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何才坤,1971年8月底,我接到大队会计的通知,重庆市民主公社完小(原川主庙小学,现已合并到民主小学)聘请我去当代课老师。
讲述人/何才坤
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何才坤,1971年8月底,我接到大队会计的通知,重庆市民主公社完小(原川主庙小学,现已合并到民主小学)聘请我去当代课老师。
后来才知道大队领导推荐我去代课,出自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学校有位女老师生小孩要休产假,差教师。
二是学校有些教室正在维修,差教室。而我们知青点就我一人,两间大瓦房,旁边是生产队保管室,独家独院,门前还有一个大晒坝,离学校相距很近,只有二、三百米,是一个较理想的教学场地。
三是年初招工,我同秦有全同时被我们队推荐,秦有全被“药安”录取,由于眼睛近视我未被录取。
当时正处在招工回城的后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回城,民安七队的白平凡和辛勇已招工回重庆,因此大队领导考虑安抚一下我的情绪,我就成了最理想的人选。
民主公社完小是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小学,当时有学生二百多人,老师和校工加起来不足十人。
学生可以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教职员工都实行月薪制。
文革期间,学校的舞台都是由工、农、兵占领的。公社完小地处民安大队,理所当然就由我们大队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学校的一切事务基本上都是大队领导安排。
很快代课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生产队派人把堂屋的灶拆了,在我卧室临时搭了一个灶。
从学校搬来了课桌和板凳,堂屋正中墙面放上了黑板。十来张课桌和板凳这么一摆,整个堂屋显得有些拥挤,但教室的气氛出来了,虽然简陋,但比民办的“耕读小学”好得多。
学校教导处颜万菊主任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她安排我教三年级一个班。我拿到教材和学生花名册后才知道,三年级课程除了语文、算术还有珠算、毛笔大字、体育、音乐。
我了解到在那个所谓“复课闹革命”时期,很多课程都没有开齐,也没有按进度上完课程,全靠老师自己安排。
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管怎样一定要把所有的课程开起来,尽量在规定的时间把课上完。
按学校的要求我在这个班既是班主任又是科任老师。也就是说如要开齐课程,语文、算术、珠算、毛笔大字、体育、音乐全部课程都要我来上。
面对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的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考验和尝试,我承诺了下来。开学的前几天我简单的备了一下课,小学中年级的课程,对于我一个文革前的初中生来说还是应付得过去。
终于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当时也没有像城里学校那样举行开学典礼和学校领导讲话。
一大早,男女同学背上自制的布书包来到知青屋的教室,从学生花名册来看有二十多名同学,他们年龄都在十岁左右,大部分是来自民安大队和新民大队的孩子,远处的同学还带着碗,背着米准备在学校搭伙,孩子们大部分都赤着脚。
使我预想不到的是,经过点名报到的同学还没有花名册上一半,有相当多同学没有按时来上课。
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已经被打乱,学生不来上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是这样大部分学生不来上学是我没有想到的。
经过了解,除个别学生有特殊情况外,大部分没来的学生有顾虑,他们听说是民安大队知青给他们上课,怕知青老师打人。
我还了解到这种想法除了学生,部分家长也有这种顾虑。
为了消除家长和学生们的顾虑,唯一的办法就是家访。于是我找了比较典型的一个男孩子作家访对象,他家住在新民大队,是哪个生产队现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在奚正书他们旁边的生产队。
我是下午放了学去的,正赶上下午“歇气”,我找到了这个学生和他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四十出头非常普通的农民,纯朴,寡言。从他脸上出现纵横的皱纹和善良的眼睛看,旧日的贫穷痛苦曾经压弯他的腰。
我的学生是个十来岁的瘦骨伶仃的小孩,却长得眉清目秀。特别是那双长得比常人都大的眼睛,闪动着聪慧的光芒。他光着脚,一件破旧的背心垂到膝前。
原来他们生产队没有安排知青插队,大家对知青并不全面了解,孩子父亲对我们民安大队的知青有些误解。
我没有跟他直接谈知青话题,我用自己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农村贫瘠落后的面貌谈起,直接聊到了我看到的他们家贫穷的现状。
我对孩子家长说,要改变这一切光靠我们的双手是不行的,只有让孩子多读书,有了知识才能改变家乡的面貌,将来要靠他们,只有让孩子读好书,明天才能摆脱家庭的贫困处境。
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交谈,我诚恳的态度感动了他们,加上我文质彬彬的体态,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增强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感,这个孩子的家长同意孩子第二天来上课了。
通过这次家访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消除了孩子和家长们对我的误解。第二天这个学生又邀约几个头天没来报到的同学上学来了。
通过同孩子们接触逐渐改变了他们对我的看法,几天后学生陆陆续续的都到齐了,我们班成了学校到得最整齐的班级之一。
每个班的课程表都是由学校教务处根据各年级统一制定的,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三节主课,主要是语文课和算术课,下午两节其它课或者自习课。
时间是由学校校工摇铃控制,时间基本上同学校是同步的。
从开学以来我们知青屋教室就热闹了起来,每天一早就传来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和孩子们下课后的嬉闹声。
每天的早读课,主要内容是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移公移山》这著名的“老三篇”,然后才是读头天所学的课文。
孩子们非常认真,大部分同学一到教室就开始大声的朗读。我每天都要抽同学背诵,直到全班同学都能背诵“老三篇”为止,这是学校的要求。
语文课比我们读小学时所学内容简化得多,主要是学新的生字和单词,我给孩子们讲解课文的内容和中心思想,教孩子们造句。
最难教的就是造句,因为农村的孩子地处山区,身临其境,他们的所见所闻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孩子据我了解,最远也只同大人一道到过铁桥街上去赶过场,只见到过汽车。
火车、轮船、飞机他们只能从公社几个月才演一场的露天电影中见到,想象力肯定就没有城里孩子丰富。
于是我就从造句开始启发他们的想象力,例如一简单造句:“……从……到……”,我造句为“我乘火车从重庆到北京。”
我给同学们讲火车是什么样子,介绍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工业城市,是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毛主席住在北京,是全国人民想往的地方。渐渐的我发现当我讲山外的情况时,孩子们总是非常认真的听还不时的举起小手提问。
他们把课堂上听到的向其他年级的同学讲,使其他年级的同学非常羡慕他们有一个知青老师,我想这也是我们班到得整齐的重要原因吧。
算术课的难点在分数大小的判断上,如简单的分数题1/2和1/5比较,谁大?他们总认为1/5大,理由是分母5比2大。孩子们不理解分母在分数中起什么作用,他们总拿数字的大小值来判断大小。
我从实际生活中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例子:生产队有100斤粮食如果分给2个人,平均每人50斤。如果分给5个人,平均每人20斤。我问大家是2人分所得到的粮食多,还是5人分所得到的粮食多,同学们异口答:2人分得的粮食多。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使孩子们搞清了分子和分母的关系,简单的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使其明白了数学当中的道理和实际理论。
珠算、毛笔大字课一周才一、二节课,那个时期大部农村家庭很穷,一个全劳动力挣一天工分算下来才二、三角钱,孩子们哪有钱去买算盘和笔墨纸张。
我只能用学校的教具简单的讲一讲概念,示范指导孩子们操作一下,尽量让他们多掌握一项知识。
体育课和音乐课是孩子们最高兴的课程。音乐课没有钢琴伴奏,全部清唱,也没有规定的教案,我就教孩子们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歌颂毛主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大家都会唱的革命歌曲,凭着我的乐感纠正他们的发音。
由于条件的限制体育课很多项目无法开展,做广播体操、跳绳就成了主要项目。这个时候是孩子们最放松的时候,有个别的男孩子们还跑回学校本部打乒乓球或者搞其它活动。
他们同城里孩子一样都有爱蹦爱跳的天性,只是条件限制了他们。
通过每天的接触,逐渐的我同孩子们的距离拉近了,有几个男孩子基本上成了我的“跟屁虫”,有空就扭倒我给他们讲重庆城的故事和其它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有几个同学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供销社,他们几个总是争着问我要顺带什么东西,我抽的“光荣”牌香烟都是通过他们第二天上课时带来的,一些小日用品也是通过孩子们上学捎带的,这样也给我省下了不少的外出时间。
在我代课期间,与我们重庆一中的同学相互来往比以前少多了,我出去“串门”的机会少了,同学们偶尔也到我这里来“串门”,关心一下老同学,也了解一下我上课的情况。
有一次,高三·一班的邱道持同学到我这里来耍,我邀请他上了一堂语文课,让他也过了一把当老师的瘾。
发工资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同其他老师一样也拿月薪,记得当时的月工资是20.5元,加上办公费(灯油费)1.5元,合计22元。
第一次拿到自己挣来的工资那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年都见不到这么多钱。当天我就约了几个还没回城的同学,现在只回忆得起有我们班的马功孝,其他同学不记得了,我们一起到南雅场的一家馆子吃了一顿“包面”表示庆贺。
两个月过去了,我完成了代课任务,学校的教室也修好了,孩子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教室上课。
同孩子们依依不舍的告别后,知青屋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早上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没有了,课间休息孩子们的嬉闹声没有了,孩子们扭倒我讲故事的场面没有了,一切都回到了原来,是那样的安静。
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人生中有了当老师的经历,是我终生的荣幸和自豪。
学校领导对我的代课工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还向铁桥区教育机关提出了对我的转正申请。
由于我接到了重庆市轻工局的招工“调令”,学校才停止了这项工作。十二月中旬,我同杨子忠、刘垂英、何小华等同学踏上了回城的道路,告别了知青生活。
近五十年过去了,知青岁月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不可能忘掉这段历史,更无法抹掉这段记忆。
特别在民主公社完小当代课老师的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农村孩子们那琅琅的读书声,那灿烂的笑声,那烦皮的神态,那瘦小的身影仿佛就在昨天……
(何才坤,重庆一中初67(2)班学生,1969年2月开县民主公社落户,1971年底重庆纺配总厂当工人。77年成都纺专学习,回厂后技术科任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等职。1976年当选为《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纺机分会》理事。1977年企业破产后在民营企业任总工程师,2013年1月离职退休。)
来源:温暖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