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生态下的医药未来:詹启敏院士深度剖析政策新航向与精准医疗未来蓝图

360影视 2025-02-02 20:02 2

摘要: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不仅是科技进步的驱动力,更是实现健康中国和生物医药强国战略的关键。构建一个健全、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不仅是提升我国医药创新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编者按: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不仅是科技进步的驱动力,更是实现健康中国和生物医药强国战略的关键。构建一个健全、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不仅是提升我国医药创新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医悦汇】对话大咖栏目邀请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詹启敏院士,深入剖析当前政策环境对创新药研发和市场准入的影响,以及肝胆肿瘤的精准治疗趋势。

访谈专家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

▶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 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

▶ 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实验室主任

▶ 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

▶ 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院长

▶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医院党建研究分会名誉会长

医悦汇:

您曾经提到,构建一个健全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对发展创新药至关重要。在您看来,我国当前的政策环境如何促进了创新药的研发和市场准入?

詹启敏院士:医学与生物药的创新发展已明确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为我国的健康事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央政府将“健康中国”的推进视为一项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民众对健康生活的要求已成为其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首要目标。

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创新药能够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民众需求,是当前我们亟需深思的问题。医学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仍需认识到,人类在生长、发育、衰老的自然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与治疗等方面,仍面临诸多科学难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需以创新为驱动,寻求突破。

在此基础上,新药物、新产品、新医疗装备及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提升临床实践中的诊断与治疗能力至关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问题的理解创新,更是服务能力的提升与创新。

未来,以生物医药为核心的健康产业有望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生物医药的创新过程是全链条的,既孕育着历史性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应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科技“四个面向”战略。首先,面向国际前沿,致力于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形成自己的优势,突破生命科学、疾病发生发展等基础领域的知识边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说。其次,需将重大科学发现转化为服务于临床需求与健康发展的技术与产品,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真正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助力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再者,将优质产品推向市场,通过企业的参与,实现其经济价值,推动经济发展。

坚持科技创新的“四个面向”——国际前沿、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及人民生命健康,均与医学紧密相连。当前,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与具体举措,旨在推动科技创新,涵盖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及产业化等多个环节。可以说,我们正迎来一个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期,这一机遇的显现正是通过上述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与成就得以体现。

医悦汇:

您认为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进一步的优化这些政策,以兼顾市场的需求和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到制药强国的转变吗?

詹启敏院士:一项出色的政策能够推动一个产业或领域实现健康、长期可持续、稳定且快速有效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更有效地激励科研、科技人员及临床医生从源头开展创新研究,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具体而言,这些政策应更加贴近医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鼓励科技创新。过去,科技创新的评价标准主要侧重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分值高低。然而,随着分类管理的引入,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已显得不够科学。特别是对于实践性较强的医疗科研活动,不能仅凭论文来评估其成果。因此,我们需要在总结科研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其实效性,即能否解决临床实践及公共卫生等实际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活动,应制定不同的分类管理文件,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其成果。

此外,对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及产学研的结合,我们也应采用新的评价标准,以确保整个评估体系更加贴近医学科研活动的实际需求。

近年来,中央提出的“破五唯”政策,即破除唯论文、唯项目、唯奖项、唯帽子等倾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这一政策更加客观、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科研活动开展的政策,为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悦汇: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肝胆肿瘤未来精准治疗的发展趋势?

詹启敏院士:首先,肝胆肿瘤是当前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一类重大疾病,且在中国具有显著特色。作为人口大国和肝病大国,中国的肝胆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均位居首位。鉴于该疾病在中国高发,而西方国家发病率相对较低,因此发达国家可能不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资源来研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因此,解决包括肝胆肿瘤在内的中国特色肿瘤及疾病的责任,主要落在中国的科学家、医学家和企业家肩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大背景。

在肿瘤治疗方面,尽管我国整体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已达到43.7%,但肝胆肿瘤的五年生存率远低于这一平均水平,这是肝胆肿瘤治疗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肝胆肿瘤的发病和疾病进展过程复杂,临床上尚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由于肝胆肿瘤是我国特色肿瘤,西方国家对其研究投入有限,导致该类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手段相对匮乏。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创新力度,以解决这一中国特色肿瘤的治疗难题。

当前,肿瘤治疗的发展趋势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以往将肝癌视为一种单一的疾病,但实际上,肝癌在分子层面和病理形态学上具有异质性。因此,提高肝胆肿瘤的精准诊断,并在现有临床分型、病理分析和影像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子分型,是提高肝胆肿瘤治疗效果的有效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多个研究团队在肝胆肿瘤研究中取得了原创性发现,找到了一些特异的分子标志物和靶点,这些发现有望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同时,这些团队也在与企业合作,希望将靶点转化为精准治疗药物。此外,在手术治疗过程中,通过人工智能、超分辨技术、分子病理和分子影像等综合判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如肝癌的精准外科治疗。

从基础研究到靶向药物研究,再到诊断分型和临床治疗,我们看到了肝胆肿瘤治疗领域的许多积极发展和良好趋势。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肝癌的精准治疗在中国能够取得卓越成果。这一过程中,需要科学家、医学家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医学家与交叉学科的合作,包括生命组学、大数据、超分辨光学、电子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这种跨学科合作将更好地推动肝胆肿瘤的精准医学发展。

医悦汇:

在当前的科研环境下,您认为还有哪些制约因素影响着肿瘤转化医学的发展,对于突破这些障碍您有哪些建议?

詹启敏院士:医学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始于对医学问题的基础性研究。这一研究旨在深入理解生命的生长、发育至衰老的全过程,并探究人与外界致病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环境因素(物理、化学、生物等)、病原体,以及人体内部的情绪、神经内分泌、免疫等机制对疾病的影响。这些基础性研究的成果,未来将成为临床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指导,同时也会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为了将这个全链条有机地、顺畅地结合起来,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例如,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更好地将基础研究的成果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病房和企业的生产车间。过去的评估标准可能过于侧重论文数量和分值,导致科研人员忽视成果的后续转化。如今,国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破五唯”到分类管理,旨在加大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引导科学家不仅进行原创性发现,还要有意识地、热情地、积极地推动科研成果的后期转化,以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实践。

同时,这些研究成果的转化也将催生新产品和商品,一方面惠及民生,满足医疗需求,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实施一些相关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需加强管理,使管理更加贴近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优化政策,使其成为推动成果转化、形成创新全链条的源动力。这也是我们当前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审阅:詹启敏院士 | 视频:粘冬 | 撰稿: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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