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我的老师——李良荣先生

摘要：我在苏铁师攻读新闻专业时，良荣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两年后，我毕业时，他是副教授。因为苏铁师没有新闻专业老师，我们的新闻课皆由复旦新闻系和人大新闻系的老师来上。李良荣老师给我们主讲《新闻学概论》。

作者朱海燕

我的老师——李良荣先生

我的老师，李良荣先生被中国新闻界称为大师。

我在苏铁师攻读新闻专业时，良荣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两年后，我毕业时，他是副教授。因为苏铁师没有新闻专业老师，我们的新闻课皆由复旦新闻系和人大新闻系的老师来上。李良荣老师给我们主讲《新闻学概论》。

/青年时期的李良荣先生/

良荣师是宁波镇海人，1946年1月生。在农村，他是上山破柴，下河摸鱼的孩子。学习成绩并不好。上四年级时，他遇到一位叫张资平的班主任，使他改变了玩性，张老师那里有很多书，良荣如饥似渴地苦读，终成为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上初中时，他全家搬到了上海的南市区。

1963年，良荣师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这运动、那运动很多。新闻理论就是“阶级斗争工具论”，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就是下乡，真正的专业课他几乎没上过。但是，良荣师有个好习惯，爱“读报评报”，读报纸，他总是用一种新闻学的眼光去看每一篇报道，他会去评这些报道的优劣在哪里。他写的一些读报评报的心得，老师时常拿到《解放日报》、《文汇报》的记者、编辑那里，让他们听听一个学生的看法。

1968年毕业他分到江西，在江西吉安地委宣传部一直工作到1979年7月。考回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后，师从王中教授。良荣师语我：“王中虽是新闻系的老人，63年我在复旦读本科时，并不认识他。1957年，他作为复旦大学的头号大右派被打倒。1979年6月摘掉右派帽子，回来任新闻系主任，他想带一个学生，在当年的研究生里挑来选去，选中了我。”

/2024年12月6日复旦大学纪念王中教授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图片/

良荣师说，他第一次去见王中先生，是个雨天，没带伞，到先生家，淋得像只落汤鸡。王先生见他进来，先拿条毛巾给他，让他擦擦头上雨水，然后开口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怕不怕当右派？”他想了一下说：“怕。”老先生接着问：“为什么怕当右派？”他说：“你这个右派一当20年，我已经32岁了，再当20年右派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先生停顿了一下，然后点点说：“你这么回答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很老实的，人都是怕苦怕死的。上战场去打仗，那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时的话，人要是不怕死还不成了亡命之徒了，人怎么会不怕苦呢？人人都怕苦。要不是人怕苦怕累怕死，社会就不能进步发展，人就不能越好越过。”

良荣师把王中的话转达给我们，我们感到吃惊，觉得王中先生看事物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其实王中先生也不是读了很多书的那种学问家，但是他看问题很犀利、很深刻，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有些学问是教人愚蠢的，有些学问是教人智慧与聪明的。王中先生的学问属于后者，他是真正能指导人追求真理的大学者。

王中先生是新闻学界的泰斗，新闻界有“北甘南王”之说。北，是指人大新闻系的甘惜芬先生；南，是指复旦的王中先生。但两位老先生的新闻观念是有分歧的。

/李良荣，男，1946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著名新闻学教授，196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68年9月至1979年7月在江西省吉安地委宣传部工作，197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晋升为讲师，1986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良荣师在课堂上问我们新闻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回答：“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他又问：“一个农民问一个进县城的农民，今天县城有什么新闻吗？他说的这个新闻，报纸、电台报道没有呢？”我们答：“没有。”良荣师说：“你们说的新闻定义，为什么不能涵盖农民说的新闻？其实这种挂在嘴边上的新闻，天天都在发生，只是没有报道而已。”众人无语。

良荣师说：“这说明你们说的新闻定义不够宽泛，不能涵盖新闻的本质。不能涵盖本质的定义，叫定义吗？”他说：“许多新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不报道，它也是新闻。农民没上过新闻系，不是记者，但他会使用新闻这个词，表述身边变动的事物。”接着，他说出王中先生关于新闻的定义：“事实变动的传播，即是新闻。”

我们对王中的这个定义佩服的五体投地，几个同学商量，让良荣师带我们去见见这位新闻学界的泰斗。一天晚上，我与几个同学到复旦良荣师家里，向他说明来意，他马上领我们到王中先生家。他对王先生说：“我的学生羡慕您，专门看您来了。”先生说话幽默：“我长得不漂亮，现在老了，不好看啊。”

印象中王先生家灯光有些昏暗，面目和表情看得不太清楚，但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吐出的语言却震撼人心。他说：“你们学新闻，以后是要当记者的，当记者要有说真话的勇气和胆量啊，否则就不受人民的欢迎。”这是我第一次拜访王中先生，这次拜访，先生的那句话让我终生不会忘记。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新闻学概论》难上，因为是纯理论的东西，很枯燥，不容易讲明白。但这门课被良荣师讲得出神入化，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课给书本注进了新的东西，举些新的例子、材料和一些新的观点，始终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我感觉这门学问在良荣师那里，就像杭州的西湖，你感觉它是一湖死水，实际它是一湖活水，是流动的，每天都在进水，都在出水，始终保持着一种学术的生机，一种诱人的磁性。

/李良荣教授照片/

良荣讲课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他的毕业论文。他做了3年的研究生，在这篇论文上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手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写论文要找旧中国的报纸，他到处找，一部分在复旦新闻系的资料室里找，一部分到上海图书馆去找。他每天早晨6点从学校出发，坐车到上图刚好8点多，找资料把它抄下来。拼命地抄，一本一本地抄。良荣师说：“为节省时间，有时候早上就买4个馒头，中午一口馒头一口开水，5分钟吃一顿饭。”

那时，良荣师一个月51块5毛钱的工资，一个月30块钱要交给家里养孩子，自己只有20块生活费。这么苦的校园日子他很满足，觉得有奔头，终于可以重新读书、做学问了。

我原以为良荣师是天生的做老师的料。他说：不！我不想做老师，如果研究生不留校，做不了老师，毕业后还要分配回江西。我不愿再回江西，家人都在上海。为了留在上海，我勉强做了老师。

良荣师说：“想当好老师，就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上课，按照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来上课。我给学生上课，不是向老师们学习怎么上课的，而是从说评书的刘兰芳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拿着收音机，我就喜欢听刘兰芳说评书，她的评书说得流畅又生动，情节跌宕起伏，能抓住听者的心。所以，我觉得上课就要讲成这个样子，学生才爱听。我1982年留校，当了两年老师，感觉挺好，我上课被学生认可了，我找到了成就感。

良荣师有句话：“我从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学生，我就像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所有的学生。”良荣师爱学生，他不喜欢学生坐在课堂里安安静静地听课，他喜欢学生跟他辩论。他不希望学生认识问题和他一个思路，希望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他从来不说什么远大的目标、理想，为祖国培养人才之类的话。他就一个东西，从心里、从感情上爱学生，其他一切都是空的。他认为学生都很聪明，你骗不了他们。你用心对待他们，学生是能感觉到的。他心里觉得学生可爱，热爱自己的学生，学生如果遇到什么风浪，他愿自己承受，也要保护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都知道，可以得罪李良荣，但不要得罪他的学生。因此也换来学生对他的爱。他最想给学生的是——怎么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学生以后出去都是当记者的，记者是社会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的人。

良荣师说：“在教师与学者之间，我首先是个教师，我得先尽一个教师的本分。如果做学问和当教师有矛盾的话，我会放弃做学问而去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学生有事找我，我会拿出时间、拿出耐心对待他们。

良荣师爱学生，希望学生不要成为一个十分听话的学生，而要成为有个性的学生，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他给我们上了两年的课，课堂上就诸多问题，我与他辩论了无数次。他不生气，也因此奠定了我们40年不断的深厚的师生情谊。每次辩论到下课铃声响起时，他会很客气地对同学们说：“希望你们向海燕一样，打上门来，一起讨论问题。”

我犹记某个学期，新闻消息的写作课上完之后，复旦新闻系的一位老师来苏铁师对我们进行期终考试。考题是某位重要领导人关心某项工程建设。为此，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书面素材。老师要同学们根据这些提供的一大堆素材，改写成一篇千字内的消息。这是一个过时的历史事件，且那位领导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央对他已作出有关结论。我认为，老师拿这样的考卷考学生，是不负责任的，不仅不合时宜，与当时中央的宣传口径也不吻合。我便在考卷上写下一段意见，上交白卷，扬长而去。

其他同学为此也都提出尖锐的意见，但他们还是考了。考后，又都在考卷上写下批评意见。一个星期后，考分出来了，凡是参加考试的同学，成绩皆是“及格”，全班连一个“良好”都没有。全班炸锅了！这分明是那位老师，对提意见同学的报复。他们要到复旦新闻系向系领导反映。

此事惊动了复旦新闻系，不几天，他们专门派李良荣老师与刘海贵老师来处理此事。良荣师会讲课，全班同学都尊敬他；海贵师讲新闻采访与写作，课讲得非常精彩，与同学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两位老师的到来，当然也就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他们告诉同学们，经新闻系领导及老师集体阅卷，认为同学们改写的这篇消息非常好，全部由“及格”改为“良好”。这样，同学们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李良荣教授在暨南大学交流时的发言照/

但是，良荣师和海贵师传达了新闻系领导的意见：由于朱海燕同学上次没参加考试，对他进行单独补考。

对我的考题变了，而是根据《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两篇长篇通讯，让我写一篇评析文章。两篇通讯的内容说的是：上海某工厂一位工人，在工厂发生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抢救公家财产，浑身皮肤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上海市调动全市最优秀的医护人员抢救这位工人的事迹，最后挽救了这位工人的生命。

《文汇报》与《解放日报》采写这一新闻事件时，派出的记者是报社最得力的记者，两张报纸刊出的长篇通讯均在万字左右。良荣师与海贵师要求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写出一篇长达3000字的评析文章，分析两篇通讯的优劣，讲出各自文章，好在哪里，差在哪里。这无疑是一场硬仗，两篇文章两万字，大致阅览一遍至少需20分钟，要在剩余的100分钟内写一篇3000字的评析文章，比较文章，理出观点不说，100分钟抄写3000字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两位老师对我真枪真刀的一次现场“大考”。

还好，我在一个半小时里，完成了这次考试，可谓算是“倚马千言”，文不加点一次偿试吧。交上考卷，良荣与海贵师阅后，交换了一下意见，给了一个“优秀”。并说要把考卷带回系里，以便把补考情况向系里汇报。

/李良荣教授照片/

1986年6月间，我实习结束，即将毕业之际，良荣师到苏州与我作一次长谈，他说，他已晋升副教授，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学校批准他今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想让我去读他的研究生，至于一些障碍，他负责排除，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研究生的。他说，新闻是一门实践学，不单凭读书多少。你的实践，弥补了你的不足。我当时虽在北京工作，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个人婚姻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想，若再读几年的书，在北京、上海两地漂着，心里很不踏实。出于个人的种种困难，我谢绝良荣师的一片好意。

毕业后，我与良荣师南北两地，但心性相合，心志一致，暌违经年，互相縈念。1998年我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时，他特打电话祝贺。2004年，我获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后，去上海参加范长江先生铜像落成典礼仪式，他特意到我下榻的宾馆，与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我教的学生达3000多人，你是第一个获范长江新闻奖的，我不仅向你祝贺，作为老师我心里也十分高兴。

良荣师是有爱心的人，他怜悯百姓。一次他去宜昌开会，会议之余与朋友乘船游览长江。登船之际，他见码头上有两个卖桔子的人，一位年轻人，一位老婆婆。他欲购买那位年轻的桔子，年轻人对他说：“老婆婆的桔子比我的好吃”。他要良荣师购买老婆婆的。买后，上得船来，一品尝，桔子酸得不能吃。有人买的是那位年轻人的，桔子鲜美甘甜。他知道自己被骗了。游览归来，在岸上他见年轻人还在那里卖桔子，老婆婆却不见了。他走过去，问年轻人：“你怎么哄我呢？明明你的桔子好吃，你不卖，让我去买老婆婆的。在他的反复追问下，年轻人说出实情：那位老婆婆住在山里，距此十多里山路，家里贫困，两个孙子成天跟她吵闹，有几个月没吃肉了。她没钱，为了给孙子买肉吃，只好把树上不熟的桔子摘下挑来卖。为让老婆婆能卖出钱来，他哄着顾客先购买那位老婆婆的。

/李良荣教授照片/

良荣师闻之，十分感动，对年轻人说：“你了不起！我佩服你！”他出钱，把这位年轻人所剩的桔子全部买下。

前几年疫情期间，我牵挂上海的良荣师，常打去电话问候。他说：“海燕，你放心，我有粮有菜吃。虽然我和家人出不了门，我的众多学生在各媒体工作，参与疫情的报道，他们的活动是自由随便的，他们经常给我送蔬菜来，我也分一些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们。”

我的恩师，一个像老母鸡一样爱小鸡那样爱学生的恩师，在关健的时候，他被他的学生爱着……

我与良荣师常在电话里，沟通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当我说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后，他很赞成，说：“我没白教你。你是我的好学生啊！”按说，论学识，论资格，论人品，良荣师是一位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对人们关心的事物，他是能说出一二三的。但是，怀揣着一颗良心，他隐身了。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部分著作/

良荣师著作等身，出版有《网络空间导论》、《新传播革命》、《网络与新媒体概论》、《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新世纪的探索：李良荣新世纪新闻学研究文集》、《新闻学概论》、《当代西方新闻媒体》、《新闻学导论》、《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良荣师致力于新闻学、宣传学、传播学的研究，尤以新闻理论见长。他写出建国后第一本《新闻学概论》，成为当时国家教委的指导教材，被全国30多所高等院校新闻专业选为教材，5年内再版10余次。他写出国内第一部《宣传学导论》，成为全国许多人的案头书。他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不但在大陆，而且在港台地区广为流传。他的《西方新闻事业概论》成为全国新闻学研究生的教材。他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其中新闻产生于事物的变动，新闻事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新闻选择四项标准，新闻工作三大基本规律。被新闻界普遍认可。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在新闻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新闻界的行语。此外，良荣师自1994年起，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编写的每年一本的《中国发展报告》主笔，他写的结论部分，实在、客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