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化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原始档案的发掘和利用。近年来，随着国外档案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界可通过多种手段获取过去无法接触到的档案。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为实现其控制、侵占中国的企图，极为重视对华情报和资料的搜集工作，
深化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原始档案的发掘和利用。近年来，随着国外档案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界可通过多种手段获取过去无法接触到的档案。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为实现其控制、侵占中国的企图，极为重视对华情报和资料的搜集工作，并基于这些情报和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从日方视角撰写的报告对于我们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及日本侵华史研究，有着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本文拟对日本过去十几年间公开的1921 年至1945 年间日本机构涉中共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和考察。
一、1921年至1927年间档案
20 世纪20 年代初，日本出于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有着非常高的警惕性，正如时任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其日记中所写，中国“虽有4 万万人，但只要其中1 万人赤化，就有可能导致其全体赤化而重蹈俄国之覆辙”。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活动的观察，进行观察的核心机构是日本内务省警保局。
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存在于1872 年至1947年，最初设立是为了维护日本国内治安。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其逐渐发展出外事警察机构，也就是日俄战争后成立的警保局外事系，也被称为外事课。外事课最初负责监督在日本国内的外国人的谍报、犯罪等活动。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外事课将工作重心转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监督与报告。其后，日本政府以警保局为核心，联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成立了外事警察协会，在外务省驻海参崴、哈尔滨、上海等地的领事馆中设置了一个叫作“内务事务官”的职位，负责收集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资料，然后提供给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日本在外使领馆、驻屯军司令部等参考。1921 年初，日本政府决定在加强外事警察活动的同时创办一个固定的刊物供内部阅览，这就是《外事警察报》。
《外事警察报》以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主。其第 1号发行于 1921年 2月，最后一期即第 255号发行于 1942年 9月。《外事警察报》刊登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资料：各国共产党会议译文资料；二是外国事情：各地谍报人员对苏联（苏俄）、中国、德国及其他欧洲诸国共产党活动的报告；三是研究资料：主要是对各国共产党政治体系的分析；四是人事动静：各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及重要人物的职位变动；五是在日外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六是杂报。
《外事警察报》每一号都包含有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的报告，只是根据时间段的不同，相关报告详略有异。从 1921年至 1926年 3月，这方面的报告内容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轨迹、集会、会议大致内容等，报告篇幅较小，观察对象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三个地方。例如，第 1号（1921年2月）以少量篇幅介绍了陈家鼎组织上海劳工联合会的情况；第 2号（1921年 4月）简单介绍了陈独秀和俄共（布）的接触；第 3号（1921年 5月）简单介绍了戴季陶帮助印刷共产主义宣传物的活动；第 5号（1921年 7月）简单介绍了俄共（布）在中东路沿线的活动；第 10号（1922年 2月）简单介绍了中共一大的情况（日本谍报人员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等。随着中共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以及国共合作的开展，第 45号（1926年 3月）以后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的报告篇幅陡然增加。例如，第 45号以 23页的篇幅介绍了这方面的有关情况，其中包括“中国的排日运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战术”“中国的反共产主义运动”等专项报告。随着中国大革命的推进，该报针对中共的报告篇幅也越来越大，例如，第 57号（1927年 3月）相关篇幅有 30页、第 58号（1927年 4月）相关篇幅有 51页，报告内容包括“上海总同盟罢工”“武汉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武汉政府最高机关状况”“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方针”等。相较于 1926年之前，报告内容也日益详细。1921年至 1927年间的《外事警察报》为时任日本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制定分化国共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同一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外务省和陆军省也有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的观察报告，但不如《外事警察报》那样详尽和系统，留存下来的材料呈现出零散、片段、滞后的特征。相关档案包括以下几种：
（一）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的报告。19世纪末 20世纪初，日本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和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了一系列殖民统治机构。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此外，同样作为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的“朝鲜总督府”和“台湾总督府”也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观察和报告之责。例如，1926年 10月，“朝鲜总督府”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名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及北方区各机关》的报告，记录了中共相关机构的人员名单，内容极为详细。
（二）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务省驻华使领馆人员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的报告相对集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各地工人运动情况的档案。这批档案以《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为名，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记述了 20世纪 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工人阶级中的相关活动。该类档案共包括《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2卷、《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青岛部》2卷、《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上海部》5卷、《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天津部》1卷、《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济南部》1卷、《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汉口部》1卷、《中国劳动关系争议杂件·满蒙部》1卷。日本对中国工人运动高度关注的原因在于，其在中国开办的部分企业也卷入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人运动中，相关企业对当时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调查和记录，将之汇报给总公司后，由后者汇报给日本外务省，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例如，1925年 8月，日本福冈县知事就曾向日本外务省发送一份情报《上海共产党系工会现况表》，详细记载了上海地区各工会中共党员人数。
第二，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档案。该档案名为《中国政党及结社情况调查》，共 7卷，主要是日本官方对晚清至 1926年间中国政党情况的调查，其中第7卷调查了 1925年至 1926年间国共两党的合作情况并分析了两党之间的矛盾。例如，1925年12月，日本驻广州代理领事清水亨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其对国共两党的观察，在分析完两党矛盾产生的过程后，认为“双方矛盾逐渐加深，矛盾终将爆发，共产党或将被国民党驱逐出广东”。当然，他们的观察和认识也有错误之处，例如，1925年 12月，日本驻汕头代理领事内田五郎向日本外务省报告，“蒋介石已经表明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蒋介石拥护共产党”。这也提醒研究者，利用相关档案时必须进行慎重的斟酌和判断。此外，日本对这一时期中共的宣传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日本外务省留存档案《共产党宣传关系杂件·对中宣传关系》共计 3卷，约 1000页，收录了 1925年 6月至1932年 12月间中国共产党的多种出版物、演讲稿、宣传单等内容。
第三，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镇压情况的档案。现存较为完整的该类档案以《各国共产主义取缔关系·中国之部》为名，收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这笔档案共有 6卷，约 700页，其中第 1卷收录了 20世纪 20年代在中国长春、沈阳、北京、上海、厦门、武汉等城市，各地军阀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其中不少内容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轨迹。
（三）日本陆军省驻华武官报告和驻屯军报告。陆军是近代以来日本侵华的急先锋，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不断派遣谍报人员到中国进行军事情报调查。1875年日本正式实施公使馆武官制度，其后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使领馆皆有配属武官，负责对华军事情报调查。20世纪 20年代，驻华武官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关注度极高，在向陆军中央提交的定期报告中，多有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例如，1926年 4月，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矶谷廉介向陆军中央提交了名为《广东最近政情》的报告，详细论述了北伐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情况，称“在孙文新三民主义大旗下共产派与反共产派表面和气，但内斗暗生。……蒋正在逼迫一些共产党员辞职，军内或将废除党代表制度”。这类档案能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提供另外的参考角度。日军在华驻屯部队主要包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军内设有司令部和参谋部，参谋部下设调查班，负责调查包括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中国政情。相关报告大部分在日本战败投降时被焚烧，也有少部分内容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
二、1927年至1937年间档案
1927年至 1937年间，日本通过其谍报系统对中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组织、武装活动、经济政策等进行了调查，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日文资料。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一）日本内务省档案。日本内务省的相关调查报告仍然集中在《外事警察报》，该报从第67号至第180号，收录了1928年1月至1937年 7月间日本谍报人员就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详细的调查。
（二）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日本外务省不仅没有减少对中共信息的收集，反而更加重视，相关档案主要集中在1932年至 1937年间，其中较为系统的档案主要包括：
第一，《各国共产党关系杂件·中国部》，共 9卷，约 1000页。该档案主要记载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级党委结构；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矛盾与蒋介石的反共过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求日本驻华各地领事调查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日本驻华公使馆对中国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调查报告；中国商务印书馆主管主办的刊物《教育杂志》的节选；留日学生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成立的反日大同盟运动详情；中共暴动计划情报；中国各地反革命力量镇压中共活动的详情，等等。例如，1927年 4月 17日，在中国福建沿海地区活动的日本第十九驱逐舰队司令向日本海军次官报告了汕头地区国民党对革命进行镇压的情况：“根据当地公安局的调查，15日以后汕头开始抓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上级干部十几人、中下级干部 35人，另有逃脱之人和当地拥有 50万会员、1万杆枪的农会结合，与右派对抗，已破坏汕头至潮州部分铁路线”。同年 5月 2日，日本第三十驱逐舰队报告福州情况称，“当地 28日斩杀共产党员 8人（1名女学生），29日斩杀共产党员 4人（全为女学生）”。上述内容反映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残害。同时，相关档案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恶劣环境下奋起革命的一些细节。例如，1928年 1月 27日，“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向日本驻华各地领事发电报称破获了中国共产党的起义情报：“李达同志拟在近期晋军从涿州移防到军粮城后，于北京、天津、保定、通州一代发动起义……”，电报还介绍了起义计划的细节。其中不少情报也有不确之处，例如，1928年 1月，日本曾有情报传言陈独秀、李立三已被枪决；1928年 9月有情报称中国共产党活动中心已经转移至天津等。因此，在利用相关资料时，必须结合中共党史正本予以甄别。
第二，《各国共产党关系杂件·中国部·附属物》，共 15卷，约 2000页。该档案主要记载内容包括：1928年至 1933年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情况；苏联报纸对中共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概况及红军的发展情况；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中共的政策；反动派在抚顺地区对中共的镇压，等等。其中不少材料记录得极为详细。例如，第 8卷记载有在香港被捕的中共党员名单及每位被捕者的照片，这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中国各地共产党关系杂纂》，共13卷，约 5000页，介绍了 1932年 8月至 1937年 12月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活动情况。其中第 1卷主要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情况。其它卷次不规律地介绍了中共在各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国民政府对中共活动的具体应对。除了上述 13卷内容，日本外务省还将各地使领馆汇报的其他相关信息汇集成册，在《中国各地共产党关系杂纂》这一大项下，又单独整理出各报告卷宗，主要内容包括《为输送中国军队使用本邦船只关系》1卷；《在满共产党暴动并取缔等相关统计表关系》2卷；《福建地方共产党关系》4卷；《华中华南地方共产党及共产党军队行动状况实地调查关系》1卷；《长沙共产党暴动事件》8卷；《西安事变》4卷等。上述档案涵盖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诸多事件，尤其是关于各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活动。例如，1932年 1月 12日，日本驻福州总领事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进攻福建的详细过程；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驻厦门领事三浦义秋向日本外务省详细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厦门当地的反日宣传与活动。
第四，关于日本各地方就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展情况所作的报告集。由于各地方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差异较大，所以日本驻各地使领馆报告并无统一的模式，部分报告较为零散。例如，《满蒙政况关系杂纂·共产党策动关系》汇集了日本驻吉林总领事从 1928年 5月至 1932年 4月间针对中国东北等地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再如，1932年 3月，“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制定了“1931年共产党起义表格”，详细记录了中共在东三省地区的革命活动，该笔档案虽然只有 130页，但记录了许多细节，对于了解当时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三）日本海军省档案。从日本海军省现存档案来看，其相关机构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开始时间比较晚，1928年，日本海军省就中共六大会议内容进行了整理和报告。1929年涉中共调查报告包括《中国共产党运动现况》2卷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要旨》2卷。1930年的调查报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非基督教运动》（1930年 1-8月）5卷和《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状况相关之件》（1930年 9-10月）5卷。1931年至 1937年，日本海军省对中国共产党资料的收集，或零星地出现在各地武官的报告中，或集中地出现在特别人员的调查报告中，相关档案收录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海军公文备考——昭和 4-12年的海军大臣官房记录之外”事项内。
（四）日本陆军省档案。日本陆军省所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对中共调查的档案数量比较少。就完整性档案而言，目前所能发现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 7月）1卷。该档案是日本陆军省新闻调查班以小册子的形式在1933年对中国各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作的简单的报告，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近况》《中国共产党临时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方略决议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昨秋以后共产党军队活动概况》《华北共产党现状》《共产党军队讨伐的情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将来》等，但每份报告仅有数页内容。其余者多零散地分布于各地武官的随机观察报告中，并不系统。
三、1937年至1945年间档案
1937年 7月 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日本对华活动全部转为以军事为中心，军方自然成为对华活动的主导者。所以，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观察、认知、制定对策的主导者都是日本军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日本侵华部队有大量直接的接触，因而对中共进行观察和调查的材料大量出现。其中进行最多、最直接接触的是日本侵华部队华北方面军，所以材料的整理和撰写者主要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陆军参谋本部。此外，日军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对新四军也有相应的调查资料。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相关档案进行简单介绍：
（一）日本华北方面军遗留档案。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感受到威胁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在 1938年 11月成立了专门调查中共并制定打击政策的特务机构“黄城事务所”。该所设中央、大城市分会、市街分会三级行政结构，负责观察和追踪中共的活动，编写了大量的报告，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相关档案散落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公文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桥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爱知大学名古屋图书馆等地。例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对共方针》2卷、《共产党军队对民众的教化工作》1卷、《共产党部队政治工作教育讲授要领、民运工作讲授要领》1卷、《华北共产党军队的教化工作及民众的抗日意识》1卷、《华北国共倾轧的情况》1卷、《山西西北部共产党情况》4卷、《红色财政、通货及经济政策》3卷。这些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晋东南和顺地区的活动情况，划分了中共在当地发展的四个阶段（七七事变前、七七事变至 1938年 4月日军攻占和顺、1938年 6月日军离开和顺至 1938年12月、日军第二次占领和顺之后），分析了各个阶段中共在基层的活动内容，概括了中共在这一阶段联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推动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战略、在群众中吸纳党员扩充游击队的战略，还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与和顺县三任县长更迭之间的关系。又如，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统计分析》《河北省敌麦收工作、高粱田敌游击行进及战斗准备》，日本东洋文库藏《共产党理论及政纲政策分析》《共产党的日军工作要领》等。此外，战时部分档案由日本驻地部队提交日本陆军中央，后者将之汇集成册，供内部阅览，该类档案中部分内容也被保留了下来，例如，日本陆军省所作《防共调查资料》2卷、《防共情报》1卷，其中包括《什么是八路军》《华北共产党军队的宣传战术》等内容，介绍了八路军的沿革、编制、人员、装备、作战特点、分布地域、宣传方法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对华战略上发生变化，“黄城事务所”1942年被解散，相关调查工作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调查班进行。相对于“黄城事务所”，该调查班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主要调查内容相似，只是调查范围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已经扩展到了山东地区，调查班专门设置了济南分部，又被称为“鲁仁公馆”，负责山东地区中共活动的调查工作，并留存下来部分档案。例如，《中共政治攻势的意义》1卷、《中共政治攻势的根本对策》1卷、《山东政府诸法令集》1卷。除了侵华日军各兵团司令部和参谋部的档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洋文库、爱知大学图书馆等地还保留了一部分日本驻地宪兵队的档案，例如，日本华北方面军宪兵队《对共实务教案》2卷、《中国共产党民众工作的真相》1卷，日本济南宪兵队所作《共产党制定的山东战时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和《山东中共物资课税报告》等。由于日本战败投降时大量档案被军部烧毁，所以遗留下来的档案呈现出零散化的特点。
（二）日本华中派遣军遗留档案。华中地区日军侵华部队的资料散佚严重，遗留的部分档案，分散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的《华中派遣军战时月报》《吕集团战时月报》《清
乡工作报告》等中。例如，《苏北新四军情况》2卷、《苏南地区共产党（军队）发展概要》1卷、《第九战区国共的矛盾》1卷、《新四军豫鄂挺进队的征兵情况》等。
（三）日本华南派遣军遗留档案。这部分档案留存相对较少。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海军史料中，留存有由日本海南警备司令部完成的《海南岛共产党情报》，部分地介绍了中共在海南地区的活动情况。
除了日本派遣军的对中共调查类档案，日本内务省、外务省也有一定数量的对中共调查类档案留存。例如，第一章节所提及的《外事警察报》第 234号（1942年 3月）刊载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观》、第 243号（1943年4月）刊载有《满洲共产党组织及领导关系》、第 252号（1944年 3月）刊载有《最近新四军的动向》等。日本外务省虽然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完全成为军部的附属物，但其在中国各地依然有使领馆，依然拥有大量的情报人员。因此，日本外务省在华人员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着调查中共活动动向的作用。例如，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大东亚战争关系一件·情报汇集关系》，收录了战时在华各地领事人员对其所在地政治、军事情况的报告。该档案共包括上海情报 2卷、北京情报 1卷、牡丹江情报1卷、苏州-杭州-芜湖-九江情报1卷、南京情报 4卷，总数约有 1000页。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21年至 1945年间，日本内务省、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撰写有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调查报告和政策报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关资料虽然有一部分被烧毁，但仍然有大量档案留存至今，分别被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阁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
经过长期努力，中共党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近年来，随着相关机构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外文资料入手，拓宽研究视野。上述日本机构涉中共调查报告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具有较高的党史文献参考价值，值得重视、发掘和利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档案记录者多为当年日本的谍报或军方人员，其记录中存在不少讹误、不实、污化之词，学者在利用这些档案时应注意甄别。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