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月5日，美国洛杉矶。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盛大召开。在这一大会上，王拥军教授被授予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以表彰其在卒中领域科研和临床方面做出的全球性贡献。这一由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卒中协会发起设立的奖项，被视为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的最高奖。

2月5日，美国洛杉矶。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盛大召开。在这一大会上，王拥军教授被授予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以表彰其在卒中领域科研和临床方面做出的全球性贡献。这一由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卒中协会发起设立的奖项，被视为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的最高奖。

这是该奖项设立34年以来，亚洲科学家第一次获奖！

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主席、美国卒中学会主席劳伦·桑辛（Lauren Sansing）为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颁奖。

“王拥军在卒中研究领域的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推动中国乃至国际上卒中治疗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及他致力于教育和患者治疗方面，我可以肯定，王拥军对全球卒中治疗的贡献影响深远，无法言喻。”国际卒中大会前主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卒中研究所所长都铎·约文（Tudor Jovin）评价道。

3次改写国际卒中治疗历史的王拥军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王拥军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医师科学家，是国际卒中临床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目前担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卒中学会会长。

他的研究成果3次改写国际卒中治疗历史，主导临床研发5款卒中重大新药并成功进入临床应用，5项研究成果改变卒中国际指南和临床实践，11项原创性研究论著登顶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研究成果2次获评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他主导的CHANCE研究成果被世界卒中组织主席评为2010~2020年全球该领域三大突破性进展之一。

王拥军教授在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上发言。

从论文发表角度可以看出“卷王”的实力：王拥军教授以通讯作者发表国际临床医学顶级期刊11篇，包括NEJM 5篇、LANCET 1篇、JAMA 3篇、BMJ 2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和省部级一等奖3项，同时获得首批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被世界卒中组织授予本领域最高成就奖“主席奖”。

美国国立卫生院（NIH）卒中与神经系统疾病研究院（NINDS）院长瓦特·柯偌茨（Walter J. Koroshetz）评价：“他在卒中临床研究领域的成就足以与当今该领域的任何人媲美。”

“王拥军是中国卒中研究提升到世界前沿地位的核心人物。通过他本人及其团队的工作，临床试验的速度和范围大大加快，甚至超越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展示了如何大规模地资助、启动和执行临床试验，而其他国家的步伐仍然缓慢且繁琐。拥军领导了这一变革，使全球的卒中患者受益。”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奥斯丁大学医学院前院长克勒伯恩·强斯顿（Claiborne Johnston）评价道。

挑战卒中领域的世界性难题

卒中具有高复发、高致残和高死亡的特征，也是卒中防治领域的世界难题。中国是世界上卒中疾病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如何突破这一难题意义尤为重大。 而这一难题之所以存在，难在治疗方案、急在药物缺乏、紧在治疗时间。

首先是治疗方案的局限：在卒中治疗中，传统的治疗方案是单一治疗，即仅使用阿司匹林，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两种抗血小板药联合使用却增加出血风险，这是困扰世界各国数十年的难题。

其次是缺药的困境：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来说，静脉溶栓是治疗的第一选择，传统静脉溶栓药物阿替普酶由德国原产，由于生产工艺复杂、产能有限，导致药物全球短缺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也高度依赖进口。

最后是治疗时间窗口：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大脑”。多年以来，传统静脉溶栓时间窗始终被“锁定”在4.5小时，但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医疗资源不均衡的国家而言，约有67%至75%的患者无法在这个时间窗内到达医院接受溶栓治疗。

而获得了该领域国际最高奖的王拥军，是如何带领团队一起逐项破解难题的呢？

治疗方案角度，他改写了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和欧洲在内的全球诊疗指南：通过CHANCE系列研究，王拥军提出CHANCE方案，找到了被国际上称为联合抗血小板治疗的“21天定律”，也就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两种抗血小板药联用的“甜蜜点”——即早期、轻型、短程（21天）使用，这一方案既能有效降低脑血管病复发，还不增加大出血风险，正式开启全球缺血性卒中治疗的“双抗时代”。

CHANCE方案被世界卒中组织主席马克菲舍评为2010~2020十年间全球卒中研究领域三大突破之一。

接着，王拥军又找到导致部分人群使用氯吡格雷效果不佳的遗传性原因，并提出了“绕行基因”的替代方案。这项研究，将缺血性卒中患者复发率从11%下降到6%。

针对药物缺乏难题，他与团队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病溶栓治疗的药物短缺，解决了溶栓药物的“卡脖子”难题：对新型溶栓药物替奈普酶、瑞替普酶、尿激酶原进行临床研发，证实这三种药物在卒中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这3种使用更便捷、价格更低的药物已经陆续通过中国和欧美国家药物监管部门的批准，正在逐步应用于临床。这一突破还可支撑中国贡献全球溶栓药物50%以上产能，打破卒中领域溶栓药物的国际垄断。

治疗时间角度，王拥军和团队开发了识别可挽救脑组织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上第一次设计并证实了扩大静脉溶栓时间窗至24小时的溶栓治疗新方案。这就意味着，90%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有机会得到溶栓治疗，在不显著增加颅内出血风险的同时患者致残率能够相对降低37%。这也被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认为“对全球临床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传统急性卒中诊疗模式中，患者进入医院到接受溶栓治疗平均时间大约60分钟，王拥军和团队突破了低场强核磁应用卒中治疗的两大科学难题，即不能敏感除外和诊断脑出血，以及清晰度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低场强磁共振为基础的新型组织化卒中医疗模式——急诊卒中单元。这一治疗模式大大解决了院内治疗延误和提高了再灌注治疗率，将院内启动针对性治疗时间从过去的60分钟缩短到20分钟以内，进而降低患者的致残与死亡。

这一系列研究，推动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进入“新再灌注治疗时代”。

“故事仍在继续，我们的使命尚未完全完成”

这是王拥军在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主题发言《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30年治疗：证据的力量》中的话。他说，“在过去的 30 年里，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尤其是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治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和我的团队非常幸运能够见证并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变革。”

在中国乃至世界卒中治疗发展日新月异的历程中，王拥军投入了40余年的光阴。在过去的 30 年里，全球的临床科学家们一共产生了 12 项在卒中再灌注治疗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证据，其中，王拥军和他的团队贡献了5项。

但正如他所言，这一切还不够，为彻底解决卒中高复发、高致残、高死亡的难题，建立平台和研究生态，突破脑血管病新药研发“卡脖子”，是题中之义。

王拥军带领团队建立了强大的临床研究网络和日益完善的卒中研究生态。为推动中国卒中临床研究的快速发展，依托全国唯一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全国建立了覆盖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卒中临床研究网络，通过“学术PI+方法学+管理学”的项目团队运营模式，结合不断创新的临床研究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两个网络、三个层级”临床研究网络的架构体系。以这一模式为基础，王拥军教授团队10年间完成超过50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其中14项研究为国际范围的卒中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有效打通了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最堵环节，形成了可复制的临床研究“天坛模式”，推动了卒中临床研究科学体系的建设和持续完善，实现了我国卒中临床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大转变。

基于这些平台，王拥军教授带领团队开创了脑血管病药物研发逆向转化新范式，通过建立高质量的中国人群脑卒中多组学多模态数据库集STROMICS，筛选出多个与缺血性脑血管病相关的靶点，获得相关发明专利13项，实现从传统新药研发模式“知识驱动”向“数据驱动”，将新药靶点从发现到药物上市的时间从传统模式的近20年缩短到3~7年。突破脑血管病新药研发“卡脖子”贡献重要力量。

“几乎没有其他个人的研究能够像王拥军那样，引领全世界血管神经病学实践的改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极具影响力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卒中治疗的某一领域，而是涵盖了包括急性期治疗（静脉和血管内再灌注）、影像学等的多个方面。国际卒中大会前任主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卒中研究所所长都铎·约文评价道。

来源：研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