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曾志

摘要：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首都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感到他将要说些代么。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首都工作。”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首都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感到他将要说些代么。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首都工作。”我感到很意外,忙问:“让你做什么?”“中宣部长。我断然否决:“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那你就向中央辞掉。”“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你什么时候去?”“把工作安顿交待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

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需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首都了。我没跟去，这是我们的老习惯，无论他去哪里，我都不愿相随，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们的女儿陶斯亮，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在广州,就冷冷清清剩下我一个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高达一三百次，连续发烧38度20多天。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首都养病。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但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我向省委请假,省委批准我去首都休养三个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广州的空家:飞往首都。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这桩小小的插曲，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以往首都的九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学生们运动给破坏了。他们成群结队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涤荡人的灵魂。我看着车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这是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

陶铸一直在注意在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进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对他的这次搬动，我当时并未在意，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绝非寻常。

陶铸情绪很好，他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狭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同时也等于迈进了囚屋、为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只当了五个月的自由人，却做了近三年的囚徒。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散，但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车，因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成“卐”字，因为得名为“卐”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茂密的荷叶，伸展着圆圆的叶片，遮的满池绿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在风中轻轻摇摆，周围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我俩并肩观赏着，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及平和。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个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喧闹得好似股票交易所。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如:中宣部，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当时正是学生们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来“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南他们解释党对文革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学生的质间，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卫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也纷来电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考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教员汇报(后来才知道，教员是分开听材料，他们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总之，文革初期，中国的形势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施展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他的精神状态，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好似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