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卵巢癌诊疗：生物标志物研究开启新篇章2024年，卵巢癌诊疗领域迎来了新的突破。研究者们对生物标志物以及生物标志物与治疗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试图从基因、蛋白质等不同层面理解卵巢癌的复杂性。这些生物标志物不仅有助于揭示卵巢癌的发展机制，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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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卵巢癌诊疗：生物标志物研究开启新篇章2024年，卵巢癌诊疗领域迎来了新的突破。研究者们对生物标志物以及生物标志物与治疗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试图从基因、蛋白质等不同层面理解卵巢癌的复杂性。这些生物标志物不仅有助于揭示卵巢癌的发展机制，也为制定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了线索。通过精准识别患者的生物标志物特征，医生可以更加个性化地制定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副作用。本文将对2024年卵巢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盘点，以飨读者。揭开晚期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循环免疫图谱：来自MOCCA试验的启示（ESMO 摘要号：753p）
透明细胞卵巢癌（CCOC）是一种侵袭性强的卵巢癌亚型，以其化疗耐药性和预后不良而著称。尽管PD-(L)1抑制剂在CCOC中展现出了一种有前景的治疗策略，但MOCCA试验（一项比较复发性CCOC中度伐利尤单抗与医师选择化疗的随机Ⅱ期临床研究）未能证明免疫治疗具有生存获益。本报告旨在将外周免疫特征与结局相关联，以识别免疫治疗获益的潜在预测生物标志物。图1.研究海报
MOCCA试验共入组47例患者，其中31例接受度伐利尤单抗（D）治疗，16例接受医师选择化疗（PCC）。在D/PCC治疗前前瞻性地收集血液样本，用于白细胞亚群和可溶性因子的免疫特征分析。使用Cyto-Chex BCT稳定第7天的血液样本，并在BD FACSymphony A5细胞分析仪上进行采集，采用25种标记物的流式细胞术分析。在去除碎片和非特异性抗体后，使用谱系标记物评估细胞表型。采用基于磁珠的多重分析（Milliplex）与Luminex Flexmap3D系统测量血浆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浓度。（图2）图2.研究方法
基线时共收集了35份血液样本，其中度伐利尤单抗组23份，医师选择化疗组12份。与无进展生存期（PFS）12周的患者循环中CD细胞3+ T（p=0.01）、CD4+ T细胞（p=0.02）、CD19+ B细胞（p=0.048）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p=0.02）水平显著更高，而中性粒细胞水平显著更低（p=0.009）。此外，与PFS较短的患者相比，对度伐利尤单抗PFS更长的患者基线时CCL11（p16周与图3.研究结果
在MOCCA试验中，对免疫治疗反应良好的患者循环中T细胞、B细胞、NK细胞和特定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而中性粒细胞水平降低。这些循环免疫标志物可能作为优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CCOC中使用的预测工具。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靶向药物不仅在乳腺癌治疗中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且也可能成为治疗其他HER2过度表达的实体瘤的有效手段。然而，卵巢癌（OC）中的HER2状态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索卵巢癌中HER2的表达情况及其与其他标志物之间的关系。图4.研究海报
回顾性分析了373例新确诊的晚期或复发性卵巢癌患者的电子病历，评估了HER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和同源重组缺陷（HRD）状态。由专业病理学家验证的IHC结果中，HER2表达水平按照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美国病理学家学会（CAP）指南中的胃癌HER2评分系统，分为0、1+、2+或3+。此外，这项研究研究者还评估了错配修复（MMR）蛋白表达和叶酸受体α（FRα）的IHC结果。IHC结果显示，高级别浆液性癌（HGSC）中HER2 2+或3+（其中3+为5.1%）的表达率为17.6%，透明细胞癌中为45.2%（其中3+为9.7%），黏液性癌中为50.0%（其中3+为28.6%），其他亚型中为30.4%（其中3+为4.3%）（p值图5.研究结果
本研究为卵巢癌中HER2的表达提供了全面信息，显示在非HGSC类型中HER2表达显著较高，并且在HGSC中与不良预后相关。这强调了BRCA突变或HRD卵巢癌中靶向治疗的重要性，并指出在PARP抑制剂（PARPi）治疗失败后，HER2靶向药物是一个可行的治疗选择。FIGO IIIC/IV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患者中化疗反应评分（CRS）与肿瘤同源重组缺陷（tHRD）的关系（ESMO 775p）
新诊断出的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IIIC/IV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女性患者，在接受新辅助化疗（NACT）后，其病理定义的腹膜（网膜）CRS可预测生存结局。与HRD阴性肿瘤相比，HRD阳性肿瘤对PARP抑制剂治疗的反应更为显著。本研究旨在探讨CRS与肿瘤同源重组缺陷（tHRD）之间的关联，以评估CRS是否可作为预测PARPi疗效的一种无需额外成本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图6.研究海报
研究对象为2021年4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克里斯蒂医院接受NACT治疗并使用Myriad公司的myChoice tHRD检测法进行检测的、新诊断出的FIGO IIIC/IV期HGSOC女性患者。构建单变量和多变量（MV）Cox比例风险模型，以验证生存结局与关键临床因素之间的关联。采用卡方检验评估CRS3（无/微量残留肿瘤）与tHRD之间的关联。总体研究人群中共纳入315名女性（中位年龄67岁，年龄范围36-91岁）。其中，89例（28%）为FIGO IVB期疾病，47例（15%）携带tBRCA1/2突变。197例（63%）患者接受了每3周一次的卡铂-紫杉醇治疗。总体人群的多变量分析显示，是否接受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具有预后意义（P图7.研究结果
研究显示，在接受NACT和肿瘤细胞减灭术（DPS）治疗的新诊断FIGO IIIC/IV期HGSOC女性患者中，tHRD与腹膜（网膜）CRS之间存在关联，应在前瞻性研究中评估CRS作为PARPi疗效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参考文献：
[1].F. Blanc-Durand,et al.753P - Unlocking the circulating immune landscape of advanced clear-cell ovarian cancer: Insights from the MOCCA trial.Annals of Oncology (2024) 35 (suppl_2): S544-S595. 10.1016/annonc/annonc1592[2].D. Lee,et al.765P -HER2 expression in ovarian cancer: Its relationship with HRD status, and other biomarkers.Annals of Oncology (2024) 35 (suppl_2): S544-S595. 10.1016/annonc/annonc1592[3].F. Britton,et al.775P -Association between chemotherapy response score (CRS) and tumour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 (tHRD) in women with newly diagnosed FIGO stage IIIC/IV 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 (HGSOC).Annals of Oncology (2024) 35 (suppl_2): S544-S595. 10.1016/annonc/annonc1592审批编号：CN-150731 过期日期：202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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