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期隆重推出高峰、西沐两位学者关于“第四媒介论”的深度力作。文章以宏阔的视野，立足数字新经济背景下的科技融合创新，深刻洞察媒介迭代的内在逻辑，创造性地提出“第四媒介”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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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隆重推出高峰、西沐两位学者关于“第四媒介论”的深度力作。文章以宏阔的视野，立足数字新经济背景下的科技融合创新，深刻洞察媒介迭代的内在逻辑，创造性地提出“第四媒介”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
两位作者不仅系统梳理了媒介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技术逻辑，更从数据核心化、智能工具化、场境中心化三个维度，精辟概括了第四媒介的主体特征。文章深入剖析了第四媒介的系统要素、结构行为与环境特征，为我们理解这一新兴媒介形态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
“第四媒介”的提出，是对传统媒介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更是对未来媒介发展趋势的前瞻性预判。它预示着媒介将从“在场”走向“在境”，最终回归“人即媒介”的深度融合状态。这不仅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和人类需求的变迁。
本文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为学界提供了深入研究第四媒介的理论基础，更为政府部门、产业界把握未来媒介发展方向，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和实践指导。拥抱第四媒介，积极布局数智化场境，将是把握未来传播格局、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相信，本文将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媒介化未来。
科技融合创新推动媒介迭代重塑：第四媒介论
高峰1，西沐2
摘要：数字新经济背景下的科技融合发展与深化推动了数字新基础设施的建构，促进了媒介功能的泛化与融合，从而推动媒介形态走向迭代与重塑。本文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媒介更迭与融合特征，提出了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正在成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即第四媒介）。同时基于对第四媒介的概念、特征及其趋势的分析，推导得出第四媒介的系统要素、结构行为与环境特征，进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实施对策与发展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科技跨界融合创新促使科技、经济与社会空前一体化发展。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建制力量，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新媒体所承载的新内涵与数字资源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的支撑点，与以往的传统文化资源的非标性、复用性、价值的发现性、需求的个性、环境的友好性等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其资源形态与特质上。数字资源的这些形态与特质，决定了与其相适配的媒介将是区别于传统媒介体系的一种全新媒介形态，它要求以人为中心，以深度体验为手段，通过数字化场景的建构实现数字资源的系统化、智能化、平台化、融合化、生态化与民主化。
科技融合与深化推动了新基础设施的建构，二者又共同推动了媒介迭代与重塑的发展。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在媒介形态不断迭代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媒介形态——“第四媒介”在人与媒介、科技的融合过程中，正依托“数智化场境”不断加快更迭与重塑。第四媒介作为一种创新媒介形态，有着自身特定的系统发展规律，研究与认知这一规律趋势，对于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平台，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化呈现与数字化全民共享，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与战略意义。
二、媒介更迭的轨迹、阶段与趋势
在我们考察媒介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及其传播的每一次进步与更迭，同时也是媒介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塑。这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媒介与科技融合创新及其新基础设施建构发展与媒介跨界融合范式革命共同推动的结果。
1.媒介研究的历史脉络
回顾媒介的发展进程，每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新媒介产生。因此所谓“新媒介”的概念也是相对的。新媒介对传统媒介的冲击，最后大多都会走向融合共存。报纸、广播、影视作为媒介信息的载体，虽然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又都难以走出进化更迭的宿命，成为新世纪以来网络新媒体视角下的传统媒介。
从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到传播学五大领域，以往经验主义下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习惯于将媒介看作“工具”，用一系列可观察、测定与量化的数据来认识媒介传播现象。而在互联网技术深刻影响下的媒介迭代逻辑，由于“万物互联”理念的蔓延而不再延续线性化轨迹推演。回顾人类对于媒介的研究，早在19世纪，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已开始关注报刊、书籍、报纸类主流大众媒介在舆论关系的建立中所起到的影响。20世纪初，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社会学家提出了象征互动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象征符号的传递相互作用。布鲁默(Herbert Blumer)强调人的自我互动是其与他人社会互动的内在化，即人的自我互动成为其社会关系的“颅内”反应。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大众媒介为我们建构起一个虚拟环境,这个拟态的现实环境也成为大众媒介受众了解现实并作出判断的主要参照依据。其观点也对本文后续“数智化场境”观点的提出提供了借鉴。
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使得人们对媒介的依赖越发增强。美国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将电视看作日常生活中培养特定世界观的象征性环境，强调大众传媒的倾向性使得人的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了较大偏离。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思想加以统一,认为人的行为根据其所处信息化社会场景的定义进行塑造与修订，并将场景的信息化看作物质场所与媒介场所的同一性。麦奎尔(Denis McQuail)则将媒介看作社会关系的中介，认为受众通过大众媒介建构意义并加以实践，媒介则充当社会信使的职责。
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中，将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至人类史前时期，强调人类工具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中，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及其“韵味”构成挑战，同时也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同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感官世界与科学技术所建构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二元分裂。此后，麦克卢汉则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将人类媒介化的历史概括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三段，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即人的“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概念。综上，以上学者对于媒介及其技术下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也为本文后续关于媒介形态发展进程及其未来趋势的分析提供了诸多启发。
2.媒介迭代的技术逻辑
（1）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回顾
随着媒介技术的更迭与重塑，人类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以及互联网传播阶段。口语传播时代，媒介即人自身，人们通过语言、手势等方式及时进行交流。其特点是信息的传播速度快、距离短，信息所涵盖的丰富程度低，同时也是人类实现社会化生存的基础。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著作《人类简史》中述及由于沟通协作，人类在数万年前的史前时代即战胜了无数体型上远超于我们的强大生物，逐渐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前文字传播时代（史前时代）的人类也曾经历了结绳记事、图画叙事等探索，这些信息传播方式相比文字有其自身优势，也在后来成为媒介技术更迭的重要驱动力量。进入文字传播时代，随着文字符号的出现，人类开始在多种媒介载体（如甲骨、草纸、竹简、丝帛等）上，借助多种书写工具（如秸秆、羽毛、鬃毛等）传播文字信息。文字的可保留性与可携带性也使得信息的传播距离、容量与时效性均得到大幅提升，从而为中国先秦时代思想观念百舸争鸣的文化盛世奠定物质基础；在文字传播的技术更迭上，古代中国人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绵延、中外交流的持续推进，成为改变西方由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与启蒙思想时代的重要信息技术推动力量。
随着印刷术对于西方封建秩序的瓦解，指南针与火药在西方航海大发现中的应用也让西方人开始看到科学技术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重塑作用。此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崛起，工业革命也走过了蒸汽、电力时代，诞生了诸如留声机、电报机、摄像机等信息存储与传播的新工具，开启了媒介传播的电子化时代。通过电报与收音机的普及，人们可以随时与远方的亲人取得联系，及时了解国内外热点事件，借助影视作品，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百余年前先人真实的言谈样貌，也能在战争时期鼓动民众不畏强权、抵抗侵略。及至战后和平时期，电子媒介又成为大众消费社会形态不可或缺的娱乐载体。
上世纪后期，互联网技术由军用转入民间，也使得大众信息传播出现了一次重要融合，互联网媒介不再是对以往媒介的差异化替代，而是对此前诸多媒介的再造与融合。正因为此，当时的人们更习惯称互联网媒介为“新媒体”，同时称其产品为“多媒体”。
（2）数字技术、元宇宙与数字场景媒介化
媒介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建构力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媒介即媒介的泛化，而本文所言的第四媒介则转向媒介融合化与社会生活深度媒介化阶段。“媒介融合化”与“深度媒介化”在媒介化发展理论以及进化脉络上均有所不同，及至一种全新的理论与社会进化发展范式。一方面，深度媒介化是不同于媒介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以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介，作为一种新的“建构”社会的力量，与以往任何一种传统“旧”媒介不同，其下沉为整个社会的“可视化操作系统”。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的范式变革，意味着新的传播主体与载体所建构的新型媒介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换言之，媒介及其传播不再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功能组件，而是转变为构成整个社会形态的要素系统。七所编织的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网络逐渐演变为社会结构本身，促成传统社会规则与社会形态的迭代、融合与重塑。另一方面，“媒介融合化”业已成为不同于“深度媒介化”的另一全新范式。其在数字化背景下，更加强调“数实融合、虚实融合”发展模式，成为以新数字基础设施为载体，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建构为核心的一种沉浸式体验融合新媒介形态。
（3）基于元宇宙媒介特征的第四媒介技术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场景与数智化场境的发展迭代，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对社会发展形态与价值建构给予了巨大的冲击与发展的空间。2022年7月，上海经信委发布《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年）》，对元宇宙所需关键技术、基础设施、交互终端、数字工具等提出建设任务。此后各地政府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发展“元宇宙经济”。
近年来被媒介广泛关注的“元宇宙”强调真实与虚拟世界从二元对立到迭代融合，其多种呈现形态也拓展了“时空”概念，衍生并延伸了当下人的生活与生存方式。通过UGC信息传播与POW分布式记账系统，元宇宙可以公开证明每个信息用户对链上虚拟世界的实际贡献，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被确认为仅属于用户个人的数字权益资产。本文认为，元宇宙所依托的技术支撑范围较广，如近眼显示技术、三维图形引擎、感知交互、数字孪生等，但当下结合媒介迭代重塑进程，最重要的是以AI人工智能为引导的底层技术框架。
3.媒介迭代的主要阶段
媒介传播的内容与载体（即渠道）通过形塑媒介与社会之关系直接影响人类发展进程。西方传播学者波斯特（Mark Poster）将媒介及其信息传递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面对面口头媒介，特点是符号的互应；第二阶段为印刷的书写媒介，特点是意义的再现；第三阶段为电子媒介，特点是信息的模拟。媒介主体在此阶段由于信息的不稳定性，多伴随着为去中心化与多元化自我意识的建构过程。波斯特的信息传递阶段划分和本文前述媒介技术影响下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含互联网传播）阶段大致相近。此外，美国传播社会学者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则将大众传播定义为独白式的传播，人际传播为对话式的传播，而信息技术下的媒介传播则被定义为电子对话式（telelog）的传播。
类似的媒介阶段划分，还有以单向传播为主的“第一媒介”、双向互动传播的“第二媒介”，以及以沉浸式传播为主的泛众传播媒介等。在第三阶段，社会、环境和人均成为媒介传播的载体。依托于“网络环境化”与“环境网络化”对媒介空间的重构，沉浸式传播媒介也从社会信息的单一载体，转变为全方位社会服务体系。
在媒介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及其所衍生的相关服务与产品，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媒介的功能与定位。对此，国内学者李沁（2017）将本世纪以来互联网浪潮搅动下的媒介融合趋势看作是“第三媒介”时代的到来；杨莎（2012）则将互联网技术下的媒介形态称为“第四媒介”，认为其与传统媒介一样具有舆论监督功能。与此相似，李鸿等（2002）则从传播学视角将传播活动下的媒介大致分为人际传播媒介（如书信、电话等），组织传播媒介（公文、宣传栏等）、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电视等），以及网络传播媒介四类，并强调网络传播媒介既是大众传播，也是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媒介。上述学者对于“第四媒介”的定义虽与本文观点有所差异，但从中也可发现其对于互联网技术迭代下媒介融合化趋势的思考和分析。可以说，互联网技术迭代下以数字化智能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与传统媒介间运行方式的巨大差异，也形成了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因媒介化逻辑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信息的透明高墙”。
基于此，胡翼青等（2020）借用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关于“第四面墙”的概念，用戏剧舞台与观众之间“看不见的墙”来比喻网媒与传统媒介之间，因媒介融合与媒介垄断的差异化竞争模式所带来的认知隔阂与模式差异。网络媒介既连接了内容与受众，又借助识别技术筛选用户生成内容（UGC）。两者合力构筑起用户自营模式（即自媒体）下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闭环网络。这种自治循环与“网络环境化”同“环境网络化”视角二元迭代下沉浸式传播的产生互为佐证，构成了当下媒介融合大环境背景下第四媒介迭代重塑的底层逻辑。
综上，本文倾向于将媒介迭代看作是一种融合的进程，并依托媒介迭代与融合的技术特征，将其阶段划分为第一媒介（纸媒）、第二媒介（广播电视）、第三媒介（互联网媒介），以及本文重点关注的第四媒介（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新媒介形态）四种。
其中，口语传播技术时代因为主要依托人自身进行，所以在媒介技术迭代视角下被归为零媒介（人自身），特指第一媒介之前人类漫长的史前时期（无文字记载）。同时将印刷媒介并入第一媒介时期，是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虽然改变了媒介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但在早期所传播的内容端仍以文字加图画（手绘）为主，印刷载体也主要是各类纸张（经济实用性影响）。相对而言，第三、第四媒介均处于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网络信息大爆炸的当下，其主要区别“分水岭”即是AI技术在媒介传播中的广泛应用。而随着科技融合下新基础设施（数智化场境）的迭代，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将迭代重塑至传播伊始的“人即媒介”。此时的“人”已不是茹毛饮血的原始先民，而是媒介与技术深度融合后的媒介化的“人”。
4.媒介迭代的基本趋势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概念较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于1983年提出，意指“媒介所呈现的多功能一体化趋势”。国外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主要基于媒介史、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视角。其中，文化研究视角以詹金斯（Henry Jenkins）为代表，强调媒介融合先后出现的数字革命范式（digital revolution paradigm）与新兴融合范式（emerging convergence paradigm），前者主张“媒介技术替代”，后者强调“媒介互动融合”，认为融合不仅发生在媒介载体层面，也因受众社交需求的改变而在受众的意识认知层面产生。
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与其子埃里克(Eric Mcluhan)合著的《媒介定律：新科学》一书中，提出了媒介演化融合的四条定律，即提升、过时、再现与逆转。其认为，每种媒介都基于这四种功能而处于不断转化之中。从中不难发现，媒介迭代重塑的重点不在于“替代性”，而是“融合化”。其融合动力不再源自传统媒介主体（纸媒、广播电视媒介），而是转向传统媒介受众主导下UGC与PGC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的统一。
本文认为，媒介的这种演化融合更类似于辩证法所强调的扬弃基础上的继承，即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所形成的螺旋式上升轨迹。本文认为媒介迭代、融合与重塑的基本趋势主要源自以下四点：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迭代，如5G、web3.0、物联网等技术对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关系的改变；二是媒介与科技融合的深化，如VR、AR、MR等可穿戴设备逐渐将人转变为媒介；三是媒介系统重塑进化的内在规律，即随着技术的更迭，媒介越发走向个性化、智能化、泛众化、拟真化发展路径，从而逐渐重塑并融入人自身；四是社会新的消费需求促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打破旧有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媒介在这一迭代融合与重塑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衔接与推动的角色。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媒介更迭与融合
数智化场境视角下的第四媒介在“艺术技术化”与“技术艺术化”的驱动下，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的迭代，通过“网络环境化”与“环境网络化”，正在演变为一个社会化生态体系。
1.数字基础设施助推数字经济业态更迭与重塑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明确了“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由此不难总结得出数字经济的三个重要基础要素即数据资源、信息网络、通信技术。这三个领域当下的发展又以大数据（Big Data）、区块链（Blockchain）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为代表。
2.数据的数字资源化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
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是数据的数字资源化，其核心是数字资源的价值发现，其既是基于新资源形态的全新发展范式，也是数字经济新形态能够成立的关键。数据价值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多源（元）数据的融合碰撞以及共享流转基础之上。换言之，唯有让数据及其资源动起来、用起来，继而才能产生、增加并发挥其价值作用。
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特别提出要建立合规的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要素分配制度以及治理制度。数字资产具有多种形态，包括数字性、内容性、复合型、数据性等不同形态，区别于传统的要素形态，赖于价值发现的价值形成机制，对于新消费市场而言，可能具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形态，对于大众而言具有更开放、更智能、更便捷的应用场景，因此，数字资产是数字经济形态发展与更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中心性环节。
3. 数字经济新形态下的媒介功能不断泛化与融合
德国媒介理论学者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人的主体性意识及其时空感知与媒介技术的物质性转变相关。人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技术的客体。今天在媒介迭代过程中，依托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处理与管理技术融合，可以形成创意、生产、流通与消费资源的新融合与新配置，提升媒介化水平与效率。电商平台对于传统线下商铺的重塑，随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对于淘宝、拼多多在线购物模式的融合，加速了数字经济下大众消费结构的快速转型，以及数字化消费场景的建构。
在数字化场景下，数字资产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作用于企业模式、产业融合、市场运行等多个方面，形成新的逻辑系统即数智化的底层逻辑，改变人们对于资产的传统认知，从而形成新的市场与产业逻辑和行为模式。在应用场景方面，数字资产在以元宇宙技术集成的技术形态中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资产的各个环节，通过对于有效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将数字资产的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以及具有针对性等优势更好地运用在生产、研究、运营等各个方面，形成媒介泛化与融合下的应用“场境”。
4.媒介信息生产与传播路径及其效应颠覆性转变
新媒体艺术理论家曼诺维奇（Lev Manovich）认为，互联网技术下的新媒介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媒介，在于新媒介是通过“数字化表征”来运作的。新媒介的“新”体现在其运行通过二进制数字符号的生产与处理实现。而当数字符码使得文化形态（艺术、音乐和文本等）的表征可以被复制、修改和传播。其所具有的通用性和可复制性也使得媒介的传播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费尔德曼（Tony Feldman）则将数字媒介所具有的这种特征概括为“无偏见性”（impartial），认为其不再采用一系列不同的技术来处理不同的数据形式，而只需单一的“元媒介”实现。
费尔德曼所言的“元媒介”（Meta Media）概念最早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Curtis Kay）提出，指个人计算机重塑下的媒介形态特征，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媒介的媒介”。“元媒介”的概念更加近似于媒介迭代融合与重塑后的新媒介形态（即元宇宙），即以元宇宙技术为基座的新媒体形态对于社会形态的重塑。
四、第四媒介的概念、特征及其趋势
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数字场境媒介化构成了第四媒介对于以往三类媒介形态的迭代与重塑，其作为一个新兴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系统、结构及其内在规律与外延趋势。
1.概念内涵
“媒介学”（Mediology）一词，首见于德布雷（Régis Debray）于1979年发表的《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由于研究范围跨度较大，媒介学研究不得不涉及相关学科分支理论，也为今日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理解媒介奠定了基调。同时，媒介学的研究强调人的组织和技术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从而对媒介历史、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投以更多关注。从“媒介学”这一词语来看，“logy”强调科学属性，而“medio”关注的是中介环境，两者相融合，也串联起技术、社会、文化、媒介与人的作用关系。
按照媒介学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德布雷将人类媒介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其认为媒介域下的人类文化活动不能脱离媒介技术的时代特征。如何体现这一特征，也是媒介形态的社会组织核心。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不一定在物质形式上消除以往的媒介载体，而是改变先前媒介载体所承载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功能。
当下之新媒介汇聚了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内容，继承了口头与书面文字交流所包含的叙事、辩论、游戏等互动方式，整合了单向、双向、多向等不同传播模式。与此同时，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与科学技术理论及其实践成果也被纳入媒介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中，构筑起媒介迭代重塑下第四媒介的雏形——元宇宙。
“元宇宙”概念最初见于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于1992年出版的《雪崩》（Snow Crash）一书。书中描述了人类以数字身份在多维空间中交互生存的平行虚拟世界，即“元宇宙”（Metaverse）。该英文单词由“Meta（超越）”和“Verse（宇宙）”两部分组成，直译即“超越宇宙”。这种“超越”与以往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化场景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智能化沉浸体验式数字场景的搭建，也即媒介基于数字技术迭代融合与重塑后的数智化场境形态。这一全新媒介形态以AI加UGC构筑起生成式AI(Generative AI)所演化而成的AIGC（AI Generated Content，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借助POW为内容提供分布式存储，从而将元宇宙宏大叙事结构的搭建，以及相关虚实关联产品与服务置于媒介迭代融合与重塑的延伸尺度之下。
图1 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的迭代形态与重塑逻辑
在数字经济与媒介发展从数字化转向数智化的进程中，第四媒介及其元宇宙范式与形态也从数字“场景”转向数字“场境”。这种转向同时也是媒介自身从“在场”转向“在境”的过程。传统媒介的“在场”更多通过媒介技术的迭代，不断拓展人类沟通交流的层级。而数字场境下的“在境”则是伴随各类媒介工具的融合（整合与消融），不断降低媒介的“在场”，使媒介“回归”以人自身为中心的“在境”体验，从而凸显了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正在成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即第四媒介），以及第四媒介将成为数字场境媒介化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这一媒介发展的当下趋势所在。
2.主体特征
媒介技术的兴起推动并产生了不同形态的中介方式，为特定形式的传播提供了实现条件。今天有关媒介的问题也被放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连接的情境中，探讨其场景化构成。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即人的延伸，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由新的尺度（载体）所产生，任何新技术带来的延伸，都会引进新的尺度。每一次媒介迭代，都会在融合以往媒介的基础上，为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拓展新的媒介领域。这种媒介尺度的延伸在网络时代，也被称为“拓扑”（topology），网络载体（手机、平板）等尺度的延伸背后，其实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拓展与延伸。对此，传播学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它能够无限扩展（拓扑），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能够创新而不至于威胁其平衡。
这种“开放结构”即元宇宙的形成基础，在卡斯特看来是一种以“永恒的时间”（timeless）和“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为特征的社会形式。前者指载体之间远超使用者的瞬时传播与信息交流体系。而后者指由关键节点（节点通过吸纳并处理信息而提高其重要性）和枢纽构成的一系列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架构。
本文认为，卡斯特所言开放结构网络社会下的时空观，也是第四媒介（元宇宙）的运行特征之一。其中，“永恒的时间”即元宇宙中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的“永恒性”，这种信息基于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同时依托人工智能而刻意自主生成；“流动的空间”则指元宇宙中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的“流动性”，这种信息超越常规媒介载体，可以在元宇宙内的不同媒介领域、不同媒介形态间瞬时同步，并依托“元宇宙”内不同媒介领域的自身特点而进行改变，即AIGC下文字信息内容与图片、音频、视频信息内容间的自由转换。以元宇宙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也将在媒介信息内容的传播时间与传播空间的统一中，逐渐转向“人即媒介”的迭代融合与重塑。
关于“人即媒介”，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基于当下媒介实践中媒介技术的中介作用，传播的物质性基础意味着作为身体的“我”借助“媒介技术”与“世界”相互作用，由此形成具身化关系。元宇宙及其拓扑作为人与社会信息沟通的载体，伴随着人自身需求的延伸，也逐渐具备拟人化倾向，媒介与人的融合正随着数智化场境的应用进程不断加快而成为现实。
上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意识到艺术创作过程中机器的作用与影响后，提出了技术主义艺术理论（机械复制艺术理论）。尽管其对技术发展导致艺术“灵晕”（Aura）的消逝感到惋惜，但其也承认，“艺术的技术化”所带来的大规模复制，也促使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从少数精英阶层延伸拓展至大众群体，进而促进了艺术传播的民主化与大众化。
艺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互动）社会活动,其目的在于表达人的日常感受。同时，艺术需要与现实保持距离感,即艺术传播与一般信息传播的差异性，也使得艺术传播媒介具有了虚拟性情感体验需求下的传播载体特征。这一特征也是艺术媒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媒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虚拟性”特征，也同元宇宙数智化场境下媒介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时间“永恒性”与空间“流动性”相吻合。无论是“艺术技术化”还是“技术艺术化”,所体现的都是艺术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之间的融合延伸。前者是技术为艺术表达拓展传播渠道，后者则是艺术对于技术应用路径的现实指引，即“人借助媒介技术实现艺术的具身化”。第四媒介中艺术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超工具性”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作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即第四媒介），其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数据核心化、智能工具化、场境中心化的迭代、融合与重塑：
（1）数据核心化（大数据+区块链）
数字经济背景下媒介更迭的逻辑主要是沿着价值发现的轨迹创造性发现和有效性管理新的价值范式与形态。以往媒介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变现主要由单一媒介主体把控。进入互联网时代，分众化传播使得个体在媒介生产与传播中的主动性得到极大推动，也促成了Web2.0技术下自媒体的崛起。在以互联网巨头为引领的第三媒介时代，信息的所有权大多存在于平台方而非创作者，平台会根据自身战略需要与信息生产者（如微博博主、B站UP主等）商定利益分配额度，但决定权仍在媒介平台一方。而第四媒介下的元宇宙通过将数据信息与区块链分布式存储技术相融合，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是规避了平台在价值分配中的作用，实现了数据信息资产的个人确权拥有，从而进一步激励了个体对于媒介信息产品的创作、传播与消费。
（2）智能工具化（人工智能+物联网）
物联网作为多元信息载体平台，通过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装置与技术，可以动态采集普通物理对象的声、光、热、电等多元信息，从而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泛在连接，再将这些信息数据通过区块链分布存储，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信息生产与传递的个性化、泛众化。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信息传递的智能化迭代，可以优化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模式与层级，将物提升到“人”的层级，逐渐淡化人与物之间的差异性，为数智化场境的构建提供建筑“砖石”，从而构筑起元宇宙数字化生存的“后人类”媒介化时空。
（3）场境中心化（人机接口+数智空间）
从媒介场景到媒介场境，其本质是应用环境的改变。场境中心化更加强调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动、理解与共鸣。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所构筑的数据智能化空间，为数智化时代的“后人类”生存开启了新的“宇宙维度”，即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同时，借助可穿戴设备，以及未来诸如脑机接口、上载智能等目前尚处于理论阶段的各类人机交互界面的探索与实践，以元宇宙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将成为链接人类可感知现实与虚拟世界，以人为中心的“媒介化”世界。
3.迭代趋势
数字文明时代需要大量的工具、手段、技术，需要对未来的社会场景、要素重新加以整合，是一个羽化成蝶的革命化过程。第四媒介的融合迭代无论是作为艺术技术化的数字构成，还是作为技术艺术化的信息载体，都对人与艺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泛艺术化”。通过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对于传统数字化场景的重塑，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碍于原有技术与认知壁垒之上的内容生产差异性逐渐减弱，大众在艺术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等环节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也使得德国当代艺术家博伊斯（Joseph Beuys）曾主张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以及沃霍尔（Andy Warhol）所预言的“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钟”正在媒介及其技术的迭代重塑下变为现实。
谈及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的发展趋势，高奇琦等学者（2022）在斯蒂芬森“元宇宙”初始概念的阐述基础上，将元宇宙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虚拟元宇宙。即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初步实现互联互通，达到虚拟现实化与现实虚拟化的融合；第二，脑接元宇宙。即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全方位融合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人机交互体验；第三，意识元宇宙。即通过上载意识至元宇宙，使得人类身体的衰老不再成为限制生命存续的决定因素；第四，共生元宇宙。即借助元宇宙帮助人类突破思想桎梏，实现人机共生状态。
目前来看，上述观点仍停留在“凭空幻想”之中，即便不去讨论后续阶段落地所面临的伦理争议，很多技术环节目前也还未取得关键性突破。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时候就是从一个个“幻想”逐渐演变为“现实”。按照这一趋势逻辑，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的未来发展也将基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协调虚拟与现实空间的融合延伸关系展开。本文认为，元宇宙迭代下的虚拟空间对于现实空间的拓展延伸仍为主流，而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第四媒介所推动的后媒介融合进程终将全面融合线上与线下时空，改变人类自身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现有认知。从而实现如OpenAI公司CEO阿尔特曼（Sam Altman）所言的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即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五、第四媒介的系统要素、结构行为与环境
以元宇宙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作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即第四媒介），有着自身特定的发展背景、历史沿革及其进化逻辑（即技术迭代融合与重塑路径），以及媒介系统内在生态化的发展规律。
1.主要系统要素
2022年1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元宇宙文化实验室沈阳教授团队发布了《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2.0版）》，从其概念起源、概念与属性、技术与产业链、场景应用、风险点及治理、热点问题、远未来展望七个方面，梳理了元宇宙的历程特点。同年11月，该团队再次发布《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3.0版）》，在原有报告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得出了关于元宇宙的“三个三”定义。
该报告强调了元宇宙的三维化特征，以区别传统互联网媒介（如电脑、手机、平板端口），并将其分类为数字孪生、虚拟原生、虚实共生三个阶段。对此，本文认为元宇宙的“三维化时空”并非如报告所言是与传统媒介特别是第三媒介（网络媒介）的区别所在，应该说元宇宙的“在境”特征在现阶段仍需要借助手机、电脑等网络端口，配合体感设备实现。因此元宇宙三维空间的构成其实是对以往媒介（特别是网媒）既有功能的迭代，而非替代。这种融合与延伸下的迭代也是本文前述“数智化场境”二元迭代发展趋势的基本特征，以及媒介融合发展观下第四媒介系统要素关系的辩证统一。
图2 第四媒介（元宇宙）“BAND”系统要素化结构图
同时，基于该报告“三个三”定义中“三元化”与“三权化”概念背后所依托的AI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通证机制作用的提取，本文在第四媒介主要系统要素及其关联技术的构成上，更加倾向于参考顾振清、肖波等学者研究论文中对于元宇宙要素特征的“BAND”分类定义。“BAND”中的“B”指Blockchain，即区块链技术；“A”指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人工智能技术；“N”指Network，特指Web3.0下的互联网技术；“D”指Display，即终端数字化场景（如VR、AR、MR、XR、脑机接口、上载智能等人机互动技术）。本文强调，目前“B”、“N”、“D”端在技术迭代上已相对较为成熟，也是此前国内外关于“元宇宙”发展重要的底层技术支撑。
表1 第四媒介主要系统要素及其构成特征
2.基本系统结构
以元宇宙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作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即第四媒介），主要基于UGC、PGC与AIGC二元迭代融合之上的大众与AI生成内容模式，其海量信息产品与服务均建构在区块链数字通证所提供的WEB3.0网络信任与共识机制之上，再通过三维图形化技术与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的应用，最终依靠生成式AI技术实现对以往第三媒介（即网络媒介）信息的迭代融合。
当下AI模型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决策式AI与生成式AI。前者依托决策式模型 (Discriminant Model)分析大数据中的条件概率分布；后者通过生成式模型(Generative Model)分析大数据中的联合概率分布，两者的区别在于擅长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决策式AI擅长基于历史预估当下，目前主要应用于辅助决策，如推荐算法系统和风控系统，以及自动驾驶和仿生机器人领域。而生成式AI则擅长根据数据要素进行归纳、演绎，从而进行缝合式创作和模仿式创新。其中，AIGC便是生成式AI主导与辅助创作的重要实践领域。而AI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UGC数字化场景的搭建转向UGC+AIGC数字化场景模式。从而加快了以元宇宙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在空间规模与产品服务精细化方面的指数级拓展。
决策式AI与生成式AI技术其实早在几年前便已出现，而基于生成式AI的AIGC产品与元宇宙基座概念的提出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命题。这期间，最大的变革便是大模型（Foundation Model）领域技术的突破。AI技术迭代所依托的大模型可以从参数量级上分为两类：统计学习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前者如SVM（支持向量机）、决策树等数学理论完备，算力运用克制的模型；后者则以多层神经网络的深度堆叠为结构，来达到高维度暴力逼近似然解的效果。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即大模型）在上世纪90年代已出现，2010年后得益于GPU算力的高速发展，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模型渐成主流。生成式AI快速迭代背后的大模型便是深度学习模型参数量达到一定量级后的产物。大模型与AIGC应用是通往AGI道路上极为重要，也是出乎意料的一站。其重要性体现在AI对于人类信息的媒介载体（如语言、文字、图片、影像等）有了更加有效的理解和学习，在此基础上以往媒介之间的迭代融合成为可能甚至是必然选择。例如从自然语言（人类语言）生成编程语言（计算机语言），可以产生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而从自然语言生成图片和视频（多媒体产品），则可以全面快速重塑传统媒介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范式。
基于此，本文所述及的第四媒介（元宇宙）与既往媒介的重要差异即AI作为媒介信息技术因素对于媒介新的迭代与融合。
图3第四媒介（元宇宙）的迭代、融合与重塑路径
媒介的发展并非彼此隔离、界限分明的线性发展进程，而是基于媒介信息传递的技术变革，所出现的迭代与融合、互补与共存。毋庸置疑的是，广播电视媒介的出现对于纸媒，互联网媒介的出现对于纸媒和广电媒介，乃至元宇宙概念的出现对于互联网媒介，也大多体现在新的信息载体对于原有媒介符号信息传播的融合迭代。
目前，“A”（即人工智能）端正处于快速迭代阶段，诸如ChatGPT、Midjourney、Jasper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AIGC领域的飞速发展，甚至让美国政府开始研究是否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审查。包括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和“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在内的科技领袖也开始呼吁暂停训练更强大的AI系统。本文认为，“A”端恰是串联起B、C、D端，同时链接与融合原有纸媒、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媒介信息生产与传播，未来实现第四媒介二元迭代的重要增长极与孵化剂。
表2 现有代表性AIGC工具及其功能与应用
同时，基于上表所示，近年来主要代表性AIGC工具的发展基本囊括了办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之广、发展速度之快，大有当初互联网媒介改变传统纸媒、广播电视媒介的势头。沿此趋势发展，根据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预测，最早至2025年，AI将全面超越人类智能水平，而未来AIGC的发展最终也将整合各类工具走向AGI，从而全面改变人类媒介形态及其产品功能。
3.关键系统行为
本文所述以元宇宙及其“BAND”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作为一种基础化媒介（即第四媒介），是媒介迭代走向个性化、智能化、泛众化、拟人化的融合发展路径。借此，人与媒介“深度融合化”与“深度媒介化”成为第四媒介关键系统行为的两级。
图4第四媒介的系统要素与基本结构关系
首先，基于B端（区块链）技术对于第四媒介信息存储形式的迭代，人类个体借助分布式账本与智能合约，重新掌握信息的通证所有权，超越互联网时代平台对于信息的掌控，促使媒介真正走向个性化时代；基于A端（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第四媒介信息生产的迭代，信息的生产源也将首次超越人自身，走向人类主导下的AI自动生成时代；基于N端（网络）技术对于第四媒介信息传播的迭代，物联网加WEB3.0技术的加持，也将使得信息传播的两端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可以是人与物、甚至是物与物之间；基于D端（显示）技术对于第四媒介信息呈现形式的迭代，传统意义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将被彻底拉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元宇宙）也将由平行发展最终走向融合共生。人与媒介深度融合化的同时，人的社会生活也将深度媒介化。届时，第四媒介的迭代融合也不会停止，而是进一步跨越以往媒介迭代的束缚，走向媒介即“人”自身的原初轨道。
图5 媒介迭代融合发展观下的第四媒介关键系统行为
如上图所示，第四媒介迭代融合下“人即媒介”中的“人”，是所谓的“后人类”（Posthuman）概念。随着“BAND”系统要素下人与媒介的深度融合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深度媒介化，人类的身体不再与“自然”紧密联系，而是日渐面向技术设计和变革开放，人类概念也逐渐遭到质疑，从而引出了“后人类”概念。佩珀雷（Robert Pepperell）在其著作《后人类景况》（Posthuman Condition）中将“后人类”描述为一个时代，其间人类不再是宇宙中最为重要的事物，而所有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都是为了适应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种族的变迁。后人类是一种不确定的境况，其间事物的本质或根本属性都不再清晰。人类不再如希腊先哲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所言“是万物的尺度”， AGI将越俎代庖，成为包括人类在内“万物的摩尔定律”。
4.重要系统环境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迭代融合下以第四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差异，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也形成了因媒介化逻辑方式的差异性而形成的以元宇宙及其关联技术为基座的数智化场境。元宇宙中媒介的迭代融合与重塑，不仅发生在媒介载体层面（如网络、显示、区块链等），也因受众社交需求的改变（AIGC的应用）而在受众的意识认知层面产生。从而不再采用一系列不同的技术来处理不同的数据形式，而只需一种单一的“元媒介”，即元宇宙实现并超越既往所有媒介技术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元宇宙基于数字技术迭代下的媒介融合态，即复合化沉浸体验式数字场景下的“BAND”系统要素，搭建起以“永恒的时间”（timeless）和“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为特征的“元宇宙”系统环境体系。其中，“永恒的时间”通过“艺术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艺术化”，基于“元宇宙”元宇宙内区块链技术，同时依托人工智能而实现信息内容的自主生成；“流动的空间”强调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超越常规媒介载体，可以在不同媒介领域、依托不同媒介显示同步，实现“网络环境化”与“环境网络化”下媒介空间的重构。
图6媒介迭代融合发展观下的第四媒介重要系统环境
基于元宇宙“BAND”系统要素的基本系统关系与关键系统行为，媒介也由“技术替代”走向二元迭代的“互动融合”路径，从而将媒介的迭代路径从孤立静止的线性替代转向辩证统一的融合共存。
结束语
人类向网络场景的大规模迁移，不只是媒介自身的革命，媒介已经垂类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颠覆性变革并重构起新的媒介化社会形态。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迭代，元宇宙、人工智能、物联网、脑机接口等正在或即将开启的是人类在拟态场景下数字化生存的文化新形态。这一由科技创新推动媒介迭代重塑的历程及其影响，将借助媒介的功能泛化形成一次文明形态的融合、迭代与重塑。
从当下的发展态势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数字化到数智化的两大基本进程。数字经济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转变，最基本的前提与动力就是基础设施的更迭进化。其中，数智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它的发展虽然尚处在展开期，但已表现出其独特的新范式、新形态与新机制。研究探讨这种新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最新发展趋势，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进步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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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高峰（1983-），男，北京人，艺术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媒介，艺术产业，艺术金融；
2、西沐（1966-），男，陕西蒲城人，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李可染画院）院长、研究员，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上海大学）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美术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沉浸式交互动漫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产业智库研究中心（陕文投）首席科学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议专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非遗资源管理评价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会理事，艺术产业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艺术品行业协会发起人及筹备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数字经济，艺术产业，艺术品市场，艺术金融等。
来源：中国艺术品理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