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连着三天下雨，山里的路又烂了。我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水珠从树叶滴落。旁边的汪叔点燃了一支皱巴巴的烟，烟盒上的塑料膜黄得发皱，不知道放了多久。

舅舅打工12年从未回家，妻子要改嫁，村支书拦下婚车：你男人回来了！

连着三天下雨，山里的路又烂了。我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水珠从树叶滴落。旁边的汪叔点燃了一支皱巴巴的烟，烟盒上的塑料膜黄得发皱，不知道放了多久。

“你舅妈今天真要嫁人了？”汪叔问，声音比往常低。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村里人都说这事儿怪不得舅妈，十二年了，舅舅连个影子都没有，只有过年时寄回来的几千块钱和三言两语的便条。

槐树旁边的小卖部收音机播着不知道哪年的老歌，声音断断续续的，跟着电压一起忽高忽低。王婶从小卖部探出头：“雨停了就该来人了，我看到村口拐弯处挂了红灯笼。”

我舅妈的新婚对象叫马建国，县城开厂的，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没结婚，村里人都叫他”马老板”。他开着辆二手桑塔纳，每次来村里，都会给小孩子发糖，笑得见牙不见眼。

舅舅走那年，大兴村连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听村里的老人说，舅舅走的那天下着大雨，他拎着个蓝白相间的编织袋，里面装着两件旧衬衫和一双解放鞋，说是去广东打工。

临走前，他对舅妈说：“等我赚够了钱，就回来盖新房。”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总以为舅舅就是出去几个月。可谁知道，这一走就是十二年。

“你姥姥怎么想的？”汪叔问。

我姥姥比谁都盼舅舅回来，但她从不说。她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干裂，手指因为长年劳作而变形。每年春节，她都会把舅舅寄回来的钱小心翼翼地存起来，说是等他回来用。

姥姥住的老屋檐下挂着个鸟笼，里面养着只画眉鸟，那是舅舅走前买的。鸟笼锈得厉害，但鸟儿倒是活得挺好，每天清晨叫得欢。

“姥姥昨天把那只鸟放了，”我说，“然后把笼子埋在了后院的石榴树下。”

汪叔沉默了，烟头烧到了指头，他也没察觉，直到灼热的感觉让他惊醒，赶紧甩了甩手。

这时，收音机里的音乐变了，变成了婚礼常用的喜庆歌曲。我们抬头往村口望去，几辆装饰着红丝带的面包车慢慢驶来，车轮卷起雨后的泥浆，溅在路边的野草上。

头车上，马老板穿着一身红色西装，头发抹得油亮。他手里拿着个大喇叭，一边走一边喊：“今天是个好日子啊！马建国和李翠花喜结连理，全村人都来喝喜酒啊！”

李翠花是我舅妈的名字。村里人都说她命苦，二十多岁守了个空房子十几年，现在都四十出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

婚车停在了我舅妈家的院子前。那是座低矮的土房，青砖黑瓦，门口种着两棵石榴树，现在正开着花，红得扎眼。

“新娘子出来啦！”有人喊道。

舅妈穿着一身红色的旗袍，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通红，看起来有些不自然。她的头发盘得高高的，插着一朵塑料花，走路时有些不稳。

老支书李大爷坐在村委会门口抽旱烟，看到这一幕，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物，舅舅走之前，还特意去他家打了招呼。

就在马老板要上前接新娘子的时候，李大爷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喊道：“等一下！”

所有人都愣住了。

李大爷慢悠悠地走到婚车前，手里还拿着那支卷得松松垮垮的旱烟。他环顾四周，说：“大家都知道，翠花的男人十二年前出去打工，到现在没回来。按照规矩，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已经不在了，这婚是不能结的。”

马老板的脸色变了，但很快又挤出笑容：“李大爷，我们都等了十二年了，还不够吗？村里没有这种规矩吧？”

李大爷摇摇头：“不是规矩不规矩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

这时，从村口方向，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所有人都回头望去。

一辆满是泥巴的摩托车停在了人群外围。车上坐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脸晒得黝黑，眼角爬满了皱纹。他摘下头盔，露出一头短发，里面夹杂着几缕白发。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是我舅舅。

十二年的时光，把他从一个壮年汉子变成了一个沧桑的中年人。他的眼睛深陷，嘴角下垂，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

全村人都惊呆了，场面一度安静到只能听见风吹过石榴花的声音。

李大爷走向摩托车，高声宣布：“婚车停一停，翠花，你男人回来了！”

舅妈站在那里，像是被雷击中一般，一动不动。然后，她的眼泪突然决堤，那些厚厚的粉底顺着泪水流下来，在她脸上留下几道痕迹。

舅舅从摩托车上下来，走到舅妈面前，递给她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盒子。舅妈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一对金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对不起，回来晚了，”舅舅说，声音沙哑得像是很久没说过话，“我答应你的新房子，还没有建好。”

马老板的脸色阴晴不定，最后还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车。车队慢慢掉头，驶出了村子，只留下一地的泥浆和几片飘落的红纸。

晚上，村民们都聚在我舅舅家的院子里。姥姥从柜子里拿出了舅舅这些年寄回来的每一分钱，全都码得整整齐齐，用红布包着。舅舅打开那包钱，里面还夹着几张发黄的照片，是舅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你这些年到底去哪了？”有人问。

舅舅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一张地契，上面写着他在县城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

“我在广东打了三年工，后来去了新疆，又去了内蒙古，”舅舅说，“工地上的活累，但钱来得快。可是…”

他没继续说下去，但大家都看到了他左手无名指上的疤痕，那里少了半截手指。

舅妈默默地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这些年她织的毛衣，每一件都整整齐齐地叠着，有大人的尺寸，也有小孩的尺寸。

“我以为你会带着孩子回来，”舅妈轻声说，“所以每年都织一件。”

屋里的气氛有些沉重。老支书打破了沉默：“算了，人回来就好。明天我们村里的人一起去帮忙，把地基打了，县城那边的房子早点盖起来。”

大家纷纷附和。有人拿出了自家的老酒，给舅舅倒上。舅舅的手有些抖，但还是一口气喝干了。

“说起来，你怎么知道今天是你舅妈要嫁人的日子？”我忍不住问。

舅舅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手机：“每个月我都会给老支书打电话，问问村里的情况。前几天他告诉我这事，我就从工地上请了假，骑了三天摩托车赶回来。”

李大爷点点头：“是啊，他这些年每个月都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从没间断过。我知道他一直惦记着，但他说不想空手回来见媳妇。”

舅妈听到这话，眼泪又落了下来。她伸手握住了舅舅粗糙的手，两人都没说话，但所有人都看到，他们的手指紧紧地交缠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我被窗外的吵闹声惊醒。下了床一看，院子里站满了人，有拎着工具的，有抱着砖头的，还有提着水桶的。老支书站在人群中间，像指挥作战一样安排着工作。

“你舅舅一早就去县城了，”姥姥告诉我，“他去办建房的手续了。村里人都来帮忙，准备明天就去县城那边打地基。”

我走出院子，看到舅妈正和几个妇女一起准备干粮。她脸上的妆已经洗掉了，又变回了那个朴素的农村妇女，但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你知道吗，”站在我旁边的汪叔说，“你舅舅这些年一直在攒钱买地建房子，就是不想回来见你舅妈。他说过，除非能给翠花一个像样的家，否则宁愿一辈子不回来。”

我点点头，突然理解了舅舅的倔强和舅妈的等待。

“可是，如果他再晚一天回来，舅妈就真的嫁人了。”我说。

汪叔笑了笑：“命里的事，早一步晚一步，都是注定的。”

中午时分，舅舅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摞盖了红章的文件。他的脸上带着掩不住的喜悦，像个孩子一样向大家展示那些文件。

“地的手续都办好了，房子可以开工了！”舅舅高兴地宣布。

村民们欢呼起来，有人开始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山村。

舅妈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我知道，那是幸福的泪水。

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去县城看望舅舅和舅妈。他们的新房子建得不大不小，砖红色的外墙，蓝色的琉璃瓦，门口还种了两棵从老家移栽过去的石榴树。每到夏天，那些红艳艳的石榴花开得特别好看。

舅舅在县城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工资不高，但稳定。舅妈在附近的菜市场摆了个小摊，卖一些自己腌的咸菜和晒的干货。两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过得踏实。

有一次，我在他们家吃饭，无意中发现餐桌下的柜子里放着那个装金耳环的小盒子，已经旧了，但被保存得很好。

舅妈告诉我，那对耳环她从来没戴过，一直放在盒子里。她说那不仅仅是耳环，而是舅舅这十二年来的所有心血和思念，太珍贵了，戴出去怕弄丢了。

舅舅听了，只是笑笑，然后继续低头吃饭，但我看到他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了，像是被抚平的纸张。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天被拦下的婚车，想起老支书的那句话：“婚车停一停，翠花，你男人回来了！”

也许正如汪叔所说，命里的事，早一步晚一步，都是注定的。但我更愿意相信，是舅舅和舅妈彼此的等待和坚守，让他们最终没有错过对方。

在这个山村里，还有很多像舅舅舅妈这样的故事，有些人等到了，有些人没等到。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和必然，让人措手不及，也让人心生期待。

每当我回老家，总会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一坐，看着山路的尽头，不知道还会有谁，带着思念和歉意，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