中，此消彼长，尔退我进。这就是周边传播活动的“内外转化规律”。

3.在周边传播的“双赢定律”。周边传播理论认为，在周边传播的内容上，首先要做好无（或弱）意识形态的经济传播，其次要做好弱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旅游传播，再次要做好强意识形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传播。[35]“柔性”的经济传播方式要优于“刚性”的政治传播方式和军事传播方式，更有利于实现周边“双赢”的传播效果。在古代中国的羁縻政策中，和亲、设置羁縻府州、册封等安抚周边的政治传播活动随着时代变迁早已消失殆尽，只有互市是最为长久有效且影响广泛深远的在周边传播实践活动。据《匈奴列传》记载，自汉武帝发动防御性的战争以后，匈奴虽断绝和亲，进攻边塞，但仍然愿通关市，爱好汉族地区的产品。[36]通过关市，汉匈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大宗的物资交换。胡汉之间通过互市实现物资交换与流通，补充当地物产的不足，丰富与提升了双方的生产生活水平，是一种双赢的在周边传播实践。古代的互市是中央王朝与外国或异族的贸易，而在现代，互市的主体更加多元，边民互市、边境贸易等包括公民个体、公司集团以及国家间的在周边传播活动对于促进中国边疆地区发展、密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以经济外交的面孔出现，以地缘经济优势凝集周边力量，以周边“双赢”为理念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只有“双赢”，周边传播活动才能持续下去。

（三）在周边传播的三大使命

1.在周边传播的“防”。周边是主体内部边缘性或外部临近性部分，对主体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边疆地区往往距离政治中心较远，中央政权对其威慑力相对于临近地区而言要弱很多。同时，内外周边又是外邦侵扰来犯的前沿和跳板；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本身甚至可能是造成王朝统治危机的“中心”，如蒙元之于宋朝，满清之于明朝。即便是今天，边疆地区也是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与8个国家接壤，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在中亚居住着一百多个民族，诸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长期在这里相互交汇与融合，又彼此撞击与冲突，出现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对西部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37]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千方百计地干涉新疆事务，意图藉此影响中国稳定。除了台湾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也是热点不断，南海争端、朝核问题、中印边境争端与冲突等对中国多有掣肘，甚至如芒刺在背。美国在我国周边共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4个军事同盟国，军事基地数以百计。这些都给中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因此，防范内周边的动乱和外周边的扰乱是在周边传播的首要使命。

2.在周边传播的“通”。在周边传播是打通内外地缘边界和情感隔膜的在场性传播实践活动。边疆省份、边民与跨境民族在国境线两侧可以开展广泛的边民互市、通婚、节庆活动以及民间日常往来。人际传播、社会经济传播成为在中国内外周边最活跃的传播形式。研究在周边传播时，不仅要关注内外周边区域和族群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更要关注为什么还有大量的内外周边区域和族群很少连接，很难相互沟通，甚至产生对抗和冲突。如何通过在周边传播实践活动促进内外周边隔阂的消弭与彼此的融通与和谐，是在周边传播的又一重要使命。

3.在周边传播的“衡”。因与中心距离较远或处于边缘性地位，内周边地区往往呈现出文化多元性、社会异质性、经济非平衡性等特征。就中国来说，内陆周边地区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了非常显著的非均衡性。内陆和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而陆地边疆地区经济则相对落后。随之而来的是陆边与海边以及内陆地区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发展的全方位不平衡。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种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成为在周边传播活动乃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实现内周边各区域、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与平衡发展，是在周边传播和向周边传播的社会样板，是提高中国周边向心力和向周边国家的“无声”传播。在中朝、中越、中缅相邻的周边地区，中国的发展都明显好于对方。社会经济繁荣、边民安居乐业本身就是在周边传播的最好示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批准号：17ZDA28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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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孙延凤，陆地.在周边传播现象的内涵、特征及其价值[J].青年记者，2024(11):79-86.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