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1984年在郑州大学新闻系从教，1994年任副系主任，1998年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前身）任系主任；2001年入清华，参与筹办新闻学院，翌年学院成立，先以院长助理、后以副院长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1984年在郑州大学新闻系从教，1994年任副系主任，1998年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前身）任系主任；2001年入清华，参与筹办新闻学院，翌年学院成立，先以院长助理、后以副院长，协助范敬宜院长分管教学工作。本文首发清华大学马新中心，本文为节选，特此分享。
近来，人们对高校生态颇有微词，日益苛刻的要求不断撕扯着高校教师的身心，国家课题、核心期刊、非升即走、末位淘汰令人不遑宁处。与此同时，大学本业——教书育人退居其次，尽管各方也想方设法强化教学，但对众多高校与教师来说，真金白银落在实处的都是国家基金项目、核心期刊论文等。
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里，女扮男装的书僮薇奥拉替主人向奥丽维娅求爱，说您这位绝世美人在我主人心头云云。于是，有一段打趣对话：
奥丽维娅：在他的心头！在他心头的哪一章？
薇奥拉：照目录上排起来，是他心头的第一章。
奥丽维娅：噢！那我已经读过了，无非是些旁门左道。
如今，大学教师的心头，第一章难得还是教书育人。并非大家不愿专心本职工作，读书人骨子里大多还是“好为人师”。然而，不断变异的高校生态，迫使人们特别是青椒不得不应对关乎身家性命的一系列考核指标，追逐一流的学术大跃进也让方方面面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新闻传播学科更不例外，你追我赶发“核心”，千军万马过“小桥”——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有些一般高校的硕士生，也开始要求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才能答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全国年均产出5万篇新闻传播学论文不知何用，非但耗费人力物力，还进一步导致熵定律所说的熵值增加、系统紊乱等。至于这个奖那个奖的又有几多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并有助于“支撑性学科”及其自主知识体系。
面对此情此景，让人不免沉吟遥想一代风清气正的大学校园，虽然沧桑巨变不可同日而语，但追寻社会主义大学及其新闻教育的“初心”，至少可以停停狂奔的脚步，想想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究竟想往哪里去。下面，不妨“以自己为方法”，回望“风景不殊”的大学校园。
青椒前史
北大教授陈平原在澳门演讲时，有位博士生问他：你们这代人很幸福，治学和人生是连在一起的，故一路走来，也不感觉疲惫。她说自己能吃苦，也知道前路荆棘丛生，可让她最感困惑的，是觉得目前的研究近乎纯粹的技术操作，跟自己的人生阅历、思想探索、喜怒哀乐没有关系。
这位博士生说的“你们”，大抵属于高校教师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就像歌里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她的困惑并非个案，其中酸甜苦辣已是常态。回想八十年代，作为青椒一路走来确实没有太多干扰，学术与人生水乳交融。而如今，青椒好似上班一族，压力重重，忧心忡忡，工作多为稻粱谋。
我是文革后“七七级”大学生，入读郑州大学中文系。招生简章上，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有三个方向：语言、文学、新闻。入学后前两年，三个方向均修基础课，高年级分方向，才接触新闻教育。当时新闻方向的师资大概四五人，不及《沙家浜》里的 “忠义救国军”：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非但郑大如此，全国高校除人大复旦加“广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教学点屈一手之指而可数。
其间，幸遇平生第一位恩师，文革前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彭老师。他常请我去家里，把一些内部编印的新闻资料借我学习。他对我的耳提面命多已漫漶，只记得在一家三代的“蜗居”里，师生二人对床而坐，他说这就叫“促膝谈心”。彭老师开了一门新闻摄影专业课，我也误打误撞进入其中。除了授课，他还利用周末时间（那时只有星期天休息），带领学生去郊区西流湖风景区，现场教学手把手。如今郑州大学美丽阔大的新校区，就坐落在西流湖畔。几年前，翻出一张老照片，彭老师在中间，学生站两边，我胸前还挎着相机。照片下面有行文字：星期天在西流湖，张晓华拍于1981年4月。
张晓华是七八级学长，在校时很活跃，热爱新闻，喜欢拍照，正式场合都看到他“上蹿下跳”的拍摄身影。毕业后同七七级学长解国记一样，进入新华社河南分社，后来又都到了分社领导岗位。老同学解国记上学前，已是小有名气的工农兵通讯员，从县级媒体到省报都发表过新闻作品，有篇《河南日报》的理论文章，今天名校博士生也未必写得出来。上大学时更是勤奋好学，在中国青年报等频频见报。我在七七级中属于小字辈，远不及他们对新闻的自觉与热情。由于彭老师悉心调教，我在学校首届师生摄影比赛上，还曾获得三个一等奖之一，也因此慢慢被引进新闻之门。
1982年4月，也就是西流湖合影一年后，我参加工作。本来有望进入新华社新疆分社，结果阴差阳错落脚新疆公安厅，直至1984年4月，恰好两年。如今回想起来，这两年加知青一年半，是自己接触社会、认识国情的有限时间，虽然短暂，受益不尽，至少知人论世著书立说少一点空疏之论、冬烘之见。
1983年，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同代表合影留念，包括复旦的王中、人大的郑兴东、暨大的马彦珣、川大的邱沛篁。由此开始，新中国的新闻教育进入快车道。郑州大学中文系老主任王碧岑也受邀参会，其间同有关方面谈及中原大省办新闻教育的意义，得到认可。于是，随即获批新闻专业。1984年，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组建新闻系。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郑大获批新闻专业，我们奔走相告，彭老师更着手调我回校任教。当年秋季，先定试讲。我接到试讲通知时，正与领导在伊犁调研，恰好走到如今火爆的那拉提。那时不闻那拉提，只知新源县，正如不闻赛里木湖，只知三台海子。而新源的天山牧场，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美不胜收的印象。
读书、教书、写书
回到母校后，彭老师便为我联系了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事宜。由于受新华社记者、后来受聘北京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李竹润(笔名黎信)一组文章的影响，我把专业方向定在外国新闻，进修时遂有幸成为梁洪浩先生的门生。作为抗美援朝的新华社战地记者，梁老师与人民大学张隆栋先生均为外国新闻史的拓荒者，在暨大新闻系更是德高望重。
2016年，暨南大学新闻系建系70年之际，作者看望梁洪浩先生
1984学年开学后，应约去梁老师府上。一见面，他就拿出一册培养方案，十几页稿纸写满工工整整的字迹，还开列着古今中外百十种专业书目，让我顿感头大。见我面露难色，他说：我是比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制定的这个方案。听闻此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如日中天的社科院新闻系，惧的是山高水深的求学路。
不管怎样，暨大一年，焚膏继晷，孜孜苦读。进修回来，着手上课，我的课程定为外国新闻事业史，一周两课时。开课前新闻系又留给一学期备课时间。老主任说，先得写好讲稿，一堂课按正常语速，大约需要五千字。这样一算，一周一万字，再打出富余量，大概需要20万字讲稿。
从1978年春季入校（七七级春季入学，七八级同年秋季入学），到1986年春季开课，刚过二十七岁，我从学生座位上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作为青椒上讲台，“大姑娘上轿”的忐忑想来大同小异，我既怕有负彭老师、梁老师栽培，更怕误人子弟。有一次，上课前，突然发现校长坐在学生中间来听课，一瞬间顿感黑云压城，大兵压境。不知是校长奖掖后进，还是自己差强人意，最后得到校长表扬，让人一时“找不到北”。
校长的鼓励，学生的认可，都给我莫大的鞭策，更想着如何上好课。与此同时，围绕讲稿与教学，也尝试着著书立说。几年下来，讲稿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手写三遍。当时有一种十六开的大稿纸，一页四百字，四边留有空白处，方便补充新内容。200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付梓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即以三十年前的讲稿为基础，2024年经过大幅修订，收入五卷本《李彬文集》。
青椒岁月，还幸遇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项德生教授。在他的引导下，我又开了传播学课程，发行三十余年的《传播学引论》就源于这门课，手写初稿四十万字，正式出版精简一半。四个版本都用项老师的前言，一篇言简意赅的大手笔。
郑大新闻系成立时，除了彭老师、项老师等，都是本科毕业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像我一样，在北上广名校进修一年后，回来开课。当年这群小字辈，满怀激情，无忧无虑，只想着一门心思备课上课，还彼此听课并观摩老教师的课。有位教学名师名不虚传，授课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最令人叫绝让我难忘的是：讲完最后一句，下课铃声响起。
八十年代郑州大学新闻系青椒
除了上课，大学教师包括青椒既无论文压力，也无核心期刊一说，更无课题云云。至于职称，主要看著作而非论文。大家心态也很平和，“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故而教书育人，自在充实，更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开，鸟儿飞，春光多明媚，欢歌笑语傍着彩云飞”。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的故事虽然限于一隅，但也不难窥见一代高校风。在此环境中，既培养了新闻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又使青椒正常成长。其间两点，令人心仪：一是大学定位教书育人，一是宽松自如的学术氛围。事实上，八十年代一方面纠正了“极左”问题，一方面承袭了新中国新文化的风清气正，不为名利遮望眼，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忘本来，面向未来
我的青椒岁月同今天青椒相比，教育背景与专业基础显然相距甚远。如果说我是开着拖拉机，颠簸在乡间土路上，那么如今青椒是开着豪车上高速。倘若“路上春光正好，天上太阳正红”，那么理应风驰电掣，其喜洋洋。而情况却是，道路日见逼仄，交规愈发严苛，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设身处地想想看，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成心向往之的大学教师，结果先是相关不相干的课程堆上来，往往齐头并进，难以从容不迫。课程尚未应付下来，核心期刊、国家课题又如泰山压顶。最可怜女青椒，忙完一天事务，哄着孩子睡下，夜深人静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才能着手自己的活计。
日前，听某名校教授讲起来，一位颇有潜力的女博后，发了多篇重量级文章，由于没有国社科项目而解聘，她听到消息后就哭了。最令人痛心的是，跌跌撞撞总算什么都有了，结果人又没了。如今，心无旁骛教书育人，随心所欲读书钻研，自由自在著书立说，对青椒来说越来越像可望不可即的梦想。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谈道，依据瑞典延雪平大学教授佩尔松的研究，世界各国高校中，中国学者的压力首当其冲。这项研究将压力分为从0到5的6个等级，最没有压力的是德国，数值为0，中国高校数值为5，而且是唯一达到5级的国家。何以出现如此巨大偏差？原因之一在于德国缺乏绩效管理文化，而我们则把这套东西弄得登峰造极，各种评估、学科排名、升等升级等没完没了，对教师的精细化考核更像是福特汽车流水线。
对此，有识之士早已啧有烦言，北大李零教授二十年前就批评大学快像“养鸡场”。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反馈的31所中管高校问题，也被不断转发：“象牙塔”一样藏污纳垢，还菁菁校园一片净土……
所以，要切断课题、论文、奖项、帽子等同教师身家性命的“捆绑”，让大家立身教书育人的主业并安心科学研究的正业。
不言而喻，所谓课题，只是研究资助而非学术成果，理工科如此，哲学社会科学亦然。事实上，古今中外不少精神产品，也与资助无甚关系。神话核心期刊，更是莫名其妙。一，英雄不问出处，文章无论发在何处，均属学术交流，一首唐诗的优劣不在于写在纸上，还是题在墙上。二，设立核心期刊，初衷也在于便利学术交流而非其他。三，研究表明，核心期刊有时更趋于保守，创新性的思想理论多在边缘突破，就像农村包围城市。四，在新闻学科价值混乱专业错乱之际，围绕核心期刊的学术评价与利益勾连，更是不利于掌握文化领导权。五，各方面貌似从不算算，全国所有核心期刊一年可发多少篇文章（总计不足十万），而在现行体制下必须发表的核心期刊文章又得多少篇（大约一百万）。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同样可以算算这样的账。假定十个需要晋升者，只有一两个、两三个有望获得必不可少的课题，那就不难想象校园里何以熙熙攘攘，尘土飞扬。更何况，即使正心诚意，拨乱反正，大刀阔斧，正本清源，让大学及其新闻教育回归风清气正，也得一段生态修复期，就像一度“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雾霾天，经过十多年大力整治才渐趋正常。
清华大学有位颇具政治家头脑与教育家精神的党委书记说过，教育是“保守的事业”。新中国七十多年来，我们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探索，已经奠定高等教育的四梁八柱，如今有充分条件像西汉初年休养生息，让高校教师特别是青椒也享受教书育人著书立的“环境友好型”，多些阳光灿烂而少些生活压力与心理负担，多些风清气正而少些《第十二夜》台词所谓旁门左道。
文章来源：必记本
来源：近现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