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功能性文盲有一个名字“阅读障碍症”。但同是字母文字，且语法更加复杂的德国和俄罗斯并没有15%的成年人口患有“阅读障碍症”。
美国有18%的人口被确诊患有各种心理疾病，更宽泛统计中有29%的人曾经患心理疾病，人口达到1亿
大约 50%的美国人阅读能力很差，无法完成阅读处方药标签等简单任务。
2022年美国 21% 的成年人是文盲；
有 1.3 亿成年人无法给自己的孩子读一个简单的故事；
4500 万人属于功能性文盲，阅读水平低于五年级；
这些功能性文盲有一个名字“阅读障碍症”。但同是字母文字，且语法更加复杂的德国和俄罗斯并没有15%的成年人口患有“阅读障碍症”。
美国大量的公立学校充斥着精神小伙、小妹，用功读书是他们青春期最后一个选项
很多情况下，阅读障碍症成了公立教师放弃责任，被放养的学生逃学厌学的借口。老师觉得：“工资这么低，学生又难管，教成这样就行了”。学生觉得：“我学的好累，我应该有阅读障碍，不如放松一下。”
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有这么一种病，不伤身且能免除学习的痛苦。有几个愿意认真读书的呢？打游戏他不香吗？
有阅读障碍，但是不妨碍刷手机
要是能够证明自己有阅读障碍，可以不读书，谁不愿意呢？都跟美国一样，医生开个阅读障碍证明可以收点钱，学校有个阅读障碍的学生可以骗经费，学生本人可以免考特定科目或者延长考试时间，申请大学的时候还有额外加成，那放心吧，中国爹妈给孩子搞到阅读障碍证明的，肯定要比想方设法给孩子搞到少数民族证明的要多得多。
阅读障碍症只是本文一个引子，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对公立教育制度放羊的结果。
很多现代心理疾病是被“催化”出来的
但是美国茫茫多的心理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PTSD和厌食症等。背后则是医药集团利用媒体、科学霸权，文化重构了社会认知、并将诊断标准泛化进一步制造出来了更多的“病人”。
资本在“谋财害命”方面总是润物细无声且让人无法反抗。
美国医药公司买通了医学领域研究者（例如召开行业会议，做研究，发表论文），甚至雇佣枪手来写“证明药物有效治疗精神疾病的论文”。
普渡制药的奥施康定曾被大量医学专家和刊物认为是不易上瘾的药物。结果造成百万级的药物上瘾者
辉瑞制药因为向大量医生支付高额回扣，在举办研讨会贿赂医学院教授而被除以罚款
因为科学期刊和专业论文总会给人一种权威感，让人不由自主的受到影响。比如一个孩子不想上学，直接对父母说肯定得不到响应。但如果孩子说自己有抑郁倾向，父母又从某期刊上看到了。“青少年抑郁症发作和自杀的概率”这样的文章，马上就如临大敌了。
但是这些远远不够，忙碌的打工人很快会忘了这些“科学建议”。这个时候无处不在的媒体出现了。
放大个案的影响，把小事件炒成重大“安全隐患”。
比如在日本时，制药公司利用了公众对高自杀率的担忧。绑定一对挂念“自杀”和“抑郁症”。医药制造商们支持那些证明抑郁与自杀关联的研究。那些显示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的文章则被忽略。
日本情绪障碍研究协会（Mood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Japan）的创立人在日本版的《时代周刊》（Time）里说，
“自杀的人里面有九成被认为患有这种或那种心理疾病，而七成的自杀行为可以归咎到抑郁症。”
若没有医疗干预，这文章继续说，“心理感冒”也能置人于死地。
2016年出版书籍介绍了美式心理疾病怎样“攻城略地”的书籍
这种新闻传播案例在我国也有类似的表现。这些年大家有印象的话可以发现，一件偶发的引起了社会关注的自杀事件，如果翻看事后人们的留言，总有人想带节奏要把它和体制联系起来。似乎在暗示是社会不公才把人逼着自杀的。
美国对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持续2周有抑郁症状（并且影响生活和工作），就有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
这个诊断标准太低了，我们人生中随便一件事就能导致几周几个月的负面情绪，比如亲人离世，工作受挫或者失恋。因为这些突然的事件我就变成抑郁症患者了？很多时候通过时间的能过缓解这些情绪。但医药集团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来一片吧”。
大文豪苏轼要是生活在美国，估计也会被建议来几片精神类治疗药物
大文豪苏轼还会在妻子逝世10年后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诗句。苏轼总不是抑郁症患者吧，相反如果苏轼不乐观豁达，早在几十年的流放岁月中投河了。
这种宽泛的标准甚至让很多真正深度抑郁的患者被忽视了。抑郁症首先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病例。但更多的人只是部分时段心里不舒服，现代社会压力大更是普遍的现象。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情绪低落就把普通人变成药罐子。
美国随处可见琳琅满目药品的药房
美国一款大卖的用于“抑制”放屁过多的药物，GAS-STOP
顺便提一嘴，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则也是越来越低。这当然是因为人们对高血压危害认识的越来越深入。但是欧盟最新的高压预警已经放到了70~120，这个是否太低了。
1951-1986年，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100+年龄，或舒张压≥90。
1959年，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160，或舒张压≥95（世界卫生组织）。
1987-1998年，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160，或舒张压≥95。
1998-2017年，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140，或舒张压≥90。2017年，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130，或舒张压≥80（美国高血压指南）。
我国的高压指南在22年本来也要下调到90~130的，后来被叫停了。
你有病，我有药
SSRIs（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简称SSRIs）抗抑郁药物出现时。美国人想把它推销到日本，但是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类疾患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关注。日本文化中本来对深度的悲伤有特殊的看法，没有把他看成一种负担，更不会把它当成疾病。
那就改变人们的认知！
通过广告，影视作品的宣传，解构日本文化中关于忧郁情绪的处理办法
日语中抑郁症翻译成忧病，更像是是一种文化和小情绪上的描述，让不会让普通人联想到精神疾病。为了弱化这个词的含义，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停地重复说，这是“心理上的感冒”。
市场营销人员还宣称，美国人吃抗抑郁药就和其他文化的人民吃感冒药一样稀松平常，不用太担心。
而这种“感冒”的定义非常的宽泛，大部分身体不适都和它可以沾的上边，你不舒服了就能来上一片。经年累月的宣传让日本这个文化内敛，不以悲为负担的国家也成了SSRIs药物的销售大国。
百度搜索这个提示挺有意思，还是不希望人们主动产生精神类药物的依赖
精神类治疗周期长（需数年甚至终身服药），这使得患者对药物形成长期依赖，为药企带来持续利润。资本乐此不疲的用各种方式，让普通人相信自己真的生病了。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也会因地制宜的植入概念：在斯里兰卡等经历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地区，美国医药公司通过宣传PTSD的诊断标准，将当地民众的正常创伤反应定义为需要药物治疗的疾病，削弱了本土社会原有的心理恢复机制。
在香港厌食症的流行被认为与美国医药资本的营销策略有关。通过媒体渲染“瘦身文化”和疾病风险，将饮食失调从个别案例推广为普遍问题，进而推销相关药物。
通过夸大疾病带来的短时病痛，放大人们的焦虑让人多吃药抑制短期的病痛。通过一系列让人头晕目眩的新名词包装一种疾病，让人们产生敬畏感。通过反复炒作一个两个的个别案例，让更多的人带入这种场景，潜意识里催眠大众。让大众觉得自己也可能有类似的疾病。
富可敌国的美国医药公司
就这样资本通过科学包装、舆论霸权和宽松的患病标准，源源不断的从新病人口袋里获得利润。
来源：宇俊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