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的异质性:从临床表像到发病机制

360影视 2025-01-28 18:31 2

摘要: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期首次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也是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GDM是胰岛素抵抗和/或胰岛β细胞功能代偿不良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论是临床表像,还是发病机制,都存在显著异质性,不同患者临床表像及胰岛素抵抗、胰岛β细胞功能所做贡献明显不同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期首次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也是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GDM是胰岛素抵抗和/或胰岛β细胞功能代偿不良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论是临床表像,还是发病机制,都存在显著异质性,不同患者临床表像及胰岛素抵抗、胰岛β细胞功能所做贡献明显不同。在CDS会议期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吴红花教授结合自己团队的研究,从临床表像到机制,详细介绍了GDM的异质性。

专家简介

吴红花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妊娠期糖尿病

内科学内分泌专业博士(北京大学)。核心及SCI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五十余篇,参与写作、翻译专业书籍8部。承担及参与多项科研项目。

担任中华糖尿病杂志通讯编委、审稿人,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中国糖尿病杂志、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特约审稿人。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妊娠糖尿病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神经内分泌学组成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北京整合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

一. GDM临床表像呈现高度异质性

普遍印象中,GDM主要发生于超重/肥胖女性,但在临床实际中,见到的GDM患者常常是各种各样的。

在演讲中,吴教授首先抛出问题:GDM,是否千人一面?接着,她以6个典型病例入手,形象生动地绘制了GDM患者众生相,这些患者均采用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IADPSG)提出的“一步法”诊断GDM,即在孕24~28周行75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显示每个人的临床表像及发生GDM的主要原因存在不同:

病例1:

孕前肥胖,BMI 29.3kg/m2,孕期体重管理良好,孕26周体重增加3kg。此患者发生GDM的主要原因为孕前肥胖+基础胰岛素抵抗重,叠加妊娠期生理性胰岛素抵抗。

病例2:

孕前超重,BMI 25.4kg/m2,孕期体重增加过多,孕25周已增加14kg。此患者发生GDM的主要原因为孕前超重+孕期体重增加过多。通常伴过重的胰岛素抵抗。

病例3:

孕前体重正常,BMI 20.5kg/m2,母亲T2DM,恐惧孕期高血糖,饮食控制严格,孕26周体重仅增加4kg,此患者发生GDM的原因为1级亲属糖尿病+孕前偏瘦+孕期体重增加太少。通常胰岛素抵抗不重,但β细胞代偿不良。

病例4:

孕前体重正常偏瘦,BMI 20.5kg/m2,二胎,第一胎GDM史,自己为低出生体重儿,孕28周体重增加6kg,此患者发生GDM原因为GDM史+自己低出生体重+孕前偏瘦+孕期体重增加太少。这样的患者通常β细胞代偿不良。

病例5:

孕前肥胖,BMI 29.5kg/m2,PCOS,孕前血糖正常,但存在胰岛素抵抗。孕期体重管理好,孕27周体重增加3kg。此患者发生GDM原因为PCOS+孕前胰岛素抵抗重,孕期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重,超过了β细胞代偿能力。

病例6:

孕前体重正常,BMI 23.4kg/m2,PCOS,辅助生殖,孕期体重管理好,孕27周体重增加7kg。此患者发生GDM原因为PCOS+辅助生殖,均为GDM危险因素。

这些患者类型,虽然代表不了所有GDM患者,但窥一斑可见全豹,已能充分体现GDM患者在临床表像上存在高度异质性,绝非“千人一面”。为后面阐述发病机制的异质性,做了良好的铺垫。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孕妇发生GDM的风险因素进行调研(图1),从中也能充分体现,不同危险因素的组合,造就GDM患者临床表像的高度异质性。

图1. NIH调查问卷

二. GDM发病机制存在异质性

01

正常妊娠代谢性适应与GDM发生机制

从胚胎形成,到胎儿分娩,母体每个器官系统均在不断进行生理性适应。代谢性适应的最主要目标,是为了保证胎儿生长发育所需要的以葡萄糖为主的能量供应。临床表现上,一方面表现为空腹血糖(FPG)水平随孕周进展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即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后者由胎盘、肝脏、肌肉、脂肪组织等共同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胎盘胰岛素抵抗。8周左右胎盘完全形成,之后随孕周进展,胎盘大小及功能逐渐成熟,胎盘胰岛素抵抗逐渐加重,调和母体生理性适应及胎儿生长发育。

除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外,胰岛β细胞也在进行代谢性适应,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加重的过程中,伴随着胰岛素代偿性分泌增加,孕晚期胰岛素抵抗最重时,胰岛素分泌量也达到高峰,可能增加2~3倍。

无论孕前状态如何,所有孕妇均发生上述代谢性适应。正常孕妇血糖正常,是因为胰岛β细胞合理地代偿了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如果胰岛素抵抗过重和/或β细胞代偿不足,则发生GDM(图2、图3)。

图2. 正常妊娠代谢性适应示意图

图3. GDM患者妊娠期代谢性适应示意图

02

导致GDM发生的胰岛素抵抗和/或胰岛β细胞代偿不良,孕前即已存在。妊娠即代谢性应激试验,加重了业已存在的亚临床代谢异常,导致GDM发生

1.GDM患者早孕期FPG即显著高于血糖正常人群

为了进一步探讨正常妊娠代谢性适应及GDM发病机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建立了单中心、前瞻性、单胎妊娠随访队列(1471例),选取早、中、晚孕期血清标本完整者进行病例对照研究[1],检测早、中、晚孕期FPG、空腹胰岛素(FINS),并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和稳态模型评估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根据孕24~28周75g OGTT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GDM组及正常对照(NGT)组。结果发现所有孕妇FPG均随孕周进展逐渐下降,但从早孕期开始,GDM组FPG即显著高于NGT组(图4)。

图4. GDM早孕期FPG显著高于NGT人群

2.GDM虽然孕中晚期才诊断,但导致其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早孕期即已存在

所有妊娠均发生生理性胰岛素抵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研究显示从早孕期到晚孕期,无论GDM组还是NGT组,FINS、HOMA-IR和HOMA-β水平均逐渐升高,晚孕期达到峰值;但GDM组从早孕期就显示更重的胰岛素抵抗,早、中、晚孕期HOMA-IR均高于对照组(均PP

图5a GDM与对照组不同孕期空腹胰岛素和HOMA-IR

图5b GDM与对照组不同孕期HOMA-β

注:图中各指标均采用中位数(极值)描述,*GDM组vs对照组,PP

3.不止早孕期,导致GDM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孕前已有端倪

Catalano等[2,3]应用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及高胰岛素-正常葡萄糖钳夹试验,探讨了GDM与血糖正常女性孕前、孕12~14周和孕34~36周胰岛素敏感性及β细胞功能,发现无论是肥胖还是正常体重孕妇,发生GDM者孕前就有更重的胰岛素抵抗、更差的胰岛素敏感性;肥胖患者孕期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重,同时胰岛素分泌显著增加但仍不足以代偿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导致GDM;正常/偏瘦GDM患者孕期胰岛素抵抗也加重,但更显著的是β细胞代偿不良。提示GDM患者孕前即已发病理生理异常,妊娠加重了既往已经存在的亚临床代谢异常,导致GDM发生,且存在发病机制上的异质性。

03

GDM发生机制存在异质性

上述研究提示GDM无论是临床表像,还是发病机制,都存在显著异质性。加拿大的一项研究[4]根据胰岛素抵抗及胰岛β细胞功能对GDM发挥的作用,将GDM分为胰岛素抵抗过重组(占51%)和胰岛素分泌不足组(占30%),其余的18%二者兼而有之,为混合型。胰岛素抵抗过重组体重更大、脂联素水平更低、胎儿体重更大,与GDM相关的不良结局也更多,而分泌不足及混合组体重与正常妊娠无显著差异、胎儿体重及妊娠结局也类似。提示不同的GDM类型,临床结局也存在异质性。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研究发现,北京地区GDM发生机制中,47.9%以胰岛素抵抗为主,32.4%以胰岛素分泌不足为主,19.7%为混合型。不同发生机制的GDM,其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代偿不良表现不同:抵抗过重组HOMA-IR、HOMA-β始终高于其他三组;分泌不足组HOMA-β始终显著低于抵抗过重组和NGT组;混合参与组HOMA-IR及HOMA-β均介于二者之间。而且这样的异质性早孕期即已显现,胰岛素抵抗过重仍为GDM主要发生机制。

临床上,最容易识别不同发生机制GDM的特征,是体重。胰岛素抵抗过重组早、中、晚孕期体重、BMI始终处于四组中最高;胰岛素分泌不足组早、中、晚孕期体重、BMI始终处于四组中最低,即不仅低于胰岛素抵抗过重组,也低于正常对照组(图6)。这一点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在对高危人群的筛查及孕期干预方面,需要更紧密结合临床表像与发病机制,不仅重视肥胖/超重人群,也要重视偏瘦人群。

图6. 不同GDM与对照组不同孕期体重变化

注:图中各指标均采用中位数(极值)描述;* GDM组vsNGT组,PPP

三.针对GDM异质性的应对策略:可变与不可变

加深对GDM的认识,其终极目标是为了改善母儿结局——无论是围产期结局,还是产后转归。因为孕期高血糖具有显著“跨代效应”,对母儿两代人有深远的不良影响。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早期识别高危人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达标。但无论传统的还是正在探索的危险因素,真正能够改变的,似乎并没有那么多。具体来说:

无法改变的:家族史、既往GDM史、不良妊娠史、PCOS、辅助生殖、年龄等;可能改变的:孕前BMI、孕期合理体重增加。简言之,能改变的,也是对GDM发生有重大意义的因素,为孕前及孕期的体重。尤其要根据孕前的基础体重,制定孕期的合理体重增加,只有在IOM推荐范围内的,才叫合理体重增加。无论增加过多或过少,都叫不合理的体重增加,都可能增加GDM发生风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超重/肥胖孕妇体重增加过多、正常/消瘦孕妇体重增加过少,这两种情况均显著增加GDM发生风险,正如前述病例中所呈现的那样。因此,孕期的体重管理,必须个体化,根据孕前基础体重制定合理的孕期体重目标(表1)。

表1. 基于妊娠前BMI推荐的孕妇每日能量摄入量及妊娠期体重增长标准[5,6]

结语

综上所述,从临床表像到发病机制,GDM均存在显著异质性。认识并理解这样的异质性,可为更广泛、更早期识别高危人群提供理论支持。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尤其是偏瘦及偏胖这“两头”的人群,早期干预,将预防关口前移,才可能减少GDM发生风险,减少围产期不良结局,并打破“跨代效应”的魔咒。

比精准治疗更重要的,永远是精准预防,这也是我们从临床表像到发病机制探讨GDM异质性的核心目标。

参考文献

1.吴红花, 苗志荣, 张杨, 等. 正常妊娠代谢性适应以及妊娠期糖尿病发病机制的研究[J]. 中华糖尿病杂志, 2023, 15

2.Catalano P M. Am J Physiol, 1993, 264(1 Pt 1): E60-67.

3.Catalano P M. Am J Obstet Gynecol, 1999, 180(4): 903-916.

4.Int. J. Mol. Sci. 2018, 19(11), 3342; https://doi.org/10.3390/ijms19113342.

5.中华妇产科杂志.2014,49(8):561-569.

6.中华糖尿病杂志,2018,10(1) :4-67.

来源:国际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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