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里牙膏、卫生纸快用完了，阳台的衣服早就干了，只有你注意到；开会时负责倒水，洽谈时微笑迎合，是你的责任；当你终于忍无可忍，发火时还要纠结会不会惹人不快……
家里牙膏、卫生纸快用完了，阳台的衣服早就干了，只有你注意到；开会时负责倒水，洽谈时微笑迎合，是你的责任；当你终于忍无可忍，发火时还要纠结会不会惹人不快……
这些天生就是女性的事吗？为什么女性做这些就是“应该”，男性做却是“帮忙”？为什么女性要一遍又一遍提醒，家里冰箱冷冻室的霜还是厚厚一层，职场上仍旧得轻声细语保持耐心，还有人嫌我们唠叨？这些劳心费神的情绪劳动不但无处不在、没完没了，而且不被看见、无法转移。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揭示了传统社会规训下失衡的情绪劳动真相，这些情绪劳动限制了女性的机会，偷走了女性的时间，降低了女性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深度参与，和试图理解女性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受害者。
我们摘选了第三章《谁在乎》，分享给读者。
“我来吧。”罗伯接手洗衣任务后不久，我就看到他连叠女儿的床罩都花了老半天，还是弄不好。他听我说“我来吧”已经无数次，连我没有明说出来时，也常用“你做错了”的眼神暗示他让我来。我家的情绪劳动分工之所以有那么深的分歧，我无法假装我不是帮凶。我希望事情以某种方式完成，只要完成的方式稍微偏离我的想法，我就很容易干脆自己揽过来做。如果碗盘放进洗碗机的方式不对，我不是示范给对方看，而是把这件事情抓回来自己做。如果叠衣服的方式不对，我会干脆自己来。偶尔我会跟朋友抱怨，说我们的伴侣似乎刻意以错误的方式做事，这样就不必承担更多的家务了。
虽然我觉得罗伯不是那种人，但是对一些女性来说，现实状况的确如此。2011 年，英国有一项调查发现，30% 的男性会故意把家务搞砸，以免将来又被要求做同样的家务。他们认为，伴侣在失望之余，会觉得自己做比收拾伴侣马虎完成的残局来得简单。他们料想得没错，多达 25％ 的受访男性表示，他们不再被要求帮忙做家务，64％ 表示他们只偶尔被要求帮忙（亦即逼不得已的时候）。
即使男人不是刻意马虎以摆脱家务，他们的草率“帮忙”还是令人失望。英国森斯伯利连锁超市（Sainsbury’s）做过类似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每周要花整整三个小时，重做她们交派给伴侣的家务。而男性做不好的事项几乎涵盖了所有家务，包括洗碗、铺床、洗衣、吸尘、整理沙发垫、擦洗料理台，等等。2/3 的受访女性认为伴侣已经尽力了，这也难怪有半数以上的女性不会费心去“唠叨”伴侣，要求他们改进，她们只会跟在伴侣后面收拾残局。
社会学家把女性执着于严格的标准，称为“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我们一般称之为“完美主义”。我们积极阻止男人成为充分投入家务的伴侣，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更快、更有效率。由于家人（尤其是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来把控，我们因此相信我们的做法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不太愿意调整个人的预期，尤其是因为我们在维护家庭系统方面已经投入了太多的心力。我们仔细思考过怎样做最能让每个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以每个人自然都应该遵循这套最深思熟虑的方案，亦即我们的方案。
而且文化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努力追求完美的女人，就是不称职的女人。这些文化规训又加深了上述观念。我们未能以最好的方式完成情绪劳动时，往往会觉得自己让家人失望了，愧对所有的女性，心里充满内疚。但这种完美主义可能令人筋疲力尽，甚至阻止那些愿意帮忙的男性尝试家务。我们担心自己出远门时，男人搞不定家里，还会特地留下一本家务指南，巨细靡遗地列出他们该如何照顾孩子。杜芙在书中写道，她曾为丈夫列了一份名叫“与科菲（Kofi）同游的十个秘诀”清单，其中包括提醒他喂饱孩子。我曾为罗伯留下冷冻餐点及详细的加热方式，以便我出差时他可以不挨饿，而且不用去超市随便乱逛，花两百美元买只够吃两天的食物。但我从未想过和他一起烹饪，让他以后可以自己烹煮。不仅社会促成了我的精神负担，我的“固守母职”特质也加重了那个精神重担。我不容许错误发生，所以也没有进步的余地；但是话又说回来，放任错误发生，我自己又会失望。
牙医曾经提醒过，拔除智齿可能会让我几天无法工作，但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前做好准备，而是觉得罗伯会接手处理我无法做的事情。自从三个月前我在《时尚芭莎》发表那篇文章以来，他慢慢地接手了一些情绪劳动，他似乎已经准备好承接他被裁员以前由我负责的全天家务了。手术结束当天，我很快就感觉好多了。我吃了止痛药以后已经可以到处走动，肿胀也很轻微，整晚我都在和罗伯讨论翌日的计划。我陪儿子做了功课，但还有一页需要在明天早上完成，我们让他带 Game Boy 游戏机去参加班上的“电玩日”。女儿需要在早上八点半抵达托儿所，但她的需求很简单，只要帮她穿好衣服，梳好头发，装满水壶就好了。万一早上乱成一团的话，儿子还有温热的午餐可以吃。我鼓励罗伯为他带午餐，但也提醒他要记得帮儿子打包一份零食。自从罗伯丢掉工作以来，他已经帮忙处理早上的例行公事好几周了，我以为这次他一个人就能搞定一切，虽然我们都觉得他可能不需要孤军奋战，毕竟我的状况很好。
我本来确实很好，但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哭着醒来，疯狂地寻找止痛药。我的左脸肿得跟棒球一样大，并在极度痛苦中醒了好几个小时。等天终于亮了，情况更糟，我整个人几乎动弹不得。早上八点半，罗伯叫醒我，说他要带女儿和最小的那个一起去学校，六岁的儿子则必须在半小时内步行上学。我在手机上设定闹钟，以免昏睡过去。儿子进房来跟我聊天，我问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包括午餐、衣服、作业。他说对，于是我放心地躺了下来。我几乎无法下床送他去上学，想到罗伯没有像我以前那样一次带三个孩子一起出过门，我就恼火。我穿上鞋子和外套时，脸持续抽搐，接着我也要求儿子穿上鞋子和外套。出门时，我才意识到儿子撒了谎：他的作业还没做完，也没有检查；午餐没带，零食和水壶也没装；要带去学校的游戏机也不见踪影。
我们未能以最好的方式完成情绪劳动时，往往会觉得自己让家人失望了，
愧对所有的女性，心里充满内疚。
现在我不仅为他还没准备好而感到内疚，他还得承担没人帮他的后果。下课时间，他必须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他也无法跟同学一起享受玩三十分钟电玩的乐趣。我随手抓了一颗橘子放进他的背包当零食，但其他东西已经来不及弥补了。尽管那天是罗伯负责早上的例行公事，到最后却是我为措手不及的早晨而内疚。我觉得我应该事先为罗伯做更好的准备，应该把整套系统设计得更好。如果让罗伯接手家务意味着孩子的需求无法顾及，让他接手就失去了意义。我需要设计更好的选项，而那个更好的选项似乎是照着我的方式做。
当天稍晚我向罗伯提起早上发生的状况时，他也很内疚，但和我不一样，他坦承确实有问题，也道了歉，但之后就翻篇了，没放在心上。他不像我那样为自己没尽力而自责不已。对我来说，育儿上的失职是一种道德失败，但他不会那样想。父亲在育儿上搞砸时，大家会安慰他们“至少你尝试了”，但若是换成母亲，她只会受到白眼及批判。那天早上发生的一切依然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达到我该为自己设定的母职标准：完美。
即使我失去了做事的能力，大家依然期待我掌控全局，因为那不正是母亲该做的事吗？没有人要求罗伯把早上的例行公事固定化，他是父亲，不受批判。尽管他现在是全职奶爸（至少暂时如此），那依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或责任，而是我的，一如既往。我试着把丈夫当成平等的伴侣，试图放开掌控，或调整我的预期，或妥协我的标准，但我们一再失败，始终达不到那个难以捉摸的平衡。更令人沮丧的是，我是唯一为此感到难过的人，这件事只有我在乎。
我那篇有关情绪劳动的文章在《时尚芭莎》刊出当天，我跟朋友一起出去小酌一番。我们一见面就聊得起劲，她没有要求我解释任何概念或澄清任何观点。这个问题她早就很熟悉了，只是之前没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后续几周，跟我聊起同样话题的女人也是如此。花了一天的时间战战兢兢地跟罗伯厘清“情绪劳动”的问题后，现在可以跟了解情绪劳动的人，一个跟我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放松地闲聊，那感觉真好。
朋友告诉我，她把一沓需要拿到楼上的床上用品和其他东西放在楼梯最下层。那些床上用品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蓝色储物箱，她很难自己把它们收进橱柜，但是对丈夫来说很容易。而且，那些床上用品堆在楼梯的最下层也难以被忽视，你需要直接跨到第二阶或是把它们推到最旁边，才有可能走上楼梯。但她的丈夫就是那样，对眼前明显的任务视而不见。他对床上用品的无视不是刻意摆烂，而是纯粹觉得事不关己，认为那根本不是问题。他心想，如果那是问题的话，老婆会直接开口叫他拿上去，不是吗？注意到那堆东西又不是他的责任，注意到家里该做什么事情是老婆的责任。于是，我的朋友决定闷不吭声地自己把东西拿上楼，然后当着他的面把东西收好（显然我们是同一类型的）。她的丈夫为了这个他无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跟她道了歉，她则出来跟我喝酒，好讲给一个了解问题所在的人听。
我跟一些朋友聊“情绪劳动”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而且早在我写那篇文章之前，那就是我们经常聊的话题。女人之间常聊起我们做的情绪劳动，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东西，都以类似的方式关心这件事，都知道情绪劳动有多辛苦。情绪劳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即使我们已经达到临界点，还是无法摆脱那些劳动的束缚。一位女性在受不了情绪劳动后告诉她的伴侣，他们若要继续在一起，唯一的方式是请他去看心理医生。结果，他还叫她帮忙找心理医生及预约。她说：“我们简直是鸡同鸭讲，他永远无法理解我的意思。”
这也难怪女人会找女人诉说，而不是对伴侣说个明白。我们谈到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如情绪劳动、亲属任务、家务劳动、各种杂事等，因为我们知道，其他女性不仅心领神会，也感同身受，而男性和整个文化则是仿如鸭子听雷。我们日复一日做着太多幕后工作，我们深知吃力不讨好，也没有人看见。女性互相分享故事，只跟女性朋友说，不跟伴侣说，因为只有同道中人才能够理解。女性之间的交流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人看见，不再隐于无形。虽然那种交流无法改变我们和伴侣之间的关系，但至少回到家时，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然而，尽管背后的辛酸获得女性共情时令人欣慰，当我们的情绪劳动在家里没人注意也没人感激时，那种失落感依然得不到疏解。精神负荷仍有待我们承担，劳务仍必须由我们来分派，而且我们在言行上还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显露出失望，所以何不干脆跟伴侣讲清楚，而不是在背后说呢？其实，说比做容易。多数女性都曾在感情或婚姻关系的某个节点谈过情绪劳动，但聊到最后总是变成争执。我们说的话仿佛是对牛弹琴，或是令对方感到刺耳。谈论情绪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
我试图向丈夫解释情绪劳动时，他觉得我好像在说：“你根本不在乎。”他认为我没有肯定他的付出，但他的反应忽略了我为生活广泛投入的情绪劳动。女人通常不会直指问题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谈起情绪劳动时总像鬼打墙，一再地反复循环。我试着跟罗伯聊，但我们的看法不一。说到最后，关于情绪劳动的谈话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太沉重，我干脆去找能够理解的女人倾诉。女人可以一起发泄，彼此交流，互相支持，直到下次又达到极限时，我们再聚一次。多数时候，那种无人理解的挣扎发生在内心，表面上我看起来没什么异样，也许有点压力，但一切还好，这也是为什么女性负荷不了而终于爆炸时，会看上去那么突然。
其他女性不仅心领神会，也感同身受，而男性和整个文化则是仿如鸭子听雷。
《交往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 Making Connections Last）的作者弗洛斯娃·布克-德鲁博士（Dr. Froswa Booker-Drew）第一次受访时告诉我：“男人不知道我们女人之间的对话，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似乎没事。”我们谈到女性的智慧，以及女性彼此分享故事时如何减轻情绪劳动的负担。但如今我开始感到好奇，只跟女性谈是否也对我们有害。有一个空间可以倾诉故事，让人看见我们的无形劳动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男人看不见、听不到、无法相互讲述这些故事，那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们谈论她的个人生活时，她告诉我他们夫妻之间的看法是如何产生分歧的：她丈夫认为她可以自然而然地轻松完成所有的事情；但她经常觉得自己需要协助。他认为她总是可以想出各种办法，让事情顺利运作。在他看来，如果她需要协助，她会直说，他们会花钱找人来做，事情就解决了。然而，他眼中那种“搞定一切”的天赋，其实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他不明白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兼顾一切”的文化压力，他也不明白，改变这种体系非常耗费心神，更遑论我们自己产生的内疚感了。
“他的视角跟我不一样。”她说，“他出发点不坏，但就是不懂我是怎么想的。”
布克-德鲁博士谈到的，是她身为女性的亲身体验。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她的丈夫还有一些姊妹教他如何承担分内的工作，但他们夫妻面对家务的方式确实不同。他会做饭、打扫、帮忙，但是身为男性，会做这些事情使他变得与众不同。布克-德鲁博士无法经常做饭及打扫，这常让她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我觉得这听起来很荒谬，因为她为了接受我的采访，特地腾出时间，在拉斯维加斯的旅馆房间展开这场对话。她原本要去参加一整天的社群研讨会，而且还感冒兼过敏。当她专注于重要的社群活动时，脑中应该不会想到那些家务，但是对家务的烦忧总是隐藏在表面之下。布克-德鲁博士的角色，和她身为妻子、母亲、女儿、黑人女性、南方女性、虔诚基督徒等密不可分。她说，她面对这个世界时，是上述身份一起出现，而且她承受着额外的文化压力，必须表现得完美无瑕。她回忆道，小时候大人告诉她，她必须比其他人优秀一百倍才行，因为她是黑人女性，她必须达到更高的标准。“你不只代表女性，还代表你的种族。”她说，“那太沉重了。”女性受制于文化的预期，必须兼顾好几个不同的角色，有色人种的女性更是如此。毕竟，那些角色是帮我们周遭的人过得舒服快乐的关键。
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无法只专注于其中一个身份。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或做什么事情，我们似乎都得兼顾每个角色。即便是现在，我坐在这里写作，我也在估算开车去餐厅和婆婆家一起庆祝生日的时间；想着哪些家务需要完成；为了我的写作工作不断地刷新电子邮箱，查看信件；试着说服自己只要再列出一份超长的待办清单，内心烦躁的声音就会安静下来，即使我明明知道列清单是一项没完没了的工程，因为待办任务永远也列不完。
男性似乎没有这个问题，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这种烦恼。男性可能比较擅长划分领域，因为他们的大脑先天构造不同。2013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一项研究，科学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脑连接模式有显著差异。平均而言，男性两个大脑半球内的连接能力比较强，女性则是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连接能力比较强。女性大脑的广泛连接力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视情况而定。当我们凭记忆安排五口之家的行程表时，我们比较有优势。当我们需要抽离家务、专注于手边的工作时，心理和情绪负担的连接性可能会拖累我们。当我们试图向伴侣沟通心理负担和情绪劳动的重担时，那也可能构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对我们的制约以及我们的思考方式，导致男女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因此看法很难一致。所以我们才会向女性朋友倾诉心声，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认识的女人了解我的想法，但跟我交往十三年的伴侣却无法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向那些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平衡的女性请教时，我最常听到的回应是：你一定要放手。干净的房子、完美的母亲、换洗衣物、脑中清单、一切烦忧等都必须放手，别再执着。
《放手》的作者杜芙以整本书来描述她如何从一个控制狂（她说自己正从“家庭控制症”中康复）变成真正平等的伴侣。她在那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她意识到自己主动承接的负担与丈夫承接的并不对等时，开始心生怨恨。我还没读完前言，就马上理解了她的处境。
她自问：“我是他兼顾一切的解决方案，那我呢？我的方案又是什么？”
于是她开始改变，把一些责任和精神负担交给她的伴侣。她的故事吸引了我，但是当我得知“放手”对她意味着什么时，我又感到有些害怕。把控制权交给丈夫，似乎也意味着对一项做得极糟的任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提到她把邮件任务交给丈夫处理，结果邮件在桌上堆了三个月都没有人打开来看，于是停车费搁着没缴，生日邀请函没人回复，更别说那些邮件堆积如山有多碍眼了。杜芙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后，她的丈夫主动提议接手做饭的工作，结果他整整一个月都煮同一道炖菜给全家吃。这不是她做饭的方式，但至少很有效率，也有效果。她说，她觉得自己可以放弃先前设定的高标准，因为她很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杜芙说：“打破标准很重要。女性的标准要么是最好的方法，要么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很难接受她的建议。她告诉我，他们后来在炖菜上达成一些妥协（如今他已经增添了一些花样，每周会更换菜品），但他们并没有为了精进他的做法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多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她把那些斤斤计较细节的时间拿来做的事情，远比确定一切都照“她的”方式完成更加重要。
把控制权交给丈夫，似乎也意味着对一项做得极糟的任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显然，彻底放手对她来说很有效。她改变了事情的轻重缓急，放下不太重要的事情，以及随之产生的内疚感。她甚至告诉我，女儿最近错过了一场生日派对，因为她没有更新行程表（那项任务现在由丈夫负责）。由于多数家长不会把邀请函寄给父亲，这种错过生日派对的情况并不罕见，结果她的女儿为此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所有同学都去参加派对了，只有她缺席。对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那是一大打击。杜芙知道她其实有能力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及其他失约的状况，但她没有因此改变做法。她没有把之前放手的事情又捡回来，也没有为这件事情感到内疚。反之，她带女儿出去吃洒了粉红糖霜的甜甜圈，因为她知道下次仍有参加派对的机会。她知道错过一次派对，或是她为了实现最大的目标而决定放手的事情，都不会影响她身为母亲的价值。“我不做很多事情，我觉得不做那些事情也没关系。”我很羡慕她的自由，虽然我可能并不那么羡慕她获得自由的方法。
我向罗伯转述杜芙家的故事时，我说：“如果换作我，我会内疚死。”
罗伯纠正我的说法：“你应该会杀了我。”
但杜芙确实抓到了诀窍。我阅读她的著作、聆听她的说法时，可以感觉到她掌握了解决之道。令我讶异的是，事情没有照她的方式完成时，她听起来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能感觉到很高兴，很满足。放弃一些精神负担，让她因此获得比追求完美生活更宝贵的东西。她现在有更多的余力了，做起事来更加专注，她也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陪伴家人。她认真检讨了自己的生活，重新评估了自己真正在乎什么。她把剩下的情绪劳动都交给丈夫承担，不仅放弃了掌控权，也不再坚持她交给丈夫的任务必须做得完美。她不是每晚都能吃到美味均衡的晚餐，但究竟哪种人生比较有价值，即使读者不是行家也能轻易看出来。
后来我采访《放胆休息》（Daring to Rest）的作者凯伦·布罗迪（Karen Brody），她也提到类似的故事。完全收手不管家务两年，她放弃了所有的情绪劳动。她不寄圣诞卡，连儿子长得太快、衣服太小时，她也不帮儿子买衣服。她只管自己的时间表，不操心别人的。她的儿子冬天去祖母家度假时，可能只带了短裤。他们每天晚上九点才吃晚餐，因为她丈夫九点才煮好。她专心写书，卸下身为家中“领航者”的主要压力。在她看来，这样做完全值得。她告诉我这些事情时，我可以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她的热情。然而我还是无法想象放弃情绪劳动之后，如何平静地看待一切分崩离析。杜芙和布罗迪把注意力和心力大胆地转移到她们向往的目标上，她们的故事确实鼓舞人心，但也令我不安。我不想拖欠账单不缴，不想看到烘衣机里堆满衣服。对我来说，身处那种状态下又是何必。如果伴侣随便完成他负责的工作，哪有什么平衡可言？我们大可说每个人的“方法不同”，但是难道没有一种方法是既可以用来维持合理的标准，同时也可以分工吗？
放手确实可行，但我忍不住想到，这些女性不是依然负担着妥协的责任吗？她们不是还得忍受事情未完成的不适感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伴侣更关注某些事情，好让我们把一些注意力转移到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要求伴侣灵活应变，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让我们放心，使我们感到舒适快乐呢？
即使听了杜芙和布罗迪的睿智建议，我依然只有三种选择，而且没有一种是理想的：自己做；当个唠叨的老妈子；放手。最后一种选择理当是帮我从炼狱里解脱出来的门票，但感觉那不过是从一种炼狱转往同类型的怨恨炼狱罢了。在很多情况下，放手看起来完全不切实际。我有两岁、四岁、六岁的孩子需要照顾。某些事情，你确实可以抱持“人各为己”的心态，但是在某个节点，你手上抛接的一些球是由不得你任意放下的。
“有人说过你是控制狂吗？”这是《时尚芭莎》那篇文章发表后，我上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节目《时事》（The Current）受访时，主持人皮雅·恰托帕迪耶（Piya Chattopadhyay）上来就问我的问题。
“一定有。”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不安地在座位上挪动身子。那个问题简直是我的死穴，马上就暴露了我的真实身份：我不是对“情绪劳动失衡”的根源感兴趣的记者，而是一个难伺候的女人，不公平地要求一切都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她接着说了一句我已经听腻的老生常谈：女人就是要求太高了。已经足够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还不够好，凡事都要紧紧攥在手心。这种形容有很多种说法，但归结成一句就是：我们是自作自受，只能怪自己。我们变成吹毛求疵的老妈子，因为我们的标准太高，要求男人符合我们不合理的预期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放宽标准，情绪劳动就不会对我们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了。难道我所有的情绪劳动都是因为我对另一半要求太多吗？难道我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创造出一个只有我自己能达到的标准吗？
舒尔特在著作《过劳人生》中提到她与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共进午餐时，对方傲慢地说，如果女性觉得自己受到家务的束缚，像是觉得必须以某种方式做饭、打扫、打理家务，她们只能怪自己。他责备那些厨房地板干净到足以当心脏手术室的女人后，嚣张地对她说：“女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舒尔特在书中坦言：“他没见过我家黏答答的厨房地板。他似乎也不明白，当其他一切感觉快要崩塌的时候，至少维持家里的整洁多多少少可以帮你喘口气。”
我依然只有三种选择，而且没有一种是理想的：自己做；当个唠叨的老妈子；放手。
那些认为情绪劳动是因为你想要或需要掌控一切的人，完全抓错了重点。他们的说法充满了性别歧视，我们试图批评那种源自父权结构的痛苦，但他们永远觉得那是女性在咎由自取。那种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的把戏，分散了我们寻找问题根源的注意力。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想要控制一切，问题出在我们如何看待情绪劳动上。女性之所以受够了，不是因为我们“要求太多”，而是因为大家叫我们不该要求任何事情，说我们应该“放手”，仿佛放手真的很容易，仿佛我们的任务可以轻易抛诸脑后。那个“控制狂”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棘手，唯一的原因在于完美主义确实往往会内化成一种性格。控制欲和追求完美的压力之间，往往很容易模糊界限，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确实感受到一股文化压力，逼我们必须达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标准，于是维持掌控成了我们持续追求那种完美境界的唯一途径。但是当你剔除掉完美主义时，情绪劳动的失衡依然存在。那个“控制狂”的说法忽略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社会根本不重视女性的劳务，大家觉得情绪劳动并不重要。
然而事实是，女性之所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家中清洁，并不是因为一尘不染的地板是让女性获得救赎的方式（尽管文化压力依然存在，我们稍后会再回头讨论）。我们精心打造了一套适合我们的家庭系统，一套让每个人都健康快乐的系统，并确保它顺利运作。对有些女性来说，她们管理家庭的方式令她们自豪，对另一些女性来说，那套系统是为了生存而打造的极简工具，但无论如何，那都是一种关爱的表现，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那些认为我们应该干脆降低标准的人，不仅是在说我们不该那么在意，还在告诉我们他们觉得情绪劳动的重新平衡会对目前未承担这份工作的伴侣产生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会导致他做更多的工作。为什么伴侣必须达到我们的标准？为什么他们应该在乎那些事情？乍一听这种质疑似乎有道理，但是当你把情绪因素也考虑进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应该在乎，是因为你爱的人在乎。身为伴侣，提出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标准是你的义务，也是你乐意做的。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妥协的余地，但即使一个人觉得浴室发霉也无所谓，那不表示他就没有打扫浴室的责任。
我开始思考，要求罗伯达到我的清洁与整理标准，以及我不愿放弃我的标准，算不算一种控制狂。我越是深入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问题不在于我希望多久吸一次地板，而在于我投入生活的劳动是否有价值。情绪劳动跟掌控欲无关，它是一种关怀。其实那个问题真正要问的是，我是否愿意彻底改造我们夫妻认识以来我持续打造的那套系统，那套我精心设计，好让每个人都感到快乐舒适的系统，然后放弃那个念头，因为重新平衡家里的情绪劳动对罗伯实在要求太多了；我是否愿意再次为了夫妻和睦而放手或放弃什么？究竟什么比较重要：是他的舒适，还是我的舒适？问题到最后又变成了我的责任。
偶尔我会在洗衣服方面放手：我洗了一堆衣服，但其他任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让那些衣服在烘衣机里堆了好几天。罗伯开心地从烘衣机里拿出他需要的几件，剩下的继续留在里面。但是当他没有干净的运动服可穿，或我儿子最爱的那条裤子没洗时，那就成了争论焦点。这是我的家庭系统通常不允许换洗衣服搁置不洗的原因，至少不能一天以上不洗。换洗的衣服洗好、折好、收好，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比较轻松，因为那让大家可以放心地开始每一天，出门不必为了穿什么而担心。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每天洗一次衣服，或隔天洗一次深色和浅色的衣服似乎太频繁了，没有那个必要，感觉我那样做只是因为我想当一家之主而已。坚持那样做有那么重要吗？我为何不放松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那样做，不仅会造成我的不便，也会造成家人的不便。那样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可以帮我以最少的摩擦来照顾家庭。我做的事情很少是为了掌控什么或追求整洁，很多是为了避免关系失和及家庭气氛紧绷。
认为“女性应该降低标准以避免冲突”的观点，掩盖了一个事实：我们做这些关怀型的劳务是有目的的。当然，我们确实可以做出妥协，但追根究底，我们其实已经认真思考过为什么要如此安排生活了。叫我们降低标准不是在帮我们的忙，而是在误解我们承担情绪劳动的初衷。
我们不想成为唠叨的老妈子，我们只是希望每件事情都能完成，那很难一人独自包办。正因为有些人觉得女人唠叨，那也是女性花很多心力思考要不要把任务交派出去（亦即所谓“求助”）的原因。多数女性其实一开始并不想开口求助，这是有些女性不想为交派任务伤神，干脆自己包揽一切家务的原因。我自己不止一次在这两种讨厌的选项之间摇摆不定。自己包揽一切就不必烦恼交派任务的事，但增加了自己的工作负担；把任务交派出去，还要付出情绪劳动去要求每个人做好分内工作。有些女人成功地选择了另类道路，例如完全摆脱情绪劳动，但是对我来说，那看起来从来不是一个持久之道。我不想放弃关心，我只是希望其他人也能关心。
来源：好奇心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