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1962年11月从三机部(航空工业部)172厂(西安飞机制造厂)调到二机部九院(1982年5月,更名为“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1985年1月,对外使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名称)工作的。从此,我在张爱萍将军的领导下一直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张爱萍:将军情系核九院

李英杰

我是1962年11月从三机部(航空工业部)172厂(西安飞机制造厂)调到二机部九院(1982年5月,更名为“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1985年1月,对外使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名称)工作的。从此,我在张爱萍将军的领导下一直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真诚的鼓舞行动的楷模

20世纪60年代初,九院决定从北京西迁到青海基地。张爱萍将军曾作过一个动员报告,鼓励科技人员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完成为国争光的任务。他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大西北当然不比首都北京,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那里确实很艰苦,但是,也绝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那里已经有许多同志在开辟基地、建设基地,他们在等着欢迎你们。王之涣的诗中“春风不度玉门关”显然已成为历史了,现在,“春风早度玉门关”了;你们的前往,会把和煦的春风带到玉门关。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祖国各地将处处是春风……

张爱萍还说:你们可能读过《封神演义》,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读这本书。《封神演义》里的许多神话,诸如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在今天有的已成为或将要成为现实。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的工作。将来,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我建议你们科学工作者都来读读这本书。作者想象丰富,敢于标新立异,我相信会对你们有所启发的。

张爱萍最后说,中央派我同你们一起去,我愿当好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

当时在座的、现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回忆说:“爱萍将军这个简短的动员,很鼓舞人心。他没讲大道理,只是讲了实际情况,但很有号召力和文采。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将军不一般,善解人意又会做工作。不像我所接触过的某些领导,‘通不通三分钟’,而是细致、真诚、入情入理地去做工作。跟着这样的领导干,有干头。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深入调查作风扎实

22l基地是由苏联专家负责选址的。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预防万一,中央决定在内地紧急建设另一处核研制基地。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讨论三线建设问题。9月,二机部工作会议作出《关于调整西北研制基地建设规模,加快建设四川新基地的决定》,要求九院在1965年提出初步设计方案并完成先行工程。同年8月,我带领工作组在川北开始选址工作。我们跋山涉水奔波了好几个月,在川西北选了梓潼、剑阁、江油、平武、安县、广元和绵阳五县二市作为902工程地址。范围几百平方千米,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江河纵横,经济、交通、文化各方面非常落后。

1965年8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902基地基建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和国家建委会议纪要,宣布成立“902”工委和指挥部,由刁筠寿同志任指挥长兼工委书记,袁冠卿等5位同志任副书记,我和徐庆宝等同志任副指挥长,并组建了相应的办事机构。

1965年底,参加902基地施工的人数已达2万多人,到后两年施工最高峰时,有3万多人昼夜施工苦干,保进度、保质量。1967年,902基地实行军管,下设生产委员会,负责基地日常建设工作。12月1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九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9部队”。1969年4季度,院部由青海221基地搬迁到902基地。

1974年,902基地基本建成,从青海221基地运来的主要仪器设备也都在902基地各处安置就绪,发挥着正常的作用。为了全面提高我国核武器研究的水平,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又多次对902基地追加投资,不断完善其功能。科技人员在902基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攻关,为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储备技术、培养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902基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兴建的,整个工程分布在川北几个县的大山里,环境恶劣、工作分散,各个研究所各自为政,除了没有火葬场之外,其他什么都有,就是一个小社会。各所之间互相联系都得用汽车,各所领导到梓潼院部开会,连去带来就得两天,同时,职工生活、子女教育都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这种“羊屙屎”的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九院核武器的研究工作。

1983年4月,国防科委主任陈彬来九院视察,我和邓稼先院长陪同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分布在五县二市的九院相关研究院转了一遍。最后汇报时我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方圆几百里,没有汽车不能工作,一个人的活得几个人干,效率太低,浪费太大,不如集中到计算所所在地绵阳。陈彬主任说:“这是件大事,我做不了主,还是请张爱萍同志来吧!”

张爱萍将军当时正在陕西视察国防工业,不久来到九院调查研究。他一个所一个所地跑,仔细了解各种情况,亲切慰问了在艰苦条件下奋力工作的科研人员,并挥毫为院部和各所都题了词。张爱萍的题词言简意赅,大大地鼓舞了各所干部职工。

深谋远虑科学城崛起

张爱萍办事一贯果断干脆,从不拖泥带水。回到院部就连续召开了几次院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道理越说越明,大家经过民主讨论,一致认为:九院必须改变现在这种分散的被动布局,尽快调整布局,做到相对集中,提高科研效率,稳定科技队伍,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加快我国新一代核武器和战略威慑武器的研制速度,以适应中央军委赋予九院重大任务的需要。整个会议,口径高度统一,从上到下群情振奋,都感叹这步棋早就该走了。张爱萍将军也很兴奋,他握着我的手问:“李英杰,你敢不敢干?”我答:“这有什么不敢的,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我就没有把个人得失放在工作之上。”

6月13日,张爱萍给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报告:“经与九院领导及四川省委领导同志商量,均认为必须调整九院基建布局,原则是凡因分散而不利于尖端武器研制生产者,一律集中到绵阳市郊,与正在那里建设的九所、计算中心(含亿次机)靠拢,其经费约3.5个亿,第一年,只需几千万即可,建议国家予以批准,以便九院作具体规划。”中央军委、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该报告,第一年投资列入国家当年财政支出。如此举足轻重、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大问题,只用5天就落实了!

1983年6月初,九院党委决定成立布局调整5人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成员有高潮、吴益三、龙文光和贾凤昌,并抽调相关人员组成办事机构,着手论证和编制布局调整方案。7月9日,方案经院领导小组审核后上报。8月中旬,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及核工业部领导在听取九院汇报后,于8月19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九院建设布局调整的请示》。请示中提到:“九院作为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集中了许多优秀人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已经为我国加强国防力量,提高国际地位和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支极可贵力量的作用,更有效地发展核武器和科学技术,应尽快对九院进行布局调整,合理集中。虽然近几年要花一些钱,但长痛不如短痛,看来这个钱是非花不可的,否则越拖越被动,钱不会少花,效果却会更差。”同年9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该请示。由于九院布局调整请示是1983年9月正式批准的,所以这个工程也叫839工程。

10月9日,张爱萍在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再次亲临现场踏勘选址,选定绵阳市郊涪江东岸的松林坡为九院主建筑群所在地。张爱萍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个地方有几大好处,一是离计算中心近,对科研工作很有利;二是依山(老龙山)傍水(涪江),隔江与绵阳市区相望,既不会影响市里现有主建筑布局,又可以保证九院人员各种生活用品的充足供应;三是选址在四条沟三道梁上,土石工程量不是很大,不占用农田(指水稻田),北面还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为九院以后的发展储备了丰裕的备用土地资源。

选址结束以后,张爱萍又亲自主持了绵阳有关方面的干部会议,动员各行各业支持这项意义极其重大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九院最终落户绵阳的消息在社会上公开以后,在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中引起不小波动。有的绵阳老百姓认为,九院干的都是“有毒”(放射性)的工作,要死人的,一时间人心惶惶。张爱萍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又可气又好笑。为了安定人心,他果断决定在陆军150师大礼堂召开有2000人参加的绵阳市党、政、军、民、学大会,九院也去了很多人。会上,他指着九院的人讲:他们搞核武器好多年了,都活得好好的,不要再相信和传播谣言了!绵阳的民心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至此,839工程正式开始实施。1983年12月23日,我们向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报送了《839工程设计任务书》。1984年2月26日,两委批复同意。12月27日,国家计委发文将839工程列为169项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5年3月21日,绵阳市政府颁发《839工程建设许可证》。1985年,核工业部批复同意6月30日正式开工。这样一个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重点工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开工建设,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点工程建设中极为少见,这与张爱萍的努力分不开。他在百忙之中先后十次听取有关报告,并及时对各种问题作出指示,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工程建设。所以,从1985年6月正式动工,到1994年底工程通过国家验收,这几年中基本没有发生由于各部门扯皮推诿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的事情。839工程开工典礼,张爱萍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其中提到“科学城”一词,得到了四川省和绵阳市的认同,绵阳市又名“科学城”,至今名扬国内外,即由此而来。

1986年夏天,张爱萍亲自来到九院,现场听取建设工程汇报。他对工程质量、环保都很重视,重申一定要搞好,还形象地说,好的环境也可以通过建设搞起来,比如杭州西湖,如果当年没有白居易、苏东坡带领老百姓疏浚挖掘,早就被淤泥填死了。各个单位都要重视绿化,搞植物围墙,树小的时候先用铁丝网护着,等树长大了再把铁丝网拆了。松林坡原有的树要尽可能保护好,少砍一棵是一棵。在张爱萍具体、细致的指导下,839工程从施工到建成使用,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雷厉风行调整布局

20世纪80年代后,九院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及九院所属体制的影响,九院面临比较严峻的情况,特别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事业费按人头拨款偏低,职工工资都得不到保证,整个科研队伍人心不稳,不少优秀人才流失,直接影响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1987年4月底,院党政领导在学习了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后,经过集体讨论研究,正式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九院实行计划单列的建议。在建议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向张爱萍作过口头汇报。张爱萍当即表示同意,并指示要抓紧时间办理,报告写好以后,可先送给他看。同年5月,张爱萍在九院呈送的《关于核武器研究院实行计划单列试点的建议》上亲笔批示:“国防科工委衡高、绍祖同志并报姚依林副总理审批,我赞成计划单列(这实际上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带帽下达相同的办法)。这样有利于继续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不能设想,没有核武器就能继续保持我国的国际地位”。

我认为张爱萍的批示太重要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核武器在我国安全和国际地位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地批评了当时从上到下某些人极为危险的糊涂认识——“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国家富裕了,我国就是一个强国大国了,核武器可有可无”。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5月,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惨痛教训,更加证明了张爱萍这一论述的先见之明。

1987年12月23日,九院领导集体签名将报告送到国防科委领导并转呈李鹏总理。1988年1月5日,张爱萍批示:“我不知国家还是否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弹道火箭,如仍要发展,保存独立的研制精锐力量是必要的。”从张爱萍言简意赅的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旗帜鲜明的态度和焦虑的心情,这令我们九院领导感到分外欣慰。客观地讲,张爱萍对我院的关注并不是出于个人好恶或私心偏袒,而是完全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层面的考虑。

报告上送以后,我又专程赶到成都,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对此很重视。后听刘西尧同志反映,杨汝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曾反映过九院体制的问题。

1989年2月23日,胡仁宇院长将李鹏在1月26日与王淦昌等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张爱萍阅看。在谈话记录中李鹏说:“我们倾向把九院拿出来,因为他们在四川,从核工业总公司独立出来更好处理些,体制解决一下,直属国务院,挂靠科工委,机动性大一些,好一些。”张将军看完记录后,立即写信:“李总理,你的决策,我完全赞同,此事以速决为好,久拖不决对工作不利,请恕直言,供考虑。”事情有了转机,我们很高兴,为了促成这一问题尽早解决,在1989年3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我联合四川代表团的30位人大代表,将解决九院体制归属问题写成正式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大会闭幕后全国人大办公厅将提案转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解决,并书面通知了我。

1990年2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管理体制,改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是相对独立的科研事业单位,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九院体制归属问题,历时两年九个月,几经周折反复,终于成功。回首这一有关九院前途重大决策的办理成功,我深切地体会到张爱萍将军功不可没,他的几次重要批示,发挥了很大作用。要知道没有张爱萍将军这样德高望重,对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又完全出自公心、为国家最高战略安全考虑的老领导出面,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做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工作的。

这件事和839工程一样,是和张爱萍将军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一切从最高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归根到底一句话,没有张爱萍将军就没有九院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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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英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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