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操纵你的认知：信息控制的隐秘战争

摘要：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本身也成为了博弈的工具。尤其是在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许多看似“突发”的事件，其背后往往隐藏着精心策划和引导的真相。这些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经过周密的计划、精心的设计和巧妙的操纵，最终以“突发”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其目的是影响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本身也成为了博弈的工具。尤其是在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许多看似“突发”的事件，其背后往往隐藏着精心策划和引导的真相。这些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经过周密的计划、精心的设计和巧妙的操纵，最终以“突发”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其目的是影响公众认知、操控舆论，甚至达到特定的政治或商业目的。

事实上，“突发”事件的发生时间往往并非偶然。操控者会精心选择特定的时间节点，例如重要的政治会议、敏感的社会事件发生后，或者公众注意力相对分散的时期，来“引爆”事先策划好的事件。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特定的社会氛围或公众情绪来达到特定的目的。

此外，他们还会协调不同的媒体平台，在同一时间或相近的时间集中发布相关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进一步增强事件的“突发性”和“震撼力”。

在商业领域，信息的发布时机往往与市场动态紧密相连。例如，上市公司为了在股市开盘后获得理想的股价表现，通常会选择在开盘前发布重要的利好消息，如签订重大合同、获得重要订单等。此举旨在利用投资者在开盘时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迅速吸引大量买盘，从而推高股价。这种精准的时间选择，能够有效地放大信息的积极影响。

娱乐媒体和自媒体则更倾向于利用人们的闲暇时间进行信息传播。周末或节假日是人们放松身心、关注娱乐内容的黄金时段。因此，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发布娱乐新闻或八卦消息，更容易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提高信息的传播度和影响力。这种策略抓住了受众的心理特点，实现了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公关领域，信息发布时机的选择更具有策略性。当某个公众人物或机构面临负面新闻或危机事件时，及时发布其他积极或轻松的信息，可以有效地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减轻负面事件的影响。例如，在某个明星的丑闻被曝光后，媒体可能会在同一时间或稍晚一些时候发布其他明星的恋情或结婚等喜讯。这种策略通过制造新的热点话题，冲淡公众对负面信息的关注，从而达到危机公关的目的。

众所周知，在信息严格控制的环境中，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内容都受到严密的审查和过滤。只有符合特定利益或意识形态的信息才会被允许传播，而那些不利于既定目标的信息则会被屏蔽、删除甚至歪曲。

显而易见，对信息内容进行筛选和编辑，可以突出某些方面，淡化或掩盖其他方面，从而塑造出符合官方意愿的叙事。例如，在报道某个事件时，可能会突出事件的积极意义，而忽略其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信息筛选和过滤机制为精心策划和引导事件提供了土壤，使得操控者可以有效地控制公众接收到的信息，将其放入算法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从而塑造其认知和判断。

控制媒体议程，决定哪些议题应该被讨论，以及如何被讨论是操控者操控大众意识的整体框架。他们会精心选择和包装事件，将其置于特定的框架之下进行解读，从而引导公众的思维方向。例如，他们可能会突出事件的某些方面，淡化或忽略其他方面，或者使用特定的语言和修辞来塑造公众对事件的印象。这种议程设置和框架构建的手法，使得原本复杂的事件变得简单化、片面化，甚至被完全扭曲。

当然，操控者还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舆论，操控公众的情绪。他们可能会利用水军、网络机器人等工具在社交媒体上散布特定的言论，制造虚假的民意氛围；或者通过组织“专家”、“学者”等进行解读和评论，为事件赋予“权威性”和“合理性”。此外，他们还会利用人们的恐惧、愤怒、同情等情绪，来煽动公众的情绪，使其更容易接受和传播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

为了掩盖事件的真相，操控者慎之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混淆视听。他们可能会散布谣言、制造假象，或者利用技术手段篡改证据。此外，他们还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即只有少数人掌握事件的全部真相，而大多数公众只能通过媒体获取片面的信息，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这是锡安长老们的强项！

古往今来，所谓的文明国度都深谙此道，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世界是否长久以来都共享了一套金字塔爬虫专制剧本。

在古老的埃及，法老为了利用神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通常会通过神庙祭司系统控制信息传播，祭司们统一将法老描绘成神之子，以便让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著名的事例是卡迭石战役后，拉美西斯二世就通过神庙铭文和雕刻夸大了自己的战绩，进行宣传，塑造自己英勇善战的形象。

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则利用公共广场、雕像、钱币等媒介进行宣传，塑造帝王的形象，巩固统治。奥古斯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通过宣传其结束内战、带来和平的功绩，最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近代的纳粹德国更是通过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控制了媒体、电影、广播等宣传工具，进行系统的宣传和煽动，丑化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鼓吹种族优越论和战争，为发动二战制造舆论条件。

前苏联也通过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强大的宣传机器，控制了信息传播，塑造了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形象，压制异议声音，成功对大清洗等历史事件进行了歪曲和掩盖。

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通过电影、海报、新闻报道等方式，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支持战争。“罗斯福新政”就是政府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成功塑造出的治理概念。

在社交媒体时代，虚假信息和操纵行为更加容易传播。例如，一些所谓民主国家或组织利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干预选举、煽动社会对立。

2003年，美国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当时，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在内的许多西方主流媒体，都广泛报道了美国政府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许多媒体在报道中也缺乏足够的质疑和核实，直接引用了政府官员的言论，甚至将其作为事实进行传播。

显而易见，美国媒体在前期的 “先入为主”和对官方信息的过度依赖，成功误导了公众对战争的判断，为后来的战争制造了舆论基础。战争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并未在伊拉克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这引发了公众对媒体角色和信息真实性的广泛质疑，许多人认为媒体在战争前期的报道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2010年末至2012年初，北非和中东地区掀起了一系列反政府示威和起义浪潮，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政治腐败、经济停滞、高失业率等问题，民众对现状普遍不满，突尼斯小贩自焚事件更是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导火索，但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的传统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民众难以获取真实的信息。

不过，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这些限制，为民众提供了更自由的信息传播渠道。抗议者利用Facebook群组、Twitter标签等工具，在线组织抗议活动，例如确定抗议的时间、地点、口号等。社交媒体也为抗议者提供了协调行动的平台，例如在抗议过程中，抗议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时沟通、调整策略。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际舆论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

“阿拉伯之春”后，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更加复杂，一些政府加强了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和控制，以致于抗议者开始使用更加加密和安全的通信工具，如telegram。

从2022年延续至今的俄乌冲突中，双方都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进行宣传和反宣传。虚假信息、阴谋论、以及各种信息战手段层出不穷。

俄罗斯的宣传策略包括否认入侵和“特别军事行动”、指责乌克兰是“纳粹政权”、散布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等。乌克兰的宣传策略则针锋相对，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的入侵和战争罪行，同时塑造英雄形象和抵抗精神，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如我们所见，俄罗斯官方始终否认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而是将其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帮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保护在乌俄罗斯族人的安全，在俄罗斯的历史叙事场景下，乌克兰政府是纳粹分子或其支持者。

与此同时，俄罗斯声称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或指责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从事军事生物研究。这些广泛传播的信息显然不利于乌克兰一方。

但乌克兰并未束手就擒，而是奋起反宣传！乌克兰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并积极搜集和公布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证据，例如对平民的袭击和屠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政府更是积极利用社交媒体，例如Twitter、Facebook等，直接与公众沟通，塑造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英雄形象，例如“蛇岛士兵”、“基辅幽灵”等，传递信息，争取国际支持。

总之，由于信息大爆炸时代信息来源更加多样化，包括了官方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以及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这使得辨别信息真伪变得更加困难。现在，再叠加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更加难以分辨信息的真假。尽管如此，信息仍然对公众认知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显而易见，虚假信息可能导致公众对事件产生错误的理解，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际冲突。无论如何，旧世界正在媒体的混乱中解构，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已大不如从前。新世界呼唤真相的到来，客观事实的影响力已不如情感和个人信念，“后真相时代”纯靠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