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疆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类型多样，其中最为典型、最具鲜明特色的主要有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它们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相互包容、相互滋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逐渐汇聚融合为北疆文化这个有机体，并

北疆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类型多样，其中最为典型、最具鲜明特色的主要有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它们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相互包容、相互滋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逐渐汇聚融合为北疆文化这个有机体，并持续不断地丰富发展。

（一）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吸收中外优秀文化创造的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传统和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红色文化是在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已融入我国各族人民的血脉。

心向党、心向党中央，是内蒙古的光荣传统。内蒙古是我们党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民族地区。早在建党之初，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在北疆大地上播撒下了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努力恢复和重建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史上写下了内蒙古地区的光辉一页。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浴血奋战，为赢得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成为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

70多年前，内蒙古各族人民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奋斗、共求解放，内蒙古才有前途和希望。历经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形成了识大体、顾大局、讲风格、求奉献、有担当的深刻共识和可贵品质，书写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克服困难捐粮畜”“最好牧场为航天”等历史佳话，赢得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不分你我、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党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了百余年的奋斗，积淀的丰富红色资源是北疆文化最丰厚的营养。一百年来发生在内蒙古大地上的每一次革命历史事件、涌现的每一位革命英雄、留下的每一处红色旧址遗迹、陈列的每一件革命文物，都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传承弘扬着伟大建党精神，积淀了爱国忠诚奉献的鲜明底色，成为我们党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鲜明底色和精神旗帜，丰富了北疆文化的时代内涵和发展活力，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生动见证，是内蒙古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讲好内蒙古故事、树立内蒙古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熔铸了不朽的精神力量，为内蒙古闯新路、进中游，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了不竭的奋斗源泉。

（二）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倡导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理念，体现热烈奔放和勇猛刚健特质，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特色文化。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以游牧为主兼及渔猎、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如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长期繁衍生息在我国北方，在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一系列诸如政治制度、物质生产、伦理思想、文学艺术等具有“草原”特征的文化内涵，逐渐形成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理念。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促进农牧文化交融。兴起于北方草原的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改革，加速了游牧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契丹人在北疆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辽，学唐比宋。忽必烈驻跸金莲川草原，建立多民族空前大一统的元朝。南北朝民歌《敕勒歌》传唱千年，描绘了内蒙古大草原优美的生态环境，展现了北疆儿女热爱自然和豁达开放的豪情。

草原文化与农耕、游猎等多种文化形态，交融汇入中华文化的洪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草原文化注入到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之一，为共同熔铸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农业生产劳动、社会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等。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文化广泛分布，在不同地区有着区域特色。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远古时代，农耕生产方式开始萌生，在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裕民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粟类种子，以及石斧、石耜、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秦汉时期在河套地区开展屯田移民，其后历代王朝和地方政权均对内蒙古地区进行农业开发。鲜卑人盛乐建都以后，逐渐转向农业经济。辽夏金元诸政权在北疆地区建章立制，推广农业生产，中原儒家文化在这里广泛传播。明代蒙汉各族共同建设“丰州川”，兴起板升农业。清代“走西口”大量移民西进北上，清政府设置道府州厅县等行政建置以加强对农耕区的管辖，促进了我国北疆地区农耕文化的发展。

内蒙古地区的农耕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怀抱中绵延至今，与游牧、渔猎等文化长期共存，在空间上呈犬牙交错状分布于内蒙古大地。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均掌握了农业耕作技术，与中原各族群众共同耕作，接受中原农耕文化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各族群众共同在这片土地上耕作、游牧、渔猎，持续不断地开拓、建设祖国的北部边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丰富发展了北疆的经济生产方式。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的维系和发展在北疆地区生根发芽，为北疆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黄河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黄河流域的人们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以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等自然和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和民族品格。

内蒙古黄河“几字弯”地区历史悠久。史前时期，萨拉乌苏遗址的“河套人”、仰韶文化先民生活在这一地区，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往来。战国时期，秦、赵等国在这里竞相出彩，秦国修筑长城、赵国设置云中等郡。秦朝实现全国一统，修筑“秦直道”直达阴山，沟通内蒙古黄河“几字弯”，便利了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汉代“昭君出塞”、隋代“金河会盟”、唐代“参天可汗道”、元代“纳怜道”、近代黄河码头水运等，都与内蒙古黄河“几字弯”地区息息相关。在内蒙古地区的黄河流域，农耕、游牧等多种文化类型始终保持着频繁、深度而又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一特征基于黄河文化的扩散性、开放性。黄河流域的水利灌溉在河套地区成效显著，内蒙古河套灌区沃野千里，养育了各族人民，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滋养产生了漫瀚调、二人台等文化艺术。

这些具有“黄河”元素的文化因子，积淀成为北疆文化深厚的底蕴，成为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作为北疆文化中社会伦理、历史习俗的精髓，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张力，对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有着显著的感召力。

（五）长城文化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历代长城遗存及其各类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

从历史上看，长城虽然时常兵戎相见，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各族人民铸就了对大一统观念高度的向心力。内蒙古地区拥有丰富的长城文化，大量历代长城遗存以及各类相关文化遗产，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最初作为军事设施的长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往来的管理者、文化交流的守护者，对于内蒙古地区的稳定、民族关系的和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7000多公里长城栉风沐雨的历史，见证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浩然史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民族精神升华了长城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

长城及其承载的精神内涵，见证了北疆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长城及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充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

除上述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等主要类型之外，北疆文化还包括了内涵相对具体、指向较为明确，具有一定区域特色，以考古学文化、典型历史事件和人物、历史遗存、部族名称、人文地理景观、社会生产方式等命名的多种形态的文化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是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交融汇聚中，自身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因子的基础上产生的，通过自身的不断建设，逐渐发展成为稳定的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包容多元的北疆文化样貌，为北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

编辑：董莹

编审：赵宗杰 张革

终审：刘畅 雷建军

总监制：肇慧茹

来源：牙克石融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