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常说，一个家庭最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带着诸多谜团的离别。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些秘密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而有些秘密却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爆发，让人措手不及。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人们常说，一个家庭最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带着诸多谜团的离别。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些秘密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而有些秘密却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爆发，让人措手不及。
我叫张志明，今年45岁，在县城开了一家小超市。1985年，我出生在江南小镇的一个普通家庭。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没多久，我们镇上到处都是砖瓦房，街道上晒满了各家各户的辣椒和花生。
父亲在镇上的机械厂当工人，母亲在供销社卖布。日子过得不富裕，但也还算安稳。我从小就觉得父母对我特别好，好得有点过分。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挨打，我爸都会把我拉到跟前说：“志明，咱们有话好好说，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给我买一本连环画。那时候，一本《西游记》连环画要五毛钱，他总是舍得买最新的给我。母亲也是，每次赶集都会给我带一块钱的麦芽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2008年冬天，父亲突然查出了肝癌晚期。那时我刚从县城技校毕业没多久，正在镇上电器店当售货员。
记得父亲住院那段时间，我经常守在病房。有一天半夜，他突然拉住我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盒录音带。那是老式的卡带，外壳都发黄了，上面还用钢笔写着”关于你亲生父母的真相”几个字。
“志明，等你找到能修好它的人再听。”父亲说完这句话就睡着了。我打开录音带的盒子，里面确实有一盘磁带，但是带子已经缠在一起，完全打不开。
第二天一早，我想问个明白，可父亲的状态突然变得很差。他一直在说一些含糊不清的话，什么1985年、什么派出所、什么对不起。我以为他是在说胡话，可他的眼神却异常清醒。
三天后，父亲走了。他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料理完后事，我回到家翻找父亲的遗物，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可奇怪的是，家里所有的老照片都不见了，连我小时候的照片也都找不到。
母亲对此表现得很奇怪，每次我问起录音带的事，她就会转移话题。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能听到她在房间里低声啜泣。我不忍心再问，就把录音带锁进了抽屉。
这一锁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我结婚生子，开了家小超市，生活好像回到了正轨。但每年清明节回老家祭拜父亲，总能感觉到邻居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特别是住在我家隔壁的王婶，每次见到我都会欲言又止。
2020年春节前，母亲突发中风住院。在病房里，她一直抓着我的手说”对不起”。我问她对不起什么，她却说不出来，只是流泪。三个月后，母亲也走了。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在她的床底发现了一本族谱。翻开族谱，我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我的出生日期前后有两处记载，相差了整整三个月。这个发现让我心里一直不安。 今年六月，我在县城步行街遇到个修录音机的老师傅。老师傅姓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蹲在路边摆着一堆老式录音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父亲留下的录音带拿给他看。
陈师傅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那盘磁带。他说这是八十年代的双层录音带，当时这种带子很少见，一般是机关单位才用。他还发现带子的外壳被人动过手脚，里面可能藏着东西。
修理费要三百块。对我来说不算小数目，但想到这是父亲最后的遗言，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陈师傅说需要三天时间，让我到时候来取。
这三天，我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父亲临终前的样子，还有那句”关于你亲生父母的真相”。我翻出母亲的族谱反复查看，那两个不同的出生日期像两把钥匙，要打开一扇尘封已久的门。
第三天下午，我早早关了超市，来到陈师傅摊位。他递给我修好的录音带，说带子里确实藏了张纸条，但他没看内容。
回到家，我颤抖着把录音带放进老式录音机。滋滋的杂音过后，传来父亲浑厚的声音：
“志明，等你听到这段录音，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1985年那年，我和你妈在机械厂后门捡到了你。你被裹在一条蓝色的小棉被里，哭得很大声。棉被上还别着一张纸条，写着你的生日和名字。”
我的心猛地揪紧。录音继续播放：
“那天晚上值班的老张说，他看见一辆面包车在后门停了一会。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人问是否有可疑人员。我和你妈商量后，决定把这事瞒下来。我们一直想要个孩子，但你妈身体不好。我们把你当亲生的养，这些年过得很幸福。”
父亲的声音开始哽咽：“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当年那辆面包车，很可能和一起重大的拐卖儿童案有关。我查到一些线索，但不敢声张。既怕连累你，又担心你会恨我们。”
“录音带外壳里还有一张字条，上面有你亲生父母的一些信息。志明，你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该怎么做，由你自己决定。不管你做什么选择，都要记住，我和你妈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有你这个儿子。”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我浑身发抖，打开录音带外壳。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湘省长沙市岳麓区向阳路15号。
那一晚，我一宿未眠。脑海里全是儿时的片段：父亲教我骑自行车，母亲给我织毛衣，全家一起去照相馆拍全家福。这些温暖的回忆，竟然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派出所。值班民警是个年轻小伙，听我说完来意，立刻查阅了1985年的档案。档案显示，那年确实发生过一起跨省拐卖儿童案，涉及多个婴儿。但主要嫌疑人已经死亡，案件最终搁置。 值班民警建议我去找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老刑警张建国。张建国已经退休，现在在县城西边开了家修车铺。
拿着民警给的地址，我找到了张建国的修车铺。破旧的铁皮房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修一台电瓶车。我把录音带的事情告诉他，他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1985年那个案子，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年全国多个省份发生婴儿失踪案，我们接到线报说有辆面包车经常半夜在机械厂后门活动。可等我们去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不见了。”
张建国停下手里的活，从工具箱底下翻出个旧文件袋：“这些年我一直在私下调查这个案子。已经找到七个被拐的孩子，但还有三个下落不明。你父亲去世前，来找过我一次，说发现了重要线索。”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是一沓发黄的资料。最上面是张报纸剪报，报道了1985年湖南发生的一起婴儿失踪案。报纸上有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是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照片角落的日期是1985年2月。
“你手上那张纸条的地址，就是这个女人家的地址。她叫刘美兰，是被拐儿童之一的母亲。几个月前，我托人打听过，她还住在原地。”
我的手微微发抖：“那就是说，她可能是我…”
“据我调查，刘美兰的孩子是1985年2月12日失踪的。这个时间，和你父亲捡到你的时间很接近。而且…”张建国欲言又止。
“而且什么？”
“而且你长得很像照片上的刘美兰。”
回家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站在自家超市门口，我突然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志明，做人要有担当，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我打开手机导航，输入那个地址。从县城到长沙，开车需要五个小时。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寻找我的另一段人生。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开车上路了。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亲生父母，我该说些什么。我们之间，隔着整整三十八年的光阴。
汽车驶入长沙城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向阳路15号是栋老式居民楼，红砖外墙已经斑驳，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
按着门牌号，我找到了502室。深吸一口气，我按响门铃。过了很久，门才慢慢打开。门后站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头发花白，但面容和那张老照片还有几分相似。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妇人疑惑地看着我：“你找谁？”
就在这时，楼道里响起脚步声。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人走了上来：“刘阿姨，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
原来，张建国已经提前联系了长沙当地的警方。这些年，他一直没放弃调查这个案子。通过DNA比对，警方最终确认我就是刘美兰被拐的儿子。 刘美兰瘫坐在沙发上，泪水止不住地流。客厅墙上挂着张老照片，和报纸上的那张一模一样。照片旁边是个衣架，上面挂着件泛黄的蓝色小棉被。
“这些年，我一直留着你的小被子。每次想你，就把它抱在怀里。”刘美兰说着，把那件棉被轻轻展开。棉被的一角，还别着那张写有我生日的纸条。
我慢慢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讲到养父母对我的好，讲到父亲临终前的录音带。刘美兰静静地听着，不时抹去眼泪。
“你养父母是好人。这些年，是他们给了你父母的爱。”刘美兰颤抖着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把你放在婴儿车里，到楼下倒垃圾。回来时，你就不见了。我和你爸找遍了整个长沙，报了警，贴了寻人启事，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警察从档案袋里拿出几份文件：“通过这些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跨省的拐卖儿童团伙。他们专门在医院、居民区附近寻找目标，然后趁人不备下手。1985年到1986年间，全国共发生类似案件二十多起。”
“你爸为了找你，辞掉了工作，走遍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可找了五年，还是没有消息。后来他得了重病，临终前还在喊你的名字。”刘美兰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一家三口的笑脸定格在三十八年前。
看着照片上年轻的刘美兰和她丈夫，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养父临终前要录那盘带子。他一定是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真相，既担心我找不到亲生父母，又害怕这个真相会伤害到我。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刘美兰轻声说：“你现在过得好就行。我不求你认我们，只希望能时常看看你。”
我看着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忽然感到一阵心痛。生命中有两对父母，他们都深深爱着我。一对用三十八年的等待和思念，一对用无私的养育和牵挂。
从长沙回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了父亲的坟前。跪在墓碑前，我哭得像个孩子。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些年他为什么总说”志明，咱们家虽然不富裕，但一定要做个明白人”。
第二天，我把张建国约到了家里。他告诉我，当年那个拐卖团伙的案子并没有完全结束。警方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这个团伙还涉及其他一些案件。
“你父亲生前找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但他怕你受到伤害，一直没敢说出来。现在案子重启调查，需要你的配合。”张建国说。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爸，您放心，您儿子一定把这件事做个明白。”
第二天，我就请了长假，开始协助警方调查。通过DNA比对，又找到了两个被拐的孩子。看着这些失散多年的家庭重聚，我更加理解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去年冬天，我在父亲的老照片里发现一个密封的信封。打开后，里面是一份详细的笔记，记录了他调查案件的过程。原来，他一直在暗中收集证据，就是想给我，给所有失散的家庭一个交代。 父亲的笔记本里有很多细节。他发现那个拐卖团伙不仅在湖南活动，还延伸到了广东、江西等地。他们以贩卖婴儿为掩护，背后还涉及器官买卖的黑色产业链。
笔记最后一页写着：“志明，爸爸知道真相后，本想马上报警。但我担心这些人会伤害你，所以一直在暗中调查。等我查清他们的底细，就能保护你去找亲生父母了。可惜，这个愿望恐怕实现不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些资料，希望你能替我完成这个心愿。”
带着父亲的笔记，我和张建国一起走访了多个城市。在广州，我们找到了当年参与运送儿童的一个司机。他已经年近八旬，但还记得很多细节。
通过这位司机的线索，警方最终摸清了整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他们以医院保安、出租车司机为耳目，专门寻找单独带孩子的年轻妈妈下手。得手后立即转移到外省，由专门的”中介”负责转卖。
去年底，这个尘封三十多年的案子终于有了重大突破。警方抓获了最后两名在逃的主要嫌疑人。他们都已经七十多岁，但依然要为当年的罪行付出代价。
案件告破那天，我又去了一趟长沙。刘美兰夫妇搬进了新房，客厅里挂着我和养父母的合影。看到这个场景，我突然明白，爱不是非要分个生养，亲情也不是非要争个输赢。
前几天，我把超市交给妻子打理，准备专门做寻亲志愿者。这些年，我深深体会到失散家庭的痛苦。父亲用生命追寻的真相，不仅是为了我，更是为了所有失散的家庭。
昨天，张建国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整理旧档案时又发现了一些新线索。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家庭等着重聚。每当看到父亲的录音带，我就会想起他常说的那句话：“志明，做人要有担当，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来源：咖咖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