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风波引深思：多项研究表示刷短视频影响心理健康及大脑结构

摘要：近日，大量“洋人”涌入国内社交平台“小红书”，他们在小红书上注册账号并自称“Tik Tok refuggees（抖音难民）”。Tik Tok为抖音的海外版APP，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走红，特别是在美国拥有大量用户，现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社交和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大量“洋人”涌入国内社交平台“小红书”，他们在小红书上注册账号并自称“Tik Tok refuggees（抖音难民）”。Tik Tok为抖音的海外版APP，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走红，特别是在美国拥有大量用户，现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社交和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美国政府以Tik Tok正在让大量美国青少年沉迷其中以及影响了美国社会正常运行等理由，企图禁用该软件。大量年轻人为了抗议，选择下载中国社交软件“小红书”作为Tik Tok的替代品。

随着大批量美国人的涌入，中美文化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实际上，这次运动已经引起了一个中美网友的“文化狂欢”，在这样一个“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时刻，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问题潜藏其中，即在短视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输出载体的时代，这种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乃至大脑结构。过去半年里，发布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的两篇论文先后向我们揭示了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对人们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不止于心理层面的成瘾性，甚至可能在生理层面悄悄改变了你大脑的局部功能。

常刷短视频，当心抑郁症找上门

2023年12月，来自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学院的陈润森博士及其团队发表了题为“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ort video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cross-lagged panel network analysis “的论文（见图1），旨在研究短视频成瘾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动态关系。

该研究使用便利抽样方法对北京的大学生进行了跨两年（2021年-2022年）的数据收集，共包含1163名参与者。他们测量了短视频成瘾性和抑郁相关症状，其中短视频成瘾通过修改后的Facebook成瘾量表进行评估，包括情绪改变、耐受性、撤退反应、是否复发等内容，抑郁症状则使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进行测量，然后采用交叉滞后面板网络模型（CLPN）和网络稳定性及准确性分析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图1 陈润森博士及其团队在CHB发表的论文

研究者把2021年和2022年这两个时间点分别用T1和T2标记，交叉滞后面板网络模型（CLPN）的计算结果显示，在两个时间点T1和T2间，参与者的短视频成瘾和抑郁症状均有所增加。

网络分析揭示了短视频成瘾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短视频成瘾中的耐受性（A2）与显著性（A1）和撤退（A5）之间存在较强的交叉滞后关系；在抑郁症状中，能量（D4）对悲伤情绪（D2）的预测作用最强，无聊感（D1）对悲伤情绪（D2）和食欲（D5）也有显著影响。此外，自杀意念（D9）与无聊感（D1）和悲伤情绪（D2）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研究还发现，冲突（A6）和悲伤情绪（D2）是连接短视频成瘾和抑郁症状的桥接症状（见图2）。

这是国人首次探讨中国青少年短视频成瘾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纵向关系，其实际意义也十分深远。特定的成瘾症状如“耐受性”（A2）和抑郁症状如“无聊感”（D1）可以预测随时间发展的心理健康问题。此外，成瘾问题中的“冲突”（A6）和情绪状态如“悲伤情绪”（D2）可能作为桥接症状，连接这两种条件的共同发生。在我们无法阻挡短视频自身发展潮流的今天，识别这些关键和桥接症状可能是唯一的预防和治疗策略。

图2 交叉滞后面板网络模型（CLPN）的计算结果。蓝色代表抑郁症状，黄色代表短视频成瘾性症状

社交媒体是如何“蚕食”大脑的？

如果说这篇文章侧重于短视频对我们精神状态的影响，那么2024年4月由四川师范大学寇娟博士团队发表在同一期刊上的文章则更深入探究了这种影响背后的生理学基础（见图3）。他们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深入研究了社交媒体干扰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大脑全局、局部注意力以及相关的神经机制。

研究共招募了38名参与者，年龄在17～24岁，研究人员使用了“错失恐惧症量表”（FoMO）来评估参与者对社交信息错失的焦虑程度。

图3 寇娟博士团队发表在CHB的文章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记录了在三种不同的信息干扰条件（社交信息干扰SD、非社交信息干扰NSD、无干扰基线BL）下进行全局与局部任务测试，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和大脑活动。主要的行为结果显示，在社交媒体信息干扰（SD）条件下，参与者在处理全局和局部任务时的准确率都有显著下降。相比之下，非社交信息干扰（NSD）主要影响了全局注意力任务的准确率。这一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信息的干扰比非社交信息更能显著影响注意力分配。

而神经活动方面，在社交信息干扰条件下，特别是在处理局部注意任务时，大脑后默认模式网络（DMN）的一个核心节点——左侧小脑上皮的活动减少。这一减少反映了社交信息干扰可能通过影响后DMN来干扰注意力分配。

此外，该研究还探讨了错失恐惧症（FoMO）如何影响这一关系。数据显示，FoMO的水平在社交信息干扰下对于小脑上皮的激活与行为表现准确率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在局部任务中，当FoMO水平较高时，小脑上皮的减少激活与行为表现准确率降低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这表明高FoMO水平的个体可能更敏感于社交媒体的干扰，从而影响其注意力分配和处理效率（图4）。

总结来说，社交媒体干扰比非社交干扰更强烈地降低了局部注意力。这与一些前期研究的结果一致。例如，在教育环境中，课堂上使用数字设备，尤其是社交媒体应用，与学术表现下降和课程材料理解度降低有关，注意力的分散会妨碍重要信息的记忆。

社交媒体干扰改变了楔前叶和视觉网络功能，而楔前叶长期被认为是与视觉处理有关的区域，这也是App信息的弹出界面会影响我们注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视觉内容吸引激活了我们的高级视觉皮层，而处理和响应社交媒体内容的认知需求则从内部思考中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