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会和长辈成为“陌生人”吗？

摘要：郭旭峥是探月学校的一名设计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出版策划人和平面设计师。2023年9月，他开设了一门名叫“家书万金”的项目式跨学科课程。在课上，学生需要采访自己的一位家人，完成一篇第一人称视角的非虚构写作，然后再把自己的作品设计成一本“家书”。

郭旭峥是探月学校的一名设计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出版策划人和平面设计师。2023年9月，他开设了一门名叫“家书万金”的项目式跨学科课程。在课上，学生需要采访自己的一位家人，完成一篇第一人称视角的非虚构写作，然后再把自己的作品设计成一本“家书”。

郭旭峥开设这门课的灵感来自于之前教过的一位学生。在他的设计课上，这位来自南方的同学采访了校园里的几位“北方人”和他们的家人，完成了一个名叫《六个北方人》的作品。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家庭都是一本书。”这句话触动了郭旭峥，“不如就把这个主题发展成一个课程，用‘家书’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的高中时代》剧照

与此同时，郭旭峥注意到，他教的这群孩子刚好处在青春期，很多人跟家里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也听过不少家长抱怨孩子在家沉默寡言，甚至对学校的生活只字不提。这让他思考，“如果这门课能促进学生和家人的沟通，也应该很有意义。”

不过，听说有一万多字的写作任务，很多学生一开始就被劝退了。但随着课程的推进，不少学生也渐入佳境：郭旭峥要求学生们做五个小时以上的采访，但很多人都超出了这个时间，有人甚至聊了十二三个小时，“有人高中三年和家人说的话都没有这么多。”第一轮采访之后，郭旭峥邀请大家分享那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有同学变得很激动，甚至还有人热泪盈眶地说，“原来我爸爸还经历过这样的事。”

马语曈是上这门课的第一批学生。接到做“家书”的任务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记录爸爸的故事。但家里的一个电话改变了她的想法：姥姥在起夜时跌倒了，医生说是大腿胫骨骨折，但因为年龄太大不能做手术，只能回家静养，“这个时候我才感受到，我姥姥岁数都这么大了，她已经没办法做手术了。”

马语曈和姥姥关系很好。她的小学就在姥姥家旁边，所以小学六年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回姥姥家吃饭。但她跟姥姥基本不怎么聊天，往往是姥姥叫她吃饭，她吃完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对姥姥的一生，她更了解甚少。因为这个电话，马语曈决定把姥姥的故事记录下来。

《承欢记》剧照

姥姥只能在床上躺着，耳朵也不太听得清，马语曈便放弃了远程采访，每隔两周就从北京回到家乡太原。在姥姥的病床边，马语曈用普通话提问，姥姥用方言回答。“哎呀，我可不像你们好活啊，连你们的半勒勒也算不上。”姥姥歪着头，就这样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采访并不顺利：姥姥觉得自己没什么故事可讲，“我不过是个普通人”。骨折也让她变得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可能治不好了。马语曈只能把问题分解开，一个接一个地“硬问”。在姥姥的叙述中，她1935年出生在山西清源县（现清徐县）。经历了战乱和贫困，她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省城太原，开始在集市摆摊，卖些调料、咸姜和菜籽。

讲到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姥姥变得主动一些了，“每年集中播种的时候，就骑着车子去生产大队一一拜访，一天下来光骑车子的时间都有八九个小时。”就这样，客户慢慢累积了起来，姥姥的小摊也变成店铺，最后开成了太原第一家种子公司。女儿接手后，公司的种子甚至被卖到了国外。

姥姥的故事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给马语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被姥姥一笔带过的事情，“她的一生从来没有真正享过什么福。一出生爸爸就去世了，大哥也在解放战争时牺牲。刚结婚两年，丈夫又去世了，再后来，有个儿子也走在了她前面。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稳定的住处，却又被一身疾病缠绕。虽然我觉得她的人生是成功的，但她可能过得并不快乐。”

马语曈为姥姥的故事选取了这样一个结尾：从公司退休之后，姥姥有时会和几个好姐妹出去转转。有一次，她们去了一间寺庙，姥姥从寺里的老和尚那儿得来个“忍”字。虽然那时还不信佛，但姥姥觉得老和尚说得对，“仔细想想，我从出生开始哪里有过什么真正的好日子，哪天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忍忍过来的。”

这个项目让马语曈“认识了一个新的姥姥”，再去姥姥家时都会留心她对自己说了些什么。马语曈的爸爸也对她的变化感到吃惊，“一说去姥姥家，她就特别高兴。进门之后，她一下就抱住姥姥了，而且长时间地抱着。这种场面我们之前可从来没见过。”

《要久久爱》剧照

郑凯瑞本来想采访爷爷，但在新学期刚开学一天半时，爷爷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有一天，经历了丧父之痛的爸爸喝了很多酒。在安慰他时，郑凯瑞第一次见到爸爸哭。那天晚上，爸爸给郑凯瑞讲了很多他和爷爷的事，而郑凯瑞也开始想要了解爸爸的故事。

在郑凯瑞眼中，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的爸爸是个有点“古板”的人。他工作很忙，能和家人聊天的时间也很有限。即使在家里，“他也很难放下老师的架子和我相处。”和爸爸这次偶然的谈话让郑凯瑞好奇，在成为教授之前，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一直都是个“好学生”吗？

在客厅的按摩椅上，爸爸眯着眼睛，对郑凯瑞开启了自己的回忆：爸爸在重庆市的南桐矿区长大。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家人房前那块两米左右宽的坝子，它们既是供人通行的通道，也是孩子们玩耍，大人们乘凉的地方。放学后，先写半个小时的语文作业，再写半个小时的数学作业，就完事了。做完作业后，大家在坝子上打牌、捉迷藏、跳皮筋，干什么的都有。

当时邻里的小孩们关系都很好，谁家有好吃的都会拿一大碗到坝子上和大家分。一年四季中，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夏天，在漫长的暑假里，每天都可以出去玩，可以吃冰棍。在那时，最便宜的就是白糖水冻出来的冰棒，四分钱一根，最贵的则是牛奶雪糕，要六分钱一根。有小伙伴买了冰棍，没零钱的同伴就会问一句“能不能给我咬一小口”……从初中开始，他有了考重点高中的目标。

再往后的故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的缩影：即使过了熄灯的时间，爸爸也会躺在宿舍的床上，打着手电做习题集；因为是从郊区考来，所以他基本从不离开学校，周末除了在学校我这学习，偶尔也会和同学一起到校外看个电影。爸爸就这样考上了人民大学，“我这个‘矿场做题家’也算是冲出了山城的重围，看到了山外的山。”

《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剧照

对爸爸的采访打破了一点郑凯瑞的想象，“他其实不是标准的‘做题家’，因为在上初中以前，那些题目对他来说都很简单，他也没有很认真地对待学习。”这些故事也让郑凯瑞觉得，“原来爸爸也有很小孩儿的一面，他身上也会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郑凯瑞和爸爸之间的沟通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其实有一种把他当做敌人的感觉。他工作更忙，对我的关心也比较少，有时一回家就会吵架，让我觉得他可能不太爱我。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更觉得和他相处起来舒服多了。”对郑凯瑞来说，现在的爸爸更像是一个“伙伴”，“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和我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

周琪涵觉得自己是个“淡人”，在一个“低能运转”的家庭长大。她和爷爷就更加“生分”了：虽然每年春节都会回到呼和浩特的老家，但在平时，她和爷爷没有任何联系。好几年前，她和爷爷互相加了微信，但过了一阵子却发现爷爷把她的微信删掉了，“大概是因为从没联系过，他也不太会用微信，早就不记得这人是谁了吧。”

《与春同行》剧照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琪涵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在展示自己家的族谱，甚至能够上溯到“一个很遥远的年代”，周琪涵觉得，“这太神奇了，我也想知道我上面是谁。”所以，来到“家书万金”的课上时，周琪涵决定去找爷爷，把自己家的故事也整理出来。

2023年的秋假，周琪涵一个人踏上了回呼和浩特的高铁。为了这次采访，爷爷找了间空着的卧室，特地搬来两把餐椅。她和爷爷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像两个国家领导人会谈一样，还要站起来握手的那种，相当正式，相当不熟。”

虽然已经快八十多岁，但爷爷的思维非常清楚，说话的声音也中期十足，“我不怎么需要问，他就能自己讲完所有的故事，连小学第一节语文课的作文都能背出来。”通过几次这样的“会谈”，周琪涵了解到很多此前从不知道的事情。比如，爷爷小时候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儿，所以下定决心好好读书。那时候买不起好的作业本，只能自己把纸订起来，用着用着前面的纸就掉了，每当这时，爷爷都会反复把作业抄回来补上。

再比如，1962年高考时，爷爷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但却被山西矿业学院录取了。但他报到后才知道，当年学校的招生是违规的，本身是个二类学院，却和一类学院一起招人，“那不等于是被骗了吗？但他仍然能调整心态，把大学读完。”然而，临近毕业的时候，又碰到了文革，没有接到任何分配通知，直到两年之后，才被分配到一家家具厂。

在这家工厂，爷爷一干就是17年。周琪涵感到难以相信，“这么有定力的吗？”当时，爷爷已经做到了副厂长，但是他还是想要搞技术，便去了当时正在扩建的包头铝厂，“他的主动性还挺强的，不是分配在哪里就一直安然地做下去了，他会去谋划。”在包头铝厂，爷爷又和同事一起筹建了一个铝加工厂，为此还去法国和日本考察了最先进的挤压机和着色设备。

《狗十三》剧照

听完爷爷讲述的最后一刻，周琪涵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他错过太多了”：“因战乱自幼离开家乡，因为政策变化没法进入自己想去的中学，因为政治运动要和老师疏远，因为国家困难没能考到自己该去的大学，因为文革在大学毕业后无法工作，无所事事地多待了两年……”

即便如此，爷爷还是能认真地做事，而且“做什么像什么”。因此，当爷爷叮嘱她未来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时，她的想法是，不管在什么年代，“首先要像爷爷一样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

和爷爷聊天的经历也让周琪涵这个“淡人”有了一种“连接感”。她甚至发现了和爷爷之间的共同点，“我们都非常固执，遇到事情会坚持自己的想法。”项目结束后，周琪涵的爸爸周维专门给郭旭峥发了一封邮件表达自己的感激，“我父亲这边有两个姑姑，我和几个表兄妹寒暑假的时候都一起玩，但到了周琪涵这一辈儿，我感觉他们都快成陌生人了。”

对于周维来说，项目的意义在于，“我很想让孩子知道这个家的根在什么地方。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见面之后，她能对上号，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周维觉得，女儿给全家人开了一个好头，“我也计划把我们的成长过程写下来，增加这本‘家书’的厚度。”

回家

饶宸溪采访奶奶的原因很简单：老师说要找一个不熟的家人，这些人里面，只有奶奶在北京。她和奶奶的关系并不好，“她会在我写完作业时跑进我的房间说我不用功，会在我睡觉时唱美声，会在我吃饭时没收我的手机。”她最讨厌的，是奶奶常说的那句话，“人不学习就没有活着的意义。”

约奶奶的时候，饶宸溪没有什么寒暄，直接把老师给的一个项目说明发给了她。奶奶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来，表示愿意接受采访，还告诉饶宸溪她周一到周五都要上网课，周末的上午有时间。

一个周六的上午，饶宸溪拨通了奶奶的电话，她听到奶奶在那头说，“你先别说话，我去找一下我的老花镜。”随之是纸张震动的声音——为了采访，奶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好几页的草稿，密密麻麻的。

《姥姥的外孙》剧照

奶奶出生在1936年的昆明。自打记事起，生活中就都是战争和贫苦。她的爸爸整天说着女孩子不用上学的观点，是姑姑四处借钱，才勉强供她上学。就这样，奶奶一路考到了重庆大学学建筑设计，毕业后在四川中科院工作，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一级注册建筑师。这是饶宸溪熟悉的故事，也是爸妈从小就跟她强调的、属于奶奶的瞩目成就。

但在这次采访中，让饶宸溪印象深刻的，是奶奶“回家”的经历：那是1954年，奶奶和几个一起考上大学的同学在家门口集合，行李只有一个手提硬壳箱，里面只装着一件毛背心和一个小被子。就这样，奶奶去到了重庆，又在毕业后在成都、北京和自贡辗转。因为工作繁忙，也足够的路费，奶奶一次也没有回过昆明的家。再次回到家时，已经是17年后了。那时，奶奶被分配到一个玻璃厂工作。

有一天，她随口问了一句单位的送货司机，得知这批货将送往昆明，“能送我去吗？我老家在昆明啊！”叙述这次回家的旅途时，奶奶感情上没什么波动，但饶宸溪觉得，她心里一定是很激动的，因为她记得当时所有的细节：得到司机的同意后，她立刻给家里写信，问要不要什么礼物。

妈妈说要看孙子孙女；一个弟弟在研究生物，想要几本书；另一个说什么也不要，只想让姐姐参加自己的婚礼，“可我还不了解他吗？他最喜欢的就是藤椅了，每年夏天都闹着要买。”那一天，奶奶怀里抱着小儿子，大女儿和二女儿坐在货车的后斗，和这些礼物一起，踏上了回昆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